眺望广阔的大地
北方的西伯利亚
先大略看一眼“中央欧亚大陆”吧！不管怎么说，在我们的意识中，一直都存有国界线的概念，尤其世界地图或地球仪常用颜色区分国家，让人更容易把国家当作单位来思考。
然而，“国界线”这个概念是近代才形成的。就算是历史久远的国界，也顶多是300年前的产物，不用很仔细计算，几乎大半界线是在近半世纪才确立，甚至是在这四五年，有些更在这一两年才划定。甚至是“国界线”这个概念本身，历史也不长久。因此希望读者可以忽略国界线这回事。
以大范围观之，可分为北、东、西三个部分。“北”，为面向北冰洋的广大西伯利亚，是斜度轻微的低海拔平地，极北方仅有地衣类植物覆盖地面，北纬七十度以南的地区寒冷稍减，从北冰洋来的湿气刚好吹到这里，因此形成大片的针叶林地带，西边延伸到欧洲，是地表范围最广的“绿化地带”（Green Belt）。
在短暂的夏日，鄂毕河（Ob River）、叶尼塞河（Yenisei River）等诸河汇集往北流，气候意外地炎热，水边更是容易成为蚊虫、病原细菌的温床。然而严寒且漫长的冬天，更是可怕。所有的地面都被雪覆盖，眼目所及仿佛是“白化”的世界，河川及湖泊都结冰了，蚊虫细菌也静止了，这时若用雪橇类交通工具代步，反而较方便。
自古以来，当地的居民为亚洲系人种，大多以狩猎、打渔维持生计，族群的规模不大，成点状散居各地，国家或军事之类的话题离他们很遥远。
这样的情形在16世纪末左右出现逆转，脱离蒙古掌控的沙皇俄国看中了这块土地，当时的先遣部队是俄罗斯边境民族——哥萨克人（Cossacks）；从中亚到东方的“派遣军”，大多是这些少于千人的小规模部队。
他们装备了简单的枪炮弹药。虽然简单，对“森林之民”“河川之民”的西伯利亚人来说，却是威力强大的武器。当时由蒙古·突厥系民族建立的小规模政治势力“西伯汗国”落败后，广大北方的东部就被俄罗斯帝国一举在握，他们将当地命名为“西伯利亚”。
17世纪时，俄罗斯的领土已经扩及太平洋海岸。“西伯利亚”于俄罗斯，不过是除了毛皮外就毫无经济价值的土地，但在地图上可膨胀为范围广阔的版图。
此时，西欧进入“大航海时代”，俄罗斯则向北方大地的东边扩张。虽然往海洋或陆地推进的方向不一致，但他们所遭遇的对手势力都不强，俄罗斯帝国先是企图扩大“亚洲”版图，西欧的“国界线”大致划在海外，俄罗斯则在内陆，且大抵在此时开始将目光转向欧洲。
蒙古高原的双重结构
虽然差异并非那样明显，但在此姑且将西伯利亚南方分为“东”“西”两部分来说明。东半部有几座高地，邻接的南方是类似桌台隆起的蒙古高原，范围相当广大，不仅包括现今的蒙古国（旧称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更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河北及新疆的一部分、还有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Republic of Buryatia）、图瓦共和国（The Tyva Republic）、哈卡斯共和国（Republic of Khakassia）、阿尔泰共和国（Altai Republic）等，从自然环境或历史面向，这些地方都可被视为一个整体。
蒙古高原是由东边的兴安岭及青海湖的阿尔泰山两大山脉圈围出来的土地，四周的“斜面”是壮观得让人屏息的外缘。北边涵盖因古老神话而闻名的贝加尔湖（Lake Baikal）大片腹地，湖水为森林所环抱，往北下倾。
兴安岭东边山麓、朝东北平原低斜的平坦“大斜面”，曾是牧民的所在地，随着实行“封禁政策”的清朝衰落，农民开始北上。从牧区转为农牧，再渐变成农耕地，短短一个半世纪左右就已沧海桑田，而今，在此重现中国北部实行粗放农耕后大多数土地沙化的恶果，因此如何防止越来越多的土地化为沙漠，已成燃眉之急的课题。
位于另一端的阿尔泰山，从西边山麓到天山的北边山麓之间，形成了大规模“楔形”的三角地带。现在则被分为中国新疆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Republic of Kazakhstan）两大政治区块。延伸在新疆塔城的边界，自清代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那之前，该地可是属于游牧民的天地，旅行者也可以自由地往来其间。后面将提到的中央欧亚大陆之东西两侧，其重点位置也是这块三角地带。
蒙古高原的南边，在地势上相当模糊，明确可知的大约是东西隅与华北平原接壤而已。高原向南方微微低倾，略降至800米之后与500米的“大同盆地”相连，再接续海拔50米的华北平原，三段地形仿佛高低起伏的陵线攀爬在地表的山岳。到北京八达岭一带观光的话，可见到筑在高低陵在线的“万里长城”，这是明代中后期的建造物，沿着山峦地势，还在大同盆地周边建了内、外两道长城线。
山西西部到陕西、甘肃一带，放眼望去几乎都是看不到边界的沙漠。从蒙古高原到黄土高原则是整片直接涵盖西藏高原东北部的大地。
大略地说，从北京到大同（古称“燕、云之地”，北京旧称“燕京”，即因此而得名）绵延数百公里，西藏高原与中国内陆相连的地方，直至淮水、秦岭线为止，几乎全部都是干燥之地。
华北是与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相连的“干燥农耕”地区，是孵育中华文化之地。就算之后华夏文明越过长江流域，进一步向海外扩展，其文明、文化原型仍源于干燥的华北，这层意义不容忽视。
总之，蒙古高原的双重结构，一是位于戈壁沙漠北侧、兴安岭及阿尔泰山之间，二是约较前者大二倍左右的外圈地区。从历史上大致的情况来看，高原上的统一政治势力，会依各自的强弱程度，在这分为大圈和小圈的双重结构间伸缩。这片高原是世上最大又最佳的大草原，曾在历史上出现的匈奴、东胡、鲜卑、柔然（或为蠕蠕）、高车、突厥、回鹘（编注：盛唐以前称回纥，为现今维吾尔族的宗源）、契丹、蒙古及准噶尔等游牧国家，大多发迹于此。若无法控制这块地形，就很难成为大型的游牧国家，因此蒙古高原可说是游牧民的“摇篮之地”。
北边还有大片的森林，高原的北半部是森林与草原混杂的景观。以此为居地的游牧民大多同时过着游牧及狩猎两种生活，或许也可称他们为游牧狩猎民，曾建立世界最大帝国的“蒙古”，就是这种类型。
此地的土壤相当肥沃，在世界帝国的“蒙古时代”，杭爱山脉与阿尔泰山之间有河流环绕，还留有稻作的记录。当然良田或瘠土会有差异，不可一概而论，不过今有农业学者主张，适当地在蒙古国发展农业，将草原全转变为耕地的话，就能解决亚洲的粮食问题。范围涵盖内外蒙古的戈壁，若将它想象为单纯的沙漠，则与现实有差异，其实戈壁干燥的程度只是比较类似缺水的荒野，只要有足够水源的话，戈壁就能恢复原貌，但以现在的状态是草木无存的。
专栏
万里长城的意义
万里长城并非亘古之前就伫立于地表，但在史书中存有建造记录的确实并不多。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的长城，是在中国第一个统一政权的秦朝下所建造的。当时将燕、赵及秦国北方边境的既有长城连接起来，并在其中设立44个“县城”以筑成防护要塞网。
汉代、北齐、隋代等各朝亦有修筑记录，但相关物证匮乏；在北方，有许多土壁残骸似乎可成为考证，但这些遗址到底在哪个时代筑成，又难以明确定论。
就算说是长城，原本可能也仅是由防守的一方先挖出约一个人高度的壕沟，再在自己的地盘堆栈类似土墙的建物，只要能防守马匹入侵就够了，之后才在重要的点设烽火台。
有人认为若真是用“版筑”筑长城，就更不可思议了。所谓的“版筑”，是一种在两块直立模板之间灌入泥土后压实固定，并重复相同程度以筑成土墙的建筑工法，此法充分利用了黄土容易挖掘也容易固定的特质。
“城”，“土”字边加“成”字，有土壁的意思。中文的汉字“城”与日文汉字的“城”意思不尽相同，并不都是城堡、堡垒。总之，在这里“长城”就是“长土墙”之意。
由于是这种程度的建造物，故不持久，只要下雨就会流失；冬天的强烈北风，偶尔会吹残土壁。只要没有不间断地修补，不用几年就会变成柔软的土丘，即使文献中有记载“修长城”，但是否能与现存的哪一部分“遗迹片段”连结呢？抑或原本真的有修筑吗？无法明确判断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眼前的明代长城，壮观得超乎寻常，也是普遍对长城的印象。然而，就算是明代的长城，也仅在北京附近的八达岭等区域或关隘才是用砖块砌成的坚固建筑。
作者在十几年前见过两个景观，至今仍旧印象深刻。一是相连在“大同盆地”北侧、仿如锯齿状山脉顶上的土壁。步骑兵都不可能通行的险峻山陵线之间，没有必要设置土壁，这种地方建筑土壁，应该只是象征性的意涵，而且该段的墙壁且薄又低，是相当脆弱的建筑。
另一个风景是在明代长城西端，位于甘肃西郊著名的嘉峪关，绵延万里的长城，在此走到尽头。若从嘉峪关城墙上方往南望，可看到朝祁连山主体的方向，有条细长的线蜿蜒其间。虽然几乎是小小的隆起土丘，但确实是土壁的痕迹。
无论如何，明朝都想把属于“中国”的每一分土地，毫无间隙地包围起来。东起渤海湾岸边的山海关到西边耸立于嘉峪关南侧的祁连山，以完整的墙壁（在此并非指完美的）画出一条线，不得不说明代多么想展现强烈的疆域意识，并且异于平常的执着。
当然，最直接的动机是明代朝廷政府受到蒙古骑兵持续威胁所产生的恐惧感。明朝皇帝是中国史上超级独裁专制君主，在世界史上也是屈指可数，其专制权力及恐惧感，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想到当初为了建设长城而使民众所受的劳役之苦及投入的劳力、资本、物资等，就不禁感到心痛。
然而，还有一点想强调的是，蒙古高原及华北高原大致上可视为一块整体，若维持没有人为疆界的原状，则难以让“中国”的幅员明确又固定地呈现在眼前。因此，从秦汉以来，为了将“中国”的疆域范围确实刻画在大地上，就经常不得不采取以人工做出国界线之方法。
所谓的“万里长城”，不只单纯防卫之用，可说是意识的墙，也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其实在历史中，长城几乎没有发挥过实际功效，就算多少还有点抵御或屏障的效果，但北方来的攻势几乎常无碍地到达中国领土，耗费了庞大群众生命和资源换来的结果，也只是权力者的“一时安心”。
长城线随着改朝换代而有南北变动，视当时政权的性格及国力展现为度。以下几例可见长城北端的作用：北宋时，因北方契丹侵压，无法设定长城线；辽最后在今天的北京被占领之下走向灭亡；打败北宋及契丹的主要族群——女真的金朝，因害怕“漠北”（意指戈壁北部）游牧民，不得不在戈壁南边设置“界壕”。13、14世纪时蒙古帝国吞并中国、占领大部分欧亚大陆，这时就没有必要修长城了。
将巍巍的明代长城作为遗迹继承的清朝，并不需要长城的防御功能。清朝的皇帝有两种不同的身份：向南代表中国的皇帝，向西及北则代表继承蒙古帝国的草原可汗。长城代表了统治的象征意义，也是意识上便于区分两个地区的分隔线，反而没有拆除的必要。
天山南北麓
在蒙古高原西边，约莫欧亚的中央，有像天空一样高的帕米尔高原耸立，东边的天山山脉和西侧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像一双翅膀展开羽翼，隔开欧亚南北的气候、人物和风土民情，但这地形的自然屏障对欧亚东西两边来说，并不如想象有重大意义。
天山山顶积雪万年不化，是培育游牧民及绿洲民的圣山，南北两侧气候对比相当明显；山脉北侧是广阔的森林及草原，由于高岭挡住从西伯利亚来的微弱湿气，形成绿意盎然的走廊；南侧几乎没有绿地，湿润的空气无法跨越山脉，积雪及冰河处于山腰之上，山麓非常干燥。
这样的自然对比明显分隔两地居民和生活方式。从史料发现，北侧的绿色草原几乎是游牧民的居地；南侧塔克拉玛干沙漠（Taklamakan）（指真正的沙漠）黄色的地表上，靠着融化雪水维生的绿洲聚落则如星点般散落在山麓线。肥沃的天山山脉北方，尤其是北侧山脉间的伊犁河起源地、朝西流的溪谷，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之政治集团的必争之地。乌孙、西突厥、蒙古时代的察合台兀鲁思（俗称察合台汗国）、蒙兀儿帝国及最后是准噶尔汗国，都在此搭建营帐。
若见到伊犁河从山脉源头流到大草原，会让人联想到开天辟地时的景象。巴尔喀什湖汇聚伊犁河等往北的多条河川形成“七河之地”（Semiryechye）的游牧草地，先前提到的“楔形”三角地带，就是这些游牧民国家的所在地。
或许是为了“丝路”的传说，串起天山南麓的绿洲之路总被认为是贯通东西的主要途径。那是因为中华王朝向西拓展疆域，主是要沿着天山南侧小规模的绿洲都市国家而行所致。然而，这种模式在汉文史料上却被大书特书，至于天山北侧，相关记录常予人一种黑暗之地的印象。
这种现象述说着中华政权长期以来无法踏入北方绿野一步，无法直接介入拥有强大战力之游牧民世界的历史。汉代虽然有广为人知的“西域经略”，其努力及影响也许不容小觑，但整体规模还是微小的。
从许多知名旅行家实行的路线，就可知连接欧亚东西的高速公路在天山北侧，史上的军团东西迁徙时，当然也实行此路线。不管对游牧民或农耕民来说，天山北麓都是好所在。然而，天山南北麓的居地分布并非由自然所造成的必然，而是历史影响的必然，是由政治、军事力量影响的结果。
从清朝击败准噶尔王国及后来的政策方针或可看出端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趁在塞外即是宿敌的准噶尔内乱，清王朝成功地将其灭亡。当时几乎全数歼灭将首都设在伊犁河溪谷的准噶尔人，据说人数甚至超过60万，乾隆有意要让准噶尔片甲不留，准噶尔亦被称为最后的游牧帝国。
这件事彻底推翻史上持续许久的天山南北政局，清朝将中原的汉人迁移入天山北侧，将原是游牧民的居地当作广大且肥沃的“前线”，一举将它化为农耕地。
清朝也镇压了由穆斯林苏非教派主导的天山南侧绿洲，并以帕米尔高原以东的疆域命名“新疆”；天山北侧为“北疆”，南侧为“南疆”。现在北疆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之一，也是油田、淬炼、化学工业的模范地区。以纯客观事实立场来说，新疆可说是建筑在历史中罕见的平定准噶尔叛乱的事实上。
在18世纪后半期以后的清朝，动不动就被认为是受到“西方冲击”（Western Impact）影响的衰老大国。然而，这是从“海洋世界”看到的印象。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节团认清清朝权力腐败之时，清朝在“陆地世界”方面还是个刚成年没多久的巨型帝国。这之后，清朝虽然渐步衰微，但其领土仍持续扩大。同俄罗斯帝国一般，直到崩解前都还是膨胀状态的庞大帝国。
从西藏的高度出发
在帕米尔高原东南方，西藏高原如隆起的硕大岩盘，是地表最高也最坚实的土地。这个地区总让人有黑暗神秘的幻象，或许是人类到现在还难以进入超过高原一半的区域。据西藏史研究权威的佐藤长表示，当初策妄阿拉布坦仅率领3000名准噶尔铁骑就突破了中央羌塘高原。高原气候阳光普照，空气稀薄且湿度低，几乎没有天然遮蔽避免阳光直射，加上堪称地表屋脊的高度，紫外线更是强烈。长年日晒便会在皮肤上形成晒伤、雪晒般焦状的黑斑和深刻的皱纹。
西藏也曾经有“王国”。最初施行政治权力的“王国”，也有人称“帝国”。大约在唐朝的时候，松赞干布（Songtsan Gampo）即位后便迅速成为强大势力，与唐朝曾有战事并签署结盟，目前还可见当初的纪念碑。后来松赞干布也占进中亚，曾掌权敦煌一带，不过时间并不长。
遭贵族割据的西藏，宗教势力渐渐抬头扩大，并朝着以宗教权威为首的“王国”之路演进。西藏佛教从安多（青康藏高原东部）进入蒙古高原传教，范围达亚洲东半部，形成辽阔的“藏传佛教圈”。16世纪后，达赖喇嘛的权威影响已不局限于狭义的“西藏”地区，也获得北亚到中亚东半部广大信众的支持。
西藏佛教能从各教派林立的混乱局面转换到伸展更远大的区域并形成了“藏传佛教圈”，其实归因于外来的强大影响力。13世纪后半期，大可汗忽必烈率领蒙古帝国并扩及欧亚，同时也提升了西藏宗教地位。
在噶玛噶举教派、直贡噶举教派、格鲁教派（又称黄教）及帕木竹巴教派等山头参错各立中，萨迦教派的年轻导师八思巴后来成为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国师”，后来更成为“帝师”，藏传佛教正式成为元朝皇室的宗教。
北京承继了忽必烈时代“大都”的文物建筑，高耸入空的西藏式佛塔“白塔”（位于元朝名为大圣寿万安寺的寺庙内，现为妙应寺），即是忽必烈时代的建物，当时类似印度、西藏风格的多层建筑到处林立。
西藏在当时也相当风光，16世纪时内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1507年—1582年）曾在青海与“第三世达赖喇嘛”（追溯第一及第二世的封号而得）会面，这是蒙古与藏传佛教闻名的第二次接触。
俺答汗将自己比喻为忽必烈，而将“第三世达赖喇嘛”比喻为八思巴。达赖喇嘛〔直译为“海的高僧”，喻义为“传遍四海的师僧”。以“达赖”来表现“海”“大海”般深邃的威严、喻令及恩典之意，出自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蒙古帝国第三位大汗贵由写给罗马教宗伊诺森四世的国书〕从此透过蒙古的政治权力，成为内陆亚洲世界宗教权威。西藏高原南端耸立着喜马拉雅山脉，相当令人惊讶地在此发现贝壳化石，原来山脉本在海底，被从非洲分离出来的印度板块与西藏坚实地盘撞击下，就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山脉南侧斜面陡降形成印度的中央平原（Indo-Gangetic Plain），也是自然现象。
专栏
祁连山与河西走廊
祁连山南北与天山南北麓极为相似，同样因山脉隔离湿度，只是祁连山是北侧干燥、南侧还算温润。
汉武帝著名的“西域经营”政策，原本并非以经略为目的，只是不甘成为匈奴附庸国的抗战而已，这是自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以来就一直推行的政策，当时一直朝北方进攻，但无战绩。情况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的河西战略逆转，改由祁连山北侧进攻。其中重要的战略位置是在现今的甘州一带，甘州是祁连山北侧最大的绿洲，再加上山麓斜面绿草如茵，也是优良的牧草地，直到清代，此地还当作军马牧场，至今仍名声远播。
匈奴游牧联合体的右翼——统管西部的右贤王——就占据此地，下方则有休屠王扎营。从甘州绿洲沿着黑河往北，可抵匈奴单于宫廷所在的蒙古中部；若穿过祁连山谷，则可通过南侧青海的牧草原。右贤王及休屠王二王连手掌握了祁连山及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塞。
若是祁连山战事失利的话，汉武帝只能从山麓北侧——匈奴的正面力攻，幸好汉朝成功地击退右贤王、休屠王往西逃奔，此为足以撼动大局的关键，匈奴从此断丧了从大月氏夺来的祁连山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初次作战，在史上留下相当高的名声。
休屠王占据的地区，称为“焉支山”或“燕脂山”，或可写成燕支、胭脂，由于当地可采集到名为“臙脂色”颜料的草而得名。据《西河旧事》一书记载，匈奴失去了祁连山及焉支山后，传唱“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之歌。此外，唐代诗人也借此深深感叹匈奴女子没有点缀妆容的红胭脂而失色，来叙述汉武帝时的盛况。
汉代从此获得进入西域的钥匙，为了防止右贤王匈奴的右翼军再来袭，于是便沿着祁连山北麓设置星罗棋布的管理据点，从中国境内依序订定武威、张掖、酒泉及敦煌等河西四郡（元朝时称凉州、甘州、肃州及沙州），现今甘肃省即取自其中两州的名称，总之即是点与点连成的防御线和领地。
历朝都致力保有这一连串绿洲城市，至于各游牧民居所的南侧，除了隋炀帝曾讨伐吐谷浑之外，几乎没人踏足过。若是祁连山脉北麓没有绿洲的话，或许中国长久以来都不会进入西域吧？进入西域的途径，可称为“甘肃走廊”或“河西走廊”，在英文称为“Gansu Corridor”（甘肃走廊），仅是穿廊而已。
欧亚的西半部
中亚地区的纵向切割地形
接下来要叙述的是西半部，阿姆河及锡尔河两大河川从帕米尔高原向西流，两河之间形成一片大绿洲。这片绿洲是欧亚中部各势力兴起、灭亡时为之一决胜负的兵家之地，除了土地丰饶之外，还兼具东西南北、四通八达之枢纽，自古以来商业即相当发达，也是人来人往、物资情报、文化等传播集散处。
在古代，说希腊语的人曾称它为“越过妫水（Oxus，阿姆河）之地”，拉丁字源是“Transoxiana（阿姆河对岸流域）”。疆域东起阿姆河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波斯语Hakhamanish），以它“文明之地”的角度来看，阿姆河对岸就是“化外之地”。
当伊斯兰教东传之后，它的阿拉伯语名唤“Māwarā'an-Nahr（中文古称河中，今称河中地区）”，意思是“河对岸的地”。这里的“河”指的是阿姆河，因此可说还是从西方看东方的角度，并没有改变把阿姆河当作界线的意义。
粟特族（Sogdians）曾住在此区，在这里从商的人以此为据点向四方发展，并在各地建立腹地。他们是强势的民族，曾让打算并吞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大军东进时，花了三年仍一无所获。
6世纪时，短时间内成功建立横跨东西欧亚大陆版图的土耳其帝国，即所谓的突厥，于政经、外交及谍报交换等都与粟特人合作，这是草原军力与绿洲的商业、情资合作的典范。伊斯兰教人来了之后，伊朗系穆斯林商人也依循这样的传统，而且以此活跃商场。13、14世纪的蒙古时代，他们与蒙古结盟，足迹遍布欧亚大陆且不断扩张幅员。
若从历史地理两方面交叉比对，从河中地区为中心，范围广及帕米尔高原西侧的中亚和周边，可归纳有趣的事实：有别于联结东西的“横向”挪动，多重堆积而成、纵贯南北的大规模区域，是由大幅“纵向切割地形”所形成的。
从南到北，共有五段连贯结构：第一是锡尔河以北的草原，且延伸至天山北侧的绿色牧野。第二是河中地区，为撒马尔罕（Samarkand）、布拉哈（Bukhara）下方城市及聚落的肥沃绿洲，位于卡什卡塔尔里（Qashqadaryo）河附近的优良牧草地带。第三是阿姆河以南到兴都库什山脉的阿富汗·突厥斯坦（Afghan Turkestan）地区，在干燥的沙砾地上有绿洲点点。东侧昆都士（Qunduz）附近往上攀升的地方，利于游牧民以地形高低差异依季节迁徙。第四是从兴都库什山脉南边山麓经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到犍陀罗（Gandhara）印度西北部。西亚与印度在此交错，看似分隔却又像是整体。接下来第五是北印度的中央平原，虽说已从干燥进入湿润地带，但从历史、政治角度来看，许多在此发生的关键事件是由中亚扩展而来的。
这五个地段在景观、环境、居民及生活形态等，都各有其特征，地理形势也有差异。在历史滚轮中，第二、三段及四、五段各连成一气并相互影响，虽然各段都有自己的角色，但又被某些政治权力系统牵连而休戚与共。
大月氏贵霜王朝（Kushan）及嚈哒（Ephthal，又称白匈奴），都是以兴都库什山脉北侧为根据地的游牧民型的军事政权，印度西北部也曾被其降服支配。10世纪时，中亚的突厥系伊斯兰教政治势力崛起，伽色尼王朝（Ghaznavid）是这一波的开端。接续的古尔王朝（Ghurid）以现在的阿富汗（Afghanistan）为根据地，疆域似乎曾扩及印度中央平原。紧接着在蒙古世界帝国崛起的13世纪初，德里苏丹国（Delhi Sultanate，以德里为首都的苏丹政权）成为北印度的主人。在其中虽然时间短暂，14世纪的图格鲁克王朝（Tughluq）曾建立史上第一个疆域几乎扩及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统合政权。
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握有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为了实现统治印度的梦想，经常从印度中央平原北方攻击德里苏丹国，但由于德里苏丹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几乎都是与穆斯林同化的突厥军系，在印度上演的“蒙军入侵”自然常无功而返。
最能展现这种纵横南北联盟爆发力的，即是帖木儿王朝（Timur），它是史上第一个将根据地设置于河中地区的大帝国，也是最后一个，开国的帖木儿以这里为中心，将势力范围大规模横向挪移。
接着是巴布尔（Babur）出场，身为帖木儿五世孙子，是位于撒马尔罕的帖木儿王朝末代皇帝，与从锡尔河北方南下的乌兹别克（蒙古帝国的一部分，金帐汗国的后代）苦战之后，退至兴都库什山中的喀布尔（Kabul），将其当作据点保留小王国政权实力，便往印度南方发展新天地。
继承中亚权势的巴布尔后来也成为印度的皇帝，这个出现于16世纪初，其后被英国占领并成为其殖民地的帝国，一般称蒙兀儿王朝，波斯语称蒙古为“mughūl”（蒙兀儿），或许它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印度人也许将它当作北方来的蒙古族，但其实是第二个帖木儿王朝。
蒙兀儿王朝占据了印度中央平原北方及克什米尔（Kashmir），克什米尔是个高海拔、干燥但富饶之地，“居，唯克什米尔”是印度人普遍的愿望，但事与愿违，从第一代巴布尔开始，有很长的时间军队仅停留在兴都库什山北方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
若单纯地将蒙兀儿王朝当作印度帝国，则无法窥其全貌：蒙古人不只从中亚进入印度建国，还难以割舍思乡返家的想望。这些记录都载于巴布尔以端正书法亲笔写的回忆录BABUR-NAMA中（《巴布尔之书》，原书仅名为“事迹录”，因大众多不识原文，故以拼音“BABUR-NAMA”通称）。
该书是当事人亲书的最佳历史见证，也是相当棒的文学作品，日文版由间野英二先生以察合台原文最原始的校订教科书誊本为基础，用最高水平的现代日文翻译、研究，并按序持续印行（BABUR-NAMA的研究I、II，1995、1996年，松香堂出版），这是足以在世界夸耀的重大功业，在此推荐大家阅读。
其实巴布尔的儿子、第二代的胡马雍（Humayun）也曾一度失去印度，借由取道中亚并寄身萨非王朝（Safavid Dynasty），从中亚发动攻击而再取印度，蒙兀儿帝国势力即在父子两代两度征讨下确立。
一般描述蒙兀儿王朝的历史，与事实相差甚远，很容易以西方角度的“亚洲旧式大帝国”来定位，与清朝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类似，将它当作“印度最后的帝国”。当然，以上的表现方式没错，然而事实并非全然如此。那是从海洋的观点来看，也可说是以西欧为基础的近代视野。
若以宏观的欧亚世界史来俯视整体脉络，范围就会变大。将视线放在“时间”面向，在10世纪初巨大的“突厥·伊斯兰时代”潮流中，就会看到中亚·印度版的归结有帖木儿王朝以及第二次帖木儿王朝的蒙兀儿王朝。而若将眼光转到“空间”面向，直通中亚·印度的“纵向切割地形”静静矗立在历史长河中，且赋予人类及历史极大的发展动能，而最佳的例证即是两个帖木儿王朝。
这个南北贯连的陆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西向之正中处的重叠构造，后来也得以和海洋联结。其中隐含更巨大的布局，16世纪中叶频繁出没印度海域的葡萄牙即是以此自然地理为背景展开其故事。
内陆有帖木儿南攻，海路有葡萄牙出没，在这块“纵向切割地形”中，“陆上的弓箭时代”及“海上的枪炮时代”其实同步交错，世界史上的巨大转变，在环绕着蒙兀儿王朝的辽阔双重交会地区引发。
这个“纵向切割地形”的地理效应也存于蒙兀儿王朝之后，如英国占领印度次大陆，为了防卫该地的北方攻击而与打算南下进攻的俄罗斯对峙，多次阿富汗战争，作为缓冲国所建立的阿富汗王国（阿富汗王国以兴都库什山南北为国境，其代表的意义相当明显）等，都发生在其后的历史中。
1979年12月底以苏联军装甲部队占领喀布尔开始的近代史，后续将如何发展？目前还看不出走向。即使苏联军队撤退，阿富汗几乎整片国土都变成地雷区。一但失去中央政权，便难以回复太平，然而，将混乱的阿富汗地区概括进硕大的“纵向切割地形”中，依稀可见最底层处的地理影响。
原苏联境内的中亚穆斯林各国，还有巴基斯坦的动向，都是可能的发展形态，就如曾发生过的诸段历史，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因此我们也无法否认这类发展可能再度重现。
两个伊朗
从河中地区以西往西南或西北走，有两个世界。绕向南走，先渡过阿姆河，再经过木鹿（Merv），横越喀拉库姆沙漠（Karakum，土耳其语黑沙之意），就会抵达科佩特山脉（Kopet-Dag Range），从这里开始，就是广阔的伊朗高原。若以帕米尔高原一脉相连而言，即是从兴都库什山西麓开始，直接向前接到伊朗高原。
高原的北边与厄尔布尔士山（Alborz Mountains）的高岭相接，从西开始到南，壮观折曲的札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s）以其宽达300至400千米、具相当深厚的山脉皱褶绵延其间，这两个山脉，就是支撑起伊朗高原的大骨架。
大型袋状盆地的内侧，是极干燥的卡维尔盐漠（波斯语Dasht-e Kavir）及卢特盐漠。原本在波斯语中，“Kavir”意思是冒出盐的土地，也就是盐漠的意思，从两个山脉流入的众微细河流，总在瞬间化无。
人类无法长居于干透了的巨大洼地，只能住在两大山脉的山麓或是山谷间（即使这么说范围也相当广），并采畜牧与农耕混合的生活方式。特殊地下运河“坎儿井（Kariz）”，孕育出伊朗悠远历史，创造了人工绿地、农地及聚落。就像字面的意思，它本是生命之水。
由岩石、沙砾及干透了的土地所构成的伊朗高原，是块被忽略的土地，但却开出了可与东方中国媲美的文明之花：干地与绿洲的文明。
札格罗斯山脉与厄尔布尔士山在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Azerbaijan）的高原交会，绿意盎然的山及溪谷、草原及湖水，就从此地衍展。
蒙古帝国时代在伊朗地区设立的蒙古政权——旭烈兀汗国（俗称伊利汗国）在这里牧野扎营而成形。作为游牧民的天地，这里是绝佳的地点。
专栏
人工极致的展现——坎儿井
蒙古以来在伊朗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居民广设称为“坎儿井”的人工地下运河。
在山麓间挖凿深深的直立坑穴，在与地下水相接处挖掘横向穴道，便成为地下运河。从地下水的源头到让水涌出地面的居地和农地为止，大约间隔20至30米处，以相等间隔距离依序挖凿直立坑穴，再交互重复直立坑穴及横向穴道的挖掘工作。
这是耗费庞大人力及资金、精巧测量、徒手挖掘技术的产物。从空照图可发现，从山脚有条以点相连的线，接连到末端就是聚落，有时距离甚至长达数十公里。
坎儿井所形成的线也不局限于直线，有时在途中遇到岩块也不得不转弯再前进。挖掘者有相当高的技术，在几乎不会失手的情况下，以简单的铲锹工具挖出横向穴道。
当完工时，也不能到这里就了事，因为不知道横向穴道会在哪时崩落，故需持续修补。由这个地下水道支撑起的村落及城镇、农地及绿地，都可说是人工智能的极致展现。为了防止人类或家畜掉落坑穴，在直径约2至3米的直立坑穴周围，会以土堆砌出较地面高的土墙。
在地下水道终于露出地表的地方，会涌出清冽的水，冰凉爽口，真的好喝。
在历史上，据说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开始大规模推广这种做法。王朝认为应该要将持续燥化的土地改造成绿野而进行“国土建设”，这也再次让人见识到以大流士为首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之伟大。
波斯语将这种地下水道系统称为“卡利兹（Kariz）”，阿拉伯语则称为“Qanāt（坎井）”，而在北非地区又叫“活加拉（Foggara）”。
建置坎儿井需要相当的资本及技术，在中亚地区较罕见。清末才开始将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纳入吐鲁番盆地，但在《汉书》中已有与坎儿井类似的地下水道系统记载。因此结论是，应有再详加调查思考的必要。现在的新疆取其发音翻译为“坎儿井”，意为“洞井穴”。
至于，“伊朗”（Iran）这个词汇有两种大小范围的定义。一般使用的“伊朗”，是近代在欧俄等列强的外力侵压下，疆域不断地被缩小再缩小而成的“近代国家”伊朗，其幅员甚至无法完全涵盖自然环境中的伊朗高原。
另外一个泛指更大空间的“伊朗”，范围远远地超越了伊朗高原。这是历史上的概念，其起源可追溯至遥远古代“伊朗之地”（Iranzamin）的概念，所指的地区为“从阿姆河到埃及”之间的土地。
这样广阔的面积，相当于古代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疆域。王朝将其统辖的“文明区域”称为“伊朗”，而将阿姆河对岸的“蛮族之地”称为“图兰（Tūrān）”。这是以“文明观”为标准来区分己者与他者，其中内涵了某种价值观，与中国自古在“文明”底下的“华夷思想”类似，也和古代希腊的“Helen（译注：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希腊人也以此称呼自身民族）”及“Barbaroi（译注：不会说希腊话的人，意指蛮族）”的观念雷同。
至少在目前所知的情况下，阿契美尼德王朝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军事、行政、征税、交通、运输制度及组织等各方面整合的庞大帝国。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之后的“帝国”及“国家”或多或少都受到它的影响，“伊朗”这个词汇即包含了先驱者的荣耀。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因为觊觎阿契美尼德王朝管辖丰饶且广阔的“亚洲”地区，曾企图全面征服这个庞大的帝国，只要他到达的地方，就成为其“版图”，但这“大领域”的梦想随着他的逝世理所当然成为泡影。
与现在甚为通行的希腊化文化（Hellenism）的印象相反，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的“帝国”以及之后传到东方的希腊文明，在包括伊朗等的地区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残影。若将范围聚焦在这异乡东方，希腊化文化的影响虽并非完全没有，但接近于“虚幻”，甚至可说是欧美人的梦幻产物。若要讨论希腊化文化，反而应该研究它对西方和罗马等地区的影响才对。
随着“伊朗”这个词汇一同被神话化，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印象在伊朗人心中被深刻记忆。虽然萨珊王朝（Sassanian）的疆域并未达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版图，但它的范围仍远较今天的伊朗和地理环境中的伊朗高原宽广。
即使进入了伊斯兰时代，“伊朗”的概念仍旧为人乐道。先前提过的旭烈兀汗国也是以阿姆河为东界，西边则是持续朝埃及推进，因而与马木路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对峙。“伊朗之地（Iranzamin）”这个概念，在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虽然尚未完全达到理想，但已在相隔数百年的萨珊王朝首度实现，旭烈兀汗国境内的居民，也再度深刻地自觉是“伊朗”人。在以广义的伊朗为中心的“东方伊斯兰地区”里，若有皇帝或君主在自身的称号冠上“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的“沙阿（Shāh）（译注：波斯语，王、皇帝之意）”之称谓，就代表他们虽在伊斯兰体制外，但对伊朗传统十分重视。
1979年，被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的巴列维王朝（Pahlavi Dynasty）就曾经自喻为“伊朗的沙阿”，并追求恢复古代伊朗帝国荣耀的梦想，因此巴列维的改革被称为“沙阿的改革”。
朝着阿塞拜疆高原往北前进，就会到达高加索山脉（Caucasus Mountains），这是座隔离南北的硕大屏障。朝西走，就连到安纳托利亚高原（Anatolia），若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 Strait）和达达内尔海峡（Dardanelles Strait）就可抵达欧洲。
此外，若从札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s）西麓往下走，经过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可达叙利亚并进到东地中海地区。从黎巴嫩、巴勒斯坦、汉志（Hijaz）、也门再到埃及，这个区域的风土民情，在人类史中堪称最古老的地区，大多数的城市文明类型都是发源于此。
虽然在此先将西奈半岛（Sinai Peninsula）作为西亚的界线，但在“旧约圣经”时代也无法将相连的埃及与这个地方脱离开来，而在伊斯兰时代当然也是如此。
埃及以西之地、与其相连的北非地区，也是相同的情形。阿拉伯语其称为“马格里布（Maghrib）”（意指“西”），欧亚与非洲，终究还是连成一气的。
研究伊斯兰的学者对简称有所困惑。“西亚、北非”这个简称不只长且不安定，故在无可奈何之下选用了“中东”这个词汇，而“中东（Middle East）”是以欧洲为中心命名这一点，是大家早已知道之事。
专栏
波斯与伊朗
有一种说法是：波斯是他人给的称呼；伊朗则是自称。波斯（Persia）是西方的称法，历史悠久，起源与阿契美尼德王朝有关。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发源地在札格罗斯山中，今为伊朗法尔斯省（Fars Province）的地方，而其西方称法就是波斯。若要打个比方，就如日本古代王朝的起源地是在大和（ヤマト，读作Yamato）地方，因此其他国家就以大和（ヤマト）而称呼日本。
欧美一贯使用“波斯”，只有在称呼现代政权、国家时才会使用“伊朗”，这是政治方面的共识。
在日本，一般只在说明有相对事实的古代波斯时，才会用“波斯”这个词，至于其他时候全都用“伊朗”。或许可说是尊重其民族自称的适当用法。
唯有“波斯语”例外，若称为“伊朗语”，则难以和各伊朗语系有关联的语系加以区别，必须要小心避免这种误解。尽管如此，解释史实或是事物时，又不另外区别，例如“伊朗人”“伊朗文化”“伊朗文明”等，实在有必要再重新思考，胜藤猛先生曾针对这一点讨论过。
确实，7世纪时伊斯兰教徒进入这个区域；10世纪始则是突厥·蒙古系人建立政权。无论如何，这地区都因此混沌不明。那么要以何为标准将它称为“伊朗”呢？要以哪个范围界定“伊朗”呢？这些都具有相当难度。
此外，中文自古以来称它为“波斯”，这是与Fars，也就是Persia相对应，“伊朗”则是近年的音译。
关于其用法，如最近中国、欧美、日本等，不同的人有各式各样的见解。
西北欧亚大草原
前一段是关于欧亚大陆西半部“南方世界”的说明，北部面积几乎是南方的两倍，极为平坦的大地一直延伸至俄罗斯、东欧。
“楔形三角地带”的西边、锡尔河北边是辽阔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Kazakh Streppe）。整片草原延展至伏尔加河畔（Volga River），说不定将它看作蒙古草原的延长线也不错。它还跨过伏尔加河，直到顿河（Don）、第聂伯河（Dnepr）及多瑙河（Danube）河口。大草原南边则将从高加索山北麓到黑海北岸一带完全涵盖，延伸至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 Mountains）东麓，这真是一座大草原。
这个地区孕育了许多游牧民集团及国家，是继蒙古高原之外游牧国家的“第二个摇篮之地”。在蒙古帝国时代，波斯语将这里统称为库曼尼亚（Cumania），意指“钦察草原（Dasht-I Qipchaq）”。波斯语是蒙古时代的国际通用语。
以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为首的家族及其领域，泛称为术赤王朝。一般称为“钦察汗国”，缘自当时国际语言的“库曼尼亚”，这是由于术赤王朝将根据地设置在这片西北欧亚大草原。
在这片广阔草原的北侧，森林呈带状广布，土地相当贫瘠。在更北边，曾是“鲁塞尼亚（Ruthenia）”的农民小世界。当这里以俄罗斯之姿从蒙古300年的统治中浮出时，世界史便不得不大幅改变。一般将俄罗斯当作欧洲的观念，这不论在地理环境或历史事实上都有疑问，俄罗斯帝国从一开始很明确地就是以欧亚国家的形态出现的。
之前提到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还越过喀尔巴阡山，一直涵盖到匈牙利大平原，该平原宽广的范围约有现今匈牙利三倍大，是相当优良的牧草地。
让罗马帝国处于恐惧状态的匈人阿提拉王就于此设置根据地，之后，匈牙利人（Magyar，又称马扎尔人）果然从东方进入此地，这就是现在匈牙利人的祖先，所谓的匈牙利就是“Hungaria”，即匈奴之地的意思。
1242年席卷鲁塞尼亚和东欧地区的术赤次子拔都打算进一步攻击西欧时，就决定于这片草地设营。遭追击的匈牙利王贝拉四世（IV Béla）是匈牙利人，当年自己祖先曾经拥有的广阔疆域，却即将被蒙古践踏。
然而，当拔都接到大可汗窝阔台（元太宗）逝去的消息后，立即将军队缓缓往东边返回伏尔加河的本营。西欧及匈牙利都因此在灭亡的边缘获救。之后，贝拉四世开始反省并整合国家，是为“匈牙利的第二个建国者”。
而这般地理环境下的西北欧亚南边，有个不可忽视的焦点，就在对面的伊朗、中东之间，有来自西方的“水”直接渗入内陆深处。
西北欧亚草原的低平大地，在南边与伊朗高原的坚固地壳之间也创造出了里海（The Caspian Sea）、咸海（Aral Sea）等一大一小两个“内陆的海”。里海面积甚至可将日本列岛整个淹没，为世界第一大咸水湖；咸海则曾是世界第四的大湖。
锡尔河与阿姆河两大河灌入咸海，而伊斯兰史料中称为“哈扎尔海（Khazar）”的里海，则有伏尔加河及乌拉尔河等河从北方流入。汇聚内陆河且充当为河口的这两个湖泊，当然也成为咸分较多的咸水湖。
高加索西边是黑海，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和达达内尔海峡，就会连到爱琴海（Aegean Sea）及地中海。
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经过黑海向北弯入的亚速海（Sea of Azov），再沿着于注入该处的顿河稍微向上走，就会在短短的距离间与伏尔加河相接（现在这两处有伏尔加—顿运河相连），而且，阿姆河也曾注入里海。
若自西边缓缓沿着以上的大小内陆湖、河川走，甚至有可能几乎不用陆路就可以水路向东行至帕米尔高原山麓。若由欧亚西半部整体来看，水域刚好将这里隔离成南北两个大区。
在蒙古时代，将伊朗旭烈兀汗国当作共敌的术赤汗国及埃及马木路克王朝，也曾一同信奉伊斯兰教且缔结同盟。这个“伏尔加河—尼罗河同盟”，正可以说是此种侵入式水路所形成的结果，老天爷的赏赐。
在约290年后，莫斯科大公伊凡雷帝相继于1552年攻进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Kazan），1556年进攻下游地区的阿斯特拉汗国（Astrahan）。不论哪一个都是流有术赤王室血统的“汗国”。在这里，俄罗斯帝国开始向东方扩张。
如前述，俄罗斯扩张便是始于北方西伯利亚向东进。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并不容易进入，由大、中、小三个哈萨克斯坦斡尔朵（译注：Ordo，意为宫帐）形成的游牧联合组织，有不可轻视的力量。俄罗斯沿着草原北方边界建筑了高大的额尔济斯河上的奥伦堡（Orenburg）防线要塞〔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Kazakhstan）的北边国界几乎与此重叠〕，再由此缓缓南侵蚕食。从19世纪中期开始镇压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及高加索山脉，接着更进一步踏入河中地区，将近19世纪末的1881年，俄罗斯广阔疆域里的中亚地区已接近全然掌握。
如同清朝灭了准噶尔后采取的政策般，俄罗斯也将它的农民移入哈萨克斯坦以南。哈萨克斯坦大草原上的游牧民遭到压制，土地也被强制征收。
苏维埃革命以后，压制体系也仍旧持续，苏联并不放弃对宽阔内陆殖民地的统治帝国之姿。就在未知会当地草原居民的情况下，在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其中一部分、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试爆核弹，片面地持续进行。在最近50年中有超过200次的试爆。无可否认地，这是将草原当作领土边境，且将游牧民及穆斯林视为“异族”的观念影响下的作为。
完全不管地理环境条件的不足，打从一开始就将游牧传统及游牧民视为次等，将农业过度视作万能的错觉，已经造成许多不幸。胡乱地在中亚扩大棉花栽培，就是其中一个范例。
现在，咸海的燥化持续扩大中。咸海曾是面积约与北海道相同的大湖，但为了在阿姆河、锡尔河两河中游地区种植棉花而大规模灌溉，结果流入咸海的水量变少。咸海的蒸发与汇入速度失衡，水位大幅下降13米，湖面也急速缩小。湖水的咸度极度浓缩，渔获也变成不可能的事情。其周边地区则持续沙化中（以上咸海的内容，是以1992年11月由石田纪郎发表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紧急报告”演讲为基础撰成）。
据称咸海在21世纪前半期就会消失，俄罗斯帝国曾积极迁移农民进入开垦的七河之地，巴尔喀什湖也在缩小中。由国家主导的犯罪，不只是压制或迫害个人及群体，甚至也会经年累月地在大地刻画出破坏环境和改造自然的痕迹。
若只把它当作“人性是恐怖的”这样的事，像一般人叹口气就算了是无意义的。关键在于，必须思考这类归因于某种“文明意识”所导致的偏见或傲慢。若真如此，所谓的“近代文明”及“近代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无可否认地，有既好也有益的部分，以及本身所具备的绝佳事物，但不全然都如此这一点也是事实。而且，其衍生的“不幸”，与其说是偶然演化，看起来更像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会随其扩张、发展而更加显著、扩大。
我们对这一个半世纪以来袭卷世界的西式文明和以它为基准而构建的价值体系，是否已经到了应该就其影响而来评论整体、回顾检讨的时刻呢？
专栏
从高加索山脉看世界
在黑海及里海之间，有座广阔的白色墙壁横跨东西，即是高加索山脉。高加索山脉以北是俄罗斯的领域，在遥远的那一边就是俄罗斯本土。往南则马上可以接到伊朗、土耳其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俄罗斯与中东的距离，令人意外地接近。
在高加索山脉东西两侧，有两个“内海”，若往东走可以到中亚地区，往西则到达欧洲大陆。这两个地区其实也不远，仿佛是世界与世界史的十字路口。高加索山脉拥有相当深的腹地，北麓是草原，南边山脚有深刻溪谷及森林交错，在史料中，是个仿如“隐秘之乡”的地方。奥塞梯族曾奔驰于北边山麓的山野间，现在则在该地建立了小小的北奥塞梯共和国。然而，在古代可是以勇猛闻名的阿兰族（东汉三国时的称呼）和蒙古时代的匈奴阿速族。更进一步地还有述说他们是否为远古时代斯基泰人（Scythia）子孙的著名“纳萨加神话（Nart Saga）”之流传。这是类似于日本古代神话“山幸彦和海幸彦”的故事。
其中一部分阿速族在蒙古时代往东进，并成为忽必烈帝国，即“大元”的常备军团。明清时组成蒙古群族之一的“阿苏特”（绿睛回回），或许也是其子孙。若真是如此，那么阿速族子孙至今仍残存在欧亚东西之间。
北边山麓的数个小共和国已被并入俄罗斯联邦，南边山麓的格鲁吉亚共和国（Republic of Georgia）、亚美尼亚共和国（Republic of Armenia）及阿塞拜疆共和国等三个国家则拥有独立主权。
格鲁吉亚及亚美尼亚自古以来都是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更是信仰坚定，因此也有人认为此地是亚当与夏娃的伊甸园。诺亚方舟抵达的亚拉拉特山（Ararat），现在属于土耳其的疆域。这两国之间的苦难历史，多到几乎数不完。
居民多为土耳其裔穆斯林的阿塞拜疆，致力于与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群族重新团聚。19世纪中期，由于俄罗斯进攻伊朗，让阿塞拜疆同胞分居两地，他们分离至今也接近一个半世纪了。
若观察高加索山脉南北一带，会让人不禁想起所谓的“国界”和“国家”到底是什么议题，至于“民族”，也相当复杂微妙。若将高加索山脉当作中心来俯瞰，不论在过去或现代，都更容易看清世界历史的样貌。围绕高加索山脉的人与物的动向及战争与和平，都可视为巨细靡遗映照出各个时刻下欧亚状况的明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