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禹
从西方文明发展角度来看，当年古希腊与古罗马的那些灿烂文化，直到今天依然是他们欧洲人内心的光荣与骄傲。
中世纪时，为了从野蛮人那里重新夺回耶稣基督复活与升天的圣城，在教皇的鼓动之下，一批批的十字军团，从欧洲一路杀向耶路撒冷。令那些古罗马人后代没有想到的是，在以后的岁月里，非但圣城依然在敌人的手上，更悲哀的是穆斯林们一路攻杀，最终将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给打了下来，以杀戮与鲜血将待续了2200多年的古罗马终结了。
受到严重刺激的欧洲人，随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拉开了地理大发现、思想启蒙与工业革命的运动，由此沉睡了近千年的欧洲慢慢地苏醒了过来，随后开始了之后数个世纪对世界的统治与支配。
欧洲的再次跌落始于21世纪，那是因为随着一头东方睡狮的醒来，中华文明开始复兴了。
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在不同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中，此消彼长的变化着，交互递进着。
从大历史视角看，西方的本质是海洋文明，具有很强的攻击与扩张性，而中国的特点是河流文明，在一片源远流长中更包容，也更平和。
总的来看，欧美的成长是在一种混合着拉丁文明与基督徒精神的环境中一路走来的。而东方的文明，则是在一片儒释道的法统环境中，一路前行。尽管佛教与道教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顶层皇室与底层民众的行为与思想，但综观大历史，中国文化更多的还是在儒家的道统文明之中，一路来到了今天。
说到道统，在全球化第一次形成的大唐盛世里，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做过这样的表述。他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儒家思想提倡民重君轻，道德仁义，在他的笔下，古往今来的圣贤不多，惟尧、舜、禹、汤、文、武、旦、孔、孟九君而已，当然了，韩愈认为自己算第十个。
打量一下韩愈给出的九圣人名单，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化当中，除了道统之外，还有一点区别于西方文化，那就是中国这边特别讲关系。
唐尧自己没有儿子，无法依血缘传位，他有两个女儿，而虞舜是他其中的一个女婿，由此他将帝位传给了外姓人，出现了令后人感慨不已的禅让制度，而夏禹的父亲鲧长期来就是唐尧手下的一个官员，自然也就和尧帝的女婿虞舜相识，结果在治水的过程中，由于采取了堵的方法，失败后被舜帝给废了，之后经别人推荐，舜帝又启用了鲧的儿子大禹。
西方人常感到中国的人文环境中，关系一节十分复杂又相当重要，事实上他们不知道，在禅让制那会儿，尧舜禹三人之间，就早混在了一片人际关系之中。
从大禹开始，由于他有个儿子，尽管他还是象征性地将帝位禅让给了一个外姓人，但当时的明眼人都知道，天下的实权尽在他的儿子启手中，结果他去世不久，儿子启就继承了他的帝位。自此中国走进了以血缘基因为传承依据的家天下制度当中，直到四千年后的孙中山带着他的一帮子新时代的革命党走向共和。
韩愈眼里的另三位圣贤文武旦，之间关系也很不一般。父亲姬昌生前不敢称帝，其实那时莫要说称帝了，就是称王都不敢，因为当时天下的一把手商朝的殷纣也只敢自称为王，所以姬昌对外只敢自称殷西伯。真正敢对外称王的是他的二儿子姬发，原因很简单，姬发后来起兵，以少胜多，一举将商朝军队打垮，最后逼得殷纣王自杀于宫中。夺取天下之后，姬发依然不敢称帝，只是自称为武王，文王的称号则追加给了已故的老爸。提到旦这个人，其实他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姬旦，也就是后来哥哥去世之后，一边辅佐大侄子周成王，一边完成了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的那个皇叔。文武旦，三人都姓姬，也是多年来一直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的父子三人。这么近的关系，竟然也先后成了圣人。
再接下来的孔孟，即后来中国历史之上大名鼎鼎的孔子与孟子，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孔老师与孟老师。
不像前边说的那些圣贤，孔与孟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有地缘关系，两人从小都生长在今天山东西南部的滕州与曲阜周围，即当年鲁国的南部。孔子自己没有著书，《论语》是他的一帮学生编写的回忆录。他的孙子孔伋，笔名子思却是孟轲的老师，由此从地理上看，孔孟是同乡，从学术看，孔孟都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从关系上看，孔孟前后由孔子的嫡孙子思串着，那是各方面都联得很近的师承关系。
还是关系，中国的关系学的出处是有渊源的，事实上直至今日，一片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依然是中国官场、商场及多领域当中最大的背景，由此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有人文环境。
中国人自古就很在意对这种人文关系的保护，几千年来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保护着这方面的环境。
几千年来，儒家一直是官场当中的显学，而道家则在中国历史当中扮演着隐学的角色。不过不管是显学还是隐学，鉴于生命来自水源，所以强调仁爱中进取的儒家将水形容为社会民心，他们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古热衷治水；而更为逍遥而无为的道家，则更愿意把精神放在山水的领略与风水的研究方面。
如何更好的治水，是这片土地之上，上至龙庭下到民间，极为关切的事情之一。特别起源于黄河上游的中华文明，将治理好眼前的这条脾性古怪、沙多淤重，变迁无常的黄龙，一直视为是这个民族肩负的极为重要的使命之一。
黄河起源于青藏高原，途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最后在山东省北边的东营市进入渤海，全长近5500公里。可以说，中华文明正是在它身边一点点发育壮大起来的。
与中国其他流域的河流相比，从历史上看，黄河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很大，同时给历朝历代百姓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极大。想当年，中国的音乐家们在创作《黄河》的作品时，其内心一定是相当复杂的。
与自古来就很温顺地流经中国核心地域的长江不同，黄河以其无常的烈性，极少被驯服过。千年以来，史学们提及这条大河，最多的形容就是六字，常淤、常决与常徙。
尧舜禹文武旦之后，中国的所有执政者最操心的就是黄河会不会使性子，改道中又将我的首都给淹了。因而聪明的执政者，为避黄河骚扰，总是将自己的都城迁徙到不受黄河之扰的高处去。
自公元前841年，西周官员就开始一笔一划地对黄河周围的社会与自然的变迁，认真地用文字记载起来，两千多年里根据历朝历代史官所记，黄河决口泛滥竟超过1600多次，较大的改道近30次，所以中国北方的老百姓提及这条母亲河的脾气来，常常哀叹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关键是黄河改起道来特别没谱，往上边改，曾经从北方的天津大沽口入过渤海，往下边甩，有时候竟然跟着南边的淮河一起，顺着长江从江苏入了东海。
黄河在经过黄土高原之前还好，一过了这片黄土地后，一条河里就全是沙子，结果就是泥沙大量的淤积，洪水期淤滩，枯水期淤槽，长此以往，河床开始一天天升高，接下来就不用多分析了，一定是一次又一次灾难性的决堤。
由此，苦了黄河两岸的百姓。
所以从官场到民间，中华文明的成长当中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治水，谁有本事将这条无常的河流治好，谁就是中国的功臣，大功臣。
这就是咱们这个民族成长的生态环境，这就是此间一代代人类的共同使命，这就是中国历史之上无数具有丰富想像力的黄河子孙们的美好幻想，人人盼望着华夏神州来一位能将治水大任担当起来的英雄。
于是，当中华文明在发源之初，黄河周围尚没有文字，有的只是口口相传的神州时，一位前边唐朝文学大师韩愈所说的圣人出现了，他就是心中想着民众，三过自家门而不入的中国史上重要人物——大禹。
按理说，中国文字最早出现于商代，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值得存疑，但这并不妨碍后人们对那些历史中传说着的诸如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八仙过海等神话取一种认可的态度。同样，关于是否有大禹这个人，是否他治了水，最后是否他结束了禅让制度，将中国历史引入了家天下的社会，一切皆为传说，我们后人且听之，且颂之。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那就是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太史公的司马迁，对有文字之前的中国神话中大禹治水一节是深信不疑的，为此他还特地花了大篇幅给大禹立了传。
在中国第一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里，有关大禹的前前后后，描述得是相当详细的。
禹出生在尧舜时代，父亲鲧与尧帝关系不错，就被任命为当时政府的水利部部长一职。面对国家频繁的洪灾，鲧部长采取的是一般思维当中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堰政策，结果动用了无数的人力物资，水依然没有治好。
舜帝上台之后，对鲧部长的不得力极为愤懑，结果不但撤了职，还找个理由将其双规了。然而，老天爷不在乎政府的人事变动，大水还是照样修理着世间，结果搞得天下百姓们对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怨声载道。
面对洪灾，连颇有治水经验的鲧部长都干不好，可见治水之难了。见势不妙，自然没有人愿意冲上来顶这个缺，结果有人跑到舜帝那里建议，干脆还是让鲧部长的儿子禹接着干吧，毕竟他们是治水世家，经验比其他人多。
长考之后，舜帝只好把禹叫来，让他戴老父的罪，立自己的功，继续帮助国家治水。而这时前高干子弟禹刚刚结婚不久，马上就要当父亲了。此刻见舜帝发话了，自然怀着一种即感激又担忧的心情上了任。
与父亲鲧的治水办法不同，禹的思路是，既然老爸用堵截的方法治水9年未见效，那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将水一路疏通而下，排入大海。计议已定后，此后的禹部长就和各省市的领导干部们共同奋斗，面对大水做起了疏通方面的工作。
还好，有其他领导的支持，有广大群众的配合，最关键的是有舜帝同志的耐心，最终前后花了13年的时间，为祸神州大地的水患得以治理。
这当中，禹部长一次家也没有进过。半夜里有没有偷偷回家抱过儿子不好说，至少当着外人的面，他每次都表现出一副先人后己、天下为公的情怀，三过家门而不入，由此建立了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好干部形象。
在司马迁的笔下，禹部长的形象骤然地高大了起来，他写到：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帝舜荐禹於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自此禹部长当上了华夏国的禹主席。十年之后，禹主席带着一帮子家臣从中原跑到浙江那边打猎，不知是误中了自家人的弓箭，还是自己小病不治终至病情恶化，总之他老人家一头睡在了病床之上，再也没有起来。当自知不行时，禹主席跟周围人交待了后事，他推荐一个叫伯益的人为自己的接班人，以不坏三皇到五帝之规矩，继续实行禅让制。
可伯益一是没有什么大的功业，二是资历尚浅，第三最重要的是禹主席生前就让自己的儿子启承担了很多重要的工作，所以咽气之后，各省市的干部继续一个个地跑到了启的办公室去汇报工作，一看这情形，那个叫伯益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家族的安全，干脆来了一个顺水推舟，向各方面的负责人表态，自己能力不够，还是让当年禹主席治水时，三过家门也不没好好抱一抱的儿子启，继承他老人家的事业吧。
就这样，以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而誉满天下的禹主席，虽然治水有功，但自此也开创了依血缘与基因而实现权利传递的家天下制度，由此一发不可止，哪怕是改朝换代，依旧是家天下的封建思想，这一切一直待续到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终于结束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家天下制度，走向了共和。
回头一看，建立了凭血脉而传位的封建家天下制度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治水有功于民族的禹部长，禹主席，后来史上尊称为大禹的先生。
不管怎么说，大禹在儒家的法统说中，居于尧舜与孔孟之类的圣贤之列，身后一直得到后人祭拜，毕竟是在起源于河流，把水看得极重的民族里，生前能把水治好，善莫大焉。在中国人眼里，这是大义，至于什么家天下血统论之类，实为小节。
今天，在我们这些环保主义者看来，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治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与自己父亲那种与大自然作对的方式不同，大禹能够制服水患，根本原因还是他认识到了人与大自然的正确关系，人定胜天是一片与天地斗争的豪情，之中确实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存于其间，然而与大自然相比，人类的能量还是渺小的，人若不与大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
人还是要顺天。
从长久的历史上看，人要健康地生存，要成功的发展，首要的还是要保持一种顺天的理性。这一认识在古今中外的文明进步中具有很强的普世价值。今天看，整个人类当中，大禹是第一个提出这一普世标准的人杰。
大禹治水，利在当代，理在千秋。
第二节 管仲
2014年4月21日是个星期一，那天晚上很多坐在家里电视机前的国人，不经意间听到了两则消息，一是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很多做小买卖的人，闻之甚喜。
随后，播音员看着前方的字幕提示器，面无表情地继续念道：经慎重的研究，国家发改委决定自即日起，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般人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但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一位老师，在电话里他急切地约兄弟前往清华新学堂对面的拾年咖啡里坐一坐。
去了那里之后，那位历史系的朋友一脸兴奋状地冲着兄弟说：你知道吗，基督成为西方正教多少年，从上十字架到现在，2千年左右，你知道今晚中央电视台宣布取消的一个政策，持续了多久吗？2700年啦！
兄弟一脸茫然地看着历史系的这位教授。
只见他一脸感慨地说道：你知道吗？当年号称中国第一相的管仲在齐桓公那里建议说，要把盐铁由国家控制起来，后来这些物资造就了多少中国历史之上的首富呵，特别是那些在渔利于国家专控政策的盐商们，富可敌国！2700年了，世界之上有什么政策能够与此相比？今晚终于给放开了。
当时是谁制定的这个政策？兄弟问。
管仲，当然是当年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了！历史老师兴奋得鼻子上都冒出细细的汗珠。
又过了四年，当兄弟决定研究人类的环境保护历史时，竟然发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宣称要把盐当战略物资管控起来的著名人物，同时他也是人类有文字以来第一个提出环境保护的人。
去年去希腊，哪哪都是给希腊人带来无限自豪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兄弟在百科全书上查了一下，别说后边的那两位了，咱们那位春秋的那位管子，管老师，管大宰相，早在他们古希腊的第一位牛人苏格拉底出生的近两百多年之前就去世了。况且，那位人类著名的希腊思想家在监狱里喝下毒酒之前，也没有提出过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理论来。
就像今天足球最早来自于中国的蹴鞠，影视艺术最早来自于中国的皮影戏，人类的环境保护工程最早也起源于咱们中国山东的古代齐国。
何有此说？因为公元前7世纪那会儿，在齐国当相的管大人说了：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泽林薮，天财之所出；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山泽各以其时而至，则民不苟。
用现在的汉语解释，大概的意思就是：咱们现在以农立国，为此咱们为君做臣的，就得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一旦山林河川被毁了，百姓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农业出了问题，民众就要被迫流亡了，人都跑走了，你个统治者还怎么接着往下玩呀？
跟着管宰相又有话了：我说要把山林川泽管好，将保护环境工作落到实处，并不是说自此就把山林川泽封起来，不让老百姓们开发利用，而是说，我们齐国人要尊重大自然的生态规律，该什么季节开放，该什么时间封山，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干，不能乱来。
听说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齐国人硬要顶风搞事，结果管宰相听说后，一拍桌子道：好吧，那咱就动真格的了，从今天起，立个法，违者严惩不贷。
果然，过了几天之后，齐国大街小巷的前后都贴出了有关的布告：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那时文盲多，识字的人寥寥可数，结果就有当地的知识分子站在布告前，向一脸紧张的围观者说道：
看见了吧，这次政府玩真的了。依法，今后再有人破坏山林，哪只脚进到政府限制的禁区里，格杀勿论，左脚进去，剁左脚，右脚进去，剁右脚，两只脚都进去，剁脑袋！
闻言，所有在场的吃瓜群众，全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有的缩脖子，有的吐舌头，有的吸凉气。
下边还有呢，认字的人指着法令念道：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听明白了吗？读布告者道：管宰相说了，即便是他们皇宫里边的人，也得遵守这个法令！明白了吧，这次政府不再搞双重标准了，即使你爸爸是齐桓公，犯了事，与百姓同罪！
听到这里，布告之前的人群欢呼了起来，皆称管宰相真乃神官下凡，有他在咱们齐国治理一方，那是咱们的福分呀。
管仲姓姬，和当朝的周天子及早年咱们华夏民族的祖先黄帝是一个姓。可谓当时国内的第一贵姓。到了二十世纪上，咱们这辈儿的记忆里，带着这个姓氏仍在社会上出头露面的，好像就只剩下文革时期的前外交部长一人了。
不管怎么说，在春秋战国那会儿，姬姓值老钱了。
姬管仲他爸姬管庄也曾是齐国的一个高级领导干部，犯了事儿后，家道就一路落败了下来，到了姬管仲小时候，家里已经穷得常常是有了上顿没下顿了。
还好，发小当中有个玩伴鲍叔牙，两人同岁，老管大了几个月，一起玩儿着长大时，幼年玩耍时，老管没少照顾过小鲍，结果长大之后，一起共事，对其他人极为刻薄的小鲍，却唯独对当年于自己有恩的老管，千依百就，事事让着。一起做生意，老管赔了，小鲍说，没事儿，我帮你垫上；一起参军，上了前线，老管见势不好，老是先溜。身边的战友们就急了，每每要修理他，结果每次又都是小鲍左一番劝解，右一番体谅，把事儿化了。中年之际，老管和小鲍分别辅佐不同的主公，结果老管竟然把人家小鲍的主公用箭给射了，险些要了对方小命。可谁曾想，后来这位差点被老管射杀的主公却成功地当上了齐王，就是历史之上那位第一个称霸春秋的齐桓公。想到新仇旧恨，齐桓公让人把已拘捕了的老管和他的同谋给剁成肉酱送来。小鲍看了领导的指示后，悄悄地对负责此事儿的人说，领导是希望你们能把老管带回齐国来，然后咱们老板亲自把他给剁了，以解心头之恨。结果可怜的老管被齐国人用囚车押了回来，一路之上，他都在想这次自己是死定了，只是希望自己能死得痛快一点。没想到，齐王这次非但没有亲手把他剁了，而是和颜悦色地拉着他的手把他请到宫殿之中，让他帮着自己分析分析天下的形势。
后来他才知道，自己不仅没有被处死，之后还被任命为齐国的宰相，全是因为小鲍当着他的主公说了这样一番话：主公你是想要把国家治理好呢，还是想有一天国家强大到可以成为天子都不得不依靠的神州霸主？
此话怎讲？
小鲍娓娓道来：你若想把国家治理好，你就让我来辅佐你，而你若想有一天称霸天下的话，你就得用管仲！
啊？！齐桓公大惊。
结果齐桓公将管仲以囚犯的身份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听他白虎了一下午后，出得办公室里，在齐桓公的嘴里，犯人管仲已经变成了仲父了。早年秦始皇小的时候，也管那位帮着大秦打下江山的吕不韦叫过仲父，可见这一称谓当中的敬意有多高了。
果然，管仲上台不久，依法治国，以商促强，以谋胜敌，前后在位四十多年，把个齐国治理得万象一新，兵强马壮，国富民强。
后来，从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到当今全球著名的政治家周恩来，提及当年管仲的改革变法来，皆是一派敬服。
当然，给管仲评价最高的还是咱们中华文明的万世之师孔子，提及这位历史上创造了无数业绩的著名改革家来，老夫子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上要是没有管仲出现的话，咱们华夏民族到现在还是一群野人呢。
这位当年帮助主公完成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业的管宰相，去世2700年后，人们前往云端的服务器上去查询历史都给了他一些什么的评价时，搜索答案基本上都是：
我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以及中华文明的保护者。
圣人之师，什么概念，几千年来中国人一般的追求都是从凡人开始，能人、高人、伟人，一直到圣人。由古而今，华夏当中不朽的圣人有几个啊？尧舜禹汤文武旦孔孟董朱王，加起来也就十几个，而管仲竟赢得了圣人之师的赞誉，这得有多大的功业呵。按中国历史的法统，称得上圣人者，需有三立，即先要立功，后要立言，最后立德。上述这些圣人，有立功的，有立言的，亦有立德的，可真正能做到三立者，也就是既能建功立业，又能著书立说，还能仁义立德的圣人，好像还真不多。
比起道家的老子、兵家的孙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及儒家的孔子都要出道早得多的管仲，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管子的先圣。
中国历史之上，君主在位时间长于四十多年的很多，但真正能够做到自始至终有职有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连续干过四十年的宰相，可谓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管仲称之为天下第一相，绝不为过。要知道，近代政治史上，近代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前后干了27年，这种事情已经是当代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了，而一辈子忙于事务性工作的周恩来，从立言的角度来评价，生前他个人留下什么可为后人通鉴的著作了吗？
《管子》一书，从研究政治理论的《牧民》、《形势》，经济管理的《侈靡》、《治国》，军事谋略的《七法》、《兵法》、哲学范畴的《宙合》、《枢言》，一直到民间情势的《大匡》、《小匡》、《戒》、《弟子职》、《封禅》，雄文86篇。后世有人评价说，中国后来的儒家、法家、墨家、兵家与道家等等思想理论皆受管仲影响。
回到现在兄弟所论的主题上来，当年管仲执政时，一再强调要加强对文化与自然的保护，2700年后的今天，人类一直在呼吁着一件事，加强对文化与自然的保护，以求人类文明可以得到可持续性地发展。
什么叫先见之明？谁是保护人类社会文明与自然环境的最早倡导者？
当2700年前的中国人管仲远远地立于历史之巅时，一切皆已了然。
第三节 荀子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多种思维影响其中，但自从西汉董仲舒游说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其他各派的什么秦法、黄老、墨学之类，皆渐渐地变成了隐学。
孔子推动儒学之后，到了孟荀那个年代，儒家已分裂为两派，一派尊尧舜，一派敬禹旦，前者重仁义，讲性善，推自律，后者重法礼，讲性恶，主他律。
今天看，当中孰是孰非，似已明了。
尧舜那一套仁爱，皆为大道理，很是高尚，但实操性很差，因为受《易经》影响，国民太缺少原则，太热衷侥幸，太喜欢变通，太不守法纪，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更多得势者为那些两面派，进而陷社会价值观于混乱；反之，从大禹治水开始，到后来的周公制礼，管仲强法，这些先贤更尊重自然规则，更强调法制，更热衷强国富民，做事情更注重于执行力。
战国末年，同样都高举孔子大旗的孟子与荀子，一个热衷法先王强调性本善，一个主张法后王坚信性本恶，其结果竟是，孟轲到哪推销自己的仁义理论与道德主张，各地的君主皆以一种敬而远之，高高供起的态度敷衍之；而行走于齐楚赵秦韩等七雄之间的荀况，一边更大范围地周游，一边精选着自己的学生。那位痛斥着春秋无义战的孟老先生，最后带着的无限的孤寂和遗憾告别了人世，而荀子的两个学生，一个从理论上帮助秦始皇完成了霸业，另一个则干脆在积极推动法制建设与富国强兵中，以一种强有力的执行力助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
很长的历史当中，荀子的地位高于孟子，直到有一天，极为仇恨秦朝专权体制的大儒朱熹，将千年之前圣贤的四书列入了科举范围，导致未来考试题库中，必从孔丘的《论语》、子思的《中庸》、曾参的《大学》与孟轲的《孟子》当中选题而考，自此荀大人与孟老先生的历史地位就越拉越大了。
中国人自古就爱考试，其道德理念常直接与考题挂钩。在此背景中，甚至有那些极端的君主竟下令将荀子轰出了孔庙。一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国人高举科学旗帜，高喊砸烂孔家店后，荀子的地位才开始陡然回升，随着西方基督教认定的性本恶有原罪，因而强调法制与他律的理论进入中国后，老百姓们才发现，原来咱们中国人也有那些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的先贤啊，当年的大禹治水有点神话的味道，后来管仲治理齐国，执法中将国家变成了春秋五霸之首，再后来借用荀老师的理论，学生李斯之流高扬法制大旗，最终一统华夏，结束了国内的长达几个世纪的战乱，实现了天下大治。
荀子的学生厉害。
荀大人高啊，原来您老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倡导法制精神，从理论上解决了东方河流文明必须实现统一的问题。
21世纪以来，全世界都在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结果很多人发现，啊？原来咱们的荀子不但强调社会的法制，像早年的管子一样，在自然生态方面，他的很多主张，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荀子何以有如此久远的先见之明呢，这还得从他的人生机遇聊起。
荀子在公开场合自称荀况，名气大了之后，别人叫他荀卿。
从年龄上看，荀子比孔子小了200多岁，但生前他不论走到哪里，都自称自己是孔仲尼那派的。大概是自小就崇拜当年那位大名鼎鼎的齐国宰相，也是第一个被后人称为子的管子，于是少年之际就从家乡赵国出境，去了齐国。后来发现北方这边强人太多，好战之极，不是今天你打我，就是明天他干你，为躲战祸，他干脆穿越了多国边境，一下子跑到了中国最南方的楚国那边去了。谁知今天为了三座城池，明天为了五个县邑，楚秦两国又干了起来。正在彷徨之际，刚刚坐稳国君之位的齐襄王鉴于他的孔子大旗举得最高，结果将他请回在了齐国首都临淄，让他担任了稷下学宫的祭酒。在古中国，祭酒一职基本相当于现在的著名大学校长兼教育部副部长之类，平时就是负责主持一些开学与毕业大典之类的事情。干了一阵后，荀子觉得自己的主见无法得到周围的赏识，郁闷了好一阵后，又穿国越境到境外去忽悠去了。这次外出，一转就是几年，秦国、魏国、老家赵国，跑了一大圈，从同行学者到帝王宰相，逮机会都要聊聊。
听说孔子之后的大儒来了，自然那些帝王将相们就想听听儒家的天人合一之类，结果这老兄却跟人大讲了一通天归天，人归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之类的天人相分的理论，坐在他讲座对面的听众，皆是一头雾水，不是说好的天人合一的么，怎么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一片带着浓郁自然主义味道的天道观了，时不时的还和边上其他学派的智者呛呛了起来。
说话人到了奔六的人了，老家赵国人又把荀子请了回去，出任了上卿之类的职务，最终还是话不投机。知识分子么，自古就有清高的毛病。
还好，极是爱才的春申君又把这位大儒给请去了楚国，并委任他为兰陵令，后来一直干到了70多岁，那时也没有什么退休一说，这当中，这位荀老先生一边教学生，一边做学问，一边抡开了腮帮子骂人。
有意思的是，除了孔老夫子没有被他骂到之外，荀老爷子好像把前后左右的那些名士们骂了个遍，先是把孔老师的那些自称传人弟子的子夏、子游之类骂为贱儒；骂完孔子的学生之后，接着骂孔子的嫡孙孔伋，就是那位后来写出《四书》之一《中庸》的子思，当然了，连带着子思的学生孟子也狂贬了一通，称其为只能领悟古代圣王的皮毛而不知其真髓的伪学者；骂完了儒家的几位之后，转过脸来又骂墨家的领头人墨子，声称这位墨家理论的创造人只知严格地节俭，却忽略了礼的作用；用荀老爷子的话讲，道家的庄子就更不像话了，这位逍遥大师只知道天，而不了解人；至于鼓吹法家学术的慎到之流，只知创立新法律，而忽略贤人精神；对于名家的那些什么公孙龙之类也绝不客气，斥之为多侮不辱及杀盗非杀人等等。
当然了，荀老爷子确实也有骂的资本，他的理论体系博采众家，集战国诸子各派名家之大成，其道德信念坚定，高举儒家仁义、礼仪与忠信的旗帜，得理绝不让人。
与一般这子、那子不同的是，荀子不但在哲学思想方面了得，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功力也非他人所能比，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这老哥竟被称之为我国的辞赋之祖，号称后来屈原写赋的时候，一抬头才发现，原来上了岁数一直和自己一样定居楚国的荀况，早就开始用这一文学体式玩起创作来了。
荀子对人类更大的一项贡献还是在生态环保方面，他的观点与理论比起当年的管子来，又上了一个台阶。
首先，荀子在哲学观念上就比常人高出不止一个量级，他认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那意思很明显，说的是大自然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别老成天想着怎么去征服大自然，其实人只是自然之中的一小部分。这种观点拿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新锐。时至今日，很多人还觉得世界之上，人是唯一的统治者，整日里谋划怎么让天顺人，而不是人去顺天。
在处理保护大自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中，荀况比管仲又上了一个台阶，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鰌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荀老先生的观点很明确，要做到可持续性的发展国家就必须做好时禁工作。贪婪的人类总在想着个人的短期利益，由此导致了对大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最终得不赏失。人类从事生产忙于生活，都可理解，可不能因此就违背自然规律。春耕秋收当中的事儿，不能由着人的性子来，一切都还得遵从大自然的规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捕鱼打猎采伐也是，绝对不能由着性子赶尽杀绝，不能为了眼前的收益，而不顾长期的利益。小鱼不能捞，母兽不能猎，幼苗不能伐，某个时段里一定禁止从事不该做的事，一切都要遵从大自然的习性，不可由着人类自己的意愿任性胡来。人类只是大自然当中的一部分，别搞反了，所有力图主宰大自然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这是确定无疑的。
各位看看这理论，这观点，拿到当下的课堂里，基本上就是生物环境教授们常说的，只有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做到生态与经济的共赢，我们才能获得可持续性发展。
荀子低头写书那阵儿，咱们中国还没有工业呢，谈到农业发展，他老人家写道：刺屮殖谷，多粪肥田，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相高下，视肥境，序五种。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高者不旱，下者不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割车，鼋鼍、鱼鳖、鰌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
将荀子表述的农业生态经济学翻译成今天的汉语就是：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力，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光知道生产庄稼，却不知养护土地，肯定是长久不了的。平时铲除杂草，适当追肥，土壤才能得以改良。只有选好种子，遵守季节，合理轮种，兴修水利，管好水源，才能确保农业收成稳定。在实际经营当中，旱地水田、鸡鸭牲畜是可以统一在一种生态理念之下兼营的，惟如此才能使农业生产的综合能力，即可以在当下发挥出良好的效益，又能让这种生产环境的得以长期稳定。
人类的未来能否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一方面在于我们管理好我们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是否拥有一个合理可行的消费观。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在追求个人的消费欲望，那么这种享受至上的理念必然形成无度的挥霍，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在这方面，荀子早在两千多年就提出了他的生态消费观：人生而有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孰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
荀子的意思很明确，我们后人不得不敬佩当年的这位先贤，人家怎么从那么早就建立起了一种高尚的环保意识。也怨不得人家荀老师成日里指东骂西，斥南责北的，人家确实有这资本。两千多年来，人家的观念就没旧过。什么叫生态消费观呀，荀老师的这套理论就是。
荀老师一再讲，人都有欲望，不是不要消费，而是怎么能够做到适度消费。欲望乃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对这些欲望进行正确的引导。放纵人的心理欲望，最终的结果将是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挥霍，由此必然导致供求失衡，进而破坏人类的社会秩序与生态环境。关键是国家方面，也应提倡节用的精神，对社会上那些高消费行为要进行限制。作为统治者，不可从百姓那里无度的获取，正确的理念是减轻民众赋税徭役，让更多的剩余产品周转于民间，唯有如此，民众才能有更多的余力去发展再生产，进而创造更多的社会总财富量。
瞅瞅这观点，每次读到荀老师的这些观点时，兄弟都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为荀老师，更为我们中华民族能有这样高瞻远瞩的先贤而自豪，同时兄弟更有一种冲动，建议未来所有从事可持续性发展研究的学者，所有学习生态与环境课目的学生，开宗明义，第一堂课就是好好复习一下，两千三百多年之前，一位中国思想家低头在一片片竹板上是怎么一笔笔刻写着他的文字的。
第四节 李冰父子
小时候，兄弟始终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四川一直是中国的人口第一大省。20多年之前，国务院将重庆从四川省分出，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之类大省人口才超过了四川。从地图上看，加上重庆，四川省地域并不大，可人口一直是中国最密集的。何以如此，一直心存疑惑。
长大之后，学了历史课后，开始渐渐地悟出了其中的缘由。
与山东河南这块华北平原相似，四川当中也有一块极为富饶的成都平原。但与华北平原普遍缺水不同，成都平原水系丰沛，特产丰饶，人物风流，细究其理，原来是这个地方2200多年前，出了两个重要人物，李冰父子，如同神话当中造福于中华的大禹，李氏父子在信史当中，实实在在地创造了他们的功业——都江堰工程，而正是这一千秋伟业，让两千多年以来的成都平原成为了令世人羡慕的宝地，成为了享誉中外的天府之国。
前文所述，在中国历史之上，大禹治水、管仲改革、荀子弘法，皆令后人称颂不已。不过，客观地讲，在一遍赞美之中，我们也能听到些许对他们的非议，如有人讲大禹治水，功在千秋，但也正是从他开始，结束了带点民主意味的禅让制，领着中华文明走向了以家天下为特征的世袭制；管仲精明果断，但他治国道术间杂，甚至可以说术多道寡，缺仁少厚，以至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子贡对其评价甚低；荀子身后争议更多，特别是从宋朝的大儒朱熹开始，由于极为反感秦始皇的所做所为，而又由于荀子通过自己的理论，间接地让学生实现了秦国横扫六合，一夺天下的抱负，所以后世的儒家们就把荀子的历史地位贬得极低，一片助纣为虐的评价。
有意思的是，作为同时代的李冰父子，从他们围着都江堰周围勘察地形开始，一直到2200多年之后的今天，兄弟在影视报刊之上，竟没有找到关于李氏父子的半点负面评价。想想真来不易，历史上连中华文明中伟大的孔老夫子，身后两千多年之际，竟然和一个职业军人林彪绑在了一起，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政治运动中的反派主角。
中国历史之上还有完美的圣人吗？
至少从评价上判断，李冰父子应该算是圣人了吧。
大禹是帝，管仲是相，荀子是做过官的士，历史之上中国的百姓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所处的时代，君是明君，官是清官。
李冰是个技术官僚，且是位官阶相当高的一方长官。不过要把李冰的个人际遇搞清，还真得从他的东家秦国的前后聊起。
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自此中国从分封制的社会走向了郡县行政的社会，功不可没。秦始皇的曾祖父正是李冰的顶头上司秦昭王，也算是一代明君吧，不然怎么选拔了李冰同志这样的好干部。
秦昭王手下有个中国历史上最会打仗，当然也最是凶残的军官，名叫白起，动辄就把对方十几万人的脑袋切下来，或是把人家几十万的战俘给活埋了。不过最后还是死在了秦昭王的诏令之下。
这位75岁高寿的秦国君主在位时间长达50多年。过了70岁之后，有一件事总令秦昭王牵挂于心，很多秦国的领导去都有共识，阻碍秦国统一全国最大的障碍主要是他们南边的楚国，而要取得对楚国的优势，必先拿下楚国上游的巴蜀。昭王的父亲惠王在位时，完成了对巴蜀的各个击破。遗憾的是，尽管巴蜀已归大秦，但消化整合工作始终进行得不顺利，特别是蜀郡太守，非但不给力，且常有异心。
眼看着自己老了，70岁的秦昭王最终下决心派一个来自魏国河东的干部李冰前往蜀郡治理一方，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把一位46岁年富力强来自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一个司局级干部调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出任当地的市委书记。
结果李书记到任不久，就在广泛的走访调研中，发现了一个突出问题。
与今天四川的社会环境不同，两千多年之前的蜀郡不叫四川，而叫泽国。
什么意思？
就是表面上成都平原是华夏大地之中一片难得的平整地方，然而每到春夏之际，来自成都平原西北上方的岷江就会泛滥，结果是十年九涝，少水的那年又变成了空前的大旱。
从地势上看，从西北方玉垒山的山口开始，岷江一路向东南激流直下，距成都短短的50公里，两地海拔落差竟达273米。如此，当地民众不论春天种好下什么作物，到了夏季岷江泛滥之际，啥龟儿子都被冲走了。
听到这里，面色严峻的李书记，眺望东边咸阳方向，想着日夜为江山社稷操劳的秦主席，心中一阵惶恐。他记得很清楚，在咸阳时，主公拉着自己的手叮咛着：此去蜀郡，你一定要和当地的干部多配合，务必将那片泽地治理成千亩良田，这样一是造福于当地，更重要的是以后我们秦国完成统一大业，还需要你们蜀郡多多供应粮草啊。
想到这里，李书记叫上自己的儿子二郎及身边的几个对水利比较了解的技术干部，当晚带上换洗的衣服，上马匆匆前往玉垒山方向而去。
顺着岷江，李书记一行人来到了玉垒山，前前后后地研究了许久。他一直在想，过去多任领导，在治水过程中，也采用了不少的方法，但为什么都没有成功呢？关键可能还是治水的思路方法有问题。
经和技术人员以及自己那个对水利事业极为热衷的儿子二郎前后研讨之后，他们决定改变前人的做法，即将以往所凿的引水工程渠首从引水口移至冲积扇的顶部灌县玉垒山处。李书记相信，惟如此才可保证较大的引水量，进而形成通畅的渠首网。
随后工程全面展开，首先李氏父子与工程人员共同努力，先把玉垒山凿开了一个二十米宽的口子，李书记给这个水口起名为宝瓶口，为了让水流进宝瓶口，随后他们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由于水流较大，李书记他们的抛石筑堰法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一直跟着父亲前后奔忙的李二郎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竹笼堆石的方法解决分水问题。
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些当地民工，竹子编成长三丈、宽二尺的大竹笼，将沉石置于其中，之后将竹笼一一沉入江底。
此法果然可行，就这样在李书记的亲自督导之下，暴躁无常的岷江平和了下来，被分流的江水开始在宝瓶口的控制之下，被分配成了许多大小沟渠河道，进而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在这片巨大的水网流经中，千年以来的成都平原水患得以治理，最终秦朝官兵吃上了由成都平原千里农田所种的军粮，一路勇往直前地走向了统一国家的征途。
在李书记的水利工程的帮助下，秦昭王去世的30年后，战争不止，争斗不息与民不聊生的战国乱局，终于被大秦的军队统一了，随后中华民族开始骄傲地屹立于人类的文明之巅。
有关李书记主导的这项工程的名称，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2200多年之前，李书记生前，这个项目被称为湔堋工程。
三国时期，河北帮的刘备、张飞、赵云与湖北干部诸葛亮等刘氏集团核心人员，将来自山西的老关一人丢在了腹背受敌的荆州，由东而西，爬山涉水，一路征战，最终定居于成都。后来觉得湔堋两字太过拗口，于是诸葛宰相提笔将当年李书记的这个项目，更名为都安堰工程，接下来又写了一行小字，为了保证这个要害所在不受敌搅，建议此地派专业部队驻守，编制1200人。
几百年后，李家人坐了天下，为了纪念李姓先人的光辉伟业，唐朝有关官员经请示长安之后，将当年李书记的这个项目更名为楗尾堰工程。
又过了两百多年，到了赵家人定都开封之际，有水利官员为了表彰李冰父子对成都平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又将奏折呈至国家领导人办公室里，建议将李冰父子领导实施的项目，更名为都江堰，这样即有受益的成都平原，又将助力项目的岷江包含了进来，更重要的还是新名称里还涵盖了李冰父子奇思妙想而出分水堰当中的一个堰字。
坐在开封府里的赵家负责人，捻须闭目，过了一会儿后，操着一口浓重的豫人口音道：中！
就在呈报人欢喜地走出宫殿之际，皇上又叫住了来人，了解了一下当年唐明皇在安史乱时逃往成都的往事，然后喃喃道，当年秦昭王让李冰治理蜀郡时，可能也做好了六国联军攻打咸阳之后的退守成都的准备，看来大宋王朝真被北方的蛮夷搞到天下大乱时，我们赵家人也得做好躲入巴蜀抗战到底的准备，为此他又回到了案头写了穿淘两字交给了下边。
对此，下边的人自然心领神会。
自此从宋朝起，各王朝均订立了在每逢入冬，趁着冬春枯水农闲之际，当地政府定期地开展对都江堰的断流岁修工作，名为穿淘。
总之，公元前2200多年以前的这个造福人类的工程，经三次改名之后，终于从宋朝开始，一直到现在今天，就只剩下了一个名字：都江堰。
国际水利界每每提到中国的都江堰时，都会为两千多年之前李氏父子所完成的无坝引水工程而折服，称之为人类水利文化的鼻祖。更令古今中外的水利专家们敬服的是，一座都江堰将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多项功能集于一体，实际了防洪、灌溉、水运及社会用水的综合功效。至今都江堰下游的灌溉面积近70多万公顷，40多个县的老百姓受益其中。
四川的面积并不大，可自古以来它的人口何以高度密集？
原来自都江堰工程交付使用以来，成都平原已然成为了一片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
事实上，都江堰工程只是这位秦朝干部来到蜀地后参与的众多工程中的一项之一。这位负责镇守一方的太守，在很多方面更像一介总工程师，在他指导之下，川民于蜀境之内开凿滩险，疏通航道，修建索桥、开凿盐井地忙开了。
提及盐井，过去巴蜀人口不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食盐每每需要由东部其他地区运来，路途艰辛，成本高昂。在李冰的推动之下，四川的盐井项目开发成功，又是一项造福于当地人民的善举与伟业。自此，川民生活不为境外所制，人口始得大增。
李冰生前领导的另外一项史上著名的工程就是招募劳力开山采石，修筑了一条连接中原、四川与云南的道路，由此大大地增加了巴蜀与内地的物流能力，后来这种交通道路被秦始皇称之为五尺道。
此外，李冰还领导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如成都七桥、汶井江、白木江、绵水及洛水工程等等。
这位人类杰出的技术官员后来病倒在了什邡洛水的石亭江治水工地之上，医治无效离世，享年67岁，最终也实现了他的活到老，为百姓服务到老的理念。
清官李大人的离世，令川民悲痛不已。后蜀人崇奉李冰，尊其为川主，纪念至今。李氏父子两人最终被川人演义为神话人物川主二郎神，二郎神的原型就是李冰之子。为纪念李冰父子，后人为此特在都江堰修有二王庙一座，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了21世纪人类的旅游景点。
说到环境保护及事关可持续性发展的工程来，兄弟去过埃及，参观过金字塔，当兄弟为古埃及的那些工程师们钦佩不已之时，有开罗大学的朋友笑道，说句实话，当年建造这些金字塔的多是由那些聪明的犹太人带着奴隶们干的，而睡在塔里的法老们的后代，早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了。从中世纪以后，除了几座没有用的金字塔之外，这片沙漠周围原有的埃及人都被来自我们阿拉伯的弯刀骏马给赶尽杀绝了，他们的文化被我们摧毁了，他们的文字已经没人认识了。这一点完全不像你们中国，除了能够认识祖先几千年前书写的文字外，你们还能享受着两千多年之前你们祖先通过工程带给你们后人的好处。
事实确实如此，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过一个工程，自建造以来，能够在两千多年里不间断地造福于人类，成为了一个无比卓越，深具可持续发展意义的工程。
领导都江堰工程的李氏父子，不论是从工程上去探讨，还是从文化上去延伸，他们对人类的生态与环境的保护，其功业都是世界之上无任何工程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从生态学上来看，李冰父子所完成的都江堰项目是个典型的借自然环境之利，因势利导，最终直入道法自然境界的工程。
如果全球的学者们做一个测试，自人类有文化历史以来，哪个项目可谓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兄弟估计，一多半的参与者会首选那个号称中国人最宜居城市成都西北的工程——都江堰。
第五节 先人
多年之前，兄弟站在尼罗河边发着呆，为眼前的景象感到一片悲哀。当年这里曾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想当年古埃及曾给人类留下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建筑，金字塔、神庙，可历史上传说的那么辉煌而富有的土地怎么变成了眼前这个样子了，破旧还好，关键是沿着尼罗河两岸航行，游客们基本上看不见多少绿色的树木，举目望去，皆是一片荒凉中的沙漠。
前些年和一个中国科技代表团去了一趟中东，从三教圣城耶路撒冷出发，一路向外走，结果看着眼前无尽的沙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片地方曾是人类另外一片最早的文明古国。当年从埃及逃出来的那些以色列人，在老摩西的带领下，一路赶往一片号称流着奶和蜜的地方。结果今天的整个中东，到处皆是茫茫的沙漠。
也许当年这里曾经到处都是森林，到处都有河流，到处都淌着奶，流着蜜，可再美的土地，再好的空间，如果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类一直在这里不停地折腾，不停地破坏，那么就像革命家恩格斯带着巨大的困惑提出的那个问题那样，当年世间被称之为人类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现在怎么竟变得了一堆堆沙漠之上的废墟？难道这一切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吗？
去年，兄弟和几个朋友从北京开车专门去鲁西南《水浒》里的水泊梁山转了一趟，想看一看当年的忠义堂与聚义厅之类，结果在梁山县朋友的带领下，转了一大圈，也没有看到一点梁山泊的样子。水呢？当年宋江、林冲他们可是划着小船进到草密水深的山寨的。难道九百多年来，此间水泊之水已经蒸发光了吗？见到眼前的情形，令人困惑而失望。
想想当年，鲁西南这边不但水多，森林估计也不会少，要不武松打虎时，那景阳冈周围怎么也得有老虎藏身之地的大片森林吧。
也就一千来年，中国的人口到是越来越多，可很明显，经无数的战争摧残与人为破坏，中国很多地方的生态已经遭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想一想历史，心中总有一片说不清的悲哀。尽管根据文献纪录，中国人从老祖宗起，就有无数的官员与贤达提到过环境保护问题，可现实却是，千年以降，中国的森林覆盖率越来越低。
当年尧舜禹夏商周那会儿，咱们黄河周围的森林覆盖率曾经高达60%以上；春秋战国五霸七雄一通乱打之后，到了秦始皇、李斯他们在咸阳规划未来时，森林面积已不到50%了；唐太宗、秦叔宝他们横刀跃马，狂扫劲敌那会儿，黄河周围的森林资源已经降到了33%了；600年前朱元璋、刘伯温他们号令天下时，森林面积降到了26%；到了清朝道光皇帝、林则徐他们和英国人斗智斗勇那会儿，别说北方的黄河周围了，就是下边的长江与更南方的珠江流域，都加起来，森林覆盖率已经降到了17%；然后是百年的被列强欺凌，百年民族的抗争，历经千难万险，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咱们960万平方公里之上，森林覆盖率已降到了区区的12.5%。
好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不再承受战争的苦难了。经过去近70年的努力，今天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率总算是上了22%，不过与发达国家的森林覆盖率相比，我们国家要想赶上他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这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绿化与环保，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随着生态文明经济的不断推进，有一天我们的子孙读完《水浒》，再驱车前往鲁西南去寻找当年的水泊梁山与景阳冈时，他们既能看到梁山周围的湖水，又能找到景阳冈边上的老虎。
其实，聊起来，自古以来，咱们中华民族的先人们还是挺注意环境保护这些事儿的。
法律法规前后制定了很多，翻开古籍《尚书》与《史记》就可以发现有关文字记载：说是尧帝把帝位传给了舜帝后，虞舜组阁时，大胆地进行了行政改革，根据当时的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舜帝分内阁分为九官，连正带副，共任命了22位官员。有负责国际的，有负责外交的，有负责财务的。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中间，他还特别地设立了一个部门，并给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定名为虞官。这位官员的责任是什么呢？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的环境部兼国土资源部的部长，他的责任就是负责全国各地所有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让谁来干这个工作呢，后来经各部落首领集体商议，最终有个在民间发明了水井的人被推上了这个位置，他就是号称人类第一位环境部长的伯益。
当然了，尽管当时的文字没有人认识，但后人相信，在伯部长的主管之下，建章立制是自然的，公告天下也是毫无疑问的。想想吧，那时整个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可是60%以上呵。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受易经文化影响极深，喜欢变通，轻视规则，习惯于钻各种法律空子的民族，看到来自政府的规定他们会遵守吗？
舜帝禅让之后，禹帝上位，这位因治水成功而名闻天下的政治家，随即发布禁令，在春三月，不得上山砍伐林木，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不许入湖泽河川捕鱼，以成鱼鳖之长。后人将其法令归纳为，春季山禁，夏季休渔。从历史发展进程推算，禹帝的这个法令大概是人类的第一部环保法。
夏朝可能有文字，但当时的文字已经没有人能够认识了。到了商朝之际，由于有了甲骨文等文字，后人通过有关文献得知，殷商时期有部名叫《汜胜之书》的书籍记载：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伊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杰出的相，在他的治理之下，殷商人开始掌握了将家畜及人类的粪转化为肥料的技术，并且那时有地位身份的人家开始建有厕所了。
商朝社稷550多年，之后华夏大地之上，就是那些姓姬的人扮演主角了。生前，文王姬昌曾对儿子姬发嘱咐到：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禽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
周文王的意思很明白，咱们姬家要想可持续性发展下去的话，一定要像当年禹帝在位时一样，一方面加强山对林川泽管理，另一方面加强对各种生物的保护。
周武王了解父亲，他记得当年父亲领兵攻打崇国时，战前曾发出过一道《伐崇令》，要求周家部队进入崇国境内，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求部队不得填埋对方水井，不得砍伐对方树木，总之就是作为一只仁义之师，不得破坏崇国当地的环境与设施。
很有点环保的意味。
根据文献《周礼》及《礼记》等文献得知，周朝建立之后，效仿史上先人的制度安排，政府设置了一个负责统管全国自然资源的机构山虞，在这个机构之下，又设置了林衡、川衡和泽虞等部门来管理全国的山林湖泽，执行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各项法令。相当于现今的林业部，山虞负责保护国家资源的各项政策，林衡则负责巡视山林，执行禁令；川衡管川泽鱼鳌，泽虞则湖泊等国家资源。除了管理自然资源之外，《周礼》同时制定了对城市环境卫生的管理规则：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所谓的条狼氏，就是那些负责清除城市当中垃圾的人员，也就是今天的所谓环卫工人。
从周朝起，国家已经在城市里修建了路厕供市民使用。早期的政府不但修建了公厕，同时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还提出了另外一些保护生态的规定：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者。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根据政府规定，老百姓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砍树，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等。打猎时，国王、大臣及官员们，尽可能不要去赶尽杀绝，尽可能保持生态环境的生生不息。
历史从西周进入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后，周天子即无权又无钱，天下大乱，诸侯争霸。什么《周礼》，全都不管了。
这当中，孔老夫子大声疾呼着克己复礼，恢复周公的礼制，可无人听他这一套。
不过还好，有一个西边的秦国一边打仗，一连强调保护生态，结果天随人愿，最终这片偌大的江山让秦国给统一了。
秦国何以能够横扫六合，当中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比起其他各国来，秦国人在法制方面从五霸到七雄，都是做得不错的。
根据其国的文献《吕氏春秋》及《田律》，秦国人真正地能够做到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僇，缳网置罦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深渊，泽飞舟虞不敢缘名罠，为害其时也。
翻成今天的话讲，就是秦国民众即在规定的季节中，一不能进山砍树，二不能割水草烧灰，三不能打鸟狩猎，四不能捕捞鱼鳖，违反了相关规定，到时候自然有人来治你。
几千年来，中国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灵活与轻视原则。相比之下，秦国人以法家立国，原则强，灵活少，所以从上边的策划到下边的执行，严格中带着一片严厉。
因而最终秦国在秦始皇指挥的二十多年的征战中，完成了一统江山的大业。
法家刚性有余，柔性不足，最终掌握了历史话语权的儒家们，还是一再贬低秦始皇的历史地位。短命的秦朝之后，历史进入了刘姓汉朝时代。
从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夏六月的诏令到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王莽奏呈太皇太后颁布的诏条，汉朝的一些领导，对生态保护也还是看得很重的。
诏曰：令三辅毋得以春，入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夏六月，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汉朝一代，原则上不能在动物成长的关键期里去捕杀，生物如此，植物亦然，在不适当的季节采伐树木，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和前朝一样，唐朝政府了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监管环境的虞部，其主要职责为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及田猎之事等。不知是为了扩大自身的权利还是确实觉得有做好生态保护工作的需要，建国不久，某日在长安的主要街头，当地民众们都读到了这样一张告示：自即日起，京都长安及黄河下游的洛阳两市，周围郊区三百里，皆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
据研究生态史的学者声称，大唐行政的这项创造性的工作，标志着自此人类第一次出现了在政府主导之下的自然保护区。
大唐盛世，中国不但创造了人类有史来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同时还形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化的贸易中心。一时之间，万商来往，千邦来朝。这当中，也出现过对破坏环境之类的事情。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皇家出身的一位公主，李裹儿，安乐公主。
安乐公主的父亲为唐中宗李显，年轻时被女皇武则天贬到外地。安乐公主就出生在半路上，其景甚惨。时来运转，李显发迹，成了长安龙椅之上的唐中宗，随后安乐公主身份百倍。有史学家称，公主生得比后来的杨贵妃还美，政治欲望却比武则天还强，中国自古就有立太子之说，这位安乐公主却让宠爱她的父王将自己立为皇太女，以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武则天。除了政治上她的欲望过高之外，生活方面安乐公主也是穷奢极恀。由她带头，很快地长安上下男男女女都穿起了由禽毛羽皮制作的裙子和衣服，以为时尚。结果没有多久，大唐境内的珍禽几乎被捕绝，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后来，唐玄宗李隆基搞了一场政变，夺得皇位后，随后就杀了生前奢适铺张的安乐公主，之后下令将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送至殿庭，当众付之一炬，之后规定今后由长安的官员贵族带头，一定要爱护鸟类动物，绝不能再搞这种破坏野生鸟类资源的事情。
唐朝之后为宋朝的赵家人执政。太祖赵匡胤打下天下之后，曾发诏书，鼓励农桑。一次看到由下边的官吏呈报上来的文件，声称他们县正在推广一种很好的经验：即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
太祖审阅了奏章之后，阅深以为然，随即一方面嘉奖，另一方面在全国推广他们的做法。
宋朝的国民经济总量长期领先于全球，除了技术发达之外，和当时官方推行的这套树、牛、地、桑、蚕之间互相循环补充生态系统，有着直接的关系。
太祖带了一个好头之后，接下来，太宗、真宗，秉承这种生态治国精神，接连下诏：禁民二月至九月，不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自今诸色人，不得采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
除了高层战略规划之外，同时还狠抓落实，长安要求各地官员，务必将禁止在规定的时间捕鱼打猎的要求，刷写在街头醒目之处，以告诫全体臣民。
到了明朝之后，从上古传下来的机构虞部更名为虞衡，但管理的性质没有变化。与前朝管理上有所区别的是，明朝各届政府将环境保护入了刑法，《大明律》规定：凡侵占街巷道路而起盖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复旧。其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
读过国家法律的明朝人，无不吐舌道：六十杖？就是张飞与李逵也要死在了杖下。
都是两百多年的统治，明朝对老百姓有多凶狠，清朝对民众就有多体恤。从第一个坐进故宫里的顺治皇帝，一直到后来的雍正皇帝，当时全国各地官员为了拍领导的马屁，每每通过进贡来讨好上峰。结果，南方官员每年将大量的珍珠供给宫里，北方多省将猎鹰送来北京。特别会来事儿的广东官员，每每进朝汇报工作时，普通话说得不好，却别有用心地将价格昂贵的象牙献给皇帝。结果从顺治、康熙到雍正等几位帝王，皆对此等行为有所申斥，特别是眼里不揉沙子的雍正皇帝，直接拟谕：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今制为座蓆。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
综上所述，从当年的禹帝到满清的雍正帝，不管是皇家下诏传谕，还是刑部严刑大律，前前后后都是法家的这不准，那不许的罚则，这种管理具有一种强制的外在性。
与之作为补充的是，人与自然，天与社会的关系，道家与儒家的圣贤们更热衷的不是强制中的管理，而是来自道德方面的教化。
孔子在他平时的教学与日常生活中总是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作为后人心目之中万世之师的孔老夫子终生反对滥用资源，提倡节约，鼓励民众顺应大自然规律，不去伤害周围包括动物与植物在内的各种生物，同时尽可能地保护周围的自然资源。
儒家的另一宗师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和先师孔子一样，孟子对大自然也有着一种本能的敬畏，与先师不同的是，孟子将孔子的仁扩大到了世间万物。
追随着开门始祖的足迹，接下来历史之上一大串的儒家弟子，就人爱大自然，大自然爱人发表了许多类似的观点，以力挺孔老夫子。
战国其间的荀况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西汉汉武时代的董仲舒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
宋代大儒周敦颐也提及：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
总之，千年以降儒门一系基本上一个腔调，天人合一，以仁义之心，关照万物，是生命尽予仁爱，从而达到君子至善之境。
贯穿中国历史的三大学术流派，儒释道当中的儒和道都讲天人合一，以道贯穿天地万物，自然既是生命之源，又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从老子创教开始，道家坚持认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守仁不杀，悯济群生，慈爱广散，润及一切；常行慈心，愍济一切，放生度死，其功甚重等等。
道教一派始终提倡做事顺应自然规律，生灵万物皆有道有性，戒杀生命，为此主张食素，坚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识，保护自然同时敬畏自然，生存发展必须与自然保护相协调，以求平衡。在和而不同、生生为易、和实生物与同则不继的理念之中，建立可持续性的生态哲学。
归纳而论，在看待人类与自然关系中，从舜帝设立虞部开始，中国历代君主多主张禁时限捕，且一路而下，从周律到清律，以法家为治理手段，罚则严厉。相比之下，儒家的仁爱为怀，道家的道法自然，也分别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对人类的行为予以教化，因而中华文明一路前行，从远古走进二十一世纪，我们的文明成为了地球之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我们的文化自立一方。
由于无数的战争而导致了国家的多次分裂，中国的生态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一路弱化，特别是森林覆盖率越降越低，但站在今天，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只要我们坚持继续改革，继续不断地提高我们全民的环保意识，伟大的中华文明一定会有不远的将来走向一片新的境界，我们的大地之上，森林会越来越多，水会越来越清，天也将会变得越来越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