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自杀，中山闻之大痛—代价与权衡，中山先生的暗杀观纲目：表达生命的权利及因应之道—司法界的肮脏—民主政治与现代化—家世与个人气魄—曾朴，张恨水笔下的中山先生—与章太炎的关系：仁者爱人—孙、袁交锋，泰山与山溪—中山著述的文采—百折不挠，《老人与海》的神似—温文尔雅，气象伟大的绅士—罕见的人格魅力—张作霖想当中山先生卫队长—清洁植物吸收何物滋长？—参考昂山素季的暴力观
晚清之际，险恶的仕途，屡战屡败的运作过程，仿佛秋天的山间小道，秋风尚未刮走落叶，又为纷纷的枯叶所覆盖。悲观型的志士就更为之气馁。像卡夫卡所说：“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卡夫卡集》，219页）过度的敏感令其感受疼痛的能力更为增强，渐次加深，无法自遣，意志的作用愈发微不足道。1911年7月8日，志士杨笃生在英国利物浦投海自戕，他以列强瓜分中国及讹闻黄兴于黄花岗战死，大受刺激，神气沮丧，继而头痛浮肿，无以自制，遂投海自尽。孙中山闻之大为痛切，认为牺牲不能有造于社会者决不应为，他致吴稚晖函中说：“弟观笃生君尝具有一种悲观恳挚之气，然不期生出此等结果也。”（全集，一卷，536页）
会党初起到辛亥革命，中间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困难，多少悲观，多少次的失败，如黄冈之役、钦廉之役、河口之役、镇南关之役、惠州之役，尤其当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克强先生急切为死难党人报仇，欲躬行暗杀，黄兴致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同人：“自三月事败，弟愤同事诸人之畏缩，以致徒伤英锐之同志，故愿专事暗杀一方面。”（《黄兴年谱长编》，205页）
孙中山先生闻悉即致电劝缓行，专门有一篇关于暗杀的谈话，全文如次：“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而阻我他种运动之进行，则虽歼敌之渠，亦为不值。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博之，其代价实不相当；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孙中山集外集》，152页）这段谈话实可视作民初党人暗杀行动之总纲，其内涵是表达生命的权利及正义感，以期对奴性十足的社会群体起到震动，同时也考虑到政治理念、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以及策应的总体方法及效果。史坚如烈士的遗书中，尝谓“记得去年冬天（1899年）我奉了孙先生的命令，来广东密谋暗杀”云云，此即形势的急需。
中山先生建立正义政府的信念，是构筑在对晚清社会状况、政体结构的精密分析之上的。如论中国司法的改革（1897年）尝谓：“也许没有什么部门比司法制度更迫切需要彻底改革，这一奥吉亚斯牛圈要清除之是完全不可能的。”奥吉亚斯是希望神话中的厄利斯国王，养牛三千头，牛圈三十年未曾打扫，牛粪堆积如山，肮脏已极。中山先生意谓局部清理为徒劳，必须彻底改建。他又说：“在中国对任何社会阶层都无司法可言，民事诉讼程序只不过是受刑的代名词。”（《孙中山集外集》，7页）而对此种腐恶已甚的极权制度，要推翻它，研究、推广新思潮绝对不够，狙击也是有效手段之一种。
在中山先生的政治哲学专著中，贯穿这样的理念：文化科学、实业经济、民主政治，而此三者，正与近代英国土地上所出现的—牛顿科学、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契合，它们的合力造就了“现代化”这种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力量，在中山思想的启导影响之下，大量涌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方面的创新人才，杜甫诗谓：“莫取金汤固，常令宇宙新。”注重根本，眼光高远，真正能救国的原动力即在此。
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最新研究成果：93部孙氏宗谱综合研究，集成32万字的《孙氏宗谱世系源流》一书，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证明孙中山先生系我国春秋时大军事家孙武的70世裔孙。（据《炎黄世界》，1997.1）
几十年前的民国时期，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撰《国父家世源流考》，考证出：“至明永乐间，有讳友松公者，再迁广东紫金，是为国父上世入粤始祖。”又十二传，孙琏昌（又作孙连昌）起兵反清，兵败流散，于康熙间自紫金迁居增城，旋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又二传，孙殿朝自涌口门村迁居翠亨村，是为中山先生高祖，即中山先生父亲孙达成为孙殿朝的曾孙。罗教授之考证为当时政要孙科、吴铁城、陈立夫所肯定，各为之序，并于1942年出版。罗教授的考证对孙中山先生祖辈孙连昌和后代“无一屈身辱志”的事迹，激励抗战功莫大焉。更早的时候，南社社员陈巢南也著有《孙中山先生世系表》。
假如不是迷信的说法，也可见中山先生允文允武的人格气魄所来有自。他革命一生，荆棘载途，先生却如牛负重，两肩担起，未尝稍息。很多历史的关头，机会微妙得如同海底捞针，而先生总是不辞艰危，期达目的。尽管有的行动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分。但是，如唐德刚教授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所赞：“把握时机，不计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中山先生气魄宏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第十三章）
小说家曾孟朴，在他的《孽海花》中（29回）曾热情洋溢地介绍孙中山先生。数笔勾勒，形象已出，说到孙先生的童年异禀，留学时所吸养的自由空气、革命思想。在他笔下，孙先生“面目英秀，辩才无碍”，是“一位眉宇轩爽，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1924年底，中山先生病象已深，还扶病北来。欢迎的民众，环拥如堵，几年后张恨水先生著文回忆当时情景（1928年6月12日，《世界晚报》）“中山先生带着笑容，从火车上下来。因为有病，不能演说，一路之上，扔了许多传单答复民众。传单虽极简单，第一句就是‘中华民国诸位主人先生’。你看他对于民众（人力车夫在内）是怎样谦逊有礼，和蔼可亲。”恨水先生的笔调，率真而沉郁，情绪低徊不已。他又写道：“而今青白旗挂遍北京了，中山先生的主义好像快要实行。但是，这莽莽乾坤，哪里去找这样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伟大人物？我伤心极了，我只有痛苦。”读到这里，笔者陡然受了感染。情绪无端失控，泪水滴答纸上，心恻鼻酸，不能自持。先贤炎凉尝尽，而接力春秋，却永无再传！绝世伤怀，有逾此乎？
章太炎先生为近现代大哲学家，其学问如深山巨壑，其行文如狂澜汪洋；与革命结缘数十年，贡献极巨，但时常也不免老天真地顽固、迂腐、轻信。1912年后，袁世凯为了拉拢他，特邀进京“商谈国事”，派王赓赴沪迎接，到京后百般优待，发表为东北筹边使，章先生不知是计，踌躇满志，领了一万元开办费，即到吉林走马上任。到东北后，无人理睬，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北京。1909年秋，他和孙中山先生发生政治理念上的严重分歧，竟在日本华文报上著文恶攻中山，蔡元培对陶成章、章太炎的闹内讧，称“尤为无理取闹”（《蔡元培全集》，一卷，579页，中华书局）。四年后中山先生致蔡元培函，谈民国政府之用人，认为康有为反对民国之旨，终难聚合，而“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而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全集，二卷，19页）
中山先生待人，就是如此地不设防，如此罕见地宽厚。他深知，如杰斐逊所说 ：“管制的结果怎么样呢？把世人一半造成傻子，一半则成为伪君子。”
1912年八九月间，中山先生在北京与老贼袁世凯有过十余次谈话，就国家治理、建设问题提出磋商。袁贼多所虚与委蛇。至9月16日饯别宴会上，乃急欲刺探中山先生之意志，佯装酒醉亲热，拊孙肩曰：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中山先生莞尔从容对曰：“清朝幸已推翻，如云中国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据《孙中山轶事集》，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于此不难见出，中山先生当十面重围之中的从容不迫，洵为大革命家本色，以及游刃有余的心境。他对压制人心的暴政，永远反对。
中山先生初著文，并不刻意为辞章，取达意而已。在民国八年以前，专精政治、经济之学，旁及兵法、舆地、外文之属。后以自撰《孙文学说》，乃取《史记》、《汉书》、《古文辞类纂》温习之，胸中丘壑，腕底波澜，遂命笔沛然，如长河大洋，无阻滞矣。先生出口成章，更添文采风流。故其著述不特道理贯日月，即文辞亦如精金美玉。为那种“破坏内行，建设外行”的“革命家”所难以望其项背。先生天赋大才，亦学力使然；至于他的学养，又有兼容百家的阔大包容性。《孙文学说》尝谓：“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涕，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若莫甚焉。”活画当时情景，并革命者之心志。实则早些时候由先生改定之兴中会会章，即有思想与文采，气势两相高之致，文章气节，坚毅沉挚，雄浑痛愤。今仅录章程之前序一段，尝鼎一脔，可以知味：
“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见之于已事；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急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谨订章程，胪列如左……”（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9页。另《法稗类钞》以兴中会在光绪壬辰—1892年成立，实应为1894年）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写古巴老渔夫桑提亚哥80多天出海捕鱼的败迹，皆空船而回。第85日与那条18尺长的大鱼周旋搏斗一整天，等到半夜进港，鱼身早为鲨鱼嗜尽，最后只剩一根又粗又长的雪白脊骨，扔在垃圾堆里，只等潮水来冲走。中山先生一生与清廷搏击，中间败迹无数，今日有的学人就出狂言道：孙中山一生都是失败，仿佛不屑的样子。实则中山先生与老渔民最为神似，那整体性的孤独、志士式的灰心和豪杰式的扼腕，而终于百折不挠的选择。老渔民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中山先生为祖国的设计，科学、民主，长远而切实可行，当时有人称他孙大炮，但大炮发发落在实处，是不放空炮的大炮！他对中国的观照，亦自世界性角度切入，他同时又是把世界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动向引入中国的人。他面对时代，改造国家，去适应剧变的世界。
《老人与海》中的老渔民，在与大鱼遭遇以前，尝驾小船在海中无奈漂移。海岸是无穷的广阔，他低头朝水里望去，但见蓝光中种种小生物与太阳幻成奇异的光辉，他喜欢其中海龟的优雅，可有人对海龟很残忍，而海龟被杀死切开以后，它的心还要跳上好几个钟头！老头想：我亦有这样一颗心！这和中山先生临终前的伤怀激越，不是很相似的吗？先生弥留之际，不放松“革命尚未成功”的殷切嘱咐，他令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尝试，这样的风范人物，为古往今来所仅有。
孙中山先生素重西学，深谙洋习，对设议院、变政治更有深刻的理解。1896年伦敦蒙难（为清公使馆绑架），获英国人民及政府营救，对英国人民所崇尚的正义及公德良心更确信无疑，也使他对文明国家的进步、教育、民意的认识更加坚定。他对中西文化良性传统方面的有机继承发展使他不但建树伟大，更以献身国家的同时，表现出一种罕见的人格魅力，而时势给他的名利，却弃如敝屣，绝不介怀。彭西先生《国父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与惠州起义》（《传记文学》，台湾，7卷5期）尝谓：“他伟大人格的特质，是在他个人立身行道方面的谦恭、朴实和克己的态度与精神。就是我们兴致来的时候，于日本的茶屋式中国料理中，在大批花枝招展的艺伎里面休息的时候，他正襟危坐，态度谦和庄重。对朋友们他是一往情深，在宣传说理方面，谁也比不上他坦率、雄辩及说服的能力。他说明及宣传他的主张，温和而动听，并且以绝对诚朴的态度，含笑答复与他反对的意见。”
1901年6月至7月间，中山先生在日本接待来访的留日学生，有吴禄贞、钮永建（惕生）、程家柽、马君武、张雷奋、王宠惠等数十人，他们中多数尚未见过中山先生，一些人更倨傲轻狂，以为中山不过是龙蛇起陆的草泽英雄罢了，甚至懒得往访一晤。但很快，他们的看法转变了。深深感慨道中山先生大木百寻、沧海万仞的伟岸气度，这转变的过程，颇堪说明问题。据《吴稚晖文存》记述：“余三月至东京，五六月间，钮惕生偕吴禄贞、程家柽去横滨晤先生，我未以为甚合，及闻惕生言彼气度如何之好，我始惊异。”又在其《总理行谊》中记述：
一天，有位学农科的安徽程家柽（一个最大胆粗莽的革命家，民国三年被袁世凯骗了，杀在北京彰仪门），又有一位湖北吴禄贞，来寻钮先生，要邀我同到横滨去看孙文，我虽不曾骇成一跳，暗地里吃惊不小。我说：梁启超我还不想去看他，何况孙文，充其量一个草莽英雄，有什么讲头呢？他们三人微笑而去……傍晚他们回来了，我马上就问孙文状貌，是否像八蜡庙里的大王爷爷？钮先生说，一个温文尔雅，气象伟大的绅士。我说与梁启超较如何？程摇头道：“梁是书生，没有特别之处。”其时钮先生说道：“你没有看见，看见了定出于你的意料之外。”其时钮先生，以书院有名的学者，与后来《申报》的主笔陈冷血—梁鼎芬所称为二雄，亦受到张之洞看重，我就问他：“难道孙文就有张之洞的气概么？”他说：“张之洞是大官而已，你不要问；孙文的气概，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你将来见了，就知道了。”
甚至仅见先生书法即已悦服者。章士钊记：“一日，吾在王侃叔处，见先生所作手札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卷纸写，字迹雄伟，吾甚骇异，由此不敢仅以草莽英雄视先生，而起心悦诚服之意。”（见《辛亥革命回忆录》，1集，243页，中华书局）
中山先生不可思议之人格魅力，除有天赋奇智以外，更由其素养、学识、敏锐、识力、亢爽、深情、沉着、率真、勇毅综合而成。那些后来成为大功臣、大革命家的留日学生，在当时与先生识，亲炙教诲，也就从“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子进入了土地平旷、阡陌纵横的桃花源，顿有豁然眼明的开朗了。个人的行为绝非沧海一粟，当其涌上社会行为风浪的顶尖，即带动生命力寻求更为良性的循环。值此万木萧疏的时代，回望那智窍大开的时分，令人何等眷念不置啊！
中山先生，以他的学养、识见、修为、口才、敏悟、大气、坚忍、勇毅、平和，综合造成一种极饶魅力的人格形象内涵。在世界各地奔走革命期间，影响吸引各阶层人士，所在多有。1909年在美国巴蒙演讲足足演说三个多小时，听者多感动泪下。公宴会上，当地侨领及致公党首领簇拥着中山先生，推他坐首座；当时，有一位青年，跑到他跟前，恭敬叩头说：“我要跟随先生，替先生挽皮包。”中山先生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青年答曰：“杀头！我不怕！”这个青年就是现代国术家、技击家马湘先生，他是加拿大华侨领袖的子弟，1915年回国讨袁时，正式跟随中山先生，先后担任卫士、卫士长、副官等职，至孙先生在北京病逝为止。中山先生1924年离穗北上期间，曾绕道日本，船抵神户时，日本士官学校的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前来迎迓，一致表示愿辍学归国听先生驱策。先生勉其用功研究，将来回国效力，学生又要公宴先生，先生以节省金钱时间相劝婉谢之。先生致力革命40年间，这样为民众所理解崇仰的场面真是举不胜举。即日本财阀，也对先生执礼甚恭。又如张作霖，当中山先生北上抵天津时，张即派人告之将在天津行辕举行欢迎大会。先生当日访之，次日张氏回访，“张作霖到张园来见先生，一连来了二十辆汽车，卫士足有百多人，戒备森严，张向先生表示，他决心追随先生，并说他愿作先生的卫队长。”（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会见时，马湘在室外警卫，他和张部一位上校警卫闲话，上校问中山先生的卫队有多少人？马湘告诉他，有6人。对方听成6营，极惊愕。说6个营，驻何处？马湘再说明是6人，不是6营，他更诧异，觉得人数太少了。孙先生这种魅力，是政治家把中国导向正轨的极大助力，即军阀如云南唐继尧，其敬服中山，也出由衷。护国战争时，秘密致函中山先生，“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这些，可从侧面说明中山思想的深刻性、广泛性及可行性（参见《年谱长编》，963页）。北伐以后，为何各地军阀不惜血本，纷纷向蒋介石开战呢？因何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还有各种反蒋联盟呢？一个重要原因，乃是他不具此种人格吸引力，以青洪帮出身而发迹，连军阀都打心眼里不服。
观察一个政治家，既要看他的既有成就，更要看其潜在能力。中山先生确乎是把理想主义及实际经验结合到最佳结构，经验与理想，互为提携、制约、补充。险阻、经纬艰难万端的时代，仿如海上风暴，每一朵浪花，也皆似有食人之感。他就要在那样的时分运作奋斗，寻求变更之道。这和徒以画饼驭人的权术家有着本质区分。后者告诉你，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即便小有实现，却完全变质变味，结果几代人，都成他的试验田。
我们一般人，为恶劣环境所腌制酱化，简直不敢相信曾经有过的伟大人文理想及实践。结果最害怕的事，往往是我们获得解放、脱离苦恼的唯一门径。给先烈扣上时代局限方冠的评论者，大概都是些一味素洁的“素食主义者”。蔬菜，固属清洁植物，然而它是吸收什么长大的呢？对此，刻寡的评论者大约不加理会，要说时代的制约局限，哪个时代又何莫非然？谁能置身事外？
在考察中山先生的暗杀理念之际，不妨参考昂山素季的追求自由的心路历程，以及她对暴力的看法。
缅甸当代的民主圣人昂山素季，是一位罕见的伟大女性，她原本想做作家或者学者，但她祖国的民主政治的需要和老百姓的民主诉求令她走上了这条艰辛之路。
1988年夏天的时候，缅甸首都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百万群众在仰光集会，昂山素季发表时事演说，为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做准备。次年被军政府软禁。这位柔弱的女子，成了缅甸军政府最头疼的人物。1991年，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奖词称她是“亚洲近数十年来公民勇气的最非凡榜样”。即使在软禁的日子里，她也毫不妥协地抗争。她寄给联合国的论文，极力反驳“经济先行、民主缓进”的那种别有用心的观点。到2000年的时候，缅甸的形势，因独裁者的一意孤行，国民经济陷入严峻的困境。民主运动跌入低潮，民主化进程为之冻结。然而抗争和谈判并未停止。她领导的民主联盟与军政府举行多轮谈判，加上国际形势的压力，军政府终于释放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六百多名政治犯。经过多年的曲折磨难，民主政治曙光初露。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完成由独裁向民选政府的过渡。
昂山素季坚定地认为，饱含同情心和爱心的民主政治，是人们内心的真正需求。超过了对科学技术和其他的一切需要。民主自由精神的缺失，令很多地区忽略了不讲道义和深藏的痛苦，人民处境治丝益棼。然而，在很多落后地区，统治者百般愚民，民主进程行走在崎岖的栈道，险状万端。
昂山素季看似弱不禁风的肩头，挑起了这副他人视为畏途的担子。她说“唯民主政府有益于国家。我们不只是要组成一个政府，更要让人民有选举政府的权利。”她坚信权力与责任同在，充分理解这一点的人，方不至成为权利狂。出于对生命价值的无条件关爱，她推崇非暴力运动，但绝不是无原则的守持之。在没有选择的时候，“如果你被粗暴地对待，我不会夹起尾巴悄悄溜走，只留下尖声惊叫的你。那是懦夫，是可耻的。我不是圣徒，但我会尽力保护你，我不喜欢使用武力，但我不会完全放弃武力。”
这就是她，昂山素季，一个弱女子，掷地有声的伟岸心迹！
她的出发点，乃是有着同情心和爱心的民主政治。落后地区的社会弊端丛生，就需要民主政体，这种“最不坏”的机制来平衡解决专制的痼疾。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对民主的追求，先知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甚至生命。谭嗣同说“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为变法不惜挺身犯难，甘冒杀身灭族之祸，他是近代变法流血的第一人。昂山素季也跟中国这位奇男子一样，葆有无惧无畏的磅礴浩气。她以她先知般的良知，和社会磨砺中养成的胸襟气魄，对当代民主的转进产生巨大的策动力。而她本人，也成为民主精神的象征民众信心的见证。
任何一个个体的人，但凡人性尚未泯灭，即令他十分的懦弱，亦终潜藏着主宰自己命运的要求。对自由民主的信心，就是对人性的信心。无论这个政权是如何地强悍，也阻挠不了人们要求自立自主的发自良心深处的呼唤。尽管大家“失权”已久，甚至早已麻木不仁了，但是追求“复权”的努力是永远与反民主政权同其始终的！
不得已的革命者不是为改变制度而去创造暴力，也不是鼓吹无谓的暴力活动。这与居心不良的恐怖主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难产必须用助产婆，好的助产婆可以帮忙，坏的助产婆可能添乱，但助产婆绝不能自己替孕妇生孩子。在此，我们看到了暴力的内在含义，以及它不为“告别革命”论者所理解的深刻性：面对专制的恶行（独裁统治、暗箱操作、侵犯人权、控制舆论），坐等其自我改良、良心发现，只能是此路不通。没有外部的推动因素，专制者不会自动“从良”。辛亥党人并不嗜好暴力，但也绝不否认暴力给统治者造成的外部压力可以变成改良的动力。近代以还，有的国家即在强大的压力下推行君主立宪。而“革命”在终极关怀的概念里只不过是暴力偶然和必然的组织化、极端化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