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跟父亲交流之后，我无法释怀，就像很多年前的那天，我开始明白父亲结束了一天的课程之后，继续久久待在朗霍恩校园里并非仅仅因为工作。朗霍恩也有座图书馆，虽然不如哥伦比亚的大气、不凡。它有点儿教堂样儿，长长的、窄窄的杂色窗户纪念着莎士比亚的女主人公们，橡木的大书桌边有朴素的长椅。公立学校的教育之余，我也会去那儿，带着关于康拉德和麦尔维尔的雄心勃勃的社会学项目和论文，其中有一半是从文学评论文章里抄来的。
一天下午，我在那儿学习，不知道父亲为何也在图书馆，一群女孩围在他桌边，以小组为单位，在解构T.S.艾略特的《四首四重奏》。他一走下中间的过道，走进书架之中，我就清楚地听到她们的谈话：一个女孩说，迷人的教授女郎；另一个说，他的助教去了科尔比之后，现在是谁呢？一个长着一头卷曲黑发、门牙缝隙很大的女孩说，我愿意当教授女郎。
不会吧！她们尖叫道，一个男孩转头对她们怒目而视，他扯掉一张标准便笺纸，面前摆着一大摞参考书。他老了，他结婚了，他判分毫不留情，她们嘀咕道。
他是我父亲，我心想。
我能想到，对于她们来说，他是什么样的男人，因为我亲眼见过那个男人，虽然在家里鲜见，家里的他在养精蓄锐，好努力成为那个身兼情人、神人和万人迷的乔治·古尔登。如今，谈论父亲的迷人时，我很难不将其简化成竹篮里的蛇和吹笛子的印度耍蛇人之类的，谈论的方式就像戒酒多年的你谈论酒，你关于啤酒的记忆只是凌晨三点环抱着马桶，边吐边吸进清新剂的净化味儿。
可这确凿无疑。父亲对男人很亲切，尽管他想让他的话为人所知，被当成圣旨，但对女人，他非常谦和、温和，就好像他不分老少地在追求她们。“我亲爱的杜安夫人，”他走向书店柜台的时候，会这么说，“我在哪儿能找到《冷血》[1]呢？您的帮助不仅于我个人有益，还会造福整整一代容易受影响、认为杜鲁门·卡波特不过是‘迪克·卡维特脱口秀’受邀嘉宾的学生们。对了，如果摞在橱窗里的新版诺曼·梅勒[2]书封褪色了，你是否会出于对全人类利益的考虑或者对那位女性研究领头人的尊重，把它们都扔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你坚持征订梅因·格里尔[3]的作品，那位领头人可是照单全收。”
杜安夫人是个世故的女人，是国务院前官员的遗孀，改嫁之后，从第五大道外的博物馆街区的一座公寓移居到了乡下。可面对父亲那见人下菜碟的一股脑儿恭维话，她也无力招架。我曾经眼见她把好大一摞《坎特伯雷故事集》从一面墙移到另外一面，就因为父亲曾经抱怨发现它们出现在短篇小说区。“乔治，要我说啊，你好像是个爱尔兰人，天生就会花言巧语。”她不止一次这么说过。“我热情、亲切而友善，”父亲回答，“就是这么回事儿，无论是凝结奶油圣诞水果甜点，还是什么胰腺病，管它是什么呢，我有了，你也就有了。你有那本书吧？”
“我有。”杜安夫人说。即便她没有，也会搞到一本的。
他如果想起来的话，也这样对待我，尽管我回家照顾母亲后从来没有过。我还记得入睡前，他在我的床边教我ABC之歌，当时我们在一套狭小的两居室里生活，住在远离普林斯顿市那所大学的一条后街上。工作日里，我只有在洗完澡、洗漱好、穿着长长的花边睡裙时，才能见到他。（那些睡裙是母亲亲手做的。“我这辈子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么一件体面的小女孩睡裙！”她会跟她那个教员妻子组成的小圈子说，那些人给自家孩子穿上米老鼠睡衣或者邓顿博士牌睡衣就已经很满意了。）“A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啾啾啾啾啾啾！”他就打个喷嚏。“B是喇叭枪[4]。C是康康舞蹈[5]演员们，她们在世纪末为图卢兹-罗特列克[6]手舞足蹈。”就这么一直唱到Z，Z是莎莎·嘉宝[7]。没人像爸爸那样说莎莎。
有时候，尤其当我的一个女朋友坐在车里时，他就唱《让我们到此为止》[8]，或者背诵略有点儿色情的五行幽默诗，或者对着她那件写有“脚踏实地，放眼视野”的T恤大肆恭维（“人类的理解力可以超越你胸怀里——噢，胸上——的情感吗？”）她们当然都很喜欢。“我父亲坐在车里放屁，听收音机里的运动比分时，叫我闭嘴。”詹妮弗·巴克利说，她父亲有家建造超市和公立学校的公司。“如果有天我喷了阿玛尼香水，你父亲能闻出来。抱歉这么比哦，可你父亲太棒了。”
然而，一个能辨别出坐在他汽车后座的高中生喷什么香水的男人，身为父亲就很可能有些不足。十二月的一个晚上，身为哈佛大一学生的我回家过圣诞节，去了他位于一座旧石灰石建筑高层的办公室。那楼是英语系的办公楼，还有学生教室。外婆妮娜从佛罗里达打来电话，操着一口波兰语告诉母亲，外公中风了，医生认定他将不久于人世。学校里的电话因为冬天的冰雪，断线了，打不通，所以我走过步行桥，狂风吹歪桥体的时候，紧抓栏杆，尽量不去看脚下冰冷的河岸上高涨的水。
警卫让我进去，我上到四楼的时候发现办公室的门关着，但我听到了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呻吟声，还有父亲那张破烂的皮沙发上旧弹簧发出的吱嘎吱嘎声。“上帝啊，贝丝，”尽管门关着，我还是听到了，“耶稣基督哇，贝丝。”贝丝来自罗格斯大学，是一位强势的女权主义者、美国历史的访学教授。这真是乏味，我心里想，用的是我父亲最爱用的词语之一，真是乏味，人们总是这么干。我从系秘书桌子上的文具里，小心谨慎、悄无声息地拿出一张纸，写上“你的妻子需要你”。可在将纸从门下丢进去之前，我站在那儿，听了好一会儿。甚至在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仍然让我感到恶心。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知道我知道。自此以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巨变。我不再是恳请者，而是评判者，只要一有机会做出评判，就刻薄出言。一个女孩曾经从哈佛的创新性写作研修班上退出，就因为我们得大声读出彼此的作品，讨论彼此的作品，四期之后，她告诉指导老师，她在听了我对别人故事的评判后，再也不能忍受听我如何评判她的故事。指导老师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毫无悔意。“那是她的问题，不是吗？”我说。
而对父亲，我同样口不择言，或者可能更加不留情面，因为我会想象他多年以来对我的评价总是有失公允。但父母之间的关系，无论那时还是后来，都从未改变。在很久之后，我才将这事跟我和乔纳森之间持久的恋爱联系起来，我对他简直又想又恨，爱恨参半。那个圣诞节假期后，我们回到剑桥，乔纳森发现我终于决定跟他上床的时候，简直惊呆了。还不只上床——在一节艺术史课上，我曾经把手悄悄放上他的大腿，伸进他的拉链，当时正在讲解“阿诺芬尼夫妇像”[9]，这两个乳白色面孔的人穿着华服，正准备共赴无聊的永恒之境。这让现在的我无比震惊，在模仿父亲的路上我到底愿意走多远？精神病专家可以好好研究研究这个有趣的案例。
我和父亲从未讨论过这件事。近乎谈论的一次，是我六个月后回家过暑假。我告诉父亲我跟哈佛研究生院英语系一位教授会面的场景，那是在我提交给他我写的一些故事之后，他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小说家。从那些小心翼翼而又空洞的评论中，我可以猜出他不喜欢那些故事，尽管他告诉我他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的深棕色眼睛——“真真正正的深色！”他假意惊叹道。大学上了一年之后，我知道这是一种蹩脚的密码，意思是“友好些，我愿意带你共进晚餐，共浴爱河”。
我告诉父亲，教授看着每页页面顶端我的名字，如何说，“我的研究生院教学组里曾经有个乔治·古尔登。他很聪明，可是很讨厌。拿到学位之后，他就从地球上消失啦”。
我和父亲都知道那句评论的解语是什么，当时我们在坐着吃蔬菜意面和恺撒沙拉，不过他没有皱眉头，而我只是随意地讲了这个故事。母亲转身离开，去了炉子那儿，杰夫和布莱恩则目瞪口呆。父亲苦笑道：“他是个不入流的作家，也是一个很糟糕的博士候选人。他喜欢你的故事吗？”
我没回答，父亲又笑了笑，知道这笑的意思。我记得我在脑子里回答了那位作家，我想象拒绝了他再来一杯酒的提议后，傲慢地说：“他是我父亲。你是个混蛋。”我想象自己气愤地走出房间，把手稿留在桌子上。而事实上，我迅速低下头，一言未发，带上我的故事，在倾盆大雨中走回家，进到宿舍里的时候，马尼拉信封都软成一锅粥了。乔穿着内裤在床上等我，正在读杰斐逊的传记。“你跟他睡了吗？”他问。“你这头蠢猪，乔纳森。”我说着把一塌糊涂的手稿扔进垃圾篮。“是啊，可我是你的猪哇。”他说着向我弯弯手指，我再次转向他。
注释：
[1]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品。
[2]美国作家，代表作有《裸者与死者》《夜幕下的大军》《刽子手之歌》，一生曾结过六次婚，有无数婚外情。
[3]西方女权主义作家、近代女权主义先驱，澳大利亚人。
[4]Blunderbuss。
[5]Cancan。
[6]法国后印象派画家。
[7]Zsa Zsa Gabor，好莱坞影视演员。
[8]“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为音乐喜剧《一舞倾情》（Shall We Dance）而作，这首歌讲了一对本来情投意合的男女终将面对分手的时候，开始找各种借口，包括对于一个单词都有不同发音，比如tomato（/t?'mɑ:t?v/和/t?'meItou/）。
[9]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的油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