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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雨、胡敏来找韩贤珍，谌娟、吴辉玲因为等班，没事可做，也跟了过来，当然还有总是跟着吴辉玲后面的韩宗久。他们刚跨进月门就看到向新有房间了有好多人，而且韩贤珍和李果儿姐妹也在。就连当班的李玉兰和刘明霞也站在房间外面向房内探望。
那里卜教授在讲话。
卜教授说道：“前些年，我们议论最多的是我们打不打得赢，政府还可以往哪里搬的问题，现在我们喜欢议论什么时候反攻、打到什么地方为止，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先前的问题，还是现在的问题都会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找到正确的不容置疑的答案。可有一个问题却不会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停止争论，那就是：日本人为什么打我们，为什么能够打我们，这个问题。有人会说：日本的武器好，日本人比我们狠、比我们齐心。似乎这就可以回答一切。如果谁有力气，谁狠毒就可以肆意欺压别人的话，那文明的发展就没有意义了，世界回到盘古开天地之前的混沌之中才是最佳选择。既然人类要摆脱混沌，那么智慧和智慧的凝聚才是最有价值的，力气和狠毒因为没有价值而将变得十分虚弱，最终将会消失。这是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总基调、广泛使用的逻辑，最基本的原理。从这一点看，即便我们失败了，我们的政府不得不交出统治权，那又怎么样！那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人的失败，只不过是显性政治的失败，文明仍然顽强地主宰着世间的一切。
“在那突出显性政治作用的国度里，物资堆积如山、所有人都按天皇一个人的意志办事，那又怎么样！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最终任何强势都将屈服于理性的力量之下。先秦所倡导的理性，直至宋代所形成的普遍的相互尊重和信赖就是中华文明牢不可破的基石。那个蕞尔小国，低级而简陋的文明，也想和我们坚如磐石的中华文明抗衡，真是蚍蜉撼树，最终逃不过失败的命运。现在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将从容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正如我们曾经从容面对苦难一样。”
“西方文明是不足道的，他们的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与我们的由理性编织的注重个性自由的文明难以兼容。我们的文明更有力量，更具持续性。近来的几个世纪，西方靠经济市场的特别作用将人们利己的行为巧妙地变为为不确定的他人服务，也就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行为，市场的化腐朽为神奇作用促进社会进步。但这种进步是表面的，有限的，因为它并不能与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相谐和。
“当然，中华文明也是有缺陷的，我们要改造它。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常，仁，讲究等级，讲究由近及远的社会关系，这对一个不大的团体，例如家庭、家族和一个山村来说是有益的，但对于到处都是陌生人的庞大的社会，对于有四万万人的国家，仁的意义是渺小的，过分夸大仁的作用是悖逆良知的。义，也是这样，仁和义没有本质区别，仁是先天决定的义，义是后天形成的仁。而礼是仁和义的包装，这三者都需要改造，要改造成以普遍信赖为基础的，以法制、道德和自由为原则的，以理性为手段的不断进步的社会。
“其实这种改造早就开始了。以‘义’为例，现在我们说的‘义’和孔子、孟子那个时候所说的‘义’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说的梁山泊的义，关云长的义，是在两宋时期，由勾栏瓦舍，这一民间艺术殿堂所提炼出来的，反映了最广泛民众的情趣、好恶的，体现社会价值观、社会主流意识的人与人交往的行为准则。这个‘义’，一度成为了我们逻辑推理的起点和价值判断的标准。
“不是说要实现共和吗？你说的普遍信赖是共和吗？”有人问。
卜教授想了想说道：“这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很麻烦的，我今天简单说一下吧。
“我们为什么要相互信赖呀！那是因为我们要进行利益互换和分工合作；我们为什么要实现普遍信赖呀！那是因为我们想实现无阻碍的利益互换和分工合作。我们这里把利益互换和分工合作统称为利益互换。利益互换有多种形式，最原始、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是直接互换，但直接互换只发生两人之间，社会性不强。大社会中最常见的是间接互换。间接互换有两种不同的媒介，一种是物，一种是人。以物为媒介的间接互换是经济；以人为媒介的间接互换就是政治。
“可人是有意识、意志和自身利益的，人在充作利益互换的中介时，很难不把他自己掺和进去。这样政治就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全方位掺和了的，我们称之为专制；一个极端是没掺和的，我们称之为民主政治。共和介于两者之间，并具有向没掺和的民主政治，这个极端发展的趋势。
“共和政体中有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就是政党。由于代表不同利益集团，所以政党的政治活动是掺和了自己利益的，这毋庸置疑。如果不能出现多党制衡，这种掺和就变成了独享，当权力扩大到一定程度，他就会脱离原有的利益集团成为专制。多党制衡就是共和，由于有向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而与普遍信赖契合了。现有的历史阶段共和政体和普遍信赖是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
“这一问题我只能说这么多，政治上的事情不能想得太深，最好是初尝辄止，希望大家体谅。太过麻烦！太过麻烦！”
卜教授连续几声的“太过麻烦”，引来了哄堂大笑。
待大家情绪平复下来，卜教授继续说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很好的年代，那不是想象中的乌托邦，而是曾经的事实，那是北宋时期，也就是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所在的时代。《岳阳楼记》中有句很著名的话有人记得吗？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说这话只是一种感慨、一种愿望，倒没有什么。古人的恒言警句还有很多，其中也有说得好的。但如果这是他真正的人生态度，真正的为官表现呢？如果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他只是其中之一呢？那是多么美好的时代呀，在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比现在要多得多。所以说以普遍信赖为基石社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例如，现在。你们都在听我讲我的理论，是因为你们都相信我讲的对你们有益无害，当然，我也希望我的理论为更多人的所接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普遍信赖。今天乡公所叫我们来担任翻译的工作，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得到我和朴先生的帮助，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抗日愿望可以通过在这里的翻译工作而得到实现：我、朴先生和乡公所之间又存在另外一种普遍信赖。
“中国历来有善恶之争，就是关于人的本性是善的，还是恶的的争论。争论了几千年，都没争出个结果来。儒家说‘性本善’，可他们说的是‘仁义’基础上的‘性本善’，儒家认为如果去掉了‘仁义’基础，善就成了伪善，还不如‘性本恶’，这样一来‘仁义’倒是最根本的了。可西方人却说‘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他们的善完全没有‘仁义’基础。可见‘善’是可以没有‘仁义’基础的：这就是我们一二十年以前急不可待的要冲破封建礼制约束的原因。
“法家讲‘性本恶’它从根本上否认了人与人之间信赖与依存关系，这是商鞅变法以来，秦朝统一中国以来，主流政治制度的理论源泉。它实际上是反人类的，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千百年来，中国之所以有发展，是存在于各阶层的普遍信赖在起作用，虽然这些东西没有被归纳出来，形成圣人之说，但它的实际作用无所不在。举个例子吧，科举制度曾经起过好的作用，那么科举制度为什么能实行呀，那就是因为多数人认为读书人是值得信赖的，存在普遍信赖。”
向新有问：“社会的基石难道是信赖？”
卜教授说道：“当然。再说下去就太学究了，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听。”吴辉玲率先说愿意，其他人应和了吴辉玲。
“那好！”卜教授说道，“今天本就很累，一些东西只简单说一下，大家日后慢慢理解。”
卜教授又拿出一支烟来，但没有点燃，夹在手指间，他说道：“我们假设有一个很小的，完全独立的社会，这个社会里只有两个人。要让这两个人长期在一起，首先这两个人得相互信任，不存在尔虞我诈、尔诈我虞的情况。要是两人之间你担心我害你、我担心你害我，两人早就分开了：这就是信任，是两人长期在一起的充分条件。再有就是依赖，二个人要长期在一起还要相互依赖，你需要我、我需要你，这是必要条件。有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这两个人就可以长期在一起了。这个充分必要条件就是信赖。从两个人扩大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信赖仍然是社会存在和维系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社会的基石，反应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你们先讨论一下吧！我出去抽支烟。这里人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