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的情感被一种几乎是突如其来的对生活的极度厌倦压倒，我甚至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排解。自杀似乎是一种不大可靠的解救方式，而自然死亡——即便可以假定这种办法使人失去意识——也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倦怠让我渴望的东西并非用结束自己的生命（而这或许可能，或许不可能）所能得到，我所渴望的东西更可怕、更深刻。我从来不曾存在过，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从印度人普遍混乱的思维中，我似乎能看出这些渴望的东西比虚无还更消极。他们要么是缺乏表达他们所想的敏锐感，要么是缺乏他们所感的敏捷度。事实上，我无法真正将我从他们那里看到的东西说清楚。更进一步说，我是第一个将这种不可救药的感觉及其难以揣测的荒谬诉诸文字的人。
我写下这种倦怠，用以治愈它们。是的，有讽刺意味的是，每一种真正深刻的忧伤（它假设它并非来自纯粹的感觉，而是混入了一些智识成分）都可通过我们的写作来消除。文学至少还有这个用处，尽管只有少数人才会用到。
不幸的是，感觉所具有的弊病比智识的弊病更能让我们苦恼，而同样不幸的是，肉体所具有的弊病比感觉的弊病更能给我们带来伤痛。我称其为“不幸”，是因为人类的尊严使自己需要对立物。面对未知事物，没有什么精神上的痛苦能像爱情、嫉妒或怀旧那样伤害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像强烈的身体恐惧那样压迫我们，更没有什么能像愤怒或野心那样改变我们。但是，任何折磨灵魂的痛苦都不会像牙痛、胃痛或分娩（在我看来是那样的）的痛苦那么真切。
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赋予同样的智识以某种情感或知觉，让它们高过其他事物。当智识将其分析延伸至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又贬低它们。
我像睡觉一样写作，我的整个生活就像一张等待签字的收据。
公鸡在鸡棚里等着被宰杀，而它居然啼唱着自由赞歌，只因主人给了它两条栖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