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拔除专制怪胎的总根源—孤胆万福华—古侠客式的定点清除
轰击德寿,功亏一篑。到了1904年暮春至夏末,党人就准备谋刺慈禧太后,对之实施定点清除,直接消除这个专制怪胎的总根源。
一班青年把刺杀的矛头指向了慈禧。为什么要暗杀慈禧?暴君晚年因为意识到自己行将就木,所以疯狂报复社会、报复同类的念头油然而生,不可遏止。
在慈禧自比神明的狂妄自大后面,隐藏某种自卑感;跟她早年入宫所受歧视有关,持久的怨气使她晚年做出种种荒谬决定。杀伐的成功固然令其信心膨胀,但深刻的自卑也使其自信转变成自大的狂妄。
这些变态人格,无非是被自己的出世之谜所困惑所压抑,产生了祸乱天下的反动,因为只有不断的扩张才能让他们忘记并不光彩的过去。
慈禧集团从来都是无利不起早。在它刻意渲染的事件中,有的是为了挑起事端,掩盖其盗窃目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接连失败,苟延残喘,民心尽失,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这无疑是一个成本很小、经济实用的“感情投资”。其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国人的生命,而是自己的政治算计。
《太虚法师年谱》提到“非隆隆之炸弹,不足以惊其人梦之魂”,此则指杨笃生。杨笃生烈士,名守仁。1871年生于长沙,1903年与黄兴等在日本成立暗杀团,1904年谋刺西太后,那时杨笃生和何海樵、苏凤初、张继等人忧心如焚,试图直接谋刺慈禧太后。苏凤初是炸弹专家,就在上海向蔡元培、杨笃生、陈独秀等人传授炸弹技术。他们的制作仪式很严格,还要杀鸡设酒,歃血宣誓。其实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日本时已有较丰富的化学知识,此时在上海进一步磋商后,即确定慈禧太后为第一暗杀对象。北上之时,大概是暮春时节,携带自制的炸弹,来到北京潜伏,多次在西直门至颐和园的路上守株待兔,等候慈禧去颐和园时下手。可是慈禧戒备森严,难以下手。他们在北京竟盘桓了五个月,多次窥伺,无从投弹,活动经费断线,不得不离京南下。杨笃生等人谋刺未果,旋赴上海,与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等扩建组成总部设于上海的暗杀团。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轰然巨响,吴樾弹炸五大臣,此次爆炸虽未达暗杀直接目的,而其震慑清廷功莫大焉。杨笃生即为炸弹制造者,蔡元培称之为中国第一炸弹。夏敬观的《蔡元培传》说,蔡入同盟会、暗杀团,即由杨笃生、何海樵介绍加入,亲与筹制炸弹。倾盖论文,即关大计。通常而言,立德者不必有功,勤事者未必绩学,而暗杀团领袖,乃能兼备四者。金声玉振,霆气流形,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也。革命家而兼文人学者,洞烛机先,规划宏远,运天下如掌上,罗形胜于胸中。所以于毛锥之外,而亲炙冷热武器者,实因有清末叶,政治陵迟,非树义旗,不足以挫其凶锋。
杨笃生当正阳门事败吴樾身死之后,远赴英伦,时国内同志义举无望而殉难者益夥。吴樾的遗物,即由陈独秀寄给他保存,烈士以此深受刺激。加之国族的无知愚顽,使其内心极为忧愤,苦熬至辛亥年闰六月十一日(1911年8月5日),在利物浦蹈海自尽,以其绝望深矣、透矣,而无解脱之道,遂出此下策。他给吴稚晖写信说:“吾胸闷不可解,惨不乐生,恨而之死……弟欲求从速解脱形神之束缚,与他人无关。”而与黄兴、杨笃生最早在日本相集为军国民教育会的龚宝铨(未生),因同盟会和光复会嫌隙滋甚,渐无意世事。他少年慷慨,甚至不循礼法,“晚既失意,听同县范古农谈《内典》,始深自悔,与友人言,至于泣下。由是茹蔬奉佛,持杀戒甚严。”(章太炎:《龚未生事略》),理致有类同之处。民国成立以后,时主教育者,或倡实利主义,或倡军国主义,蔡元培以为二者固救时之要,不可不以公民道德为中坚。此种思想之转变,实亦革命方法、路径之延伸。
1904年注定大大小小的专制魔头不得安宁。这一年的秋间的11月19日,革命志士万福华盯上了王之春,要将其定点拔除。
王之春任广西巡抚时,联络法国军队绞杀革命者,尤其将多处矿山低价转让列强资本开发,致引发众怒。后来他被革职闲居上海,仍不甘寂寞,还试图和沙俄联手,出卖东三省,于是激起志士愤慨。安徽志士万福华,遂于1904年11月19日在上海四马路一家西餐馆刺杀王之春。此前,万福华痛愤清朝的残暴压迫,久蓄革命之志,他由友人吴阳春介绍,在上海得以认识黄兴,从事革命的志向更为坚决。
万福华既已盯上王之春,急于将其打掉,苦无实施机会。经多番侦查,得知王氏有一密友,常作酒食征逐。福华就和刘光汉—就是学者刘师培商量,决定模仿王氏密友的笔迹,引蛇出洞。于是仿照那人的字迹,手书一个帖子,招其赴宴于金谷香餐馆。福华另派一个同志在楼上持枪等候,王之春到后在楼上坐定,以随从较多,那位同志不敢出枪射击,王之春见其密友不来,顿生疑窦,遂起身下楼,福华踞楼梯口,举枪对之开火,可惜连发数枪均未击中,避走不及而被捕入狱。他的刺杀行动本得益于蔡元培、章士钊的指导,这时蔡先生乃积极奔走营救。陈佩忍、高天梅主持《警钟日报》,系《苏报》之后影响极大的革命报纸,得知万福华被捕,报社立即筹资为他聘请律师,扬州志士杜课园、张丹斧也为之前后奔走,可惜法庭辩护无效。万先生被清廷以各种罪名判监禁20年,直到1912年底,经上海都督陈其美多方交涉,始获释出狱。出狱时,戴季陶牵头为他开了一个欢迎会于上海之新舞台。
万福华刺杀王之春的时节,正值光复会成立,蔡先生被推为会长。随后,陶成章、徐锡麟相继入会。1904年10月,陈独秀应章士钊函请到了上海,由杨笃生监盟,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一拨人马藏匿在蔡元培租屋,成天试验炸药,研究暗杀。不久黄兴也逃亡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策划起义,11月19日就发生了万福华刺杀王之春的事。
大概就在万福华刺杀王之春一个月后,到了1904年冬季,又发生古侠客式的定点清除。
1904年的冬天,各大城市风声日紧,警务人员四出搜捕所谓“下江来的”革命党。老同盟会员仇鳌先生以长沙事败而潜至上海租界,在公共租界新闸路庆余里(党人秘密机关)初见黄兴先生,为其磊落态度、雄伟气魄所感动,并受命回长沙集合战败人员,即与仇亮、赵缭三人利用开办湘阴师范校机会鼓吹革命,并准备躬行暗杀,以制弹技术欠高明,无从着手。时逢陆军大臣铁良至长沙视察新军,仇鳌即与大力士易希谷商妥,决定持梃杖当面狙杀。二人在小吴门等候多时,预备届时跃出,当头猛击,惜铁良未从此地经过,这种古侠客式的暗杀遂告落空。
仇亮,挺孙派要角。武昌起义后,单骑往段祺瑞军中运动。晓以民族大义,激昂慷慨,声泪俱下。段氏竟为之动容。中夜,他听到角声凄咽,战马悲嘶,惕然披衣起,说道:国事急迫,焉能高卧此间。遽起别段而去。
南北和议成,孙中山以总统让袁世凯,仇亮力言不可。他说,袁世凯老奸巨猾,包藏祸心,终不利于民国。政府北迁,遂辞军衡司长职务,创办《民主报》于北京。袁世凯贿赂十万元,欲使他转变,他峻拒不纳,袁贼深恨之。二次革命失败,仇亮从湖南回京,密谋革命,到数日,被逮下狱。赋绝命诗六章,情辞愤激,大义凛然。1915年7月,就义燕市。
朱执信,史称革命圣人,他的弟弟劝他不可太冒险,他慢慢举起手来放在颈上说道:“好头颅,谁当砍去?!”又把人头打个比方:“譬犹沙煲,有用其煮饭,经岁月而后损坏者;又有用以盛炸药,掷向奸贼,随用随毁者。吾则盛炸药之煲也。”(《朱执信行状》)一千多年前的隋炀帝尝引镜自照,叹曰:“可惜好头颅,不知为谁人斫去?”在死亡意识上,二者颇似,但炀帝乃残暴统治者的内心恐怖,而故作镇定;而革命党的死亡意识却是期望未来好世界的捐躯热望,二者形同质异。1907年,朱执信参与策划暗杀清军将领李准,两年后的秋天,当汪、黄、喻北上行刺清摄政王时,他写下《拟古决绝词》,有谓“幽兰窗下洁,所宝在素心……人生世上亦如此,此身何惜秋前萎”。他是一个情绪哲学意味很浓的人,喜欢夜晚观察宇宙星体,思入微茫,探求生与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