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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天台上的父亲

邵丽

也许是离开那个城市后我改变了信仰。其实也无所谓改不改变,一直以来我就没有坚定的信仰。妹妹一直说我迷信。我迷信了几十年,是从母亲那里传过来的。她是一个泛神论者,神灵附着在任何一个老旧的事物上。尤其是我父亲刚死的那段时间,她更加疑神疑鬼,即使是一根绳子,她都会端详半天,好像那上面写着神的启示似的。

我喜欢这个新来的城市的新区,它好像凭空多出来这么一部分,虽然与老城区仅仅隔了一条快速通道,却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它的空气像是刚刚过滤过,有真正的青草、河滩和森林的气味。我喜欢在夜晚独自穿过由石条铺成的曲曲弯弯的人行步道,像踩过一排排钢琴键。在道路的尽头,有一家小食店,卖一种当地的小吃,生意相当好。有一次,我饿了,进去要了一碗面,竟然排了半天队。

小食店的老板娘是个厉害角色。那天跟在我后面进去的是个小姑娘,那姑娘抱着她的狗,一只咖啡色的泰迪。她刚刚进门,女老板尖厉的声音就叫了起来,让狗马上出去。女孩愣了一下,面色变得通红,抱着狗羞惭而去。

面吃到一半,我越想越不对头,竟然一点胃口都没了,推开碗走了出去。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莫名其妙地生了气,也许是生那个女老板的气,也许是生那个抱狗的女孩的,也许是生自己的。反正是气鼓鼓地走了。父亲不在后,我的情绪在慢慢平复,已经不再那么焦躁、暴戾和善变。想起父亲在的时候,这个点他已经睡觉了。他就像一座时钟,到点该干什么就必须干什么,典型的强迫症。有一天傍晚,他看了一下表,到喝粥时间了。我母亲因为老家来了客人,耽误了一点时间。他气恼得把水杯都蹾碎了,弄得客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过去他不这样啊!不是这样子啊!”我母亲老是跟我这样抱怨。过去他确实不这样,没退休之前,他是多么细心周全的一个人啊!每次下班进家门之前,老是听到他跟周围邻居打招呼的声音。虽然那声音低调、谦和得像讨好似的,但有一股感染人的韧劲儿,把我们的日子铺垫得绵密厚实。所谓岁月静好,就是那副模样吧。

某一天,一切都忽然起了变化。哦,对,开始时不是一切,只是有一些东西在起变化。退休之后,他的生活在慢慢缩小,像一个剩馒头,在变干,在缩水。他很少再走出屋外,即使晒太阳,也缩在阳台的藤沙发上。他频繁地看表,每小时必须听一次天气预报;新闻联播前五分钟,准时坐到客厅沙发上打开电视。

他为自己的一切都做上标记,好像该怎样生活,还得看看他插的路标。

那家小食店今天好像客人并不多。一个年轻姑娘坐在靠门的地方,一边看手机,一边吃着碗里的烩菜。那是一种掺杂着羊肉、白菜、炸豆腐丝和粉条的地方小吃,名字叫豆腐菜,这家店也是因为这个菜而出名。但我不大喜欢吃这个,我喜欢吃他们的羊肉汤面。

父亲过去爱吃羊肉,也爱吃豆腐。但他喜欢分开吃,不喜欢烩一起。他吃羊肉就是清水煮一下,然后捞出来,切成片,再用原汤冲成羊肉汤,里面什么调料都不放,原汁原味。豆腐也是,在水里煮一下,或者蒸一下,在小碟子里调一点料,就那样蘸着吃。

他退休的第一个国庆节,我们带他去郊区的农场玩儿,那里有个养殖场。他兴致勃勃地定了四只羊,说等春节的时候杀了吃。结果等到春节,我们带着他过去,他看到一群小羊羔追着母羊咩咩地跑,就心软了,不忍心让人家杀。

父亲死后,有一次我和妹妹趁假期带着孩子们到农场玩儿,路过养殖场,当她看到一群羊的时候,突然捂着嘴蹲在路边失声痛哭。我知道她想起了父亲,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其实,很久以来,我们都无法安慰自己。刚刚过去的事情既像一个伤口,更像是到处游走的内伤,无从安抚。

我跟妹妹一起的时候,她几次都想努力回忆父亲跳楼的那个下午的一些细节,但不是很成功。不过,与其说是她忘记了,倒还不如说她宁愿自己忘记了。

在那之前,因为妹妹,也因为我,我已经从父母所在的城市搬迁到她生活的这个城市,两个城市相距一百四十三公里。这样,一来可以在她去照顾父亲的时候,我去照顾她的孩子;二来也是想逃脱那个逼仄的环境,出来透透气。守了父亲一年多时间,我几乎抑郁了。夜里莫名其妙地惊坐起,就再也睡不着了,整夜整夜地大睁着眼,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开始我每天吃普通的安定,后来效果不好,就改用级别更高的,一直服用超过普通安定好多倍含量的药,据说那是正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开药的医生反复对我说,你服药的时候一定要坐在床边,不然的话,可能吃完走不到床前就睡着了。但是这药对我没用,几乎没一点用,还是彻夜失眠。即使浅睡片刻,稍微有一点声音,我便一身大汗,惊厥得心脏好像要跳出来。

刚好闺蜜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运作一个项目。也刚好,她在妹妹所在的这个城市。我毫不迟疑,一口便答应了。我觉得那是生活对我关闭所有大门、在我走投无路之际,上帝给我打开的另一扇窗口。我必须猱身而上。

可是,当我面对妹妹,当她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些细节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赤脚踏在一团棉花上,或者是一团云。我们一直漫无目的地往前走,根本看不清楚眼前脚下的一切。

那个下午,那个燠热难耐的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按照妹妹的叙述,我仔细拼贴并努力还原那天发生的事情。妹妹说,那天本来该哥哥过来替换她看守父亲。母亲一早就买好了荠菜,给哥哥包他喜欢吃的荠菜馅饺子。包好饺子,十一点多了,又等了一会儿哥哥才来。他过来刚刚坐下不久,电话就追了过来,是嫂子的电话。两个人乒乒乓乓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母亲的笑脸不见了,一会儿愁得眼看要拧出水来。妹妹朝哥哥打个手势,意思是让他小声一点。哥哥气得摆了摆手,说,不吃了!甩上门就走了。

她再打他电话,要么占线,要么无人接听。

妹妹和父母亲按时吃午饭。吃过午饭,按照惯例,看守父亲的人中午都要小憩一会儿。母亲中午不习惯午睡,由她来照看父亲。

本来妹妹已经回房间休息了,但是她好像听到了异常的响动,像是父亲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她不放心,起来到父亲的房间,看到父亲和衣躺在床上,面朝里,好像睡得很熟的样子。于是她便回到自己的房间睡下了。她睡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起来了,觉得屋子里静得怕人,她先走到母亲的房间。母亲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坐在那里,在翻看一本旧书。她问,我爸呢?母亲愣了一下,用手指了指父亲的房间。

妹妹走到父亲的房间,看到房间里空空如也。父亲不在房间。她觉得事情不妙,还没等她回过神来,家里的座机铃声大作。有人打电话报信说,父亲从我们小区西面人民会堂的天台上跳下来了——我父亲的一个下属在人民会堂前的广场散步,抬头看见楼顶上站着个人,像是我父亲。他心里嘀咕着,他爬那么老高是干吗呢?正在犹豫着要不要给我父亲招手打个招呼,就看见他往前一倾,好像有人从后面踹了他一脚,随后便如一只笨鸟般飞了下来。

父亲跳楼那天,我正在外面参加一个开业剪彩。剪完彩,又参加午宴。等整个活动结束,我看到几十个未接来电,主要是我哥哥和妹妹打来的。我心头一紧,想着家里肯定出了什么事儿,就赶紧给我妹妹打过去。妹妹说,你赶紧回来,父亲跳楼了!

当时我好像被什么撞击了一下,脑子里一片空白,真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心情,说是震惊或者悲伤吧,还真不是。说是轻松?也不完全是,反正就像是跑完马拉松,那种既松懈又虚脱的感觉。

莫名其妙地想起周作人写的一件事,当他听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初恋杨三姑娘患霍乱死了之后,“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对,仿佛就是这种感觉。

在此之前,很久很久,我把自己沉到繁琐的事务中,我必须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才能保持自己。这话听着拗口,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

刚好上面说到的我的一个闺蜜,她老公是搞房地产开发的,在郊外盖了一爿市场,专门给她辟出一栋楼,让她按照自己的喜爱随便折腾。她不知怎么迷上了城市生活空间美学,决计玩儿这个。不过这玩意儿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说不清楚,可能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大家都很兴奋。马不停蹄地跑到北上广深,还有成都,去看人家怎么做的。还天天到网上收集资料,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那些新鲜的、好像从生活中刚刚长出来的话语天天挂在嘴边,什么场景式空间呈现及场景革命营销手段,什么长期积淀所产生的生活方式,什么家具、艺术品和主人的关系。其实说穿了,在这些富丽堂皇的话语下面,不过还是卖家具,卖茶,只是把庸俗的赚钱套上华丽的美学空间外衣而已。

管他呢,我需要的,无非就是忙活,别停下来就行。

我的这个朋友,人家就是活得明白,按她的话说,什么时候活糊涂了,也就活明白了。她就是一个糊涂得说不清楚的人,说不清楚她天天在干什么,也说不清楚她喜欢什么。一会儿在东区学古筝,一会儿又在茶城听茶艺课,再过一会儿,跟着人家给流浪狗搞慈善。

不管怎么说,在一个新的地方,我需要一份工作,刚好也有工作需要我。我要把自己深深地埋在工作里。我必须逃离某些东西,达到某种新的平衡,可以让我自由自在地呼吸、欢笑或者静思,这才能让我们所有人都轻松,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这样子看起来,生活并没有变化,还保留着完整的样子,我不亏欠任何人,任何人也不亏欠我。

但是那天下午妹妹的那个电话,让这一切戛然而止。我匆匆结束了活动,没有参加他们的茶聚,同时也推掉了一系列类似的活动。一直到坐在回去的车上,我才感觉到我与父亲的各种联系,不是因为他的死而中断了,而是相反,像突然通了电似的,那些生动的场景,杂沓的细节,纷纷扰扰地来到我面前。但我明白,那已经于事无补,就像我们曾经被父亲遗忘的那些岁月,疼痛,寂寞,空虚,还有恐惧。但所有这些事情,在它过去多年之后,就只剩下一片碎玻璃般扎痛的感觉了。

父亲死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妹妹探讨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细节。我觉得那时候她还小,不会记得那些事情。哥哥记得,他又不参与我们的讨论。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八岁,我妹妹只有三岁多一点。父亲在县委武装部工作,后来因为什么问题,他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部队外营地,后来,母亲也跟着过去了。他们就把我们兄妹三个寄养在乡下,我外公外婆那里。

那时候哥哥十一岁,比我大三岁,我们都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外公外婆有好几个孩子,他们的好几个孩子又各自有好几个孩子,都丢给外公外婆照看。这些孩子年龄也跟我们差不多。那时候正是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条件极差。吃饭的时候我们不会抢,只有等着他们吃完,才能轮到我们。饭要么不够吃,要么已经凉了。外婆每天睁开眼睛就忙,但还是照顾不过来,等想到我们的时候,她已经累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有时候,她会把我妹妹揽在怀里,还没等她说话,妹妹已经睡着了,有时候是饿睡着的。

外公为了贴补家用,有时候出去打渔,有时候出去干个手工活,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到家里。他回来的时候,一般我们都睡了。有一次他回来早了,就坐在门口抽烟。等到很晚很晚,其他的孩子都走了,他从怀里拿出三块烤红薯,给我们三个每人一块,那红薯还带着他的体温。我们三个狼吞虎咽,还没品出来味道就没有了。

其间母亲来过几次。她骑着自行车,从几十里外赶来,浑身冒着热气。每次她都陪我们吃完晚饭,待我们都睡着了才走。父亲一次都没来过,母亲没说过他,我们也不敢问。有关他的消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我们是有父亲的孩子,这一点在当时、当地非常重要。可是,我们的父亲呢?有一次哥哥跟我说,他觉得爸爸肯定是被抓走了,不然的话,不可能从不回来看我们,也不让妈妈告诉我们他的消息。我吓得立马哭了起来。哥哥不知道怎么结束那个场面,自己也吓得哭起来。但是没人问我们一句为什么,可能大人都有各自的烦恼,那烦恼比我们更甚。

那是寒冷的冬天,晚上外婆也许看到我脸上已经风干的泪痕,泪水流淌过的地方,是皴裂的。她用粗糙的拇指,给我抹了半天。

其实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可能并没什么——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过去我也曾和哥哥说起过。说起这些事情,哥哥总是一副茫然的表情,要么沉默,要么就是深深地叹气,牙疼似的。跟我一样,他也不会跟父亲交流。或者怎么说呢,经历过那样的童年,我们都学会了沉默,很多埋在心里的东西,都不愿意拿出来,好像这是我们在那场磨难里,得到的唯一值得珍惜的东西。

其实仔细想想,在那样的时代,又是那样的环境,我们是父亲为数不多可以忽略的人吧。除了自己的亲人,父亲必须对所有人、所有事情小心翼翼。而作为他的孩子,即使被忽略,也真的没什么,那些小小的伤害,绝对不是让我们与父亲隔阂的唯一原因。它也许就像挂在我脸上被风皴裂的泪痕一样,用手指轻轻一抹,就平展了。

很多年里,父亲没有给我们谈论过曾经发生的那段历史,也从没跟我们解释过什么,一次都没有。我们也从来没有主动问起过,更不可能给他说起我们当时的感受。好像我们没有共同的历史。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都刻意回避着那段历史。也许在父亲看来,如果他说起这些,我们会把已经忘记的东西再一点一点捡回来。然后,怎么说呢,对他会有一次结算,那是他作为一家之尊所不能接受的。而对于我们来说,更害怕的是提起这样的事情时,被父亲淡淡地打发,让我们受第二次伤害。

再后来,到他退下来之后,是不是还想说这些已不得而知,但即使想说也已经晚了。我觉得,已经晚了的意思是,他没必要说,我们也没必要听了。我们空旷、寂寞,曾经被浓烈的遗弃感伤害的心灵,已经被许多新的东西填满了。生活就是这样,从心灵到房子,都会逐一被各种各样的物事填满,直到有一天,需要重新清理为止——在清理父亲房间的时候,这样的想法一次一次拍打着我。

也许,作为一个父亲,他生养了我们,本来就不该追问对得起还是对不起的问题。但这不是全部,好像缺了什么,有什么被某种东西隔膜着,就像隔着一层脏玻璃。只是我们和父亲之间,这种隔膜,再也不可能擦干净了。

妹妹曾经不止一次地说,想不到父亲会自杀,他没有任何自杀的理由啊!是啊,确实没有理由。他这一辈子,不管怎么对母亲,母亲对他始终忠心耿耿,一直到他死,一直到他死后,她做到了一个妻子该做的一切;我们兄妹几个,虽然各自生活都有不如意的地方,但算总账,还是过得去的,至少没有人成为他的负累。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不是跟我们的隔阂,而是他跟这个时代和解不了,他跟自己和解不了。曾几何时,他是那样风光。但他的风光是附着在他的工作上,脱离开工作,怎么说呢,他就像一只脱毛的鸡。他像从习惯的生命链条上突然滑落了,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可以依赖的别人。除了死,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并不是妹妹最早发现父亲想自杀,而是母亲发现的。妹妹生性敏感,按她自己的话说,直觉大于理性。医学院毕业后,她分到一家医院的后勤部门,后来不甘寂寞,跳槽到一家咨询公司做人力资源管理。实际上两个单位的活儿差不多,但是她觉得在后来这个部门自在,自主性大,有成就感。

有次她跟妹夫一起回来看父亲。过去看见他们回来,父亲都高高兴兴地去买菜,饭前总要把酒打开,先和女婿喝一阵子。可是那天父亲沉默寡言,一直到吃饭都没怎么说话。

那天回去的路上,妹夫闷闷不乐。妹妹说,父亲今天的情绪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他自己,肯定是他自己出了问题。后来妹妹为此多次回来,她发现父亲精神低迷,而且有一种死亡的气息覆盖着他。莫非他想自杀吗?她把她的看法跟母亲说了。还没说完,母亲就捂着脸哭了起来,母亲说,她早就知道这事儿,是因为她时时处处看得紧,父亲才没机会得手。

“那你怎么不告诉姐姐?”妹妹伤心地问。

母亲说,你姐姐离婚之后,就没看见她有过笑脸。她自己带一个孩子已经够难的了,现在那孩子又非常叛逆,就不让提她爸爸的事儿,只要一说起,就发飙,把你姐姐也快逼疯了!

说起来真有点悲哀:是父亲想自杀这事儿,让我们一家人又重新聚集起来——我们分散在三个城市,几乎很少团圆。我们都结婚成家后,每年也就交叉着见那么几次,春节或者中秋节,或者其他什么事由,反正很少有为了见面而见面的。为了见面而见面,我印象中好像只有一次,就是父亲过六十大寿那一次。

六十大寿,六十岁。对于我父亲来说,真的算是大寿了。他死那一年,还未满六十四。给他过寿那一天,母亲私下里说,有人给你爸看相,说他活不过六十三。事后想,如果按周岁算,可不就是嘛!可是母亲说的时候,我们都笑。那时父亲是多么沉稳、健康啊。可能他还没意识到退休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们也盼望着他早早退下来颐养天年,可以轮流到每个孩子那里小住。

当时我们只能被迫轮流陪他了。按照母亲的安排,我、小妹,还有哥哥,要轮流看守父亲,防止他自杀。也就是说,父亲想自杀这事儿,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还好说,自从离婚后,虽然没跟父母住在一起,但基本天天回家吃饭,而且我还算是个自由职业者,时间可以自己掌握。原来我想着我一个人看着父亲就行,但是几天跟下来,我就支撑不住了。一个人要想严防死守另外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有一次我去洗手间久了一点,他已经开门走了出去。母亲在厨房做饭没发现。我头皮都是紧的,赶紧出门往楼上追。好险!好在我们提前把通往楼顶的小门锁住了,他正站在那里发呆。我拉着他的手往回走,我相信他能感觉出来我的手心像水洗的一样。

而母亲这样的决定,苦了我的哥哥和妹妹。他们都在别的城市住,虽然开车都不超过两个小时,但毕竟是各自一家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哥哥的婚姻也朝不保夕,跟嫂子已经分居好几年了。两个人同在一个屋顶下,却形同陌路,很难说上一句话。只要一说话,双方就火力全开,闹得天昏地暗。

妹妹的小家庭还不错,妹夫在一家上市公司当财务总监,虽然忙一点,收入很可观。只是妹妹的孩子刚刚上小学,离不开她。自从她回来值班看守父亲,孩子的学习成绩就每况愈下。有一次她接完老师的电话,半天没说话。在我的反复追问下,她才告诉我,孩子在学校打了别的孩子。老师让他喊妈妈到学校去,他告诉老师,妈妈出车祸了。老师问,你爸爸呢?他说,他们一起出的车祸!

“这么恶毒的话,他是怎么编排出来的啊?”妹妹泣不成声。

有一次,父亲当局长时候的办公室主任来看他。他带了几个凉拌菜,还带了一瓶老酒。过去父亲爱喝两口儿,可是那天两人坐在屋子里抽了一下午烟,父亲没动一下筷子,也没喝酒。

办公室主任走的时候,我去送他。我们是上下届同学,他跟我哥哥是好友,我跟他妹妹是好友。我们在一起情同手足,无话不谈。那天我把他一直送到小区后面的河堤上,临分手的时候,他站下来看着我说:“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扭脸看着远处,长叹了一口气,无话可说。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这样子拖下去,谁都受不了,也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会把一家人都拖垮。”他的眼里突然涌出泪水来。他跟了我父亲十几年,两人有父子般的感情,“你想想有用吗?你帮一个想活的人,可能还真有不少办法;但是,一个人如果想死,你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父亲葬礼前我们家来了不少人——我觉得比葬礼那天来的人还多。他们是我父亲曾经的领导、同事、同学、同乡、下属……还有我们家多得数不过来的远亲近邻。在他们的惋惜、褒扬和悲伤里,我觉得父亲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我真实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子?

父亲还上班的时候,有一次办公室主任跟我开玩笑,说与其说他是你父亲,还不如说是我父亲;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肯定比跟你多。

这不是玩笑。这话说得一点都没错。我小的时候,父亲大部分时间在乡下,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等他回城,我上大学去了。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基本上整天待在单位,真是以单位为家。市里干部们说,他是一个最爱开会的人。有人取笑他,说市政府一个灭鼠文件,他也得召开会议层层传达,并且让参加会议的人都表态,记录在案。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他开会传达上级的表彰文件。开到夜里一点多,有人实在坚持不住,他终于发了善心,说实在困得很的同志,可以趴会议桌上睡一会儿。

的确如此,他退休的时候从他办公室拉回来了整整一卡车笔记本和各种文件。几乎他每天的工作、生活甚至是思想,都记录在笔记本上。有一次市政府安排的一项重点工作出了纰漏,分管的副市长带着工作组到他们单位开会,说是要追查责任。他翻出两年前的笔记本,念给工作组听:当时是谁主持开的会,谁谁谁在哪里坐,几点几分都是谁发的言,都说了什么,一清二楚。笔记本证明那项工作完全是按照副市长的安排进行的。副市长当时弄得很下不来台,说,老张,今后我们都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什么你都有记录啊?

是的,什么他都有记录。记录挽救了父亲,那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他去世后,我们收拾他的遗物。我在他的笔记本上赫然发现,他有一次跟我母亲一起去我外婆家,竟然详细记录着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今天陪月娥(我母亲)回家看她父母。十点零七分到家。父母在,二弟三弟在。大弟去西安。饭后,两点四十五分,三弟说了两件事情,第一……”

我拿着他的笔记本给母亲看。哪知母亲只淡淡地笑笑,说,这事儿她一直都知道。

“你爷爷就是因为爱多说话被整死的;年轻的时候,你爸也因为乱放炮被整下乡,吃了半辈子苦头儿。他也得学会保护自己嘛!”

哥哥总觉得父亲的死跟他有关。每次他说起这个问题,总是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要是那天家里没生气,要是他不急着赶回去,要是……妹妹跟我说,哥哥本来就神经质,千万别跟他讨论这些问题了,否则他会抑郁。

其实不用妹妹提醒我也明白,每次跟哥哥在一起,我都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他和父亲之间的感情,远远比我们复杂,但又是一笔糊涂账。我也知道他这么多年是怎么挣扎着走过来的。他的婚姻是父亲指定的,嫂子的父亲跟我父亲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战友,转业之后也分到了同一个地方。她父亲也够惨的,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上喝了一个多月生水,回国后一直肚子疼。到医院检查一下,说是直肠癌。把肠子切了之后化验,发现切错了,只是一般的炎症。好不容易身体恢复了,几年之后又发现患了胃癌,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就把抚养孤儿寡母当成自己的责任,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让大我哥哥三岁的战友的女儿将来做他的儿媳。

从结婚第一天起,两人就吵架。据说结婚当天晚上,两人闹得把结婚证都撕了。

在婚姻这件事上,尽管哥哥从来没有原谅过父亲,但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像所有事情一样,因为是父亲做的,这事儿便没有了对错。

父亲死后,哥哥每次回家都坐在他的房间里,半天也不出来。他总是望着我们俩和父亲的一张合照出神。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哥哥上大三,我刚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爷儿仨就站在院子里的一棵枣树前拍了一张照片。父亲说,爷爷心心念念的,就是耕读传家。现在无地可耕,但是家里出了两个大学生,也算是给了爷爷一个交代。

照片上,父亲的身体明显向哥哥那边倾斜。一九五二年,他们的部队在朝鲜战场上中了一发炮弹,他的大腿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一直没有恢复,里面还打着一个钢钉。另外,还有一个弹片离心脏只差不到两厘米,没有让他的骨灰撒在三千里锦绣江山。后来他作为伤残军人荣归故里,在县委当了武装部长。

照相的人本来想让父亲坐在那里,但被他严词拒绝了。即使倾斜着身子,他也要稳稳地站着。

安葬了父亲之后,哥哥专门去重新洗印放大了这张照片,并郑重地放在父亲生前用的书桌上。那天他看着这张照片跟我说:“爸再也不用走路了!”

我默然无言。妹妹说得好,只要哥哥说起父亲的事儿,我们一律不接茬。他说上一阵子就过去了。

可是有一次,他把自己灌醉了,把我和妹妹堵在屋子里发酒疯。他先指责我,说我离开这个家到妹妹那个城市去,完全是因为想逃避,不想承担责任。然后他又指责妹妹,说她是老公的家奴,天天把孩子圈在自己身边,完全被自己的小家给绑架了。

“你们一个比一个自私!”

说完之后,他突然抱着头,蹲在门口失声痛哭,说:“是我杀死了父亲!是我们联手杀死了父亲!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爱父亲,心疼父亲,害怕他死。可是时间长了,我们还有耐心吗?我们每个人,都关心自己,可是,父亲呢?谁管?谁管?”

我坐着没动,我觉得他是借酒发疯。他说的不是醉话。可是妹妹受不了这些话,妹妹过去拍他的头,他把妹妹推开了。

他哭得像一个摔痛的小孩子。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事儿比父亲自杀这件事儿大。有一次跟你嫂子生气,我就想赶在父亲之前自杀!那个时候我恨死父亲了,我就想,你怎么还不死啊!”

“哥!你太过分了!”我怒不可遏。

他低头痛哭,一句话都没再说。

哥哥的精神已经崩溃了。

回头想想,哥哥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离开此地的目的,虽然未必完全是为了自己,但自己的因素占了大半。后来在陪伴父亲的过程中,我的情绪也已经失控了。有时候会低落到极点,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天不出门,不吃也不喝;有时候电话铃声就会让我心惊肉跳;有时候又暴躁欲狂,动不动就想发脾气,弄得我母亲都是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说话。

父亲也一样,他也关在自己屋子里,只是让门留个缝儿。那个房间虽然比我的大一些,但是窗户被防盗窗护得严严实实。屋子里一切可以伤害身体的东西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他与我们,自己的老婆孩子,变成了一种敌对关系。我们防备着他,他也防备着我们。我们进行着势不两立的攻防战,真说不清楚是爱还是恨。

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过来,说起她的父亲。说起她父亲死后,她收拾父亲的遗物,看到父亲完整地保存着她成长过程中的一切,突然失声痛哭。我坐在她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对那样的父女感情很陌生。但是不久,我也哭了起来,想起父亲纵身一跃的那一刻,那么寒冷,那么坚定,又是那么绝望。于是,我真的哭了起来,比她哭得还伤心。

莫非,真的是我们杀死了父亲?

这句话,不过是借哥哥的口说出来罢了。我记得在父亲的葬礼上,我们互相回避着,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母亲这一辈子,至少在儿女们看来,从来对父亲唯命是从,她努力放低身段来成全父亲。其实母亲也算一个知识女性,她是当时县女中的高才生。自从嫁给父亲,尤其是有了我们几个之后,她就把自己深深埋在家庭生活里,而且乐此不疲。她放弃了很多进步和晋升的机会,安心做一个家庭妇女,父亲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无怨无悔。

但是我们觉得,父亲对母亲虽然说不上不好,但也说不上好。工作上的事情、他遭受的委屈、和同事的关系……他从来不说与母亲听。开始的时候,母亲还问,还打听。父亲总是像没听到一样,沉默以对。后来母亲就不再问了。

在家里,他们也像同事关系,说话客客气气的,但是缺乏烟火气。他们一辈子都没吵过嘴,我也从没有看到过他们闹什么别扭。作为后人,怎么用现代眼光去理解他们的关系呢?可能这根本就不叫爱情,也许还可以说,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毕竟他们相互陪伴着走了一辈子。

还有父亲的笔记本,我觉得那是他人生的备份,虽然我只简单地翻了翻,看了没几页。如果认真地翻下去,我相信他和我母亲的一切,都会记录在笔记本上。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生活会有记录,一旦发生变故,他就能向组织上交代清楚。想想这些,真让人有说不出的难受。他与母亲谈心、交合、探亲……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既活在现实中,还要活在发黄的纸上。

只是在父亲想自杀的事情发生之后,母亲对父亲的态度逐渐有了变化。在夫妻和家庭关系中,她慢慢找到了自己,就像一张洗印的照片,她在其中慢慢地显影。

她悄悄地掌握了主动权,对于母亲来说,这无异于一场革命,或者是政变。

有一段时间,父亲患了支气管炎,我和母亲每天陪他去医院输液。有天下午,天气晴好,输完液之后,我没有按惯例走大路回家,而是开车绕到河堤上。从那里回我家虽然绕远了一点儿,但是人少,环境也好。

刚到河堤上的时候,父亲像往常一样表情平淡,木然地看着车窗外。走到河堤中间的广场边,他突然咦了一声,用手指点着窗外。母亲说,把车停下吧。原来他是看到了自己的一个老战友,正在广场上散步。等我们把车子停好,走到广场上的时候,父亲的那个战友已经走到树丛后面看不到了。但我们没有停下,也没有折转头往回走,而是沿着河堤一直向前,这也是母亲的意见。父亲一声不吭地夹在我和母亲之间,走了很久很久,直到他开始大口喘气,我们才在路边站了下来。

父亲又喘了一阵才慢慢平息下来。他跟我母亲说,让她跟老周——就是刚才散步那个人,他也来我家看过几次父亲——联系一下,他想和他一起,去北方看看几个战友。

“好啊,”母亲热情地鼓励道,“我跟你一起去。”

“我想自己去!”父亲眼里突然现出热切的目光,那目光到现在我还记得,是一种强烈的生的光芒,像电弧光。

“让我自己去吧!”父亲的声音几乎是在乞求了。

“不!”母亲坚决地摇摇头。

父亲把目光转向我。我也坚定地摇了摇头。

那种光,突然像断电了一样,在父亲的眼里熄灭了。

这一年的中秋节,天气非常好。父亲去世三周年,我们兄妹三个约好跟母亲聚在一起过节。下午母亲安排我说,去买点东西,晚上到阳台上赏月。难得母亲有这样的兴致,本来我想拉着他们一起去,但哥哥闷头坐在父亲房间里,说他不想出去。我只好带着母亲和妹妹去了。在月饼柜台上,母亲坚持要买一块老式月饼。我知道她是给父亲买的,父亲爱这一口儿。

晚上,月亮东升的时候,我们和母亲来到阳台上。

“给你爸掰一块月饼,”母亲点着给父亲留的空椅子说,“昨天我梦见他了,他说过得还不错,就是晚上门口不安静。这几天你们去买点东西烧烧。”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把老式月饼切四块,放在留给父亲的那把空椅子前。

哥哥低着头不说话。最近一个时期他情绪反复无常,尤其是跟嫂子离婚之后,他轻松了没几天,就重新陷在抑郁的情绪里了。

“欢子,”母亲喊着我哥的乳名,“你从来没有梦见过你爸吗?”

哥哥摇摇头,又点点头,但是没抬头。

“你爸什么都没跟你说过?”母亲问,“我怎么不相信呐!”

哥哥一脸迷茫地抬起头看着母亲,然后又低了下去。

“你也别想不开。其实你爸自杀那一天,我什么都知道。你们想想,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我打了一个激灵,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感觉父亲回来了,正坐在我们中间。哥哥也诧异地抬起头来。我和他对视了一眼,看到了他眼睛里闪着的某种光亮,让我突然想起我们被寄养在外婆家,他说父亲被抓时的情景。不过只是在心里一闪而过,冰凉而疼痛。

一时间我们都沉默了,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接母亲的话,只是看着留给父亲的那把空椅子发呆。月上中天,突然感觉天气有点凉了,也许是气氛有点凉,我站起来给母亲披上一件衣服。

母亲对我说:“你把阳台上的灯打开。”

我开了灯,回头看见母亲拿出一个小布包摆在桌子上,示意哥哥打开它。哥哥把它展开,里面是一个弹片,磨得明晃晃的,铜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这个东西,卡在离你爸心脏一指多远的地方,再往里挪一点他就没命了。”母亲用指头在心脏处比画着,然后把弹片对着灯光看了半天,好像它透明似的。过了一会儿,她把哥哥的手拉过来,把弹片放在哥哥的手里:“过去咱们家最难的时候,每当我想不开,你爸就把它拿出来搁在我手里,说,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想不开的?虽然最后他还是没想开,但是他让我想开了。要不是这,我真活不过来,哪还能把你们几个养大?”

哥哥拿着弹片,也朝着灯光照了照,脸上现出很复杂的神情。

“他去死,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母亲又把话头转了回来,“他出去的时候,我看到了,想站起来。他就站那里狠狠地瞪着我,严厉地制止我。他知道我这一辈子都不敢违背他。不过,那时我也横下一条心,心想,只管让他走吧,看到底能会怎样!”

一片静寂。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结果,他真死了。”母亲好像沉迷其中,脸上平静得像说别人的一桩旧事,“死了就死了吧,谁不死呢?所以我觉得我对得起他。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成全他,最后一次按他的意见办。”

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直到一波又一波强烈的情绪过去。我知道,今天即使母亲这样说,我们也不会这样去想,至少我不会。我们知道母亲对父亲的忠诚和爱,而且,我宁愿相信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哥哥,她不想让我们家的最后一个男人,再爬上天台。

事情只有这样想,对生者和死者,才是最好的安慰。

的确如此。也不过如此。

——选自《收获》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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