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中国的马年，有两个后来深远地影响着这个世界的两个男婴分别诞生在中国的广东与美国的纽约。前者为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康有为，后者则是在不长的一生里，担任过两届总统的罗斯福，执政8年里，在他的努力下，前后推动与签署了两个重要法案《反托拉斯法案》（Antiquities Act）与《食品与药物监管法案》（Food and Drug Act），成为了第一个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同时在他的督导之下，在拉丁美洲修建了一项造福至今的人类工程——巴拿马运河。
泰德·罗斯福自小体质极差，年轻时通过拼命的锻炼，后来变成了一个壮汉。毕业于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因发表文学作品，成为社会名人。28岁时竞选全球最大都市纽约市市长，没有成功，后带兵打仗，身先士卒，随即成为国家英雄，40岁那年竞选纽约州长，成功。42岁那年，信心十足地竞选美国总统，在最后阶段败于本党对手麦克金利（McKinley），然而正像被美国人进行了种族灭绝的印第安人所诅咒的那样，逢0年入选的美国总统必死于任上（此诅咒直到1980年里根总统遭枪击，抢救成功后才解除），作为无事可干的副总统后，1900年的3月到9月，罗斯福在白宫前后闲晃了半年。忽一日，总统遇刺身亡，根据宪法，随即年仅42岁的他，随后宣誓就任美国第26届总统。由于敢对华尔街的摩根金融集团的各种不轨行为说不，同时敢于大刀阔斧以严刑峻法治政，赢得美国广大选民一片喝采，随即于1905年连任美国总统。同年在中国东北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日俄战争，这让拥有极强正义感的罗斯福看不下去了。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事情，两个国家为了地区的利益，竟然在第三国土地上开战，严重地危害了中国的老百姓，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中国政府实在太窝囊了，中国百姓实在太可怜了，当时发生在远东的那一场场惨剧，连太平洋这边的美国总统也看不下去了，于是他通过外交途径，积极地斡旋于日俄两国政府间，战争随即终止，和平曙光降临之际，罗斯福赢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一时名利双收（中国女科学家早年研发了治疗疟疾的药品，却在苦等了40多年之后才获此殊荣，苍天无眼呵）。与此同时，充满了同情心与正义感的罗斯福决定为可怜的中国做些什么，恰于此时，他读到了一篇文章，见到了一个外交官。
文章是由半年前在前国务卿约翰·海伊的葬礼上遇到的那位伊利诺斯州大学校长詹姆斯先生写来的。中心概念有两点，一是日本人正在利用庚子赔款，培养中国年轻人，成为亲日派，如果美国不在太平洋对岸做一些工作的话，不久之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政府将出现亲日排美的情况，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第二点，几年前之所以在中国爆发大规模的义和团排外运动，全是因为当地的人类过于愚昧，为此利用庚子赔款，美国政府给中国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将有利于美国未来在华的商业利益。特别是校长文章的最后的那句提示深深地震动了总统：以庚子赔款来培养中国年轻人能够比用别的方法付出相同代价获得更多的回报——道义精神上的主宰，将比军旗更有利于商贸道路的开辟。（The nation which succeeds in educating the young Chinese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will be the nation which for a given expenditure of effort should reap the largest possible returns in moral， intellectual and commercial influence.）
看着詹姆斯校长的备忘录，年轻的美国总统陷入了沉思。
坐在白宫里执政的人都知道，世上很多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而这当中惟有的利益优先的立场是很难改变了。
考虑到太平洋未来的利益格局，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如果大获全胜的日本人真的实现了像他们民族伟大文化旗手福泽谕吉所主张的那样，以当年的长安为核心，形成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对外一致声称亚洲是亚洲人的，让日本人做大做强中主导亚洲外交政策，长远地看，这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从美国国家利益的层面上考量，太平洋之上不能允许任何非美国势力做大，不管它是东京，还是北京。东京大，则联合北京遏制东京，反之亦然。
就在罗斯福准备将詹姆斯备忘录当中所提到的战略观念与国会多数党领袖讨论切磋之际，远在美国西海岸太平洋海边城市旧金山，四月中旬突然爆发了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死伤无数，一时间救灾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事务。救灾的事情尚未消停，美国主流媒体又揭露出了美国食品加工行业的爆出巨大丑闻，一时从国会到各州，民间对政府的指责之声不绝。为此，年轻的总统全力以赴地应对于行会、周旋于国会之间，最终成功地通过了食品与药品相关的监督法案。
1906年年末，斯德哥尔摩又传来一个令罗斯福极为意外的消息，由于去年为了那个可怜而无助的东方大国，他对正在中国境内作战的日本与俄国做了调解，不曾想，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竟把和平奖授与了自己，由此成为了美国获得此奖项的第一人。
1907年年初，当多数美国人还在新年的假期里时，那个在一年多前在约翰·海伊葬礼上认识的中国公使梁大人竟然通过校友关系，再次将名片递进了白宫，期望就庚子退款的事情，双方再谈一次，请总统先生在百忙之中给我二十分钟即可，拜托拜托。
总统清楚地记得这个头上扣个小瓜皮帽，头后留了一条辫子的中国外交官。事实上，去年夏天，在自己高中的校庆返校日上，自己与这个中国的外交官还遇见过一次。那个讲话时永远微笑着一口一个老学长的校友，非常招人喜欢。
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宗族观念极淡，因而建立与维系和血缘无关的社会体系时，校友关系网络显得特别重要。特别是当年没有多少利害关系存在其中的高中校友，就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情谊所在了，成人之后，当年高中校友之间常常变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交圈子与资源纽带。
美国的主流文化源于英国传统。
在英国，几乎所有的权贵家庭都希望将孩子送进两所著名的大学预科，因为谁都知道如果能够成功地挤身于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与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的话，不仅意味着你已经将半只脚踏进了剑桥与牛津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你可以建立一个终生都可以享用的高端人脉网络；同样在美国教育最发达的新英格兰地区，也有着两所顶尖级的大学预科，Phillips Academy Andover和Phillips Exeter Academy，这里的预科毕业生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被位于波士顿的两所全球著名的高校——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录取。
在考入哈佛大学之前，罗斯福总统恰恰就读于Phillips Academy Andover。以后每当校庆日时，校方都会给作为最著名校友，给自己送来请柬。去年的一个周末自己带着孩子参加校庆，不曾想在校园里遇到了也被校方视为杰出校友的中国外交官梁诚。
美国高中里最出名的不是学习好的人，而是体育明星。那时，波士顿高中之间，常有橄榄球与棒球联赛。与人数众多的公立高中与大学相比，多数东部私立高中与常春藤学校里的橄榄球水平都很低，不是不喜欢此类运动，而是与脖子和头一样粗，体重动不动就是近三百磅左右五大三粗的壮汉学生相比，走在常春藤学校里的学生，多是些弱不经风的学霸，打起橄榄球来，腰还没有直起来时，就已经被人家普通高中或大学的球员撞出三米之外了。
所以学习好的那些学校里，最流行的还是身体接触性弱，技术动作更灵活与精准的棒球运动。
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清楚地记得，当年他的母校Andover高中，棒球教练不错，队伍也不错。特别让他印象很深的是，他从Andover毕业后，考上哈佛读大三那年，他的母校一路打进了联赛的决赛，对手正是全美另一所最牛的高中——Exeter。
为此，他特意买了张球票去现场观看了那场比赛，感谢上帝，在教练的正确的指导之下，特别是在全队超水平的发挥当中，Andover几个漂亮的抢垒、双杀与全垒打，最终夺得了当年联赛的冠军，一时半个哈佛为之沸腾。其中，他印象很深的是有个叫Liang Pe Yuk的中国球员表现神勇，令现场的无数观众为之倾倒。
多年之后的今天，当他听说面前这个中国的外交官当年也毕业于Andover预科时，他随口问道，那你记得当时你们上学时有个中国人棒球打得特别好，并在1881年的赛季里帮助Andover夺冠的那个球员吗？
面前的这个一直在微笑着的中国外交官，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您说的那位Pe Yuk正是在下。
啊？
闻之，罗斯福马上把这位身材不高的中国人拉到自己的面前，轻轻地给了个拥抱。
当天晚宴结束之前，这位一直在欢笑中和周围的朋友开着各种玩笑的中国外交官，悄悄地来到罗斯福面前，然后弓下身子，凑到总统的面前小声地问道：总统阁下，我是约翰·海伊的好朋友，当时他答应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给我们中国的，现在我谨以学弟的名义恳请总统先生能遵守前国务卿的承诺。几秒钟说完后，他就像很多美国人那样，轻轻拍了拍总统的肩膀，然后一脸快乐地走向了另外一张桌子。
那一刻里，罗斯福心中充满了一种复杂的情感，他喜欢刚刚拍了自己肩膀的小学弟，同时他也为那个遥远而贫弱的国家深表同情，在那一刻里，他悄悄地在内心说道，是的，有一天，我走到国会面前，为你的国家出一点微薄之力的。
于是，关心中国的读者在媒体上不断看到了有关中国的新闻：
1907年5月2日，美国官方以非官方的文件告知梁诚公使，同意重新对美国的庚子赔款数目进行核实，退款数目初步确定为1078万美元一个半月之后，6月15日，美国正式照会中国驻美公使馆，称一旦获得美国国会授权之后，拟将庚子赔款中美元退还中国，但款项有个前提，只能用于发展文教事业，不得挪作他用。
美国政府照会中国外交使团的半年后，像往年一样，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站在了国会的会议大厅里，就当年的年度咨文向国会发表演说，在一系列希望获得议会的批准事宜之中，也包括退还部分庚款的提议，他希望美国国会授权减免和取消八国联军的所得中庚子赔款超出实际损失部分，将多余部分用于资助中国的教育和学生留美费用，恳请两院讨论通过。
次年，1908年5月25日，经辩论和表决之后，美国国会批准通过了总统关于退赔庚子赔款的方案，但议案当中有个条件，即一旦因为政府更迭，而不遵守双方承诺时，此退款约定即刻失效。
1908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罗克希尔来到了当时中国外务部所在地东交民巷，就庚子退款一事，向清政府发出正式照会，声明称将美国所得的战争赔款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云云。
清朝方面，当时负责相关决策的主要有两位官员，一位是外务大臣奕劻，另一位是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就美方的照会，两位清朝的重臣商讨研究之后，随即给了美方答复：
中国政府乘此机会愿表明实感美国之友谊，且念近年贵国总统提倡中国学生来美分授高等教育，此事征之往事，入美国学堂结果甚善，而裨益中国者良非浅鲜。中国政府现拟每年遣送多数学生至美就学。
在中方的照会后面，还附有一份兴办学校的初步计划。
就在中美双方就庚子退款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中方这边又出现了变故，那位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在幕后实际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于当年11月中旬去世了。
更令美国人感到吃惊与不解的是，年纪尚轻的皇帝光绪竟然死在了太后的前一天里，这种情形着实令美方感到不安。
于是驻华大使紧急约见袁大人，要求中方就合作办学一事儿做出相关承诺。
见状，袁世凯不是以个人，而是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就合作事宜，再次做出庄严的背书。后来清华大学之所以能够一路在庚款的支持下办下来，与清王朝倒台之前的袁世凯对美国人的承诺有着很大的关系。
得到中方的首肯之后，1908年12月28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命令，3天之后，法令生效。即自1909年1月1日起，按年将多余庚款退还中国，用于派遣留美学生，款数共计1196万美元，比一年多前初步确定的数额增加了118万美元。
几年之前瑞典企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将他一生的积蓄920万美元作为基金，以其每年约20万美元的利息作为奖金，奖励给全球那些科学家、作家与政治家等，一个多世纪以来，此奖项基本上将人类学术界最牛的人物一网打尽，得奖者则青史留名。而这次由中国外交官梁诚不懈地推动，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离任前签署的最后一批文件中，1千多万美元的庚子退款，在之后的数年里，成为了一家基金，并最终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地演化为后来的清华大学，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甚至不是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可以做出评估的。
1909年3月，罗斯福离开白宫，将权利交给了同为共和党的美国第27任总统塔夫（William Taft）。之后，这个当年美国最优秀的海军军官，带着几个随从，悄然地来到了非洲，在尽情地狩猎中，仍旧关心着在遥远的中国正在发生着的那些事情。
随后中美外交部门协商，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类似于梁诚当年就学时Andover那样的专门培养年轻精英的大学预科，师资由美国派遣，教材由美方指定，教务于美方管理，学员经相关的培训之后，再送往美国大学里继续深造。
1909年7月，为落实庚款留美计划，清外务部上奏朝廷拟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学生的招考和游美肄业馆的建设。
7月17日游美学务处开办。
9月28日外务部向朝廷上奏折申请赏拨皇家园林清华园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
10月25日由游美学务处会办范源濂等人接收清华园。自此清华之名便与这所新的教育机构联系起来。游美肄业馆的设计和建设工作也随之开始，先对清华园的围墙和原有建筑群进行整修，将工字殿改称为工字厅，作为游美学务处的办公地点，遂有衙门之称。游美学务处又将游美肄业馆新建工程承包给建筑商Fischer E.S公司，随后，清华校园内的高等科校舍、中等科校舍、大礼堂、校医院、新校门、教师住宅等新建项目陆续开工。
游美肄业馆创立之后，留美教育逐渐系统化。1911年2月，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设中等、高等科，每科学制为四年。清华学堂由外交部主管，听命于美国驻华使馆，由美国对董事会及校务进行控制。
1919年，在人类有史以来发生的规模最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罗斯福于60岁那年在纽约的Oyster Bay静静地离世。
几个月后，由于中国实际的统治者的软弱无能，中国首都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这当中也包括一些来自清华学校的学生，这次学生抗议活动，被后来的史学家们称为五四运动。
在罗斯福总统死去的80多年之后，一次兄弟和一帮子朋友开车经过美国南达科他州基斯通附近的美国总统公园（Mount Rushmore），有同队的人问，那四张刻在山峰之上的面孔是谁？
同队的一个熟悉美国历史的人回答：一个是写了独立宣言的杰佛逊，一个是领着美国民兵打败英国侵略者的华盛顿，一个是赢得南北战争避免了美国分裂的林肯，再一个就是罗斯福。
同队的有人问，罗斯福何能何德，与前边的三位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