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柱的画摊已经成为镇上一个固定的摊位，妹妹们也因为长大了不再都一起来卖画，更多的时候是国柱一个人来，一边摆摊，一边作画。
在镇上待的时间长了，耳濡目染地国柱就接触到了很多新经济形态，尽管那时候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很多做买卖的生意人还是被当作“投机者”、“没能力干农活”、“吃不了农村的苦”来对待。在国柱看来，自己迈出去第一步，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才是主要了。
除了卖字画以外，国柱很快找到了新的“营生”，从农村人家换一些老物件到镇上去买，那时候农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些祖上留下来的铜钱、铜板、牙称、瓦罐等等。这些东西放在农村基本没啥用，但是到了镇上，有些外地来的商人却很喜欢，甚至用高出几倍的价格收去。
国柱通过增加这么一项业务，很快就有了稳定的收入，甚至比在农村种地要多得多。国柱父亲也默许国柱放弃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农民身份，专心开始做起自己的营生。
末末和丁丁在国柱的强烈要求下，被送去学校读书，虽然比别的孩子晚了几年，但是毕竟能有机会读书识字，两个妹妹高兴得又是哭又是笑。
琴儿在一旁若有所思，一边抹眼泪一边为妹妹们准备上学的书包和文具，即为妹妹们高兴，也为自己前些年不能上学深感遗憾。
国柱的小摊生意越来越好，自己给自己添置了一辆三轮摩托车，琴儿也被他安排去照顾自己的摊子。每天早上国柱用三轮摩托车带着琴儿去镇上，支起摊子，把自己的画和各地收来的小物件摆开。琴儿负责守着摊子，自己则开着三轮摩托车，突突突地下各地村子转悠，车子上装满了从镇上百货商店批发来的各种生活必需品，盐、味精、毛巾、肥皂、牙膏等等。
国柱的销售策略很简单：可以买可以换。如果有现钱的，他就在自己进货价基础上增加一定比例，溢价销售，赚一个差价；如果没有钱的，可以用家里的物件来换，有好的物件就多换点东西，甚至有的家里拿三五个鸡蛋，都可以在国柱这里换到先要的东西。
很快，国柱成为了镇子外十里八乡村子里的知名人物，因为他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地每天开车三轮摩托车在各个村子转悠，为大家带来生活必需品，让本来购物需求就不旺盛的农村人得到的实实在在的方便。那会农村要是去镇上去一趟，就要花掉一天时间，买点小物件的成本本来就不大，却要花掉一天功夫，损失的劳动时间可不少。国柱的做法，让每个村子几乎固定每周有一天能集中购买一些生活用品，而且国柱也是实在人，和镇里的百货商店相比，价格上一模一样。
慢慢地，国柱发现自己卖日用百货的生意要超过摆地摊卖字画和老物件了。字画已经慢慢卖不出去，国柱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再去画画；农村里的老物件，很快就淘空，再也拿出有交换价值的东西。
过了两年，国柱干脆用攒下的钱在镇上租了一个铺面，专门销售他从各地村子换来的农产品、新鲜鸡蛋、蔬菜、蜂蜜、水果。琴儿帮他照料铺面，自己还是雷打不动地从镇上百货商店进货，开车三轮摩托车去各个村子里兜售，然后再把从各村子里换来的东西放到自己的铺面里销售。
这种稳定的销售模式在很多农村人看来没有什么“赚头”，但是对国柱来说，却是一门稳赚不赔的好生意。首先，国柱从百货超市进货的价格就比零售价格要低一截，遇到促销、减价等活动更是便宜，村民们看到的是国柱卖的价格和百货超市的零售价一样，其实这里国柱就赚了价差；其次，到村里以物易物的时候，价格会有差异，也是国柱的差价空间；再次，国柱从村里收购的那些土产品、特产，到了镇上的铺子里，又是一个差价；村子里农民知道到镇上能多卖一毛几分一斤，但是国柱这种上门收购的方式还是更加容易接受。
又过了几年，国柱的生意越做越大，靠自己一个人已经无法满足每天下去各个村子销售商品和进货，琴儿便和他一起担负起这一项工作。店铺则由已经小学毕业的末末来看管，末末和所有其他农村女孩子一样，小学毕业后就不想继续读书，一方面成绩一般，另一方面，村子多数女孩子小学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赚的钱比父母在家务农一年的总收入还高很多。而且，在农村人的观念中，女孩子迟早要嫁人成为“别人家的”人，在出嫁之前，多出去赚点钱回来才是正道。
末末本来也想和村子里的同龄小姐妹们一起南下广州、深圳的工厂打工，但是国柱不同意，自己店铺缺人，请外面的人也不放心。琴儿也想拉着妹妹在身边，毕竟广州、深圳这样的地方当时只有听说过，谁也没去过，而且据说几千里远，妹妹出门不放心。
兄妹三个就组成了新的生意组合，末末看着铺子，琴儿和国柱各自分配路线，在周边各个村子里往返贩卖百货、为店铺进货。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如火如荼，农村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继发挥出了巨大的活力，无论是农民还是镇上的工人，手里的余钱越来越多。国柱的小店铺生意也越来越火，很快就给自己添置了一台崭新的拖拉机，他的生意也不再局限于百货品，只要是各村里有需求的东西，国柱都能想方设法办到，贩卖耕牛、运输砖头瓦片、运送木材、甚至娶亲嫁女......
国柱的店铺已经忙不过来，自己开拖拉机也颇有费劲，于是又找来一个帮工小敢，小敢和国柱同岁，从小没有机会上学，文盲一个，是隔壁村的，父母身体不好，拖累了整个家庭的致富道路。小敢从小就是家里的顶梁柱，靠着一双手和一身蛮力，艰难地维持着整个家庭。
国柱找小敢是看中了他的忠厚、勤劳、朴实，没有任何坏心眼。小敢特别羡慕国柱，自己身体健壮如牛，一身力气，但是在做买卖的头脑上不及国柱的百分之一。他也知道，要改善自家的贫困局面，仅仅依靠自己的蛮力劳动已经走不通，必须要有新的办法。当时农村里家家户户开始养蚕致富，但是在小敢看来，养蚕是女人家的活计，他一个大男人可干不出来这事。
国柱找到了小敢，双方一拍即合，小敢立马答应跟着国柱干。国柱也很大方，小敢只负责开拖拉机干活，接业务，结算这些都不用操心，小敢能拿到三成收益。一个月算下来接近150-200元，这可是当时正规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标准，小敢在镇上学校教书的表姨夫也就一个月拿140元。小敢满心欢喜，跟着国柱干活尤其卖力，除了开拖拉机，甚至当起了国柱身边的助手兼保镖，没事的时候甚至还帮着干国柱家里的农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过七八年的打拼，国柱已经完全变了样，不再是那个农村怯生生的残疾少年，而是一个充满自信、大方热情、远近有名的商人。他早早就用自己赚的钱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一新，添置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屋顶上架着一根天线，在村头很远就能看到。每天，刚吃过晚饭的小孩、妇女都自己搬着凳子来国柱家院子里看电视，国柱家成为全村最热闹的地方。
国柱父亲还是每天抽着旱烟袋，只是神情中再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忧郁和不安，作为一家之长，国柱父亲年纪轻轻就扛起养活一家六口的重担，好不容易等国柱到十几岁即将能分担自己的压力又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故，使他早早就白了头发。这些年国柱的生意越来越好，已经成为家庭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彻底将养家糊口的重任接了过去。老父亲看着每天一瘸一拐，忙上忙下的儿子，既深感欣慰，又饱含亏欠。
国柱母亲则开始张罗国柱的终身大事，在农村，20岁以后的后生、姑娘都会马上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这个事情由不得他们自己做主，而是由各自的亲戚（主要是女性长辈），村里的红娘这些人操办的。甚至很多村子里有一些职业红娘，专门靠介绍成功后男女双方家庭给的“利是”红包作为收入来源。这些人消息灵通，对十里八乡村子里的年轻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哪个村子谁家男娃20岁了，谁家女娃18岁了，孩子属相，身高体型，家里背景这些都如数家珍。
国柱本来就是周围村子里的红人，很多红娘早就盯着他，要说以往，按照国柱的身体条件，可能是红娘们严重的“困难户”，毕竟在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农村人看来，残疾不仅仅是身体的缺失，更是家庭劳动收入的欠保障。但是，现在的国柱早就已经今非昔比，在这些红娘看来，拥有绝对经济实力的小伙子比起那些靠体力劳动谋生农村小伙更加吃香。纷纷上门找国柱母亲，介绍自己手中的适龄姑娘信息。
很快国柱就在红娘的安排下和邻村的一位汪姓姑娘见面相亲，那位汪姓姑娘算是远近几个村子都有名的俊俏，家境也不错，刚读完中专，在县里的报社工作。这两人的见面纯粹是红娘和双方家长的意思，国柱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女方呢甚至有点抵触，但是碍于家长和红娘的劝说，勉强答应见见。
国柱在红娘的陪伴下来到了女方家里，因为事先得到了红娘的暗示，国柱准备了价值不菲的见面礼：人参蜂皇浆、麦乳精、白糖、浇切片等糕点，还有一条雄狮牌过滤嘴香烟，一瓶五加皮黄酒。汪母看到红娘领着国柱，带着这么多礼品，早就乐开了花，笑眯眯地迎着国柱他们进屋，泡茶。她早就通过红娘对国柱的家庭情况了解了个透彻，平时国柱做贩卖生意来村子，也没少遇到，算是熟人。虽然对于国柱的残疾有点顾忌，但是看到第一次上面见面就拿这么多礼节的国柱，一下接受了这个未来的女婿。在汪母朴素的思维中，至少确定了两件事：第一，国柱是真有钱，没钱谁也不会带这么多见面礼，这些东西在当时加起来价值顶得上一般工人的一个月工资，对于农村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第二，国柱很大方，舍得给；农村相亲见面，礼节是必要的，双方都会克制，不会太贵重，免得万一看不对眼，双方都没有台阶下。
国柱可不是这么想的，一身笔挺中山装的他对这次相亲可谓是自信满满，这份自信来自于自己多年的打拼和努力，在经商过程中积累的财富和阅历。从经济条件上，尽管国柱从来没有公开过自己的收入，在当时的环境下，农村人都奉行财不外露的原则，生怕招来麻烦，但是国柱自己清楚，自己做小贩的收入抵得上三五个国有企业正式工人的工资。别说和周围的村里农民相比，哪怕是和镇上同样做买卖的相比，也不相上下。从阅历上，国柱早就对周围是几个村子的生活状态，风俗这些了如指掌，经商练就出来的察言观色、能说会道的本事在这种相亲场面更是游刃有余。
汪姑娘从小就一直读书，村里，镇上，县里一直是学校的优等生，家境不错的她更是积极参加校外的活动，是村子里第一个去过省城杭州和首都北京的人。她有着远大理想，不甘于像其他农村姑娘一样，一辈子生活在农村。
汪姑娘见到国柱站在自家堂前的时候，眼前一亮，这个瘦高的小伙子长得不错，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显得有点宽大，但是还算得体；白白净净、满是笑容的脸给人的第一印象很不错。不过在三秒钟后，汪姑娘就吓了一跳，国柱站着看不出来的残疾，等他走两步坐到椅子上，汪姑娘才发现这个红娘口中的小残疾比自己想象得要严重很多。
等国柱坐下来后，汪姑娘才看见桌子上满堆着的见面礼，心生不悦，在她看来，用厚重礼品来相亲的缺乏基本对女方的尊重，她可不想像其他农村女孩子一样被当作“商品”一样嫁出去。国柱过于自信的神情也让汪姑娘有点反感，在农村，一般忠厚老实人的人都害羞，只有地痞、混子才会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得意状。
基本上汪姑娘见到国柱的3分钟内，就已经宣布了这一庄亲事的结束。国柱还没来得及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实力”，汪姑娘就找了个借口溜之大吉。
一头雾水的国柱在红娘的拉扯下心有不甘地从汪家出来，脸憋得通红，在回家路上，一言不发，从刚开始的难为情和羞愧，到不解和疑惑，最后是愤怒和不甘。终究国柱还是把问题归结为自己的残疾，这是国柱最为脆弱的地方。
自从那次事件之后，国柱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红娘的“说媒”，专心把精力放在自己的生意上，汪家所在村里也很少去，要去也会让小敢去。
得益于国家整体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活力，也因为国柱兄妹们的辛苦劳动，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日子也越过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