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变文”
源远流长的曲艺史可以上溯到先秦，但严格意义上的说唱艺术却兴起于唐代，繁荣于两宋，发展到近代的明末清初之时种类更多，后虽衰歇，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扶持终于又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唐代曲艺的面貌主要靠敦煌藏经洞的资料才被后人了解。在敦煌文献中，我们了解到唐代的曲艺主要有俗讲、俗赋、说话、词文及歌辞，而俗讲和说话影响最为深广。流传下来的俗讲底本称作“变文”，重要的有《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自连救母变文》等。俗讲变文对后世的宝卷、弹词、鼓词都有重大影响。与俗讲相比，说话更接近白话，留传下来的有《韩擒虎话本》、《唐太宗人冥记》等。
两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都市，为曲艺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明代曲艺
明清两代是俗文学（包括小说、戏曲）占据文坛主流的时代，说唱艺术与小说、戏曲相互吸取和补充，形式内容更加多样。明代曲艺中影响较大的有词话、宝卷、弹词、陶真等。到了清中叶以后，新的曲种繁衍日盛，北方的八角鼓、子弟书、山东大鼓、西河大鼓、扬州清曲、苏州弹词等，都逐渐成为具有个性的艺术形式和特有的曲目。
子弟书和弹词
子弟书是满族的说唱艺术，清中后期流行于华北和东北一带。子弟书原是八旗军队中的一种娱乐，到乾隆年间逐渐定型为八角鼓击节、三弦伴奏，演唱时没有说白，唱词以七言为主。子弟书唱腔比较简单而书词创作水平很高，代表作家有罗松窗与韩小窗。后者的作品被其他曲种吸收，至今仍演于舞台。在韩小窗之后，由于新兴曲种的竞争，子弟书逐渐消亡了。
弹词初起于明代，前身是元明间的词话和宋元间的陶真，是以三弦、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的说唱艺术。
弹词中以苏州弹词为代表。自乾隆以来，苏州弹词名家辈出，如王周士、马如飞等。其内容分为表白、说白、唱词，还有开篇。表演者原为男性，晚清时出现女艺人。表现形式有单档、双档、三档等。苏州弹词以吴语演唱，柔婉清丽，在江浙、上海一带影响很大。
相声
清末民初，沿海工业城市的畸形繁荣推动了曲艺的发展。天津成为北方各曲种集中的场所，单弦、梅花大鼓、河南坠子、山东大鼓、唐山大鼓、相声、评书、天津时调等都受到天津观众的欢迎。北京则产生了单弦、相声、京韵大鼓等，出现了一批闻名遐迩的大家。
京韵大鼓是鼓词类中最为成熟的曲种之一。由于它板式比较完备，唱腔方面也形成了具有不同表现力的高腔、平腔、长腔等，因而既能演唱金戈铁马的三国段子，也能表演缠绵悱恻的“红楼”故事。但究其基本风格而言，则以高亢、华丽为主。而同为流行于京津一带的另一鼓词——梅花大鼓，虽同属板腔体，却呈现出舒缓、细腻的风貌。
相声是一种富有喜剧色彩的曲艺品种，以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并穿插歌唱等表演，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
相声艺术萌芽于先秦时代的俳优、唐代的参军戏，到清咸丰年间，兼具说、学、逗、唱表演手段的相声艺术出现在北京天桥，并很快传播到了天津、沈阳等地。后来，相声界出现了侯宝林、马三立等名家，在他们的努力下，相声艺术水平日益提高，成为现代曲艺百花园中最富魅力的艺术形式之一。
曲艺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它与整个传统文化一样，遭受到了现代影视和商业文化的猛烈冲击。在这种形势下，曲艺该何去何从成为迫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