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之前高拱的信，还未来得及细看。眼下，心情烦闷，我打开高拱的信，想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高拱在信中忧心忡忡地说，他在乡里，深感风尚人心已大变，慨然于风俗之移人。无论民间抑或官场，去俭崇奢，唯钱是逐！他写道：“甚哉，风俗之移人！闻之长者，国朝洪武、永乐不必说，既是弘治、正德间居官者，大率以廉俭自守，虽至极品，家无余资。嘉靖初，始有一二稍营囊橐为子孙计者，人犹其非笑之。至迩年来则大异矣！初试为县令，即已买田宅，盛舆贩金玉玩好，种种毕具，甚且以此被谴责，犹恬而不知怪也！长此以往，则社稷可忧！而最可忧者，是面对此状，士民安然，居庙堂者亦不思振作，以维持为施政之要！非壮士断腕，大破常格，锐意求治，无以扶大厦之将倾！”
读着高拱的来函，心中越发怅然！是啊，面对此等风气，平常人作谈资可也，发阵感慨可也；然则，我辈位在中枢、名列宰辅，岂能安然处之？可是，时下的朝廷，无论是皇上还是当国的徐阶，能够振作吗？
徐阶那忠厚长者、为国操劳的勤勉正直亲切的形象，在眼前晃来晃去。于私，徐阶是我的恩师，官场的靠山，情过父子；于公，他是文官的领袖，当朝的执政，忠谨坦荡。可是，这样的人一旦到了无人企及的高位，他曾经竭力反对的事情，竟然会在不知不觉间重演。当年，严世蕃伏法，举国欢庆，徐阶在一次讲学时还特意谆谆告诫在场的数百名中外官员，物必自腐，尔后虫生。不要以为严氏恶党已倒，就政清吏明了，务必时刻以严氏覆辙为戒，还楬橥“无竞之地，可以远忌；无恩之身，可以远谤”作为家训。言犹在耳，子弟亲故，却利用其权势，横行不法！这是为什么？
突然觉得对不起高拱来。倘若高拱当国，面对此等局面，该是何等作为呢？可以想象得到，他会大刀阔斧整顿、革新！可是，他这样一个举朝公认的干才廉臣，偏偏朝廷就是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官场腐败如此，纲纪松弛如此，再也不能一意维持了，否则，社稷之舟也会像漕船一样被那些无耻贪婪之徒凿沉的！这样喃喃着，汗水慢慢湿透了衣衫。
夜深了，京城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中。我却没有一丝睡意，“一定要振作，务必要整顿吏治、整顿漕运、整顿武备！”这个想法一闪出，我当即提起笔来，在端砚里用力地沾了沾，写下《陈六事疏》四个大字。
隆庆新朝未阅二载，朝廷中却早已呈现出疲沓散漫的气象。按例，早朝免朝当是例外；可是，隆庆朝的早朝却恰恰相反，免早朝成为常例，而若进行早朝却要宣谕周知了。起初，言官谏铮、大臣规劝，皇上置若罔闻，臣僚也只能徒叹奈何。一旦免却早朝，大小臣工及为其办事的文吏，也就免去了起早贪黑的辛苦，久而久之，部院衙门从堂上官到吏员，也就乐得自在，一个个不慌不忙，稀稀拉拉，从晨曦初上到日头高悬，路途上皆可看见大大小小的轿子忽忽悠悠地往衙门去点卯。
只有内阁是例外。从严嵩时代起，内阁总是在东方微明就开始忙碌。徐阶十几年如一日，追随严嵩之后，起早贪黑已成习惯，当下又执政当国，政务繁杂，也就更加勤勉，每每在天还未亮，就已到阁当直。
可是，这天，已是辰时三刻了，徐阶仍未露面。
“元翁未曾说今日休沐，何以尚未到阁？会不会染恙？”我疑惑而又担忧地说。
李春芳恬淡地坐在那里，悠游地喝着热茶，见我问起，便放下茶杯，不紧不慢地说：“数日前灵济宫聚众讲学，凡百数人到场，元翁实主其盟，然因元翁当直不克赴会，就命春芳代为主持，会中散发了元翁所著《明道先生定性书》《为官须先识仁》二篇，与会者讽咏而商榷之，即各出所见，就正于元翁。适才春芳已到元翁直房看过，方知元翁二更即起，一直在直房对所呈文稿细心批示。”
“喔？原来如此，遗憾的是，居正未能躬历其盛啊！”我用嘲讽的语调说，心里的火气不住地向上升腾。讲学，讲学！在堂堂的内阁首辅的心目中，讲学比军国大事还重要？我不得不拿过几案上的文牍，来掩饰几经压抑还是流露出来的不快。几案上的文牍堆积如山，各省督抚、京师各衙门大小官员的条陈；言官谏诤皇上、弹劾官员的奏疏，各边镇的塘报、羽书，上官参劾或者保荐下级的奏疏，都分类摆放着。
兵部转奏宣大告急的塘报，就放在我的面前。俺答的大军，占得胜堡，陷石州，略文水、交城、介休，随后掉头向东进发，大掠昌黎、乐亭、抚宁，前锋已然到达滦河。
自嘉靖三十一年马市开而又关，北方的鞑虏就与国朝处于战争状态。鞑虏年年月月不停地侵扰北边，并屡屡深入腹地。隆庆元年二月，鞑虏犯广宁，三月攻辽阳，五月攻大同，六月攻朔州，边将的塘报，不断飞向朝廷。兵部也好、内阁也罢，近乎束手无策。此番鞑虏横行无阻，兵锋已近肘腋，着实令人焦虑。
我在文渊阁里焦急地踱步，边思忖对策，边等待着徐阶的到来。
“甚好！”徐阶兴致勃勃地举着一叠文稿，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边走边说，“皆得心学之精髓矣！”
“元翁！”我把兵部的奏疏递过去，开门见山说，“鞑虏屡侵，边镇多事，羽书旁午，学生再三思维，目下御北之计，莫过于改易北镇将帅。”
徐阶正在兴头上，听我如是说，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坐在那里，若有所思，缄默不语。
“把戚继光调到北边镇守，或可期有效之防御。”我继续说，语气充满坚定。
“此事固然当行，”徐阶捋着胡须，缓缓道，“然则，科道对戚继光多有论议，言他刻薄严酷，行止有亏。今若征调北来，势必又是一番论劾，调，则逆舆情；不调，则损朝廷威信，政府岂不陷入进退维谷之地？”
“元翁所言极是！”李春芳附和说，“所谓戚家军，军法确属严酷，作战不力而战败，主将战死，所有偏将斩首；偏将战死，其辖所有千总斩首，千总战死，其辖所有百总斩首；百总战死，其辖所有旗总斩首；旗总战死，其辖队长斩首，队长战死，全队十名士兵全部斩首。闻之令人不寒而栗啊！为官须先识仁，这是名教的精髓，严酷之法，毕竟与名教不符。”
我没有理会李春芳，对着徐阶说：“元翁，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开言路、集众议是对的，但天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朝廷要做某事，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憎交恶，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短流长，常常左右为难，虚旷岁时，成功难睹。以学生愚见，认准的事，还是要决断才好。”这正是我的《陈六事疏》中指出的当时官场存在的弊端之一，“省议论”，这是六事之首。
《陈六事疏》已经写好半个月了，我一直没有上达。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二十四岁的翰林院编修，曾经上《论时政疏》。光阴荏苒，当四十三岁的内阁大学士，再一次提起笔纵论时政、阐述政见时，虽然依旧文思如涌，可是毕竟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青年。我没有像当年那样，当即把写成的奏疏送达通政司，而是放在家里，留下权衡的余地。论理我是该请徐阶审阅的，经过他的首肯再呈送御览。倘若徐阶对疏文中的政见能够认同，即有了推行的可能，否则，不仅难以推行，而且还会因此开罪徐阶，这是我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是，半个月以来，我也在时刻揣摩着徐阶的心思，寻找着合适的遇合。每天无论是散班在书房读书，还是到文渊阁当直，脑海里都是《陈六事疏》里的文句。每看到有司衙门的章奏、地方督抚的条陈、九边将帅的羽书，都深感国朝积弊已久，当尽快把《陈六事疏》付诸实施，或可寻得出路。然而，我隐隐感到，徐阶并不作如是观。这，正是我的忧虑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我迟迟没有把《陈六事疏》呈请御览。可是我内心充满危机感，每每在不自觉间，会把《陈六事疏》的一些观点说出来。
听了我的话，徐阶眯着眼睛，看着我，叹了口气，说：“叔大当知，国朝经历了正德、嘉靖一个甲子，人心风俗已经大变，挽救危局，不外乎两点，”他顿了顿，很坚定地说，“其一，欲除弊政，必正人心，欲正人心，端在教化，欲正教化，必从讲学始！或问：居庙堂处公门者，皆读书人也，对名教圣训已了然在胸，讲学何益？其实不然，今之读书人之病，最是先学作文干禄，使心不宁静，不暇深究义理，实在是没有掌握名教的思想精髓；是故为科举而读书非教化之道；而讲学则不同，听讲者已经是为官之人，无干禄之诱，纯然是为了重新学习、研究名教圣训，以得其精髓，然后可以端正为官理念，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符合名教圣训者发扬之，不符合者摒弃之，以收正人心、清政风之效。其二，欲救危局，必致君尧舜，然后可以图议国事，稍更弦辙，以新治理。若为君者不能恪遵帝范懿德，视名教、祖制为无物，安能苛求臣下遵纪守法呢？故肃清吏治，必先正君德。所谓上行下效，此之谓也。”
徐阶长叹一声，接着说：“近来，老夫反复研读宋史，读到王荆公变法，每每慨叹不已。想当年大宋积贫积弱，王荆公以天下为己任，大破常格，兴利除弊，变法图强。然则，事与愿违，不仅未能挽救危机，反而自己身败名裂。程朱诸贤论及王荆公变法失败之原因时，明确指出，王荆公不懂得儒学的精髓，当他说儒学之道时，已经背离了‘道’。陆九渊先生是同情王荆公的，但他也说，王荆公不懂得心是为政之本，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
李春芳接过徐阶的话茬说：“元翁所言，振聋发聩！所谓世道之隆替系于人心，人心之邪正系于教化。灵济宫聚会，众人讽咏元翁《定性》《识仁》二篇，都说最好付梓刻刊，以广其传，使中外官吏皆得以学而获教焉。只要中外官员识仁、定性，则士风吏治翕然改图，旋乾转坤，真易如反掌！昔孔孟抱匡世之志，栖栖齐、鲁、宋、卫之间，曾不得一试以终其身；周、程、张、朱，间或登朝，曾未数月而退。而我元翁遇神明之主，受心膂之托，宣布道化，润泽黎庶，岂非斯世之大幸乎！”
徐阶笑着：“石麓，过奖了！”
我摇摇头，口中连连道：“元翁当之无愧！当之无愧！”心里却在暗自庆幸《陈六事疏》没有上达，不然，一定会在政见上与徐阶迎头碰撞，那就事与愿违、弄巧成拙了。我觑了一眼徐阶，又默念着：“老师业已老了吧！当今皇上垂拱而治，懒于朝政，勤于宴乐，大明江山一付重担，老师担起来何等沉重啊！老师已经难以负重前行了吧！”
?一天，天气闷热。坐在文渊阁正厅批阅章奏的内阁首辅徐阶，一改往昔的沉稳宽厚，时不时流露出焦躁、烦闷的情绪。本就白皙的脸庞越发显得苍白，隆起的眼袋沉沉地垂在面颊上，疲惫的神情夺去了他昔日的精壮练达之韵。
内阁里，也显得格外沉闷。
我和徐阶、李春芳手拿折扇，“哗啦哗啦”地煽着，刚刚围坐在文渊阁内的长条几案边准备议事。“元翁，”随着一声大叫，都察院佥都御使魏学曾闯了进来，“诸位阁老！天日昭昭，乾坤朗朗，大明的皇家禁地，居然就没有王法了吗？”
魏学曾是高拱的同年，有“高拱第二”之诨号。高拱去国后，朝野即有徐阶结言路而逐之之论。正是为了消弭这样的议论，徐阶荐高拱的同年好友、曾经弹劾过他的魏学曾出任都察院的佥都御使，以示其清白公正。
“启观，你也是朝廷重臣，不是少年新进了，”徐阶语虽和蔼，却也不失严峻，“出言安能如此无有分寸？”
“分寸？”魏学曾依然高声大喊，“目下哪里有分寸啊！要是有分寸，安能发生这等亘古未闻的奇事呢？”
“启观，慢慢说，不要着急。”李春芳笑着说。
“我想不着急，行吗？”魏学曾语带激愤地说，“给事中石星，适才在午门竟被一群宦珰阉奴所殴！”
原来如此！给事中石星近来屡屡谏铮，语多尖刻，屡屡惹得皇上勃然大怒，要内阁训谕处分，被徐阶挡了回去。或许，那些宦官阉珰揣测皇上的一口怒气未能发泄，便借故教训了石星一顿，以便为皇上出口恶气。然则，清明之世，堂堂的朝廷言官，在午门这样的皇家禁地被宦官阉珰所殴，真是天下奇闻！所以听了魏学曾的叙述，李春芳张大了嘴巴，吃惊地问：“果有这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