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师傅姓万，全世界只剩我还叫他刀师傅。本来还有G，创造这个名字的G。那天，我们前脚离开营业厅，刀师傅的名片就进了垃圾桶。故事本该到此为止，因为隔天我们就把黄牛啊、优惠啊、误会啊统统忘记了。
我有点想念那张名片。非常奔放的一个“万”字，G就有这个本事，能把那一弯拗直。“哦，刀师傅。”G的语调是如此平静，似乎深谙周柏春的冷面滑稽，冷得刀师傅退后一步：“刀，斩一刀——我不斩人的……”他的反应是如此强烈，加上G那副无辜模样，把我笑得整个人都弯了。这在G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的生活为此增色。我始终分不清，G的那些奇思妙想是故意搞笑呢，还是无意识的呆萌，譬如几分钟以前，G问他贵姓，问得那么恳切，俨然交易已成。于是，他从上衣摸出一叠名片，一张，一张，翻——都是别人的。柜台上碰巧有支圆珠笔，他抄起来，在名片的右上角书写，整个过程，一声不吭。那是七年前的秋季，周六的午后非常适意，我陪G去营业厅充值。当时的手机还很弱智，我的摩托罗拉用了三年，G的是诺基亚E65。G正在考虑换“苹果”，换之前多选选是G的风格。我们的漂游引来了一个中年人，戴粗框板材眼镜，着装体面。
“看中哪个？”他荡到柜台外沿，问。
“随便看看。”
听我们开上海话，他换了一副腔调，精简地介绍了几款套餐，主推的是充六百块话费，送个国货手机。我们多少有点不习惯，习惯性地到处望望（没宣传海报），看看他的前胸（没工号名牌）。既然他不是“南东姐妹”一类的模范服务员，那只能说明运营商的服务有提高。他确实为顾客着想，检举手机的性能一般，还说看不上可以两百块卖给他：“等于是充六百送两百。”随后他指挥柜台里的姑娘，胸前有名牌的，拿个样机给我们。世博以后，我和刀师傅机缘巧合又碰头了，几趟交道打下来，交了朋友，我问起这段，他讲：“我帮他们拉业绩，皆大欢喜。”
再碰头还是秋天，刀师傅明显见老，或许是因为舞台换了（路灯的昏黄不比店堂的柔光滋养人），打扮相当随便，连板材眼镜也没了。如果不是那个壳子，那个动作，我绝对认不出他。
哮喘患者对气雾剂不会陌生：L型的喷枪，装在纸壳子里，毛病重了，含着喷。刀师傅比较特别，他是喷进壳子里闻。作为一个老哮喘，这种腔调自有科学依据，他不多讲，而是像某些欢喜备一瓶风油精在身边的老浜瓜，时不时地，拿出来嗅嗅。
“刀师傅！是你啊？”
在市政府向大剧院过渡的绿化带，一个倒票的黄牛被一个陌生人这样问，他是多么需要绿化里的卫兵帮忙呀。于是，他用审查的眼神招待我，听我解释，手里的壳子来不及放回去。
刀师傅从小就有哮喘。随着年纪的增长，主要是五十岁以后，他跟哮喘的情谊得到升华，稍微上点运动量，比如多走几步，多讲几句，就来了。喷枪跟壳子，好比他跟他的老婆，长期分居。基本上，壳子在上衣口袋，方便拿，喷枪在内侧袋，防止落脱。“只老鬼三！”不管喷枪或者壳子，他都亲切地叫：“只老鬼三！”在上海话的语境里，“老鬼三”一词拥有极丰盈的意象，它是一种无解的代指，拯救那些迷幻微妙、不上台面的情感表达，开心的、痛苦的。与刀师傅的重逢就有那么点意思。初次见面，我和G处于感情的蜜月期，再见面，两个人刚分手不久。我的手上也有两只老鬼三。两张Perahia钢琴独奏会的票子引来刀师傅。票子是三个月前买的，提前买票通常两个目的：一，抢低价票；二，坐好位置。我的情况介于两者之间，订的座位贴着舞台，不过有点偏，对于器乐独奏的音乐会来说，性价比一只鼎。这点门道，黄牛听不进去。他们收票子，就两点心思：一，劝你出票；二，拼命杀价。原本，我一张也没打算出，等我意识到，这是在跟刀师傅打交道啊，就改了主意。我钓着他聊了几分钟，他盯着两张票子，向不知在哪的G表达了兴致：
“你阿弟？”
“没，是我男朋友。”
他“啊”的一声。我就再露骨点：“不过已经分手了。刀师傅，你最近看到过他吗？”他完全糊涂了，确切地讲，处于脑瘫的边缘。我想他一晚上受了那么多刺激，就满足了他先前的报价，对折让给他一张票。他花了一分钟恢复本性，追我的背影：“喂，朋友，还有一张卖卖脱算来，”喘气，“又不是郎朗李云迪，有啥看头？”
连票好卖，单张难出手，这是黄牛收票的口头语，即便能谈拢，也是一副吃亏相：“让我钓钓看。”单独看演出的人也确实是少。在上海，女性是文艺演出的消费主力——小姐妹联谊，姑娘拖拉男朋友，女儿带爷娘开洋荤……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个闯荡上海十多年的台湾剧场人，分享他的观察。他对男性观众的评价是：“如果是两个人，多半是gay，如果是一个人，基本上是同行来刺探情报。”
我完全不担心那张票会烂在刀师傅手里。它不是高价票，高价票难消化，而且不像其他票价能玩花样。最常见的花样是用标签把价格贴掉。这个椭圆的覆盖物诞生于后世博，泛着镭射的光束。当票券的标价被强制消失，它的实际价值就变成黄牛表演的近景魔术。观众只能凭座位的区域排次与经验做出判断。这种互动的可怜在于价格和座次的关系图仿佛中国的股市。会主动寄希望于黄牛的人都贪小，于是，被斩就成了归宿。
一切正常。那张标价380的票子会在刀师傅的嘴里先涨后跌，成交价超过400。我坐在“舒蔡记”的长凳上，对那个倒霉的洋葱头毫无同情，我来劲的只有这个人的性别跟长相。G欢喜“舒蔡记”，欢喜此地的腔调胜过作为招牌的菜饭或生煎。此地有七八十年代上海的味道，难得的是，负责招魂的不是食物，而是餐具、店招、环境等等细节——搪瓷碗碟、油得可以炒菜的台面、摇摇晃晃的吊扇。
怎么理解G的怀旧呢？喜新不厌旧？我曾经也这样理解，或许吧，G的留恋只为稀有资源盛开。一想到这，一想到自己孤零零来听音乐会，各种情绪就轮番折磨我。G的座位现在被一个老阿姨霸占。她应该是钢琴家的粉丝，从第二首曲子起，一张CD就在LV皮包与她的双手之间挣扎。她还具备一定的剧场道德，所以把CD当炸弹拆。
好不容易，等来了中场休息。我逃到G最爱的神秘角落（身后是男厕所，楼下能看见艺术家特供的休息室），吃最后一包榴莲干。分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我收到G发的快递，是一大包榴莲干，拆开有七份独立包装。太残酷了——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G从扬州回来，带给我一盒潮糕——难道，G对我的留恋就此干枯？第二天，我想通了，以一天一包的速度消灭无谓的思念。整个过程，我发觉一个状况：每包榴莲干分量差不多，里面的块状物大小差好多，但每包都是七块，包括我刚刚解决的这包。我想当然地认为G是知情的，故意用这种文艺青年的方式超度我们的爱情。这一发现让我难以自禁地冲进厕所，继而影响我在下半场的表现。我变得焦躁、不安、哀伤，与我有相似状况的是右首的一位男士。他一直在刷微博、通短信，接收交流某场英超的动态，一面应对旁边女友的鄙视。好几次，我产生了一种幻觉，身体失控地往右边靠。每到周末，G也有看英超的习惯。那一夜，G应该很高兴，自己钟爱的曼城队在德比中八面威风。我们刚认识的时候，G是切尔西的球迷，有一趟，我们去酒吧看球，G还穿着队长特里的球衣。
回顾我们在一起的三年半，仿佛踢了一个赛季的英超。一上手，贴身逼抢，攻防快速转换，充满了身体对抗，逢年过节肯定加班加量；半程一过，体力不支，伤病不断，纯靠意志品质撑；收官阶段，两极分化，争冠的保级的忙死忙活，排在当中的就等终场哨响。G是何时开始磨洋工的？我不敢猜。反正G自从换了iPhone4，通话就疙疙瘩瘩了，就像现在我要克服的石阶，一格一隔。它们把大剧院抬高了十多米，两头是检票关卡。演出结束，迎接观众的是忽冷忽热、方向变幻的自然风、人来风，以及小提琴的呜咽。永远佩戴墨镜，面向大剧院的这位大叔，就《星语星愿》《My Heart Will Go On》两首曲目。经年累月，他卖艺的名义还是病重的妻子。
“朋友。”我被背脊上的手指点醒了，转身看见刀师傅在笑：“朋友，下趟票子多记得找我。”我看他掏口袋，是发名片的节奏，就有点纠结。结果他掏出一只手机，反问我要号码，说打给我。就在这时，上帝又展现了他调皮的一面。E65，刀师傅用的是诺基亚E65。这一事故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夜宵。
刀师傅的手机是进口货，儿子淘汰下来的。他的宝贝儿子在澳洲读书。一个黄牛能把儿子送出国留学，看来这行油水可以。他当然是否认，说是开厂的弟弟促成的，费用赞助了大头。“等他回来，年薪起码三十万。”刀师傅说儿子读的是机械工程，热门专业，市场上不要太吃香哦。起初，刀师傅并不急于招他回来，希望他在澳洲扎根，就像那些在上海的外地人，混得山青水绿，再接自己过去享福。于是，儿子也就孝顺地守在澳洲，从二三年大专两年级休学踏上飞机，迄今一张文凭没考出来。回来过两趟，讨债一样，要继续读下去。现实是刀师傅和弟弟的关系搞僵了，赞助锐减，他觉得儿子讲得也不是没道理，既然读了，索性研究生一道读出来，好比股票套牢，舍不得割肉，那就补仓吧。
我和刀师傅坐在顶特勒粥面馆的两楼，话题在他儿子与我之间漂移。两个陌生人为了一己私欲，可以面对面吃面，又因为相互的生活圈子没交集，所以闲话瞎讲。他那么坦诚，或许还因为我的工作、家庭，让他想起儿子，想起他的未来。
我在一家中德日三资控股的汽车部件厂就职。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从一九九七年做到现在。那年夏天，统共有七名大学生进厂，我和老李是没跳槽的少数派。老李目前统领研发部，而我在离总厂一个起步费远的分厂，是质保部检验科的科长。分厂就四个人，占供应商的便宜，在人家地盘搞的内飞地。天高皇帝远，在这里，我们贵为甲方。有几间实验室，几百平方的仓库主要堆放各地售后退到上海的压缩机。日常，分厂与总厂只有现代通讯往来，除非上峰有指示，才搭送货的卡车，去报到。每天，我们的工作就是拆装分析问题压缩机，按照故障的种类分归，填写报表。所以，对任何有野心的员工来讲，被分配到此地，变相是一种流放。
这是我的选择，没人理解，比我的单身还奇怪。渐渐地，厂里想当我红娘的人歇脚了。有一阶段，他们比我父母有紧迫感。亏得我有一个哥哥，养了一对儿女，碰巧也在澳洲，让我在家里呼吸着正常气压的空气。近些年，中国流行雾霾，父母借着探亲带小孩，寒冬去澳洲过。一年有两个夏天，人也滋润了，身体好，到处旅游，懒得寻我麻烦。也是因为我买房比较早。我从二十七岁起搬到梅陇，上班方便。两间卧室，大的被老娘封为婚房，不给人睡，现在堆满了唱片。
G很少来梅陇，更谈不上过夜。G在巨鹿路借了一套老房子，那种黄梅天有白蚂蚁在头上盘的老洋房。在G这里，它们不像在别处受到世俗的反感，还被认为是在制造浪漫。它们不怕生，几乎不盯人，停在你的皮肤上，翅膀收敛，微微颤动。每到这个节气，你就觉得除了爱情，世界上没啥值得我们去做。还需要一点音乐。G欢喜黑胶唱片，尤其是四十五转的单曲，这就给我们的运动带来了麻烦。基本上，每过五六分钟，冲进死区的唱针就会裁判上身，用嚓嚓噪音叫停比赛。配乐主要是麻醉官能，适用范围包括邻居。老房子蹩脚的隔音磨练了我们的DJ功力，因为太轻太响都可能叫我们的房门遭受空袭。配乐也有副作用，以奥运精神的劳苦，降解享乐的纯度。今日，你做了五张黑胶，明日，想要冲击六张，不然，真对不起坚持在灯下的热心小观众。
我当然不会跟刀师傅讲这些。我们还没熟到那个程度。我啰嗦的尽是一段爱情无疾而终的困惑。我甚至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也没有任何明确的句号，除了那包榴莲干，G就这样荒诞地消失了。我干吗啰嗦这些呢？真是奇怪，当刀师傅坐在我对面，当我扫到他头上的老上海照片，时空扭曲了，仿佛正在倒带。
第一次和G吃夜宵也是这张台子。我们点完单，低头上到二楼。坐定之后，G神秘兮兮地送给我一份礼物。是《飞侠阿达》的电影原声，全新的台版卡带。“日本人做的。”G说。那年，台湾自由行还在议程，G是公差，顺便逛了碟市，淘到这盘初中生年纪的珠玑。我一边听G描绘渲染台北的二手唱片市场，一边拆塑封，内页很漂亮，印了导演赖声川的导听文章。我被开篇这段迷住了：
“第一次看到板桥文夫是在香港的Jazz Club。那时正在剪《暗恋桃花源》，苦于寻找合适的作曲，摄影师杜可风兴奋地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来说：听到（背景）没有？有了……”
日后，这盘卡带被我听了一百多次。听卷式磁带有个问题，其他音乐载体难以想象。磁带是有记忆的，上次听到哪里，卷轴就以它独有的方式提醒你。比如我很喜欢《别问我是谁》，这张专辑的B面对我的耳朵是个灾难，所以通常A面听完就入盒归位，等到下次再想发出“请与我面对”的祈求，摆在眼前的捷径，除了野蛮的倒带，就是粗暴的快进。同样是模拟声，黑胶就自由多了，唱针高手可以像操控Mp3一样随意点歌，甚至精确到某一段。
这不是我疏远黑胶的原因，我不收黑胶和过敏性体质有关。工作日的机油味已经够受的了，没精力对付二手黑胶的灰垢与刺鼻。好在G的黑胶收藏只是我家CD、卡带数量的零头，不影响我的巨鹿路生涯用积极向上概括，请罗纳尔多代言。算了，我还是认命吧。再伟大的球场传奇也是用来缅怀的。跟刀师傅聊天有助于我廓清现实。人嘛，快进是第一位的。在黄牛党，就是初一收十五的票，这是打桩模子的党章。刀师傅属于特别拼特别应该被点赞的一类。这类人没主场的概念，追着演出打游击。主要是些外地黄牛。最早，他们在“万体馆”“八万人”活络，后来有了“东艺”，因为远，本地黄牛懒得跑，就变成他们的根据地。“冬天冷死，天热热死，又远。”连巴结的刀师傅都怕“东艺”。这种户籍语言的绝对一边倒，只有世博以前的“话艺”可以别别苗头。那时，去安福路看话剧还是小资的小众的，戏也不多。后台（门一开就是男厕所）通常比舞台精彩，在艺术上，门口又上了一层。肢体剧、论坛戏剧、环境戏剧，各种无聊新名词，各种思潮，我最早是通过观察“话艺”门口的黄牛而有了一点切实体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废话在他们就像一身刺青。他们操着绿色有机无污染的上海话，处于自娱自乐、自生自灭的间离状态。你觉得他们是在打牌下棋吹牛吧，可只要一靠近，他们就会冷不丁地跳出来：“票子有吗？”或者“票子要吗？”这大概就是那个德国共产党员追求的剧场美学吧。
多数情况，靠演出吃这口饭的，本地人做不过外地人。四十岁是一道分水岭，就像身份证的头三个数字。“310”开头的，多数四十岁朝上，99.9%是男的；其他数字开头的，多数四十岁不到，女人也并不稀奇。外地黄牛贪了年轻的便宜，倒不在于他们手脚勤，嘴巴快，而是脑子新。多少票务网站，多少演出公司，收票子要收到他们寻上门，才叫挺括。月饼票经济就是这个道理，要里应外合。这都是后来刀师傅教我的。一年之后，我还保持着每月看几场演出的习惯，具体到细节，大为改观。我的活动范围缩小到黄浦区，票子事先不订，演出当日，想看了，早上联系刀师傅。我还是老规矩，中价票，靠舞台近一点，多偏无所谓。他几折收的我不管，我给他的是正价，是现金，不过只买一张。
我始终没再看见过G。
我还有一点疑问。我和G看演出不是一年两年，在我们还是“我们”的岁月里，为何没在剧场门口碰着刀师傅呢？这涉及他的隐私，确切地讲，是职业机密。他希望我请他去绿波廊涮一顿，慢慢谈。我们点了一台子的菜。四喜烤麸、白切羊肉、水晶虾仁、松鼠鳜鱼，最关键的是一道草头圈子。
刀师傅就住在城隍庙附近。以光启路为中心，方圆两公里都是他的地盘。所谓地盘，就是在这个区域搓麻将稳赢。当然，一场麻将结束以后，台面上他可能输了，但是账面永远是乐观的。“宝大祥”，上海人用这个老字号来形容稳操胜券的人或事。还有一种叫法是“照牌头”。刀师傅照牌头是要有人帮衬的。无论坐在上下家还是对天门，两个人看三色、抬轿子、操控牌局。他们不会戆到塑造啥常胜将军，不过，假使当日牌都很“醒”，那么两家赢两家输也没办法。所有魔术都有败露的一天，刀师傅没等到那日，倒是那些牌搭子、老朋友动迁的动迁，搬家的搬家，散落在上海的四面八方，凑不起来了。久而久之，刀师傅急了，儿子的学费生活费问谁讨。他只好拓展业务，把夜里打牌的时间浪荡在马路上。
为了做好黄牛这门空麻袋背米的职业，刀师傅做了不少功课。他学会了上网，因为演出信息最早最全发布是在几个票务网站。他有一本挂历，标满了工作日程。今日夜里在“音乐厅”，明日在“文化广场”，后天是“兰心”。除了演出，他还做中秋的月饼票。我问他为啥不碰火车票，他讲：“火车站太乱，怕出事体……我以后要去澳洲享福的，思路要清爽。”各种社会收入，加上两千多的退休工资，每月平差差有万把块，一半用在儿子身上，两千上缴老婆，剩下来自己开销。他辛辛苦苦刮老百姓，心甘情愿被儿子刮，最后转到外国人的账户。我懒得打击他，见了面，不是问他见过G吗，就是打哈哈：
“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哪能，想帮他介绍工作啊？”
“一句闲话，就等他回来——对了，他卖相哪能？肌肉发达吗？”
“死开，死开，少打坏主意。”
我扶着他，身体差点笑成刀字，随后像是故意要气他，提醒他注意，兴许下次儿子回来会有惊喜。他知道我是开玩笑，但还是很生气，或者说，突然被一丝担心抽疼。八年了，抗战都胜利了，儿子连个文凭还没混出来，从来也没听他提起女朋友啥的，这不正常。
更奇怪的是，眼看着我们的分手周年临近，可我连G的一点消息都没有。那晚，我收到自称是N的短信，说要结婚了，办酒之前想再见一面。我赶紧拨通了这个陌生号码，居然真是N的声音。我们约在隔天的阿毛餐厅，吃晚饭。
记忆里的巨鹿路，是市区叫得响的马路里，极少数不开公交车的。到了富民路，南面有爿饮食店，叫小青，生煎蛮嗲；北面有家饺子馆，叫朱记，夜宵兴隆，旁边的阿毛是大家聚餐的首选。二〇〇五年到二〇〇八年，豆瓣网站有过一个小组叫“周日请早”。最早，这个名字意味着一个文艺沙龙，脱化自地下丝绒的名曲《Sunday Morning》，也就是“香蕉”专辑的开场曲。我跟G，还有N，都是沙龙的常客。多数成员都混过某个已经消亡的论坛。在豆瓣为一堆BBS送终之前，这个论坛在圈子里比人民广场还有名。目前，社交网络一波接一波，新浪潮隔夜就可能被某个手机软件淘汰，自然就不会被多少人惦记。
小青、朱记的门面已经没了，阿毛的店招还亮着。我关照司机靠边停，却忘了拿发票。我盼着尽快看见N，就提前到了，但是人家已经在那个包房里坐定了，看书等我。N读的是远藤周作的《深河》，对它很是推崇。我是后来才留意到书，并有了一些延伸的对话。久别重逢，最抓眼球的还是人的变化。三十出头的人，头发不该那么稀，但是精神状态极好，胖了，笑容清甜。当晚，直到我们步行至长乐路分手，平和温润都是N给我的最深印象。即便是今天，想起来还让我非常眼红。所以，我当时的开场白或许是一种嫉妒：
“朋友两年没碰头，气色蛮好。”
N拍我的肩膀：“朋友两年没碰头，肉头厚了勿少。”
“锻炼呀，外头空气介差，只好健身房里活动活动。”说着，我改用国语：“你懂的呀！”
“大趋势这样。现在好像口味越来越重了。”
服务员突然不请自进，把我们变成两个哑子。她问我们点单了吗，要什么酒水。我没要菜单，随意报了几个名字，都是以前N爱吃的，又补了两罐椰奶，一大碗酒酿圆子。不久，菜就来了，一道接一道，仿佛预先晓得会被我们点，就像N晓得什么会被我问。
N否认了一些流言：“有段时间，我确实身体不大对，我以为中招了，所以就去做了检查。”知道结果后，我告诉N，自己明白那是什么感觉，填表格的时候会遭遇什么眼神。雨过天晴。也是心情好，N接受了朋友的邀请，去教堂见证他的受洗。这之前，N对宗教的认知是肤浅的。N说了很多，很多感悟，很多故事，让我觉得自己正在被布道：“所以，你消失是因为宗教？你要做礼拜？”
“一部分原因——没错，是因为宗教。但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已经想要逃了……怎么讲呢？我认为我们实在是太糜烂太不像样子了……怎么讲呢？后来我信耶稣以后，慢慢地，开始有动摇。这好像真的是一种天谴。”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在上海话里，“天谴”音同“天气”，N的逻辑是要就雨过天晴的方式再做一点补充吗？还是，觉得信念动摇是一种天谴？
真是荒谬。我明白N的意思。这可能是我听过的最缺乏营养的劝戒。人是应该检点行为，但是借由宗教去解决一切，在我，正如神的存在一样可疑。我这么说，丝毫没有渎神的意思，相反，我尊重那些明灭幻见的神明。我比N更包容，我尊重传说中的所有神明，而N信奉单神，并对某些多神的宗教颇为鄙薄。
我重申一遍：“我羡慕那些信仰宗教的人。”
这次不算积极但绝对和谐的饭局没能改善我与神的关系，却带来了一些福音。神的伟大就在于此，无论是否被你信奉，他都不会吝惜手中的曙光。即使是N组了家庭，正能量还在传递。逢年过节，我会收到贺卡，N画的贺卡，祝词包括“为你祈祷”、“最近情势严峻，请千万小心”。N的插画创作早于我们相识。婚后，夫妻俩开了一家淘宝店，自己联系印厂，为插画找了很多归宿，最主要的是结婚请帖。
如果G还在身边，我们应该会结婚吧。到了我这个年纪，身体机能开始走下坡路，需求和魅力都不比往常，想要再有一个安定而贴心的伴侣越来越困难。G消失之后，我被迫开始新的征程，那些短暂而散漫的艳遇如雾如纱，内心丰富、视力糟糕的人容易幻看，又因为无限暌隔，症状恶化。有时，走在空旷的马路上，觉得百步开外迎面的仿佛是；有时，坐在昏暗的公交后车厢，前门上来一个人，身形像，脸架子也像，惊得浑身战栗。这和幻听是一个道理。曾经，我的手机铃声是一首冷门的爵士乐，遇到地铁拥挤，各种声响经过大脑，拼凑出熟悉的主题。直到我换了手机，自作多情才有收敛。我发觉手机不断进化的一大标志是音量的限制，由此，拿它当喇叭听的脑瘫少了，被我漏接的电话多了。
逢场作戏。我的演技还有待提高。比如，舔吻的动作太夸张，仿佛双唇隔着一把高音萨克斯。鼓手是G吗？这个念头与我的激情并不抵触，反倒成了一管润滑剂。我的手机里装了许多交友软件，我开始享受智能手机的优越性。2G、3G、4G……时代在进步。
二〇一三年九月，奶奶自杀了。老人家这一任性，释放了小辈的人性。夜里九点，过年才有的大团圆改在宝山区的一家养老院。从起床到上车，奶奶这一路走得辛苦，楼道里萦绕着各式各样的抽泣号啕。好些房间亮着灯，好些老人坐躺在床上，眼神放光。这样的夜晚，对他们来说，过于残酷了。
亲人或许太过悲伤，灵柩不久就火化了，隔日入葬。爷爷在陵墓空等了两轮，终于团聚了。上山的路上，一群又一群的黑蚊子热情欢迎这些不合时宜的稀客。就在大家搔首弄姿的时候，我掏出驱蚊水、万金油，赢得一片真挚笑容。最激动的那位问我，怎么有这些宝贝。我说，几年前出差到苏州，就顺便过来看看爷爷，也是这季节，也是这样叮。说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满是G当时的狼狈样子——我指着墓穴说，里面是空的，因为爷爷是回老家探亲走失的。
离开苏州，G带我去了同里，下榻在一家民宿。我们在床上玩一种两个数字相加等于十五的游戏，太过尽兴，惊醒了前来送热水的老头。也怪他太莽撞，想当然地开门进来，于是就撞见了赤条条的我们。被冒犯的感觉还来不及上头，尴尬抽空了空气的传声性。我们看着他把老式热水瓶搁在地上，微笑着退出门外，直到砰的一声。我们瘫倒在床上，相视而笑。
“斯人已去，斯人已去。”回程的巴士上，长辈见我情绪低落，试图给些宽慰。我休停了整整七个礼拜，遵从风俗，连根头发都不敢动。这期间，最大的娱乐是回了一趟老房子。
南市并入黄浦是本世纪初，旧区改造随之启动。老太平弄动迁以后，我就没怎么回来看过。奶奶的儿子太多，父亲婚后变相入赘，去了徐汇。我的南市记忆是和童年的节假日捆绑在一起的。偶尔，我会看到自己跟着其他堂表兄弟，在外咸瓜街的水产市场看大闸蟹、甲鱼、海蜇皮的热闹，头上一具一具鳗鱼尸体。我极少回来的原因是它变得如此彻底，方圆半公里，寻不到一丝一毫的印记，证明自己的过去，所以也就无所谓什么乡愁。难得啊，我在刀师傅的家附近还会被这种流行病击中。
血液里有南市风土的人，命里都有两座庙。一是城隍庙，二是文庙，读书人的顺序可能不一样。因为城隍庙，周边的老房子不幸地幸存了下来。这是刀师傅的观点。主流民意是太多居民盼望拆迁。穷人翻身靠拆迁，好些人至死没看到拆迁，家属就哭得特别惨。一个户口啊，看得比人民广场还大。于是，家里有条件的，比如兄弟姐妹插队在外地回不来的，发觉老人家快熟了，就送出去，永远活在户口本上。刀师傅的父母走得早，没机会长命百岁，所以他揭发别人非常爽气。
“拆是肯定要拆的，问题现在是拆不起。有多少只户口你晓得吗！要多少钞票啊！这些人是啥人啊？这些人统统都是社会精英啊！”说着，刀师傅帮我的一次性杯子加了点茶。我稍微一欠身，随即听到屁股下面木凳子的惨叫。刚才上楼也是，每一脚都像踩在弹簧上。被刀师傅引进弄堂的时候，我还在观察，倒马桶的老太老头、棚户危楼、阴沟水斗，是否如那天在地铁里两个阿姨聊的那样，老早蛮清爽的弄堂，现在被外地人弄得非常脏。
临近中饭，屋里多了一个声音：
“有螺丝刀吗？”
我回头一看，一个身材修长的黄毛，面色凝重。刀师傅瞪了一眼，起身去翻抽屉，寻到以后直接交给对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什么事情啊？”我问。
“隔壁邻居。”
“现在一点老房子大概都借出去了哦？”
“多数外地人，”刀师傅闷一口茶，“都是附近搞三产的，饭店发廊，乱七八糟各种小店。靠城隍庙发财呀……新公房什么人不欢喜啊。上海要是有一半剧场搬去宝山，我就解放了。不过闲话又讲转来了，宝山空气实在太差。”
容忍长期分居，容忍老婆一个人（或许不止）住在共康，刀师傅还有个原因是贪老房子方便。吃的喝的用的，楼下就是，地段医院都认识，他拿老婆的医保卡开药，没事调戏护士，跟医生聊养生。这半年来，我明显感觉刀师傅的气喘有改善，主要体现在话多了。
“吃大蒜头呀，记牢，一定要生吃，吃腌的没用场。”刀师傅得意地说，他上月和医生聊天，对方听到他坚持吃生的大蒜头，相当肯定：“你晓得吗，生大蒜头等于是头孢啊。”
我们就这样逛老街。说好的，我请客，刀师傅带路。我们走在四牌楼的美食街，俨然在兜台湾夜市。路原本就窄，街面房子全部改造成了餐厅，还要容纳两排移动餐车。车上各色大旗，化了浓妆，撂下狠话，各类食材在铁板上油锅里拗造型。不少摊主认识刀师傅，打起了招呼，他也就视察工作一般，左一记大招手，右一记大招手，忙得七荤八素。最后，我们突破油烟的封锁，走进一家叫“小宁波海鲜”的馆子。老板娘殷勤，一口一个“阿哥”，先送几碟冷菜，包括糖蒜。
“老规矩。”刀师傅这就算是点完单了，开始指点江山。他对这片地区有自己的规划：“应该拆一部分，留一部分。”怎么拆，拆了干吗，这就是艺术。反正，他家必须拆。他对澳洲的生活也有规划：“想开一爿棋牌室，缺搭子了就我来顶。”我给他看哥哥在澳洲的照片，视频里，我的侄子在海滩上疯，太阳刺眼，镜头摇晃。他捧着我的手机，开心得仿佛是看自己的第三代，还不忘加上一句：
“老板娘，再来份大蒜头。”
他这样迷信大蒜头，胃终于罢工了，还爆发了流血冲突。二〇一三到二〇一四的跨年，他是在医院的输液室里度过的。老婆陪完夜，元旦还有饭局。我打电话只为拜年，听到那个“煨灶猫”的声音，动了恻隐，还有一个困扰我许久的念头。
我买的那箱金果具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刀师傅光是瞥见，精神就有起色。我不能影响他休息，就晒自己的想法。一叠照片，一张，一张，翻——都是G。我是一个拒绝拍照的人，因为不上照，世间的景观连带褪色。旅行不带相机，手机配备多少万像素也不关心。我们的照片基本都在G的设备里。这张照片是少数漏网的，人物形态完整的唯一。离寻人启事的标准还有距离——雪景太壮丽，仿佛在加拿大，其实是南京大学的仙林校区。那年岁末，我们去南京捧昆曲名伶的专场。我会对昆曲有浅见纯粹是G的熏染，所以，这种风雪夜奔的戏码我是演不了的，而是被人拉着赶进了兰苑剧场。看完已是深夜，明早还有名伶的讲座要追。仙林校区是什么概念？距离或时间，不知深浅。于是，地铁还在隧道里跑呢，就明白肯定晚点，等到驰入茫茫飞雪，瞬间豁达了。天地是单调的白色。雪那么厚。我们躲在一把天堂牌的大尺寸折叠伞下，每一步都在创造新的景致。羽雪落在伞面，荧荧化响，脚下嘎吱嘎吱的凉，此外，便只听见我们的对话。怎么办啊？除了眼睛是度假的状态，身体的其他零件都在咒骂：
“黑匣子剧场在哪？”
没人知道。人实在是少。有时，老远望见一把伞，也不管方向了，追上去，只为了一句“好像是在哪里”。就这样绕圈子。
“帮我拍一张。”G实在是累了，懒得掏相机，站在一栋教学楼前面卖萌。我用手机保存了这一刻。我想，照片多冲几张，让刀师傅分给朋友同行，会多一点希望。
“戆大！”刀师傅收好照片，还我两个字。
我需要一点音乐——Brendan Perry的浑厚肉嗓，Lisa Gerrard的鬼魅吟唱。他们居然会重组Dead Can Dance。四个半月后，G离开了我。次年，DCD发表新专辑，开启新一轮的环球巡演。DCD是G的最爱。我开始幻想，期待他们献艺上海，哪怕凑不全。每晚，总有那么几分钟，我守在屏幕前面，审查几位的官网，巡演信息有无进展，一如病患等待重大检查报告。两年后，欲望的指针对准了上海交响乐团。
普莱斯纳与丽莎·杰拉德演绎《希望日记》。
Preisner＆Lisa Gerrard Perform Diaries of Hope.
没错。乐季的节目册，第192页郑重宣示。我知道，普莱斯纳创作这首交响诗，动机是安魂二战波兰犹太区的亡灵。普莱斯纳不知道，这样一场演出，对一个上海人（虹口区收容过大量犹太人，并建有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G的大学，G与上海的因缘也在虹口）意味着什么。确定Lisa明年会来救死扶伤，我旋即在普莱斯纳的官网订了《Diaries of Hope》的黑胶。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让两位签名，当面送给G。那是一套双张180克重胶，Gatefold对开封套，印刷雅致，有普莱斯纳的导听文章。文首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随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几年后，猝然病逝于华沙）参加耶路撒冷电影节。两人去了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Vashem。读到这一句，我被震撼到了：
“当我们离开纪念馆，克日什托夫对我说：‘你应该用音乐来描绘它，你应该做这个。’”
我完全受控于一种错觉：这首曲子其实无关大屠杀，它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回应。这个回应迟了二十多年。我悬想，《Diaries of Hope》二〇一三年在伦敦首演，谢幕那一刻，普莱斯纳的内心深处是什么景象？这一幕让我动容，深陷其中。
一个崭新的开始。对上海交响乐团来说，没有比拥有自己的剧场更值得庆祝的。寄居、流浪已然终结。对刀师傅来说，财神老爷又来了。大剧院的整修停业让他郁闷了大半年。在我，上海交响乐团就是希望。宝庆路汾阳路之间的这段复兴中路，我熟悉它，原址是上海跳水池，现在的建筑是矶崎新的作品。正门有两个出入口，移动铁门防护，保安把守，演出前夕只开放一个。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我急切地盼望这一天。演出会在晚上八点开始，刀师傅的习惯是提前两个小时。二〇一四年的夏天，我是在规划部署中度过的。八月卸下浓烈的日妆，哼起倒黄梅的雨中曲，即便阳光充足，也没能逼近三十七度。二号的清晨，乐季开票，数百观众顶着台风在上交新馆的门外保持队形。领先的十几人是凌晨来的，然后便是我，一身艳俗的黄色雨披，犹如一根大香蕉。排队的过程，我把DCD的八张录音室专辑完整地听了一遍，视线不时往后扫。无尽的等待、糟糕的天气、难解的尿意（有位女士想进去方便，被保安以安全原因拒绝）以及对低价票数量的担忧让好些人聊到一起，发泄在社交网络上。G我是没等来，记者倒是来了不少。我误以为今天开的是整个乐季的票，实际，只有四场音乐会。有个青葱小伙子，紧身牛仔裤包得很性感，沿着队伍求救：
“能帮我带一张580的维也纳爱乐吗？”
没人答应。大家惦记280的底价票，却又很清醒，多掏300块的概率很大，而这最低的两档票价都限购两张。于是，我终于下了决心，买两张280，两张580，算是给发软的双腿一个交代。在我满足了小伙子的渴求不久，他就让我失望了。骚扰工作还在继续，不放过任何一个人，还有，他的女朋友来了，手里提着刚买来的早饭。
我对闹哄哄的大型交响乐无感，两张280后来让刀师傅赚了一票。上交怀旧的开票模式让他上瘾，他成为了会员，定期收到开票的预告短信，购票还有折扣。九月十二日的深夜，好些人看完王健的演奏，就往售票大厅跑。明早有四场演出开票，限购的是朱晓玫、马友友。没人抢得过刀师傅。他的那副粗框板材眼镜又回来了，和他的同仁战斗在最前线。吸取第一次的教训，大厅被上交开放为候票室，零点一过，又被刀师傅改成了棋牌室。四个老爷叔，不顾一群小青年的惊讶与鄙夷，打起了八十分。这一夜，他打牌赢了两百，四张朱晓玫的低价票后来翻了五倍。
他最近确实很顺，顺得压不住。到了该Lisa Gerrard登台的那天，我看到的刀师傅是空前绝后的开心、亢奋。我们约在黄昏的汾阳路口，一见面，他硬塞给我一包进口水果干，说是儿子这次带来的。“还差两门，只要再考出两门就好拿pass了。”他讲的当口，感觉这是一眨眼的事情。接着，又是一通心情写真，拍的是澳洲的阳光沙滩。我很生气。他显然忘了今天该做什么，答应过我什么。
我终于还是失控了，冲了他几句。
“你太紧张了。”他的心情真的很好，依然在微笑。“放松一点，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又问我，今天叫卖的口号是什么。他说，自己打算用“波兰配乐大师”。
“还是叫Dead Can Dance好卖。”我坚持道。
“蛋啥？中文哪能翻啊？”
“死人照样跳舞。”
“太拗口了。”他啐了口老痰，一转身，喊了起来：“死人跳舞，死人跳舞，死人跳舞看吗？”
声音离我越远，就离上海交响乐团的大门越近。我从环保包里取出《Diaries of Hope》的黑胶，一如既往的簇新，可惜没有签名。我抬头看了一眼路灯，告诉自己，去吧，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