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实现的在哲学上从近代到现代转型的共同背景和各自的特殊背景，我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1年）、《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人民出版社2009年）、《探索、沟通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相关论著中都已作过较为具体的阐释。革命和转型是包括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整个现当代哲学发展的大背景。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产生和流传是在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在新的条件下对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重读或重构。我们对革命和转型背景的阐释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认识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在本书中首先仍然要提及革命和转型的大背景，这与上列书中的阐释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按照阐释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作了较多补充。为了避免过多重复，本书有的阐释从简，对这方面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请参看上列诸书。至于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特殊背景，我们将在下面的相关篇章中具体阐释，在本篇中仅简略提到。
第一节 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及其对哲学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是在19世纪40年代发生的。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发生的更早一些，但它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经过曲折的道路以不彻底的形式实现的，在19世纪中期成为一种具有较大普遍性并产生较广泛影响的思潮。这意味着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都以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更以及以自然科学等人类认识条件的变更为重要背景。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流行都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它们分别是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变异形式出现的，因而不能离开19世纪中期以来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背景。
一、西方各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
19世纪的西方各国大都处于由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过程中。在此以前几个世纪，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已开始孕育并有一定成长。1688年，英国发生了所谓非暴力的“光荣革命”，尽管它很不彻底，却毕竟为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即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在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西方各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从总体上说还处于封建贵族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甚至尚未改变严重的封建割据状态，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各国虽然都已有一定发展，但尚未形成一个具有统一市场的资本主义世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仅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正式走上政治舞台，确立了资本主义在法国的主导地位，为法国继英国之后进行产业革命创造了必要前提，而且对先行的英国和后起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恩格斯就曾指出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德国的混乱的世界”[2]。1848年在德国终于发生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尽管这次革命在政治上并未取得胜利，但它毕竟由此促使德国走上了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相勾结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西欧各国由此正式进入了以早期现代化运动为重要标志的资本主义时代。
关于从封建主义时代到以现代化运动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过程，西方学者有着各种不同的论述。有的认为现代化运动的到来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时期、科学革命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其实与其把它们看作是四个阶段，不如说它们是统一的过程中四个不同方面。文艺复兴的直接意义主要在于以恢复古代的世俗文化的名义来取代中世纪万流归一的基督教文化，宗教改革是将适应封建主义需要的基督教旧教（天主教）改造为适应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新教。科学革命的直接意义在于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的实证自然科学代替宗教盲从与迷信。启蒙运动则是以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在市场上的自由和平等来代替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抵触的封建从属关系。这四个方面实际上不能独立存在，它们只有在统一中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的重要前提。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使西方各国的社会生产力在较短时期内就取得了超越前几个世纪的发展。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专制制度更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致力于反封建革命的新兴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其他各个方面发展的前进方向。
但资本主义制度在取得比以往社会制度巨大得多的进步的同时，它所固有的种种矛盾，特别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及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也会越来越激化。这特别表现在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资产阶级与作为劳动者的无产阶级的矛盾不仅越来越明显暴露，而且越来越激化。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时代，无产阶级往往只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尚未形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他们虽然与资产阶级已经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尚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确立以后，面对着比以往的剥削和压迫都更为残酷的资本主义的奴役制度，无产阶级越来越觉醒，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除了反封建外，更要反对新起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必须发展成为一支与资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地位的独立的阶级力量。至于资产阶级，为了巩固既得利益，最重要的已不是继续反封建，而是反对直接威胁其既得利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由此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它与旧有的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使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社会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
二、西方各国社会关系的变更对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
19世纪中期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这种变化，必然对哲学等思想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突出地表现在：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要求相适应的以理性主义和理性批判为旗号的理论体系，因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达到了顶点，各国启蒙运动的兴起就是其重要标志。但自此以后，这种理论体系所提出的社会理想，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西方各国的现实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甚至发生了严重冲突。启蒙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片面性和虚幻性日益暴露，甚至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体现。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后来又在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爆发。它既给广大无产阶级造成了深重灾难，也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这种状况既激起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理想社会的完全失望，越来越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正是由此去探索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道路，为无产阶级制定革命的世界观，并进一步探索制定正确的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社会基础。
19世纪上半期以来以理性为旗号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暴露及其所陷入的困境和危机，也使资产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察觉到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已难以为继。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必须在不动摇其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其作某种程度的调整和改造。一些较敏锐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正由此去探索改造和维护资本主义的途径，建立相关的理论。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批判和超越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理论基础的绝对化了的理性主义。事实上，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无论在先行的英法两国还是后起的德国，对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和改造，甚至带有不同程度的否定性的批判越来越成了相当广泛的思潮。由于各国具体历史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条件不同，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不同，各国社会的变更应当朝什么方向走，各国的思想文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新的形式也都表现得各不相同。但是，在要求超越用理性主义包装起来的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启蒙运动等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上，则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正是这种共同之处促使西方哲学家开始寻找新的哲学方向，在不同程度上准备进行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
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这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但我们也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的原则，肯定其在超越脱离实际的绝对理性主义、思辨形而上学等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某些局限性上，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毕竟也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主要在于二者有上述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使这两种哲学都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哲学发展的方向上实现某些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三、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的社会变更和哲学变更
为了更为全面地认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形成和发展趋势，我们需要看到欧洲1848年革命、1871年德国统一，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等标志性事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1848年以前的德国资产阶级既向往革命，又因害怕当时已兴起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而向封建贵族妥协。与此相适应，在哲学上出现了既要求变更，特别是反对与封建专制有内在联系的绝对理性主义和独断论，又表现出动摇和折衷，甚至倒退的思潮。当时在德国开始露头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就是这样。它批判了绝对理性主义许多的确存在的弊端，但同时又往往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甚至宗教神秘主义。
类似的思潮在英法美等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例如在英法两国流行的实证主义本来是以强调科学和科学方法为己任的，但他们在理论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建立近代哲学那种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甚至向传统宗教妥协，主张调和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至于这些国家中（特别是法国）普遍存在的折衷主义，甚至复辟唯灵论等宗教唯心主义的思潮，则更为突出地体现了当时哲学发展既要摆脱绝对理性主义传统，又未能找到正确方向，以致出现倒退的现象。这种情况正是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曲折过程的转型体现。
19世纪40年代，欧洲工人阶级已由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同盟军逐渐发展成一支既反对封建势力又反对资产阶级，并由此争取自身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独立的阶级力量，或者说已由自在阶级发展成了自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适应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与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对抗的理论。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等许多论著中都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连同一切剥削和压迫制度都应当彻底推翻和消灭，一种没有剥削和压迫、能保证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出现。他们这一时期在建立和论证自己的理论时，总是把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潮，特别是同时代那些涉及现实的政治运动的思潮当作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给予坚定的揭露和批判。在阶级斗争处于尖锐对抗的时期，为了坚持和贯彻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路线，他们也只能采取这种态度。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经过自我调节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资产阶级学说在某些方面是否还可能存在现实和合理的因素，这在当时并无明显的征兆，因此必然难以引起，事实上也很少引起他们的特别关注。
1871年以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荡时期已经过去，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落入低潮。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如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其终点，它持续了40多年。期间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经济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说明资本主义在经过一定的改革和调整后还继续存在较大的活力。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19世纪下半期以来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所揭示。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中更是将欧洲各国资本主义19世纪下半期的发展情况和40年代的情况作了对比，明确地肯定了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的发展余地以及这种发展为通向新的社会制度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经过调整尚能获得一定的发展活力，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哲学也能通过一定的变更而取得新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西方各国许多学者在哲学上强化了与早期资本主义相应的传统形而上学和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孔德等人在19世纪上半期早已提出的一些反传统形而上学的见解这时得到广泛流行，并为他们的一些后继者所发挥。例如，尼采、柏格森和德奥法等各种类型的生命哲学家对非理性主义的发挥，马赫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发挥，都表现出了更明显的反思辨形而上学和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特色。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许多西方哲学家纷纷由对超越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追问而转向对现实的物质和精神对象及其不断流变过程的描述，各种类型的进化论由此盛行；由对抽象的理性概念的思辨转向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关注，各种关于哲学应以实践和行动为中心的理论层出不穷；由个体化的主体性转向超越个人界限的社会化的主体间性，以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代替封闭的个体的主张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这些转向都具有由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的意义。当时在英法德美等国哲学中都有一些流派和哲学家具有诸如此类转化的倾向。尽管就个别哲学流派和个别哲学家来说这类转向可能并不明确，其中往往混杂着与之相反的倾向，表现出这一时期的哲学作为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必然具有的新旧混杂、调和折中等不彻底的特性。
四、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对哲学变更的影响
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作为19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突出后果之一，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和资本因越来越高度集中而形成了垄断；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成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行使支配职能的主要手段。垄断组织由此在西方各国经济和政治中越来越占有统治地位。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由此转化为以垄断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等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它们之间出现重新瓜分世界等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战争削弱了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薄弱的环节（一国或几国）出现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列宁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这种新形势，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正处于这种薄弱环节的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关于这一历史过程的具体发展状况，已有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作过大量具体论述，大家在这方面的基本观点大体一致。我们在此仅拟简单提及这种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对哲学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从西方各国哲学说，它们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处境比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所谓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要复杂得多。
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统治阶级的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必然被利用来充当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必然要求对这些哲学进行某种改造，以适应他们的需要。事实也是如此。尼采权力意志论的主旨本来是反对传统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强调人的自由和能动性。甚至他关于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观点也并非维护奴隶制，而是反对消极无为和强调积极行动。然而，在帝国主义时代，他的这种观点却被改造为认证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意志、对广大人民群众无情镇压的工具。实用主义对实践的强调原本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思辨形而上学，在帝国主义时代也被解释为不要原则，只要实际利益。这些哲学因此一度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简单地称为帝国主义哲学，就不是偶然的了。还应当注意的是：帝国主义时代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西方资产阶级本来就反对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更加敌视了。这样，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就显得更为尖锐。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下，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往往被当作维护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反动哲学就不无理由了。
但是，西方哲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的变化并不能改变19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从近代到现代转型的总趋势。事实上，这一时期西方各国出现的哲学大体上仍然延续了19世纪中期以来的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倾向。德法生命哲学及后起的现象学和生存哲学在对以绝对理性主义为代表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上无疑继承了尼采等人的路线。英美哲学中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思潮同样是对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发展。西方哲学发展的这种倾向虽然存在种种不彻底性，但从整体上说却意味着它的进步。我们只能在一定意义上称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如果笼统地把这些哲学称为帝国主义哲学，那就是以偏概全了。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时代既是帝国主义时代，又是西方社会的多数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甚至西方哲学界的多数代表性人物（例如杜威、罗素、萨特等人）也明确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还应当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而陷入危机的时代。为了应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危机，维护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西方各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对资本主义进行某些改革，而这些改革有时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是有效的。事实上，20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危机，但毕竟大都由于实行某些改革而在一定范围内得到缓解，使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仍能存在，并且仍能继续获得发展。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各国的哲学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同样能得到发展。其中有的哲学思潮既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的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社会在当代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盛行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这点我们将在下面有关篇章中具体阐述。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说，它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历史性的飞跃发展，但这种发展又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就已在指导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胜利。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从打倒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这种意义上说，这些斗争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中仍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也成了无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由此不仅表现在对革命原则的进一步完善，更表现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也由此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主要意义也正在此。正是由于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当作从实际出发指导实践的纲领，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初期不仅粉碎了国内反动势力的叛乱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而且克服了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许多困难。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以强有力的手段领导苏联人民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行动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这些胜利不能因为后来它的某些领导人存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错误，以致导致苏东事变等重大挫折而笼统予以否定。
但是，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的确极其曲折，存在许多值得马克思主义者认真总结的沉痛的教训。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很好的革命形势，但由于准备不足和策略上的失误等原因而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不过最突出的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生的苏东事变。学界对如何看待和总结这一事变至今仍有分歧，但大家大概都会肯定，以苏共为首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左和右的背离是其最主要原因。
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特别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斗争都极其尖锐复杂的条件下获得的。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条件下滋生的修正主义思潮在俄国的变种孟什维克和取消派都反对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们在理论上要求用马赫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为了论证、推动和保卫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采取坚决批判的态度。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列宁逝世以后，苏共没有根据现实情况的变更而变更，反而越来越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左的封闭的理论体系。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特别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更使斯大林等领导人冲昏了头脑：宣布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中，而苏联即将建成共产主义。这样，无论对西方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状况都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获得正确的认识。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政策。其突出的后果是使苏联经济发展由严重失衡导致严重破坏，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中遭到失败。在这种失败面前，苏共领导人又惊慌失措。他们不仅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寻找失败的教训，反而从极左转向极右，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实行了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公开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解散苏联共产党，使十月革命和往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毁于一旦。苏联的失败又导致东欧各国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苏东事变的风暴当然不能改变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趋势。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在这场风暴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他各国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也未因此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但是，这场风暴毕竟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害，使它们进入了低潮。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对这场风暴的根源和后果作出更加深刻和全面的分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哲学上来说，就应当结合对时代精神的变更和发展，进一步深刻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以及使之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其中除了更加密切地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最为重要的是更好地面向发展着的当今世界，更为全面和深刻地重新认识与同时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更好地做到既划清与它们的界限，又充分批判地借鉴其反映当代时代精神的有益成果，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既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又能更好地体现当代世界的发展。
第二节 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哲学变更的影响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实现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不仅以二者所处的19世纪的社会历史为背景，也以二者所处的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为背景。我们在此无法列举和分析19世纪各门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具体材料，仅提及它们的发展趋势，以便分析当时的科学发展状况与在哲学上发生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联系。20世纪的科学发展趋势是19世纪的延续，大体方向基本一致。由于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直接涉及的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变更，不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变更，因此对后者阐释从简。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20世纪都有重大的发展，而这与20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在下面有关篇章中对此也要提及。
一、19世纪成为科学的世纪与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危机
近代自然科学始于15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已有较大发展，但只有到19世纪才出现革命性的变更。因为只有到这时，科学发展才最为迅猛并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全面和深刻的影响。这特别表现在分门别类地对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在这时已蔚为潮流，科学研究的对象除了自然领域以外越来越扩及到社会历史等人类活动的更广阔领域，甚至也扩及到以往很少涉足的意识和精神领域。社会学和心理学作为实证科学都是在这个世纪开始出现的，它们不仅在人类科学思想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对社会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19世纪的科学研究超出以往抽象和理想化的研究的范围而致力于分门别类的研究，特别是把确立抽象的科学概念与探究具体的技术和发明结合起来，是科学史上的重大进步。因为它促进了科学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使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被用来促进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条件。科学已不仅仅被看作是一些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而已发展到抱着实践的目的来对作为人类生活对象的各个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专门化的研究。科学的功能已不只是理论上的满足，而首先是要促进工程技术等实践领域的发展，也就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与以往历史时代相比，19世纪已是真正科学的世纪。
但是19世纪科学研究的专门化也有明显的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一些科学家将科学的研究绝对化和片面化。他们在这方面确有丰富的成果，但他们中许多人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忽视具有普遍和一般意义的理论思维，由此在科学的发展上缺乏敏锐的眼光，对科学中的新事物、新思想、新理论也往往反应迟钝，在遇到与他们所熟悉的理论相冲突的新理论时茫然不知所措。当19世纪后期新的科学革命开始出现后，他们的这种表现就更是突出。在17和18世纪被奉为经典的科学原理在19世纪被自然科学中的一系列新发现否定，为科学发展中的新概念和新理论所动摇和取代。这使一些科学家感到科学危机的时代已经来临。因此19世纪这个科学的世纪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处于危机的世纪。
从自然科学发展史来说。在19世纪可谓出现了转折性的变更。恩格斯在谈到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的特点时指出：“经验的自然科学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3]就19世纪的重要科学发现而言，它们所关涉的事实上也都不是以往哲学和科学中所讲的那种不变的、抽象的本质，而是具有活动性、可变性、过程性、历史性（时间性）等特征的本质。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所显露的共同特性最主要的就是自然事物的变化（分化）、生长（繁殖）、转化、过程、进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性和历史性。谁如果肯定这些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联系的特性，谁就要否定17、18世纪流行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为他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总计划草案”中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4]这意味着在此以前占支配地位的形而上学自然观遇到了危机。
二、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变更与西方哲学的变更
19世纪是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又是形而上学自然观出现危机的世纪。二者都对当时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都受到这种影响，并以这种影响为重要的理论背景。
从19世纪作为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来说，它使当时的各种哲学流派都必须直接面对科学，表明自己对科学的态度，重新思考和对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在近代哲学中，哲学往往首先被看作是穷究一切存在的本性的形而上学。由于这种形而上学超越现实经验和生活的范围，带有浓厚的思辨性，因而成了思辨形而上学；又由于它企图凌驾于科学之上，充当科学的指导原则，因而被认为是“科学的科学”。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笛卡尔曾经把全部知识体系比作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关于自然的科学），其他一切科学都是树干上长出的枝。形而上学由此被当作一切科学之源。近代哲学的最后和最大代表黑格尔构建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一切自然科学都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后者是他关于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整个唯心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黑格尔作为一个辩证法家在论述自然现象时显露出了一些辩证法的火花，但他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把一切自然科学都归结为对绝对精神的显露，必然从根本上扭曲自然界，从而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处于对立地位。
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家大力倡导理性，实现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认识论的转向，这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然而，他们将哲学变成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思辨形而上学，变成凌驾于实证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又使自己实际上站到了自然科学的反面，成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自然科学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摆脱对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束缚。19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正是在形而上学束缚下的一种解放，而这也意味着必然对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造成重大冲击。西方哲学为了继续发展和进步，必须顺应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形而上学要求，重新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意味着西方哲学在近代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之后要有新的转向。事实上，随着19世纪之成为科学的世纪，无论在科学界和哲学界，都发出了反对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近代思辨形而上学的呼声。这种呼声体现了在科学时代到来之际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客观需要，而这种需要也正是西方哲学实现新的转向的需要。
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对西方哲学的新的转向的影响，随着自然科学中不断出现新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更而更加明朗。这些变更既然动摇了许多在17、18世纪被奉为经典的科学理论，使经典的自然科学陷入危机之中，就势必动摇以这些理论为重要根据的形而上学自然观。由于形而上学自然观与整个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些变更也从一个方面动摇了整个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由此揭示了在哲学中形成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必然趋势。马克思通过提出唯物辩证法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最为明确和科学地体现了这种趋势。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形而上学一词的两种意义（即对超乎经验和现象范围的存在本身进行研究的意义和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意义，或者说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在17、18世纪以至整个近代哲学中大体上是相通的。本体论意义的形而上学企图从某些所谓绝对可靠的理性或先验原则出发去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面、完整的哲学体系。这种形而上学体系脱离经验和实践、脱离现实，带有很大思辨性，从整体上说是思辨形而上学。由于其体系被认为是完满的，绝对的，因而必然是封闭的，最后必然排斥变化、发展和过程，排斥时间性和历史性（辩证法家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发展到绝对精神阶段后就到了顶点，其发展、变化、时间性和历史性也都终结了），而这些正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根本特点。
因此，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变更之所以成为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重要背景，主要就在于这种变更不仅动摇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基础，也动摇了以形而上学为根本特征的整个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使之陷入困境和危机之中，而这正好是为以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辩证法为根本特征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对唯物辩证法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就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特征的。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批判的西方哲学家并不都是辩证法家，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革命的影响，往往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这种革命对变化、发展和过程、时间性与历史性的强调，从而也都在不同意义上接近以辩证法为特征的哲学思维方式。
西方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的转向的确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西方近代哲学所陷入的思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又把自然科学归属于其具有很大封闭性的体系之内，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受到这种体系的制约。恩格斯指出，旧的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自然界：“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发表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5]因此，为了使哲学和自然科学进一步向前发展，关键就是突破具有很大思辨性、封闭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它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整个自然科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要求从根本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为了认识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变更怎样要求超越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恩格斯特别强调当时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生物进化论）的革命性作用。他说：“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这一发现，我们不仅使我们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使我们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看出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从而能完成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量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辐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6]
恩格斯正是从这三大发现得出了自然界的辩证法的结论。在此补充的是，当时自然科学的许多其他发现也同样证实了并强调事物的运动、发展、分化、变异、转化、生长、过程等为特征的辩证法的结论。而所有这些发现都动摇了在17、18世纪占支配地位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例如，我们上面提到的英国科学家道尔顿根据试验，发现原子具有原子量和按倍比关系结合的化学属性，因而他的理论不仅克服了古代原子论的朴素性，而且克服了17—18世纪原子论的机械性（原子被看成是具有各种齿轮状和粗糙不平的物体）。又如，德国科学家维勒（Friedrich W?ler 1800—1882）在1824—1828年研究成功用人工方法合成尿素就打破了关于有机界和无机界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的旧的观念。
所有这些都说明，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变更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而这也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了在近代占支配地位的形而上学（包含它的两种意义）思维方式。西方哲学如果不突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不仅无法求得进一步的发展，还必然会陷入深刻的危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以及西方哲学家所进行的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有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出现划时代意义的变更的背景。
应当指出的是：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上述趋势，在19世纪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以恩格斯所提到的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为标志的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冲破了实体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樊篱，而把人们引向对运动、分化、变异、生长、过程等为特征的辩证法的方向，那么20世纪的科学发展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方向。在此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爱因斯坦在1905和1915年相继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相对论否定了作为古典物理学支柱的牛顿关于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观念及与之相关的实体性的物质概念，肯定了空间、时间与物质和运动之间的本质的联系，为原子内部的微观物理学和以天体物理学为代表的宏观物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以1900年普朗克量子假设为起点、由1905年爱因斯坦的光量子说及后来玻尔、海森堡等进一步发展而明确提出的量子力学及与之相关的测不准关系的提出，彻底改变了经典物理学的架构，明确地开辟了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新道路。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又连带地促进了以量子化学为代表的现代化学、生物学等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众多新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所有这些科学的发展的共同特征进一步否定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肯定了辩证法在认识世界上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肯定了在人的认识中发挥主体性的能动作用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证实和揭示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必要性，并为发展这种变更和转型进一步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