直到敌人摔下船去或掉转船头
徜徉而去，
让和平之声甜地释放
枪后的人！
——约翰·杰罗姆·鲁尼《枪后的男人们》
在我13岁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海洋学家的时候，我就知道真正的海洋研究所只有两家，即美国海洋科学的两个梵蒂冈：科德角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坚实的砖混建筑、混凝土码头、历史上著名的鳗鱼池对面的大型研究船；另一家是圣地亚哥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斯克里普斯不高的实验室、办公室和图书馆坐落在一处风景优美的断崖上，俯视着它位于拉荷亚海岸的码头，上面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该研究所的科研船队停驻在洛马岬的海军潜水艇基地里。
在我回到圣地亚哥后不久我第一次参观斯克里普斯蜿蜒曲折的树荫校园，那时我正在写一个关于深海采矿的故事。这座闻名世界的海洋站远比我想象的规模小。
“你可以把地球上所有的城市碾碎，把碎片撒到海里，海洋能完全容纳这些碎片，且不会发生明显变形。”我采访的第一个斯克里普斯科学家这样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稀释法是解决污染的通用方法。”他接着说，引用了当时在科学家中广泛流行的公理。
另外一条已过时的理论，还在物理海洋学家中流行，该理论认为海洋中鱼类的数量过大，且繁殖速度快，可以经得起人类大规模的捕捞，除非是在特定海域或特定阶段进行持续捕捞才会让鱼类吃不消。营养物上涌、幼虫随水流和风浪而离散，加上海水温度和化学物质的变化，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加利福尼亚沙丁鱼等鱼类的出现或消亡，这也是为什么认知海洋的物理性质是如此重要，科学家们如是说。
这些让我感到有点奇怪，与我以往读到的关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流行书籍中的相关内容有所出入，这些书籍的作者有雷切尔·卡森，雅克·库斯托和海洋生物学家蒙特利的埃德·特利克特，他的朋友著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还将埃德的形象写进了他的《罐头工厂》。
当我在写关于斯克里普斯的故事时，我才揭开了美国战后海洋科学的隐秘历史。
我在为《圣地亚哥》杂志写一篇关于原子弹发展的专题报道期间，采访了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主任比尔·尼伦贝格。他是一个粗暴的光头物理学家，顶着几绺灰白的头发，喜欢穿卡其色工作服，他曾经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助理秘书长，还是反水雷专家，曾在曼哈顿计划中建设原子弹，这些资历也为他赢得了海洋科学家的头衔。同时，我还发现伍兹霍尔研究所的主任是前海军上将，擅打反潜艇战。
1903年伯克利动物学家威廉斯·里特创办了海洋生物站，得到了斯科里普斯报业的资助，这成为了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前身。海洋生物站早期的工作致力于帮助海洋学在美国主流科学中占据一席之地。里特坚持将全部生物体与它们的居住地、环境的关系综合起来考虑，后来发展为了生态学。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海洋科学一直基于海岸生物事业，包含对鱼类、无脊椎动物、植物生命和陆地与海洋交界处的研究，几乎没有深海船只能离开大陆架对海洋进行深度探索。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攻击了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世界从那之后永远地改变了。
斯克里普斯、伍兹霍尔和其他海洋站也随即加入战事。斯克里普斯的罗杰尔·雷维尔，这位高大、风度翩翩，充满好奇心的现代海洋学之父，在落马岬潜艇基地建立大学战争实验室后，成为了海军的第一个海洋学家。在他的同事之中，还有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名叫沃尔特·蒙克的研究生。
“现在在物理海洋学中，研究声学、水温、水流、海底结构、可见度等一切可能影响潜水艇或船舶操作的因素都开始受到关注。”我数年后采访蒙克时，他这样回忆道。
通过研发声呐和声音定位装置来追踪敌军潜水艇，斯克里普斯和伍兹霍尔的物理海洋学家帮助美国海军在数次海战中屡屡获胜。他们还研发了水下相机和炸药，放污染涂料、潜水技术和为盟军两栖登陆所做的冲浪预测，包括二战诺曼底登陆日。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又继续与苏联打冷战，并在太平洋战争中测试了美国的原子武器。1945年冬，雷维尔被指控在比基尼环礁进行海洋核弹测试的影响力研究。“美国当时几乎所有的海洋学家都会聚在那里，尽管当时海洋学家的数量并不多。”在我在他位于拉荷亚可爱的海滨之家里采访他的时候，他嘴角泛起意味深长的微笑，如是说道。
感谢战争为海洋科学带来的发展的同时，海军将战后剩余的深水船舶供给了海洋学者朋友，在1946年，建立了美国海军研究局（ONR），成为了冷战中海洋科学的主要资助方。到1949年，美国海军研究局资助的科学基金占全美总数的40%。美国海军研究局除了捐助斯克里普斯和伍兹霍尔研究所外，还资助华盛顿、俄勒冈、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纽约和罗德岛的大学建立了海洋科学研究计划。
“几乎所有海洋站的主任都由物理海洋学家担任，海洋生物学家现在有种二等公民的感觉。”斯克里普斯研究所高级馆员狄波拉·戴这样告诉我。
1955年，罗杰·雷维尔帮助海军在圣地亚哥西南450英里处选址建立深水站，用于棚屋行动，试发射深水核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本不应超出海面，但实际却事与愿违，冲出海面的冲击波像暴雨一般给周围的观察船来了一场辐射浴。两天后——1955年5月16日，一股辐射穿过圣地亚哥。雷维尔告诉我他为棚屋行动聘请的几名科学家后来死于骨癌、白血病等辐射引发的疾病。“那些核弹测试让那个反武器的我荡然无存，”他说，“这种感觉十分强烈。我认为不应该有人再去研发核武器。”
然而，就在1年后的1956年，伍兹霍尔主持了诺布斯卡计划，顶尖海洋学家和武器科学家长达一整个夏天的蛰伏，形成了潜水艇运载发射的核弹头北极星导弹概念和实践研发，这也让冷战的两个对立阵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攻击性核武器已不再被空军垄断，海军也拥有了攻击性核武器，从那时起，从海、陆、空发射的核武器作为“核三角”三足鼎立。在之后的30年间，海军一方面致力于保护自己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的核潜艇，同时通过卫星、直升机、水面舰艇紧追苏联潜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苏联潜艇展开攻击。
民用海洋站也变得一边倒地为军事发展服务。通过最严苛的忠诚调查的物理海洋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仅服务于海军，还为空军、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PPA）以及美国国防部研发中心效力。科学家们还配有一艘日益壮大的、海军资助的远洋考察船，其中包括深海潜艇“阿尔文”和它的母舰“亚特兰蒂斯”。
物理海洋学领域的发展为地球科学做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板块构造论（大陆漂移说）得到了验证，罗杰·雷维尔确立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升高与工业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联。雷维尔在哈佛大学做了关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讲座，当时听讲的学生中有阿尔·戈尔。
但是，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和近滨环境中开展的各种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都被人们忽视了。尽管美国海洋学力量在冷战期间得到了极大的扩充——无论是在人力、物力（船只）还是资金方面，但是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公众关注。民用海洋站成为了海军深水世界的一部分，不能将公众的视线引向近海海边，公众变得不再关注海洋中濒临灭绝的生物资源。科学家们没有让我们看到海域、河口、盐碱滩、红树沼泽、野生海滩、海草草甸、障壁岛、海丘、珊瑚礁和栖息于此的90%的海洋野生生命由于一连串的环境破坏而急剧减少。尽管我们无须对这种可怕的忽视负全责，但我们都品尝着自己种下的苦果。
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搬进了日落崖的一处岩屋中居住。棕色墙板，3间出租房，屋子下面18.3米处就是大海。进门走廊上有一处沙地花园，起居室装有落地玻璃（沿窗摆着一列[20]石决明），向窗外望去，你可以看到木甲板和长满冰叶松叶菊的悬崖、海景和一处开阔的空地，空地前曾是一条居民区街道。和许多加利福尼亚海岸线类似，日落崖渐渐被风化侵蚀，在我们下面形成了一处洞穴。这座岩屋在冬天暴风雨的夜里会跟着震颤，海浪还会撞到屋子上。另一处坐北朝南的三层粉色泥灰公寓悬挂在悬崖边，风水欠佳，建成几年后，就在一阵巨大的隆隆声中倒塌了。
对于我和我的室友——曼尼·拉莫斯，一个来徒手冲浪的古巴裔美国律师，查理·蓝顿，一个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冲浪客和当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附属机构的电视摄像师——这个岩屋是绝好的度假、聚会地点。我不止一次在清晨长满冰叶松叶菊的悬崖上捡科罗娜空啤酒瓶，摇醒宿醉人。幸运的是，这些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们都没有摔下悬崖。悬崖下是一望无际的神秘荒原，我们还都记着我们起居室壁炉上方玻璃上映出的悬崖那头的景色。
每到傍晚，褐色的鹈鹕排成V字形飞过我们的甲板，飞往它们沿悬崖而建的窝。在冬天，我们向外远眺，看到灰鲸向南迁徙，它们在阿拉斯加填饱肚子，游向墨西哥巴哈潟湖温暖的湖水中交配繁衍。2万头灰鲸被列入了保护范围，多亏了鲸鱼和海洋哺乳动物保护运动，这些一度濒临灭绝的鲸鱼族群又再次风生水起。我时常观察那石板色的海水，寻觅鲸鱼喷出的团团水柱，在鲸鱼将身体跃出水面时，我会在它们落入海面水花四溅前数数有多少条尾巴。有人说鲸鱼这样跳来跳去是为了弹走皮肤上的寄生虫，也有人说它们只是单纯地喜欢这样的运动。
在春天和夏天，当镂空的海蓝宝石似的海浪在钻石般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留下鸡尾形的水花时，我就和查理或曼尼爬下砂岩悬崖，拿着脚蹼，从岩石上跳入海中，追赶螃蟹岛边的花浪。螃蟹岛是一处露出地面的岩层，就在我们屋子北边。有时我们还能在回家的路上沿着漂亮的大陆架遇上搁浅的海狮或潮池章鱼。
我的这几位舍友也不是省油的灯。一次我让查理教我怎么用冲浪板冲浪，他就把我带到一个暴风潮里，然后开始滑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的脚踝牢牢地捆在仿佛一条加长的水泥船板上，在狂暴的2.4米近岸开花浪中一路冲到了圣克鲁斯湾狭长的沙滩，路上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杀了我的舍友。
有一次，我不得不把查理的长冲浪板向下扔给两个救生员，他们正在救一个从我们甲板下方狭窄的砂岩小径掉入海中的年轻女孩，还有一架海岸防卫队直升机在附近盘旋。她在送去医院的途中丧生。还有一次，我们看到一艘游艇在海浪的拍打中断裂。查理举着他的摄像机，我则拖着完好的甲板。到我们加入佩斯卡德罗大街下方的海滩护理人员队伍中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打开了相机上的便携灯来照明，他们用船桨努力向受害者胸部伸去，那是遇害者中最沉的一个，穿着泳裤和白色T恤。但一切都太晚了。船上6个人中有3个都溺水身亡。
这个时候，我已在人民二百周年委员会（PBC）工作了1年，该委员会由我打破旧习的朋友杰里米·里夫金创立。PBC讽刺了社团发起的为庆祝美国革命的沉闷庆祝活动，并为之提供了新的选择。例如在1973年，我们就率领2万人的年轻人在雪中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二百周年纪念地，把55加仑的空油桶扔进波士顿湾，以此抗议近海石油钻探，对抗大型石油公司的力量。
我父亲担心我忽略了我的新闻工作，我也理解，但向父亲解释说我在PBC的工作只是我做自由职业者的一个小插曲，但自由职业者实在入不敷出，在PBC工作还能补贴一下我的生活，同时也是在做我喜欢的事。
随着我慢慢成熟，我和父亲之间停止了争吵，我们开始享受彼此的陪伴。在母亲去世后，父亲不仅在情感上给予我支持，同时他也是值得我尊敬的人。尽管马克思是个秃头、爱搞怪、魅力四射的男人，但我认为他从未从伊娃的死中走出来。我在纽约的时候，喜欢把朋友带到他的家里。他给我们做牛排和薯条，还给我们喝伏特加、吃咸黑面包。一次我和姐姐在他家的时候，我们问他是否支持越战。
“当然不支持，”他情绪有点激动，“我怎么能支持一场让我的孩子和这个曾经给我庇护的国家反目成仇的战争呢？”我当年23岁，那是我第一次深切感触到我父亲曾经的移民和难民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
1年后，在纽约一个炎热的夏天，父亲中风、心脏病发作。在医院里，我清楚地记得，他不仅偏瘫，还变得痴呆，且缺乏存在感。几周后，我们不得不把他送到阿肯色州史密斯堡的一家养老院里，那里有苏姨妈和阿尔伯特叔叔，他们都退休了。他姐姐可以在之后的3年间照顾他，我也可以每隔几个月从加利福尼亚飞去看他。我依偎在父亲身旁，和他聊起了他过去在科尼岛的成长经历和我们共同的回忆，像是第一次他带我去布鲁克林的羊头湾外钓鱼，我还钓到了一只康吉鳗。
养老院里有个叫肯的男护士，曾经是前海豹特种部队的成员，他曾与军事海豚一起工作，执行绝密任务，让动物游到北越水域内，把水下爆破弹系在敌人的码头或堤坝上，然后再游回它们的打捞船。“这么多年了，仍然让我为之触动的是那些水中哺乳动物的智力，”他回忆道，“你在它们的围栏里可以听到它们的叫声，在水下和它们一起工作，你发誓这些动物在对彼此说话。”在我为海军长达数10年（现在还在持续）的海洋哺乳计划的展会做报道时，我采访了肯和几位前训练员、科学家和军事人员，该计划中的海洋哺乳动物包括海豚、海狮、白鲸，甚至还有一对逆戟鲸。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采访的目标会在何时出现。
父亲安装了起搏器，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在他度过的最后一个逾越节，他坐在轮椅上，笑容扭曲，圆顶帽也歪到了一边，我帮他扶正，亲了亲他的额头。
在他的最后几天，他已神志模糊，我赶到他的医院病房，握住他的手，他也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好让我知道他还没走。我坐在他床边，给他读约翰·斯坦贝克的《胜负未决的战斗》，他就这样离开了。
“他走了。”护士告诉我。我仔细看他，几分钟前他还有呼吸，现在却只剩下一副躯壳。我知道护士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苏姨妈走进了病房，我出去大厅给狄波拉打电话，她已经搬去波士顿居住。她拿起电话，我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知道了。”她开始泣不成声。
1个月后，在我28岁生日那天，我和女友分手了。她是第一个让我心碎的女人。我什么也做不下去。之后我大部分时间都独自一人躲在房里，不让别人看到我流泪。我不再去海滩。我开始觉得过去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浸泡在水里，那是一种自我放纵的任性。最后，在我决定和好友约翰·霍格兰去尼加拉瓜报道桑定诺革命后，我终于摆脱了悲伤。约翰之前是个海军菜鸟，也是个冲浪客，之后他成为了一名旧金山的钢铁工人和摄影师，搬去了莫哈韦沙漠。我之前和他有过接触，一起拿到了记者证，1979年春，我们又返回了战场。
在我报道中美洲地区那些文明抑或极度不文明的冲突中，我在炸弹、子弹中穿梭，目睹被杀人小队杀死的受害者，咖啡庄园，弥漫着DDT杀虫剂气味的棉花地，拥挤的波多黎各人或墨西哥人聚居的贫民区，被烧过的森林，我才开始认识到战争、发展、人口、贫困和包括对占据我们蓝色星球大部分区域的海水等自然资源的管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1980年那个严寒刺骨的冬天，我途经危地马拉的奥拓普莱诺。我们搭上了一辆开出内瓦赫城的卡车，3天前，军队向内瓦赫城市广场的游行人群中开枪杀死了8个玛雅印第安人。“他们想要干什么？”我问当时一个开枪的士兵。“谁知道呢？”他用西班牙语说道，“他们根本不说西班牙语。”
我们沿着漆黑的之字形公路前行，公路陡峭、没有铺砌。我们遇上一队押人的敞篷卡车，上面载满了印第安农夫，还有军队士兵守卫，士兵们扛着以色加利尔冲锋枪，头戴羊毛拉克拉法帽，掩饰他们的士兵身份。这些“雇员”是玛雅军队的劳动力，被押去大西洋低地的棉花地里做季节性采摘工。在那里这些农夫可以有1个月不必忍受山里的野蛮镇压，但却要面对杀虫剂污染的棉花，累死累活做1个月的小时工，采摘出口农业作物。这些棉花地侵占了原本富饶的海滨热带雨林，让湿润的海滨变得干燥不堪。
越过边境线，进入游击队控制的萨尔瓦多山地，枪声取代了野生鸟儿的欢唱，时常萦绕在我耳边。饥饿的人们早就把野生鸟类吃光了。在洪都拉斯，我在一座二层小旅馆二楼的房间里住了一段时间，老鼠挠墙或在床头板下出没，狼蛛时不时来我的铁管阳台上做客。我们出去吃饭，点了牛排，当地人告诉我们要把牛排上的肥肉撇掉，因为DDT杀虫剂容易聚集在脂肪里。城里川流的小河无异于一个大污水厕所，不像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泥泞的、被寄生虫污染的湖畔，在那里我看到红十字会燃烧在暴乱中丧生的死尸，防止传染病扩散。
特古西加尔巴，和当地大部分充斥着难民的城市一样，空气中弥漫着灰尘、柴油和粪便的气味。“第三世界的生态，”就像一位巴西专家后来指出的那样，“始于水、垃圾和污水。”
在城边有一个大垃圾场，孩子们在成堆的燃烧垃圾里挖来挖去，寻找任何可以换钱的东西，以最不好的方式循环利用这些垃圾。
中美洲地区冲突的核心是土地、食物、水和人口爆炸带来的不平等。婴儿死亡率约为6%。10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活不过5岁。乡下和城市贫民区笼罩在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阴影中。这种境况，在过去的30年间几乎没有得到改善。
我还记得1983年我报道过美军在洪都拉斯海岸近尼加拉瓜段的一次军事演习，成千上万的美军空降部队从大型C-141喷气机上跳下，随行的新闻摄影记者还拍了一张敞胸的米斯基托印第安男人拿着鱼叉的照片，正巧有一只鱼从当时最先进的黑鹰直升机面前跃过。
进入21世纪后，尽管该地区已结束了恐怖血腥的战争岁月，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沿岸大部分的米斯基托印第安成年男子，还在艰难地维持生计，靠潜水捕捞出口美国的龙虾度日。“红金”已经发展成为5000万美元的海产业，是至今为止与世隔绝的米斯基托海岸最大的产业。浅滩早就没有龙虾了，潜水者开始潜入深达46米的水域，寻找龙虾的发源地，他们每天工作5～6小时，几乎未接受过安全培训，装备也极其简陋。他们在水下时间待了太长时间后，一下子浮出水面，呼吸的压缩空气中的氮气一下子涌入他们体内的脂肪组织，在血管里形成气泡，这些气泡随着血液循环，并聚集在关节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包括肺和脑，会让他们疼痛难忍，变成残废，甚至死亡。治疗减压病的传统方法是让病人进入加压舱里，舱内压强与水下1.83米的压强一致，从而让体内的氮气回到停滞状态，然后再慢慢减压，让病人吸入氧气，净化氮气。原理和打开一瓶摇过的啤酒瓶类似。如果你在瓶盖上戳破一角，嗞嗞响的气泡会逃出瓶子，整个瓶子慢慢恢复平静。打开瓶盖，你会看到一堆泡沫。
但是整个海岸只有两个高压舱，对于潜水员而言，去一次这样的高压舱路途遥远，价格昂贵。再加上不少潜水员认为减压病是海洋守护神（可能是美人鱼）对他们过度攫取龙虾的惩罚，想仰仗这片海洋维持生计、发家致富这种想法是注定要受到天谴的。结果，在大约9000名潜水员中，有400人患重病，包括严重瘫痪、耳聋、四肢受损，乃至截肢。
随着世界一多半的人口移居至不到50英里的海岸线附近，像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件层出不穷。这种人口迁移带来的影响让海洋和海洋沿岸的人们置身危险之中，这种危险不仅来自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消耗，还有自然和人为造成的灾难。
没有优质的饮用水和处理污水系统，没有对倾倒工业垃圾的控制，病原体和细菌就会漂到海里，并随着潮水来回传播，同样传播的还有工业溶剂、有毒化学品、含油废物、重金属和有害藻华（HABs）。有害藻华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叫作赤潮（也可能是褐色、绿色，甚至黑色），聚集着高浓度的海藻，包括鞭毛藻和硅藻，会释放强力的神经毒素。从农业到城市，人类产生的营养物污染成了这些藻类的食粮，滋生出越来越多的藻华。有害藻华会污染海鲜，杀死海洋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引发人类呼吸道和皮肤过敏，从中国海边到南佛罗里达，让无数人住进了医院。其他有害藻华相关的疾病还包括鱼肉中毒，偶尔的致命性神经中毒和麻痹性贝类中毒，已经习以为常的腹泻性贝类中毒和失忆性贝类中毒造成的永久性短期记忆丧失。
不足为奇，从民意调查的结果中可以看出，拉丁美洲和非洲最贫困的城市居民，与北美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的居民表达了同样的心声——我们要更好地保护环境，即使牺牲短期的经济发展。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大部分人也有着同样的觉悟，认为洁净的空气、水、肥沃的土壤、物产丰富的海洋和野生地带（包括自在的海滩和珊瑚礁）对于快速融入世界市场的贫困地区而言并不奢侈，而是想要有尊严地活着的必备之物。
约翰·霍格兰带着他的冲浪板来到了萨尔瓦多，海滩带我们逃离了战争造成的习惯性恐惧和情感淡漠，我们不再在炸弹爆炸声和自动武器枪声中蜷缩起来，不会再看到杀人小队屠刀下被肢解的尸体。我们有必要采取介于军事作战和反对派反抗之间的某种行动。
一次我在梦中梦见了父亲。他坐在我们道格拉斯顿故居的摇椅上对我说着什么，突然他脸上和胸前的肉开始脱落，逐渐露出头骨和肋骨，就像每天清晨军事禁令解除后，我们看到的丢弃的新鲜尸体一样。我姨妈苏也在梦中，她说，“你知道他在对你撒谎。你难道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醒来后，我在电话膳食公寓旅馆给约翰去了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搬去拉利伯塔德。
约翰喜欢在拉利伯塔德城外，萨尔瓦多以南车程45分钟的地方冲浪。我喜欢黄金海岸一带狭长的贴合人体的滚筒浪。在拉利伯塔德北面，一条现代的高速公路沿着充满岩石的海岸线蜿蜒数英里，与加利福尼亚北部有所不同，从这里到危地马拉边境，你会见到一个个小小的沙湾和荒废的沙滩俱乐部。向北开车一小时的地方有个日本人开的海滩俱乐部，在1979年战争刚打响的时候就建好了。一直对外开放，却一直空空荡荡。花上5美元，你就能在那里享用午餐，享受浪花四溅的沙地泳池——泳池依着一处潮汐架顺势而建，还能在新月形的冲浪海滩上享受劲道的激流。
拉利伯塔德的南面有着一望无际的曲线型白色和灰色沙滩、热带河口和延伸至海岛遍布的丰塞卡湾的红树林湿地。整个海湾是个浅浅的700平方英里的入海口，为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共用。红树林“托儿所”的抚育使之成为了一处天然的虾子工厂，加上河流补给的营养，虾子们迅速茁壮成长。萨尔瓦多的小型海军基地就坐落在米斯基托港口城市卡塔赫纳外面。
我去卡塔赫纳后的路上，就有人告诉我游击队发动了一场袭击，但当我和摄像师斯图尔特·泽伊廷到达卡塔赫纳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陆两军和国民警卫队之间上演了一次西大荒枪战大片，目标是争夺虾子和枪支走私业的主控权。不一会儿，我们看到了一个醉汉挥舞着大刀，杀死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士兵。他带着枪的哥们儿可以击垮任何阻挠的力量。
星期天我开始了在萨尔瓦多的第一次冲浪旅行，从拉利伯塔德向南一直到La Zunganera海滩。沿途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巡逻部队，他们拦下了一公交车的农夫，有大概55人，有男人，有女人，还有小孩，巡逻队让这些人在路边分组站好，大人把手放在脑后。巡逻队配有G3来复枪，他们拿着枪在人群前晃来晃去，开始对人群进行搜身检查。
我们驶入了一段崎岖的土路，穿过人口稠密的乡村，路过大片种植着玉米、蔗糖和棉花的田地，看到一架喷洒农药的小飞机正在向田里喷洒杀虫剂，也洒到了路边和田头的农夫身上。我们最终到达了“海滩城”，两个煤渣砖酒馆旁边矗立着一小撮茅草房和锡棚房。猪、瘦狗和鸡在沙街上自由地徜徉，沙街一直通到海滩。我们一路走到了炙热的沙地上，挂上毛巾。海滩一望无际，只能依稀看到远处地面上升起的薄雾。海滩边种有威忌州松和椰子树。三艘蓝白相间的渔船仰面躺在沙子里。头上顶着热带的大太阳，我们划起1.83米长的白色船桨驶出了海滩。水温大致在26摄氏度上下。在品尝了几口大浪之后，我骑上了一个浪面清晰的大长浪，在海面上划出一道长长的裂痕，在大约一小时后，这个大浪把我带到了位于出发地下面一英里处的海滩。
在走回去的路上，我见了几个颜色鲜艳的粉珊瑚和黄贝壳，经过空荡荡的泳池和紧锁的海滩别墅，这些别墅的主人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家庭，当时他们已经飞去迈阿密度假了。
当天下午，我们围坐在煤渣砖酒馆前的桌边，喝了几扎皮尔森啤酒，拒绝了孩子兜售的放在蕉叶上的龟蛋，听着露天自动点唱机里不知是谁唱龙施塔特的“蓝色海湾”，我们几乎忘却了战争，仿佛置身在一片和平之中。我发现一只体型庞大的动物随着浪潮跃出了海面，就在我刚去潜水的地方，于是我再次潜入海中。我以为那是只海豹，但是当地人坚持说那不是海豹，而是鲨鱼。“永远不要在夜海里游泳，”一个老渔民这样给我忠告，“鲨鱼习惯在夜间进食。”
“要是鲨鱼没有吃了你，奥登（一个右翼准军事组织）也会把你抓走。”一个年轻的渔民补充道。
我们驱车返回城市，落日把绿色的甘蔗地映成了血橙色，我们碰上了一大群农夫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客。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公共汽车被游击队劫持了，被扣在了路的前面。人群中有个像是出身中产阶级的女孩，十六七岁，深色的头发充满光泽，身穿牛仔裤和吊带衫；女孩和其他两个男孩站在一旁，哭得歇斯底里。我们问她发生了什么。“我借了爸爸的卡车……去海边玩……和我的朋友们。”她抽泣地说着，“我没有告诉爸爸……游击队偷了我的车……”
“她要被禁足了。”我告诉我的同事斯图亚特、雷纳托和彼得，他们也深有同感地点点头。我们停下车，衣衫和头发上都是潮湿的海水味，拿出相机、笔记本和录音机开始沿着公路前行。天色渐晚，我们依稀能看到远方有辆公交车，被拖出了公路。车前有一小团火焰，行李包裹散落一地。有四个站着的人，还有一个，也许是公交车司机，面朝地趴在地上。“记者！媒体！”我们边走边朝他们喊。
“回去。我们现在不接受采访！”游击队里的一个队员拿着来复枪喊道。
“你是什么组织的？”我们大喊。“FPL（大众解放力量）？你们确定不让我们过去吗？我们想和你们谈谈。”
其中的一个成员单膝跪地，用冲锋枪对准我们。
“好吧，我觉得我们还是退回去的好。回头见。”
很多年过后，我才意识到为什么当时我选择去那里。我失去了双亲，极度沮丧，和约翰一起飞到了尼加拉瓜。他和一直同居的女友分手后去了莫哈韦沙漠开采绿松石。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战争中的患难兄弟，理查德·克劳斯是个风景摄影师，当他走进未婚妻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公寓后，发现她躺在另一个男人的怀里。两天后，他只身奔赴战区。我们都几近而立之年，都是单身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嘿，戴维。我听说他们看到你和游击队搞在一起。”阿尔伯特·莎佛伯格提到我1983年被萨尔瓦多军队逮捕的经历时用黑色幽默的口吻对我说道。
阿尔伯特曾是海豹特遣队队员，一名杰出的圣地亚哥科罗拉多基地海陆空突击队员，我当时正为家乡的《圣地亚哥联盟报》写报道，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朋友。此外，我们都热爱海洋，尽管我们爱的方式有所不同。海豹特遣队队员首先是娴熟的划手，同时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战士。一次一个在海上石油开采业工作的商业潜水员这样跟我调侃道：“海豹突击队队员在水下能用69种办法置你于死地，但要是给他们一个扳手，他们就变得束手无策了。”我认为阿尔伯特对我多少心存嫉妒，作为记者，我能越界采访游击队队员，光是这一点，就够他羡慕嫉妒恨的了，相比之下，那些教他们怎么偷虾的训练内容简直不值一提。
金发、结实壮硕的阿尔伯特当时33岁。美国海军军事集团在堡垒一样的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里有一间凌乱的办公室，阿尔伯特是那里的负责人，每周都要飞去卡塔赫纳，和3名海豹特遣队队友一起，训练70人的萨尔瓦多海军突击队，又名“食人鲳”。他们给这支海军突击队配备了“黄道带”橡胶冲锋艇，海洋搜索雷达，高频通讯装置和其他海洋小部件。在他们的训练下，这支海军突击队还阻止了捕虾船劫持事件，让劫持虾船的船只向上驶入乌苏卢坦以南的红树林沼泽，向当地游击队发起直接战斗。
我告诉他，我还是觉得马蒂民族解放战线（FMLN）游击队随时可能过来攻占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睡在海边的营房里，”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如果他们破墙而入，我们可以跳入海中。在海里，没人能抓住我们这些‘海豹’。”
反叛军显然也清楚“海豹”在水下的实力。阿尔伯特在萨尔瓦多大学门外接他女朋友的时候，一个暗杀者走到他车窗跟前，直接对着他的脑袋开了一枪。他是华盛顿承认的第一个在萨尔瓦多战死的美国军人。
几周后的1983年6月21日那天，我的两位朋友，理查·克劳斯和在《洛杉矶时报》工作的记者戴尔·托格森，他们开的车碰上了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边境的一处地雷，两人因此去世。
9个月后——1984年3月16日，约翰·霍格兰在萨尔瓦多的苏奇托托附近反叛军枪战交火中中弹身亡，死前他正在为《新闻周刊》拍摄照片。
在他们去世前的几个月，理查德还和我一起住在海洋海滩的岩屋，约翰在附近的莱蒙格罗韦探亲。我们都去了海滩，之后又去了黑山路东的一个聚会，那时候那里还是干燥的海岸荒漠。聚会上歌舞升平，房主还养了一只狼犬，去屋外的仙人掌上小便，在回屋的路上你还能听到它温柔的咆哮声，告诉你它一直在那里。今天若是想找到当年这个地方，我得驾车穿越旁逸斜出的高档城市开发区。如果有超过10%的水域变得不再透水（比如，填充上水泥），那么水质将大幅度下降，有至少20篇学术论文论证过这个观点。无计划的城市扩张是我们常用的把海岸“爱到死”的方法。我们始终难以对自然之死感同身受——鲸鱼、水域和野生海滩——我们作为生物的一种，却乐于杀死我们的同类。
“约翰不爱自寻烦恼，烦恼偏偏找上了他。”我在他的葬礼上说道。约翰躺在棺材里，盖子敞开着，我仍记得抚摸他的头发时，感受到的那种柔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自讨苦吃，是我们自己用铁锹把麻烦挖出来的。理查德去世的时候年仅33岁。约翰也不过36岁。
在岩屋室友查理的帮助下，我做了一个名为《约翰·霍格兰——前线摄影师》的纪录片。在片子里，我采访了约翰14岁的儿子厄洛斯。他谈起了约翰为他雕刻的一只小小的黄色潜水艇；他把小艇抛到旧金山的海里，小艇总是自己游回来。“那个小黄潜水艇。”他感慨着叹了口气。他说以后他也要成为一名像他爸爸那样的摄影记者，我真心为这个孩子感到难过。
2008年，我和厄洛斯吃过一餐饭，他为《纽约时报》拍照，刚刚从巴格达回来。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和他爸爸一样优秀的职业摄影师，开始拍摄关于战后萨尔瓦多街头党的影像集。有一次我叫他来参加聚会，他在机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来不了。他要飞去新西兰避暑，和那里的一个哥们儿一起冲浪。
“他给你准备冲浪板了吗？”我问道。
“我带了我自己的。我的意思是，为了安全考虑。”他说道，那一刻我恍惚觉得和我通话的不是厄洛斯，而是他爸爸，我的好朋友约翰。
1984年，我的纪录片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和探索频道播出的同时，我自己还做了一次摄影展，把约翰和理查德的摄影作品，展现在大众面前，并把这次展项的成品命名为“战争的两张脸孔”。
“还有件事，是有个约翰和理查德的朋友提的建议，”我在展览开幕式的导语中这样写道，“下次你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贝鲁特或其他第三世界动荡地区的报纸或杂志上看到一张给你触动、让你思考的照片时，请看仔细了。在照片底部或边缘可能印着一行小字，可能是个名字。读读那个名字。它可能是约翰·霍格兰或理查德·克劳斯，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初衷，他们到了那里，冒着生命的危险，向你展示了人性的另一副面容。”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躺在沙子上，仿佛我也已经离去，又像是漂浮在大海上的浮萍，等待卷入下一波浪潮。好在大海还是那样的清澈，能够抚慰我的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