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去世的一年后，爸爸从医院回来了。虽然他的身体在家，但精神上他却在别处，好似有一根随时都有可能折断的线拴在他的脑子里。他像是在一个黑色的泡泡里，很难有人能靠近他，与他亲密相处。
每天，连活下去对他来说都是一件难事，更不用说养家或做家务。和他一起生活很辛苦，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他，就像他不知道该怎么照顾我们一样。
他回家的六个月后，乔去了诺威治大学，留下我们三个盲目地摸索着。我学着像妈妈那样给爸爸熨衣服，做饭，洗衣服。
妈妈去世后的一年，14岁的我开始进入生理期。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用卫生棉条。我买了一包十个装的卫生棉条，在厕所里待了一个小时，不知道该怎么用。我变得焦虑不安，为什么别人似乎都能正常使用而我却不会呢？也许是我有问题？直到浪费到第十个，我终于学会了。
我开始抽烟，只是为了努力适应现在的生活。虽然我经常斥责亚当和乔抽烟，不断提醒他们妈妈就是死于癌症。而爸爸当然不会注意，就算我在他面前点烟他也无动于衷。直到一年还是两年后，他看见我手里拿着香烟，惊讶地说：“唉，塔拉，我都不知道你会抽烟。”
我和朋友一起扫荡了家里的酒柜，因为我知道爸爸不会注意到这件事。一天晚上，在喝光所有的酒后，卫生间的场景就像医院病房一样：我的一个朋友醉倒在马桶上，另一个在水槽里，还有一个在浴缸中不省人事，而我是唯一一个站着的。就算喝完一整瓶伏特加，我也不会完全放松自己，不管有多醉，总有那么一股责任感支撑着我。
毕竟除了我，还有谁能照顾爸爸呢？后来我不得不教他一些最简单的事，以及一些日常基础知识，比如洗碗、扫地以及做饭，每件事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就像学会使用洗衣机。妈妈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后，她终于屈服买了一台洗衣机，但使用它对爸爸来说尤为艰难。我把每一个步骤清清楚楚地用笔写下来：
第一步：把白色衣服和其他颜色的衣服分开。
第二步：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
第三步：把洗衣机的门关严实。
第四步：打开盖子，倒一勺洗衣粉在最左边。
诸如此类……爸爸不仅觉得这些步骤晦涩难懂，要逐条分析，而且还会不停地给出他的意见，认为制造商应该改善设备。三个小时后，他还没有分析到第四步，而真正的洗衣过程从这里才开始。我想我开始理解你以前是什么感觉了，妈妈……
有时候做作业我遇到难题，会忍不住找他帮忙，但总是徒劳无功。他会说一个小时的长篇大论，分析这个问题概念背后每一条可能存在的理论，最后只会让我更困惑。我本来只是想要一个“对”或者“错”的简单回答而已，真是太难了。
爸爸总是在全神贯注地处理传递到他脑子里的每一个信息，就算你在街上从他身边走过他也不会注意到。有一次，我的朋友打电话找我，爸爸对她说我出门了，要几个星期才会回来。第二天早上我进门时，他看到我后觉得很困惑。我们的邻居也曾笑着告诉我，他们曾看见爸爸提着一袋柴火在街上走，有一根木头从袋子底部的一个洞里掉了出来，当他发现时，很认真地掉头去把它捡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袋子里，又继续走。直到又有一根木头从那个洞里掉出来，他就再一次往回走，弯下腰把它捡起来，又耐心地放回自己的袋子里。他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掉着木头，邻居们都觉得很滑稽，而他从没有想过要去修补袋子底的那个洞。
你瞧，我的爸爸就是这么独特，是造物者创造出来的古怪又神秘的个体。他活在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比如他的女儿在哪儿，怎么用洗衣机等，这些信息都被丢弃了，它们并不占用他的大脑内存，他的大脑是用来处理更重要的信息的，比如大脑中的痛觉神经是如何对麻醉剂做出反应的，又或者是印度该如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就好像爸爸的大脑被设置在智能模式，所有接收到的任务都要经过认真的处理和分析。
而我想要的，只是让他变得“正常”而已。我总觉得没有归属感，所以一直努力穿“正确”的衣服。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伦敦，流行破旧的红旗标李维斯501牛仔裤，而且裤腰至少要腰围的两倍那么大，然后用一条粗皮带系着。如果裤脚正好长了一点点，那就可以拖在地上磨出毛边，这样一来就更潮了。
有一天晚上，我打算跟学校最拉风的那帮人出去。我穿上一条最潮，最破的李维斯501，在身上狂喷安妮小姐的香水，甚至还化了妆。我站在镜子前好几个小时，还涂了妈妈以前的鲜红色唇膏，我觉得每个女人都会这样。这是一个化妆新手的惨痛经历，我并没有考虑自己的肤色，头发和眼睛的颜色。
出门后，我感到浑身不自在。站在卡姆登镇地铁站的站台上，努力地想着要说些很酷的话，或者至少要表明一种很新潮的观点。但很显然，演戏不是我的强项。我听到身后五十英尺外一个女人的声音，是那种超级时髦又漂亮的大众宠儿的声音。
“看塔拉……她真奇怪。”她大声地喊着，又重复了一遍，生怕有人没听见。
我愣住了，被她的攻击打得体无完肤。无论我曾经看起来是多么的自信或自爱，在这一刻全都崩塌了。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一点，也都这样觉得。
只有哥哥能理解我。
跟亚当在一起时，我就会很有归属感。他让我觉得安全，也不会不自在。我们并不经常讨论彼此的感受和伤痛，但自从妈妈走后，我们两个总能相互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