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快要报名了，刘桂芝到集市上买了作业本、中华铅笔，还用二尺蓝布缝了一个书包，看起来十分别致。书包刚一缝好，樊小义就背着到处乱转，仿佛已经成了学生。
报名的那一天，学校的会计室挤满了人，那时候的八零后突然感觉很多，整整分了两个班，每班五十多人，要知道那一年的五年级只有十个学生。会计室里面外面都在讨论：今年的学费太高了。有的家长听到了学费就带着孩子走了，等第二年攒够了学费再上。刘桂芝听到学费也愣了，家里确实拿不出那么多学费。于是跟会计说：“等俺家的玉米一卖就有钱了，学费能不能先欠着？”会计让找校长说说。那时候的农村人情还是很厚的，虽然不是一个自然村的，但都属于同一个行政村，距离最多也就两公里，基本都认识，甚至是知根知底。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没钱是正常的，稍微上点年纪都是受过苦、受过累的人，相对而言，事情也就好办一点。当刘桂芝找到校长说道困难的时候，校长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一年的学费是四十九块钱。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樊小义背着他那个别致的书包，在我面前转来转去，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书包里真的装了书。他拿出书，让我闻闻，新书散发的墨香味实在太好闻了，比过年时的饺子和肉都香。他闭上眼睛，使劲嗅了嗅，然后长吸一口气，好闻！打开书本，有树林、有烟囱、有花、有草，还有动物，当然还有人，真好看。我们都想看看，樊小义说：“不能看，别弄脏了。”然后把书装了起来，连跑带跳地回家了。
樊小义果然上了小学一年级，直接跳过了学前班。但是在一年级的时候，樊小义的除了数学很好，语文就一塌糊涂了，那个时候也只有这两门课程，当然也有其他书本，比如自然、劳动等，不过都是由语文老师代课，一学期也不一定有一节，也从来不考试。如果碰巧有领导来学校检查，老师也会突击讲半小时。说明白一点，只要镇里不要求，学校就不会去教，那时的学生启蒙比较晚，即使讲了学生也未必听得懂。
一年过去了，樊小义每天兴高采烈地上学，兴高采烈地放学，可是成绩却一般。对于初入校门的学生来说，与其说是上学，倒不如说是换个环境玩耍。樊小义也一样，如果那种上学的新鲜感还没有过去，是不会明白上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
我们行政村很大，有五个自然村、十三个小队组成。相邻的村相距五六百米，五个村成半圆形分布。为了照顾每个村的学生上学都方便，学校建在了野外，与每个村的距离都差不多。学校还专门请了看校门的老大爷，无论早中晚，上课前半小时都会准时开门，若是有的同学来早了，不到时间他也不会开门。尽管行政村人口很多，但上学的人不多，所以学校很小，而且没有操场，没有国旗广场，当然教室也不是楼房。我不知道它建于何年何月，总之它没有什么辉煌历史。学校外墙大约有两米高，为防止别人翻墙进入，上面扎满了玻璃和酒瓶碎片。暑假之后的学校，满院都是青蒿，院里还有几棵粗大的泡桐树，稍微低一些的树杈都已经被折断。教室的外墙还是青砖，已经残破不堪，窗户也小的可怜，教室的地上满是坑坑洼洼，墙上有的地方被烟熏得黑乎乎的，有的地方是因雨水流动而形成的泛黄的痕迹。桌子上的油漆仅剩下一些红色的斑点了，桌子上还刻满了字，汉字、阿拉伯数字、拼音都有，板凳几乎没有完好的。印象深刻的、令人好奇的还是挂在墙上的画，有男人、有女人、有现代人、有古代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长头发的、有短头发的、有戴眼镜的、有不戴眼镜的，每个头像下面都有两行字，直到小学毕业，这些人和这些字估计樊小义也没有认识完。而对于有的同学，这一辈可能也没有认识完。这就是我们曾经就读过的学校。
一九九三年，樊小义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优秀，学期结束，老师告诉他的父母，这孩子语文有点差，如果上二年级，恐怕成绩跟不上。在那个时候，学生的父母还是“深明大义”的。如果放在现在，家长恐怕要有五雷轰顶的感觉，起码对孩子的那段狂揍是少不了的。刘桂芝说，那就让樊小义复读吧。“复读”是文化人的用语，我们那里的俗语其实叫做“蹲班”或者叫“坐级”，一个“蹲”字、一个“坐”字就能表达出复读者的心声，“蹲”就是“蹲监狱”的“蹲”；“坐”就是“坐牢”的“坐”。
这一年，这所小学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取消了学前班，所以我也直接上了一年级。之所以取消学前班，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学校教室太少、老师也少，而那个时期的学生多得出乎校长意料；第二个变化就是取消了复读，之前的升级是要参加期末考试的，如果考试不好，校长有权利要求学生复读。有趣的是，我上学那一年的五年级学生最大的是十六岁，皆是复读太多的缘故，而樊小义也是最后一届复读生。所以，他比我大一岁，也比我早上一年，但是我们却在同一年级，也在同一班。樊小义倒没有感觉复读有什么不好，应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自尊心吧。但是复读那一年，樊小义好像开窍了，每次测试语文、数学总是第一名。
开学的第一个月最有趣，每天都是乱哄哄的。我们的家长大多数都像樊小义的父亲樊爱民那样，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不懂得怎么教育，孩子也多，都已经懒得管理了。我们这些学生在来到学校之前，什么都干过，还能怕老师！攀过墙，爬过树，抓过蛇，追过兔，吃过青蛙，偷过庄稼。所以，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从上课到放学，都在喊老师：“老师，我的作业本丢了”“老师，我的铅笔丢了”“老师，我的钱丢了”“老师，我的书丢了”“老师，他叫我爸的名字”“老师，他骂我”“老师，他在我书上乱画”“老师，他踢我”“老师，他在我身上贴纸条”“老师，他放屁了”“老师，他晃桌子”“老师，他老找我说话”“老师，他拽我头发”“老师，他撕我的书”“老师，他偷吃我的东西”“老师，我想上厕所”。喊老师的理由五花八门，老师实在生气的时候，就拿黑板擦当做惊堂木，在讲桌上狠狠地拍几下，下边顿时安静。发点脾气，确实是可以镇住我们这些人的。但是，当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下边又开始乱了。有扔书的，有走动的，有站在板凳上的，有打架的，有的直接跑出去的，乱，真是乱！老师回过头，瞪着眼，那眼睛瞪得比牛眼都大，下边又是一片安静。有时乱得很了，校长会进来扫一眼，校长还是有几分威严的，整个班级静极了。校长离开之后，这种安静大约可以持续十分钟。后来，有位老师就提前退休了，她说一听到嗡嗡声就头疼，还说我们这一届是最难带的。
之后，换了张老师就没有这么有趣了。张老师的威名我们早就知道，人称“白毛”！他长了一头白发，看上起有六十岁，但实际上才四十岁。我们从来没有见他的脸上长过胡子，甚至没见过胡茬，他每天都把下巴和腮帮刮得干干净净，阳光一照，他那下巴和腮帮亮晶晶的，就像抹了一层猪油。有时候，我们还讨论，甚至打赌这个张老师的胡子到底是黑色的还是像他的头发那样白。张老师一直都在教二年级，要不是那位老师提前退休，他才不会给一年级代课呢。张老师看起来很怪，一直板着脸，没人见他笑过，讲课的声音大得像吵架，就好像我们欠他多少钱似的。这帮学生无论是否用心学习，无论是否真正学到东西，都不敢在课堂上大声喧哗、吵闹。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发生的，比如丢东西。我不相信这个班上真的有小偷，也不相信这么小的学生是真偷。他们只是很调皮，把在家那种野性无意间表达出来，甚至感觉“拿”别人的东西感觉很好玩，当然也有一些是恶作剧，只是大人们喜欢冠以“偷”的名词。仅此而已！
樊小义这家伙可能更倒霉一些，十天之内丢了一打铅笔，他母亲对此倒没有感觉奇怪，毕竟都是小孩子嘛，丢了再买呗，也值不得去学校告状。但是有人却要较真，比如豆腐杨的儿子杨军华的“英雄牌”钢笔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