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中国皇帝就这么自作多情，英使还真是没招。更可笑的是，中国皇帝所有的目的就是叫人叩头。如果人家不叩，即令其回国，咱脸上也不好看。所以，多情的皇上指示和世泰：不管怎么哄，也得把他们哄来，叩了头再走！和世泰一看主子这么多情，哄不了英使，只好转头来哄主子了：这些贡使仰荷天恩，至诚感服，奴才教他们叩头，可惜他们太笨，起跪姿式不怎么帅。嘉庆的意思是，不怎么帅就不怎么帅吧，跪下即安。这皇上一高兴，在使团到京的当晚就要接见。阿美士德说：不行，国书与礼服既未到，而且，晋见时我们可不下跪的。
英使如此无情，和世泰没招了，只好继续哄皇上：正使病倒，不能晋见。
多情的皇上：副使进见。
和世泰：副使俱病（两个副使），等正使病好后，一块儿晋见。
嘉庆一听，多情遭遇无情戏，大怒，当即命令，将英使驱逐出国，礼物全部退回。后来又觉得不对，一点礼不收，也太不给人家面子了，遂收下部分礼物，同时，回赠英国白玉如意一只，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两对，小荷包八个。同时派人传话给英使：“此次尔等奉国王之命，来天朝纳贡，不能成礼，即属尔等之咎，仰荷大皇帝深仁大度，不加谴罚，仍赏收尔国王贡物，颁赏珍品，此乃天高地厚之恩，尔等回国，不可不知感激。”（《清仁宗实录》卷323，第2页，台北华文书局1970年印行）
看意思，英使不叩头，咱更多情了，反而认为夷人不通教化，咱礼仪之邦，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还希望他们回国后能反省一下，心存感激。
那么英国人的反省是什么呢？阿美士德回国后，英国国内就出现这样一种见解，政府只有三条道路可走：“武力强迫中国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绝对服从中国所制定的一切制度；根本放弃交往。”（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64页）
英国政府显然走的是第一条道路。这就是嘉庆皇上多情的代价吧？
大清帝国羞答答的外交
前面说过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时，英王乔治三世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恳请准英国派公使驻京。马戛尔尼自作多情的一面是：他这次来，就没打算再回去了。那倒是，他们来一回也不容易，将近一年的海上行程，数次的台风与飓风，疫病与伤亡，所以，他就是英国驻大清第一任公使了。马氏不知道，堂堂的大清没有外交，如果愣说它有外交的话，那么仅仅拥有与藩属之间的朝贡外交。
马氏的多情老叫我们窃笑。他根本不知道，那时的大清就像酒桌上那最虚荣的哥们儿，买单的时候，叫唤着往账台前冲。大清就是这德性。可马氏居然说：“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派使臣到英国，为互派使节之举，英国尤为欢迎，所有船只一切，可由敝国代为筹备。”这不是瞧不起俺大清吗？于是，年届80的乾隆，回复得更多情，大致意思如下：准使驻京，与天朝体制相违，断不可行。洋人愿来天朝当朝的，一是得穿天朝服装，二是永远不准再回本国。这次你们要求驻到天朝，不但不换服装，还来往自便，实属无益，因为外藩使者驻京，行止都有规矩，从来没有听其自便过。若留尔等在京，语言不通，服饰不同，没有地方安置啊。天朝又不愿意强迫你们换天朝服装。假若天朝派人驻尔国，难道你国就能遵行？再说了，西洋国家这么多，都学你们留京不走，那不就乱套了？
结果，英殖民者的阴谋没有得逞。
当然这半个世纪之间，英国不时地提出互派使节一事，但都被清政府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直到鸦片战争，大清挨过大英的大棒之后，局面才有所改变。所谓的大棒，有人把它翻译成棍子——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在使中国人向惟一能使其相信的论据——棍子的论据让步前，不仅必须让他们看到棍子，而且必须让他们的背上尝到棍子的滋味。”我觉得还是大棒好，至少比棍子文雅些，于大清的自尊或可有所弥补。不得不承认的是，巴麦尊对于大清挨整砖不挨半截砖、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精神还是了解得比较透彻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再提互派使节之事，咸丰虽然嘴上说着“此事断难允准”，并且想出一个折衷办法，希望英人遇有大事可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进京面诉，并且一切开销都由中方承办。看看，英国表示不缺钱，咱大清更要表示不缺钱。问题是双方都不吃这一壶，特别是英国人，表示仍要动兵，咸丰遂委委屈屈地同意了。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公使开始进驻北京。从1793年马氏使华，到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人终于打到大清的心脏部位了。
问题是英国多事，进驻中国北京以后，还一再强烈要求大清向英国派驻使节，大清一听就犯愁：这可咋办啊？一是路远，二是花钱，三是还怕不得其人，以致贻羞域外，贻笑外邦，丢不起那人啊！种种考虑，导致大清忸怩到1875年。眼看着不能再忸怩下去，政府一狠心，把曾国藩的好友，李鸿章的同学，曾给僧格林沁做过幕僚的郭嵩焘给推了出来，要他出任大清第一任驻英公使！其时，公使还分四等：头等公使，是全权大臣，负责接待，与所驻国交涉及画押等事务。二等公使，代国家办理入境事务、觐见和呈递国书。而我们派遣公使，一般是二等。清朝的派遣证上，还不乐意用公使这个头衔，仍称“出使钦差大臣”。
清政府所谓的外交政策，被郭嵩焘用十二字加以概括：“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清廷“不揣国势，不察敌情”，却轻起衅端，结果必是割地赔款，“贻祸天下”。
而郭嵩焘之所以被推到驻英公使的火炉上，还跟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马嘉理事件有关。这一年，英国军官布朗率领一支“探路队”经过云南前往缅甸，随行的翻译官马嘉理持有总理衙门签发的外交护照，依循国际惯例清朝地方官应该保护他的生命安全。马嘉理一行拜见云南巡抚岑毓英时出言不逊，岑毓英怀恨在心，表面上热情款待，派兵护送出境，暗地里却指使副将李珍国在腾冲伏兵截杀，结果马嘉理等六人被打死。事后湖广总督李瀚章、刑部侍郎薛焕来滇调查，岑毓英又谎称马嘉理为当地土人所害，审问时串通翻译构陷不懂汉语的土人首领，企图推卸责任。英国公使威妥玛经过长达一年的深入调查，将此案弄了个水落石出，掌握充足证据，于是向总理衙门提出赔偿、免厘等六项要求，并以下旗绝交、对华开战相威胁。结果大家当然知道，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并且还得派人跑到英国给人道歉去。
郭嵩焘就是政府派出的道歉代表，同时，由于他在政府里算是懂得外交的，所以，道完歉就不准回来了，就地任驻英公使。能做出这种行径的人，在当时的一些人眼里，堪称民族败类，“廷臣皆视此为大辱”。曾经有人问大学士阎敬铭（当时为数不多的清官之一）：“当今有谁会办外交？”阎敬铭的回答是：“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那倒是，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那才叫爱国情操！郭嵩焘翰林出身，却去搞外交，在时人眼里，比大家闺秀做妓还要不堪，所以，时人送其一副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还不算，郭嵩焘家乡的一批爱国士绅竟然要“毁其家室”，郭嵩焘也知道这外交不好玩，几次向政府要求改派他人并装病不去，奈何慈禧就相中了他，1876年，郭嵩焘上任去了。
清政府的外交，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郭嵩焘到了英国，才发现笑话闹得不少：第一，政府根本没有给他颁发驻英公使的国书，他就这样扛个光脑袋就去了！第二，一个光脑袋还不行，还一下去了俩光脑袋。当时的国际惯例，驻外公使仅有一人，可清政府还给郭嵩焘派了个副使刘锡鸿！
郭嵩焘出使前，总理衙门要求他将外国见闻记录下来，送达政府，以作了解。总理衙门将其日记编辑成册，这就是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没想到大臣们看后，大怒，认为郭崇洋媚外不说，且“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政府一看，赶忙把《使西纪程》毁版。与此同时，原先的驻英副使刘锡鸿也出来揭发郭嵩焘乃是大“汉奸”，罪状总计十条。比如穿洋人的衣服、跟洋人握手、学洋语、听洋戏等等。
至于刘锡鸿本人，作为大清的第一代外交家，似乎只发现了“英人无事不与中国人相反”的一面：“论国政，则由民而及君；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论文字，则由左而至右；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为何如此相反呢，刘外交想到了地圆学说：“盖其国民居于地轴下，所载者天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
总之，在刘锡鸿与国内爱国者的攻击下，郭嵩焘发现，自己的外交是干不下去了，不等三年任期期满，即请求回国。1879年，政府让曾纪泽接替他的职务。
曾纪泽就不怕落个汉奸名声？非也，他跟他老爹学的，极谨慎，由于身兼英法大使，所以出使前给法国使馆一封信：“现在极要一事，须与台端一商者：贵国为秉礼之邦，泰西各处礼仪，大半依据贵国所行以为榜样。中国遵至圣孔子之教，亦以礼仪为重，然道途太远，风俗亦异；是以彼此仪节，迵然不同。一切细故末节，尽于通融办理；惟宴会一端，尚须斟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会；凡贵重女宾，坐近主人；贵重男宾，坐近主妇……中国妇女若与男宾同宴，将终身以为大耻……鄙人此次挈妻子同行，拟请足下将鄙人之意，婉达于贵官议礼大员之前。中国公使眷属，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同拜，尤不肯与男宾同宴。即偶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中西和好虽殷，吾辈交情虽笃，然此一端，却系中国名教攸关。不必舍中华之礼，从泰西之礼也。若蒙足下从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规矩，则将来中国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视为畏途，实与彼此通好长久之局更有裨益。”
看了曾兄这长长的信，真替他头疼。男女受授不亲啊，你说人家出使在外为国尽忠吧，居然还得倒贴妻女，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老外握了红酥小手。做这样的外交官，也真叫个难！
托马斯·斯当东的见证
1793年，马戛尔尼为首的700人组成的使华团里，有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年仅12岁，名叫托马斯·斯当东。他在使团里的职位是见习侍童，具体任务就是，当马戛尔尼被大清皇上接见时，负责给他提骑士斗篷的下摆！小人儿的爹是这个使团的副使，名叫乔治·斯当东。如果说马戛尔尼是当时欧洲舞台上非常活跃的外交家的话，那么这个副使也不含糊：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老子不含糊，儿子当然也不弱。来时的路上，就这个小人儿学会了中文。
1794年9月14日，热河行宫内，乾隆接见了马氏一行。当八十岁的老皇上听说这小人儿还会中文时，顿时表现得像贾母接见板儿那样慈祥，把挂在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解下，破例赐给了他，并表示希望听他讲几句中文。小人儿用中文，自如地向中国君主表示，从他尊贵的手中接受馈赠，非常感激。看来小人儿已经像个小骑士了，很有风度。
十年之后，小人儿长大了。先是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员，后来成为该公司的代理人，在澳门和广州居住任职。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具体说，是在距离马戛尔尼使华二十多年之后，即1816年，小人儿摇身一变，成为大英帝国派往中国另一使团的副使，正使是阿美士德。也就是说，小人儿取得了二十多年前他爹在使团中的位置。
二十多年前，可能是由于乾隆高兴，也可能是由于乾隆年纪老了，总之，大清政府本来要求马氏一行三跪九叩来着，可马氏特坚决，乾隆也就没再坚持。可是时代不同了，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这次小人儿陪着阿美士德来，坐在皇帝位置上的，已是乾隆他儿嘉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