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漫说上下三千年
夏商周的教育学制
中国的文化与教育，在上古的夏、商、周三代，历史所记载其学制，有“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的名称。但须知这三个学制的名称，并非如我们现代政府的教育官制，它只是代表聚集士子的教育中心而已，并兼有习射、养老的用途，没有像现在一样设立专办教育的经费，亦没有专管教育的学官。
因为在上古夏、商、周三代，做帝王的，做诸侯的，做官的士大夫们，都有身兼“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任务标榜。此即古人所谓，为官即是为民父母而兼师保的内涵。
至于生员的来源，大家首先不要忘记我们上古的社会，是以农业为根本，以宗法（族姓）社会为中心。所谓受学的生员，是由农业社会的宗族中，从十人选一为士，进入官制的教育中，学习文事、文功的法制，所谓保国家而卫社稷，便称为“士”。
再由士而优而选拔为从政的大夫，便称为“仕”。因此，可仕者便出仕为官。“大夫”是上古时代官职的总称，故有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的级别。
至于一般社会上的老百姓，统称庶人。要不要受教育，有没有读书，是各听自由，并非必须接受教育不可。
这种教育的风气和制度，直到周朝分封诸侯而建国，实行井田制度，建立了农业社会基础，也仍是如此。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
但周朝中叶以后，尤其从春秋时代开始，民风渐变，井田公有制度也渐形衰敝，从士而仕的社会风气渐变，师道的尊严也渐形独立，于是便有民间自由讲学、私人传道授业的形式产生，其中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是大家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事实上，我们所知道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诸子，都是来自民间社会私人讲学所产生的自由分子，也即是古书上所推崇的特立独行之士，并且大多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人物。你若不信，可冷静研究思考一番，便知道了。
春秋、战国这三四百年之间，在历史上称作乱世。姑且不谈历史的统一观点，更不论政权的一统，单从社会文化教育自然发展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值得好学深思的一代。
在这三四百年中各种各类的学术人才，值得我们师法者，实在太多。但人才都不是公家教育所培养的，他们都是来自民间，是私人自学而成的。这岂不是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秦汉时代的学官与学术
到了秦朝，推翻周代的封建，废诸侯，建郡县，统一天下而建立一代的秦朝政权，所用的将、相、官、吏，也都是由民间自学成才的人士出任，上自丞相李斯，下至当时被坑杀的博士们。但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历史上，最初所置的博士的学位之官，是从战国末期开始的，齐、魏等国都设有博士官，使学识渊博者任之，作参政顾问。因之，秦统一天下后，继续设立博士官。后来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的官称，并非是他新创，只是因袭秦制而建立。
汉朝四百年来的帝王政权，以我们历史惯例的称呼，分为前汉的西汉，后汉的东汉。唯一特出的，是汉武帝开始，创建了中国特有的“选举”，就是选用人才的规范和标准。所以，汉代的“选举”（后世亦有称为“察举”或“荐举”），并非西方文化以及现代美国式的“选举”。
汉代“选举”的特式，是以人品道德行为，配合学术修养作标准，以所谓“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为目标。其初肇始于汉高祖时期，再次成形于汉文帝，定制于汉武帝。
由此而知两汉三四百年来的人才，皆非政府出资培养而成。在官制上，汉武帝开始设有“太学”，设“五经博士”为教师。但如周代的“辟廱”“頖宫”，汉代的“太学”，只是教育贵族子弟的机构而已。真正两汉的人才，大家比较熟知的，如董仲舒、公孙弘等辈，也都是来自民间，从社会中自学成才者中选拔为国用。
汉初，在秦代“焚书坑儒”打击读书人、知识分子之后，遗民故老继起，以平生记忆背诵所学，重新口诵授徒，因此后世得以流传儒家十三经，以及诸子百家等书。
但因只靠记忆背诵口授遗文，难免有错，因此汉儒汉学兴起，以注重考注文字与解释言文的“考证”（亦称“考据”）为主，形成两汉学术特别注重小学（说文）、训诂（释义）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的名士与学阀
到了东汉末期，汉学与汉儒所形成的学术尊严与权威，已经迥然与社会政治遥相脱节。如孔融、郑康成、卢植等儒者，皆名重一时，但多无补于世变时艰。如仔细研究汉末及三国蜀、魏、吴史迹，就可知当时特别注重文学与谋略的曹操，在“建安”时期七八年间（公元二一〇至二一七年），完全不顾人品道德贤良方正之说，曾经三次颁布“唯才是举”的明朗爽快、极尽讽刺迂儒古板的妙文。因此而开启“建安七子”的一代文学风气，促使魏、晋阶段青年贵族子弟的思想开放，便有“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的玄学思潮等涌出。从此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有三百多年魏晋南北朝的分崩离析的局面出现。
在这一时期，南朝由东晋历宋（刘宋）、齐（萧齐）、梁（萧梁）、陈、隋二百七十余年，社会上的教育学风，统由宗法社会名门大族学阀所把持。平民社会中，即使有自学成才的人物，如果不依附于权门阀阅，始终难以出人头地。魏晋时期，由士族权门所建立的官制管理“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便使此时在朝从政的读书士子，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讥刺与无奈。即如宋、齐、梁、陈几代的皇权帝制，也不敢轻视这些权门名士。
北朝的文化与教育
在东晋初期开始，史称为南北朝的两百余年期间，北朝五胡十六国的乱华局面，都是汉、魏以来少数归化的边陲民族们，为了争取汉化的称王称帝，争权夺利所引发的争霸战争。但对于中国文化，却衍变为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因为北朝十六国汉化的少数民族，其文化习惯、根源，都来自西域。
此时所谓的西域，指的是现在天山南北的新疆，以及阿富汗到伊拉克乃至远及印度等地区；这些地区当时都是盛行佛教。
因此，北朝十六国中，前秦的苻坚、后秦的姚兴，以及北魏的政权，都在大量引进佛教的佛学经典，集体翻译，与中华本土的儒、道两家参合对比。等于现在我们大量引进西方文明科学一样，是热闹无比的时代。因此，隋、唐开始，形成以儒、释、道三家为主流文化的局面，取代了自战国以来儒、墨、道三家为主的地位。
略举其例而言，如秦王苻坚派遣大将吕光率领大军去征服龟兹国，后秦王姚兴派兵攻打后凉，都只是为了迎接一位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东来。鲜卑拓跋族自建立北魏以来，与南朝的东晋并策中国天下，成为南北朝并存的局面。北魏大兴佛教，乃至僧众二百万，寺院三万余座。即今所谓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洛阳永宁寺等，多在此时所创始。但当时所有参与翻译的僧俗等人，亦皆为民间自学成才之士，并非任何政权机构所培养。
总之，南北朝两三百年间中国文化的衍变，可以说是继战国以来诸子百家之后，第二次学术人才的汇流。只是此时的社会人才，大多数是以探索追寻宗教哲学与生命的认知哲学为主，大抵都与现实政治疏离，浮华有余，却与现实社会难以融洽。
隋唐开科取士的考试制度
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显现在文学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学的演变来说，由春秋战国以后，直到两汉的文章，确有其古朴而简练的特色。
流变到魏、晋时代，由于曹操、曹丕父子文采风流的影响，加上建安七子的新文艺，直至南北朝隋、唐之间，演变为以词藻华丽、对仗工整的骈体文为主的学风。以致民间社会，以及政府机构的实用行文，只顾音韵柔和优美，内容令人大有不知所云之感。类似现代一些注重逻辑的堆砌性文章，读后只感层层重叠，道理的言说虽多，也有不知所云的感受。观今鉴古，不禁使人想到文化文学的演进，经常会出现扭曲的疲惫，这又是一种作为时代反映的畸形现象，实在值得深思反省。
所以，在唐高祖李渊开国初期，就首先下令写公文要明晓通畅，不可用骈体文字。再到唐太宗李世民当政阶段，就扩充隋朝考试选举雏形，一变为正式开科取士的考试制度，令民间自学成才之士，自发报名参加考试，得以进士出身为官从政。因此，在第一次实行考试之后，唐太宗站在上面看着考取进士的人们沾沾自喜，便开怀大笑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他知道民间社会自学成才之士，有了智识能力，如无出路，必会自谋出路，甚至不好驾驭，也许会造反；有了考试制度以后，可以猎获天下才子，一进入官场，便可减少因名利之心不能满足而引起的反动。“彀中”，便是射箭时，把弓弦拉满后整个射程目标的范畴。
由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句话看来，深感唐初考试进士真是唐史上一件伟大的举措和好戏。但考试制度真能一网打尽天下的英雄吗？事实不然。唐代许多知名的成功人才，很多是不经考试，而靠推荐保用出身的。除此之外，因唐朝受宗法族姓观念的驱使，钦定老子李老君的道教为国教，同时，又对佛教教外别传的禅宗备加推崇，因此而使民间社会许多自学成才的高士们，产生一种跳出世网的观念。所谓“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所以，唐代三百年间，出了许多隐士、“神仙”；禅宗“一花开五叶”的五个宗派中，更产生许多大德禅师，声名煊赫。又在考试制度之外，把丛林中参禅打坐的场地，取名为“选佛场”，俨然别开一格。这就是唐代文化教育别具风标的特色。
其实，唐代用考试开科取士之外，同时还并行推荐人才的办法，并非完全只有考试取士的一条路。例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昌黎），在他未成名之前，便到处写信，拜托前辈们的援引推荐。又如，传为千古佳话的白居易（乐天）晋身的故事，都是蜚声唐代文坛的事实。白居易在年轻未得意时，誊写了自己的作品到唐代首都的长安找门路。他去见当时文学辞章负有盛名的顾况。顾况看他很年轻，便说：“长安居，大不易。”因为米珠薪桂啊！柴米的价格贵得像金子，不好生活啊！你这个年轻人，住在首都找出路，你能负担得了这里昂贵的生活费用吗？况且能不能有出路呢？讲完了，翻了翻白居易的作品，看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说：哦！你行，可以住在长安了。白居易由于前辈顾况的褒扬推荐，因此而成名为一代名宦兼名士。在唐、宋时代，由这样自学成才而经人提拔推荐的故事，在历史上有不少的记载。由此可见，人贵自立的榜样很多。有志之士，千万不要被这些框框圈圈所限制，反而把自己的天才埋没了。
总之，千古事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大原则，那就是“法久弊深”的道理。唐初所建立的考试取士制度，是在勾引民间社会自学成才的有识之士为国所用，就像是民间有女初长成，丽质天生，而被挑选入宫为用。但考试不能像选美，自幼童时一级一年考选试用啊！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考试，是幼童入学前就要考试，入学之后，有月考、年考、毕业考、留学考、职业考，一考又一考，把一个好好的脑袋，一辈子放在考试上面烤到死。
再说进入学校之前，以考试来决定录不录取，那学校教育民间子弟又有什么意义？更何况考试成绩好的便可入“名校”，不好的只能入差等的学校，这岂不是教育体制自暴其短的掩耳盗铃吗？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教导改变无用者，使他变成有用，使愚者变成聪明，即古人所谓使“顽夫廉，懦夫立”的道理。我们应该反省深思，不能单以一法而埋没后来聪明才智的人才。
唐宋时代考试策论
唐、宋时代的考试，主要是由主考官出一个与时事政治有关，或对照古今有关于治国亲民等内容的题目，叫参加考试的士子们，发挥思想和意见。这种文章，叫作“策论”。策，是包括有谋略、有计划、有办法的意义；论，就是文字言语上针对主题的发挥，并无一定规格，更无一定框架。除“策论”的内容外，也考试士子们的文学词章，包括毛笔书写的字体。并非如明清后代只考“八股文”，切莫混为一谈。你只要多读传统古籍，就可明白，不要妄作聪明就瞎说一套。“八股文”是明朝以后开创的考试陋习。
现在的考试则完全不同，是依照规定的教科书，或加主考者的自我解释，先定标准，再出题问答，对和错是固定的，没有你自己的思想和发挥。这用之于自然科学的声、光、电、化等物理科学，是比较准确的，但以此而概括人文的通才学科，那就有很大的不合理之处了。
总之，现在学校的考试方式，主要在于猜题，不管什么叫学问与学识，只要会猜题，就对了。而且，猜题有时还如猜谜一样，靠运气。清人有对考八股文章取士的怨讽名句：“销磨天下英雄气，八股文章台阁书”。所谓“台阁书”，是考试所规定使用的公文上的小正楷，不是什么大书法家的书法。那么，现在的考试，就是“销磨天下英雄气，意识框中猜对题”了，岂不更可叹而又可笑。
我曾碰到一个学生，学问并无长处，但她自小学读到外国留学的博士回来。我笑问她：“你为什么那么厉害？”她说：“老师啊！我根本不喜欢读书，可是我会猜题，所以每考必中，偏要把我送上读书的路上去，气死我了。其实，我读书是为父母家庭争面子，让社会上知道，我有学位。我看，读书考试，都靠运气，所以老师你讲曾国藩说靠运气是对的。”我听了，只有哑然失笑，为之首肯而已。
唐末五代到两宋
唐朝李家的帝制政权，在唐中期以后一百五十余年之间，先有北方“藩镇”“节度使”等军阀的内乱，后有书生扮强盗的黄巢起兵，复有西南边疆与西北边疆归化的少数民族割据立国。首先是云南的“南诏国”（五代时变为“大理国”），接着全国被拥兵称霸者共分十三处，因此形成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等史称为“残唐五代”的纷乱局面。北方归化的少数民族“契丹”便在此时乘势而起，形成后来与宋朝相对峙的辽、金、元时代。
在这一段的历史流程中，无论官府和社会，对于文化教育并无建树。整个的社会民生，只有忍受离乱、流亡、饥寒的痛苦而已。禅宗和仙道，深受人们敬信而昌盛；至于传统的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儒家学术，反而凋敝无力，几乎遭遇既不能救国、更不能自救的痛苦。唯一特别的，却有一两处开创石刻儒学的十三经经文，似乎以此表示对天下太平的渴望，以及对人道入世之学复兴的期待。继此之后出现的，便是有名的赵家三百年天下的宋代王朝了。
两宋的守文弱主
大家都知道，宋朝是文风鼎盛的一代，也是过去历史上最尊重文人、而且最尊重相权的一代。贫民出身的宰相，可以与帝王政权的君主相对论道。绝不像明朝的宰相，只能站着向皇帝禀告，甚之，还随时可能被和尚出身的朱皇帝在朝廷上当众打屁股。所谓明朝，真是一个三百年来缺少明君的一代。清朝的宰相，也是站着说话，那是学明朝的榜样。
但是，宋朝也和两晋一样，三百年来分为北宋和南宋两截，而且根本没有把当时的中国恢复为一统的江山。站在我们历史习惯的正统观念而言，不能统一全国且治国平天下的，几乎称不上正统，所以宋朝应该算是我们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
我们也都知道宋朝的天下，是由赵家兄弟（赵匡胤、赵匡义）二人，加上一个只读得“半部论语”便可治天下的同宗赵普，三人合谋，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开始。赵家兄弟以职业军人而爱好读书，尤其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在兵间马上十余年，手不释卷，说了一句“开卷有益”的千古名言，完全是一个书生扮强人的角色。
所谓“知兵者畏兵”，在兵变回军征服中原以后，赵匡胤便采用文人政治，纵观北宋一朝，北方的燕（北京）云（山西大同）十六州始终为“契丹”所有；西北的陕、甘一带，也被党项人的“大夏”占据；云南有“大理国”雄峙西南；辽东（东北）一带的事，根本就沾不了边。虽然如此，但此时在唐末到五代百余年间，正值生民凋敝、受苦太深之时，大家只希望暂得一个有道明君，安定天下，也就心安理得。何况赵匡胤又是一个由前方统帅而叛得天下的人，最怕掌兵权的同袍学样重来，因此就专重文治而放弃武功，建立起文人政治的一代特色，由文职的大臣指挥军政。后来如岳飞、韩世忠、辛弃疾等名将，不明白赵家天下这一祖传秘方，不是被处死，就是永被闲置一边，休想掌兵恢复中原。这等于是经商的公司老板，根本不想扩充发展，可是那些做职工的伙计们不明白，还拼命去开发业务、扩充地盘，岂不是大大触犯老板的忌讳吗？
宋代的书院
我们现在稍加说明两宋王朝情势，就比较容易了解，由于宋朝重文轻武的文化教育，才会产生许多名臣贤相，以及很多的词人骚客，将唐朝三百年文采风流的诗律规范，改变成为宋代的词章和理学。
宋代建国之初，仍依唐制，以考试取士网罗天下的人才。初期贤相如王曾、王旦，之后便是名相晏殊，他极力提拔穷苦孤儿自学成才的范仲淹，而且他与范仲淹二人又特别提倡平民办书院讲学的风气。因此先有孙复在泰山脚下开馆授徒，后有胡瑗讲学吴中，提倡师道。而民间讲学之风由此大开，直到南宋末代不衰。范仲淹影响所及，培养出来的名臣良相，有寇准、富弼、文彦博等。至于光耀宋明理学的五大儒——张载（横渠）、周敦颐（濂溪）、二程（程颢、程颐），以及南宋理学巨擘朱熹，这些史称关、洛、濂、闽诸大儒的理学家的发迹，也几乎都和范仲淹有关，与私人讲学的书院制度更是息息相连。
举例来说，大儒张横渠，青年时到西北边疆投军，见到范仲淹。范仲淹劝他应当好好读书，成才报国，并顺手抓了一本《大学》送给他。张横渠便拿着《大学》回来，后来成为一代名儒，并有四句声振千古的名言流传后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范仲淹可算是千古读书人的好榜样。大家都读过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且知道他是宋代事功显赫的人物，却不太知道他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大功绩。但他不是“理学家”，他是一个大儒、通儒，不可与“理学家”混为一谈。
宋代理学家们开了孔家店
我们为了浓缩叙述以往文化教育的历史演变，不敢牵涉太广，只以宋代兴起私人讲学的书院后，上述史称五大儒的理学家为代表，稍加了解他们所讲的孔、孟儒家之道，其中的量变和质变。理学家们所开设的“孔家店”，贩卖的货色质量，与孔、孟老店的原来货品，大有不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学运要打倒的“孔家店”“吃人的礼教”等，大多数是那些理学家们加上去的弊病。当时打倒的风气暴发，一概将之归罪于“孔老二”，实在有冤枉无辜之嫌。
简要地说，宋代理学家对传统儒学的解释，有些关键处，就好比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学派所解释的神学。但我说的好比，只是限于比方，千万不可因比方又节外生枝。这比方只是说，理学家们的儒学，是把孔、孟的学说变成经院化，变成宗教式的戒条化。更复杂的是，他们用理、气二元来解释“形而上道”，又和人道的修为拉扯在一起。内容非常庞博而精彩，如果研究学术，也不可等闲视之。它之所以形成，影响两宋到明、清，且锢蔽了中国文化近千年之久，也并非偶然。将来有机会、有时间，另当专讲。你们如要了解大纲，必须读黄梨洲起始编著的《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还有禅宗的《景德传灯录》《指月录》。这四大巨著，其中大有可观之处，千万不要轻视。
那么，理学家们的学说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很大，很重要。这就和隋唐以来禅宗与佛道两家的兴盛有关。理学家本是坚持中国本土文化的儒家，坚决反对五百余年来风靡社会各阶层的禅佛和道家。理学家们因袭唐代韩愈的《原道》和《师说》之意，又受李翱的《复性书》的启示，起而援禅入儒而再非禅，援道入儒而又摒道。但其所称理学的“理”，恰恰又是借用禅宗达摩祖师“理入”和“行入”的说法，再加上佛学的“理法界、事法界、事理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而来。“理”就是道，就是禅。
孔、孟儒家之道，本来就有其胜于禅和道的内涵，不过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认为凡是离开人世现实而言禅和道，都非圣人之道。所以人人都可为尧、舜，人人都可成圣人。你只要读了宋、明儒的学案，就可窥其大概了。
在唐、宋时代，弟子们记载禅宗大师们的说法，叫作“语录”；因此理学家们便也有“语录”。禅宗大师们把个人学佛参禅而开悟的对话因缘叫“公案”；理学家们便把个人的学养心得和师生的对话叫作“学案”。禅宗修禅定做功夫的方式叫“修止”“修观”或“修定”“修慧”；理学家们则把修养主旨叫“主敬”或“存诚”。又如宋、明学案的巨著，更是仿照禅宗的集著的体裁，其用意是，你有酱油我有醋，你有醇醪我有酒，各家自有通人，谁也并不比谁低。但最重要的，是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讲，自宋儒“理学”兴起，也就是禅宗衰落的开始。这是中国学术演变史和中国哲学史上的大问题，在此暂且不谈。
但要知道，濂、洛、关、闽的儒家或理学，也是各有门庭设施的不同，并非一致，与唐末五代禅宗分为五家宗派的情况非常相似。而在宋朝当时，理学并不像元、明三四百年间那般，完全归于朱子（朱熹）的一家之言。例如，南宋理学的最大而有趣的问题，便是朱（熹）、陆（象山）的异同之争。朱熹主张“道问学”，陆象山却主张“尊德性”。换言之，朱熹的主张，相等于禅宗的“渐修”；陆象山的主张，相等于禅宗的“顿悟”。这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极具风味的一个地方。
两宋的儒林和文学
我们现在只是针对中国过去的教育经验，着重在父师之教和自学成才的重点，特别对宋儒的理学家们多做了一些说明。因为这与后来明、清六百年间以八股文考试取士的关系太大，需要大家明白。除此之外，两宋三百年来，所有自学成才而考取进士的名儒和大文学家，也是非常之多；他们并非都是理学家。如众所周知的北宋名相又兼文史学家的司马光，以及欧阳修、王安石、父子齐名的三苏、黄庭坚（山谷）等，文学词章都非等闲之辈。他们每个人的身世历史，每个都有一部好小说可写，非常热闹。
但宋代在文学词章方面，何以又与唐代风格迥然不同呢？这就是我在前面所提立国体制的原因所在了。
宋初立国开始，建都在丰腴之地的汴梁（开封），基本上没有成功北伐，与漠北天南的开阔风光，了不相关，所以在文学境界上，就远不及汉、唐的辽阔。而在政治经济上，只凭长期给敌国“岁币、岁帛”贿赂外敌而图苟安。两三百年来，好像是为北朝的辽、金、元充当经济资源的补给站一样。宋真宗赵恒在澶渊之役中急于议和，甚至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身在敌前的宰相寇准极力反对，私自秘密召见议和专使曹利用说：“虽有敕旨，汝所许过三十万，吾斩汝矣。”最后，曹利用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签约而归。如此这般，朝廷文弱可悲。但正好碰上社会人心思安的时候，也便可称为一时的盛世了。例如欧阳修的两句诗说：“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着耕耘。”读此真令人掩卷深思而不禁长叹了！
所以，宋代的诗词文学大多饱含天下承平的田园风味，乡村的气息非常浓厚。最有名的是名臣杨亿等人，因喜爱唐人李商隐诗的风流蕴藉，而开创了“西昆体”的诗格。后来又有富于山林风味的“九僧”的禅诗，也突显了宋代承平文学的特点。南渡以后的宋朝，有名的诗人范成大和陆放翁，同样充分展现田园的风味。由西昆体而衍变为依声谱曲的长短句，就出现宋代的词学风格了。
除此之外，到了南宋，也出了不少提倡实用学派的人才，甚至也有人公然反对俨然标榜圣学的理学；他们和朱熹虽然也是朋友，但学术的观点和意见截然不同，如史称为金华学派的吕祖谦（东莱）、陈亮（同甫），永嘉学派的叶适（水心）等。可是，却唯独一生机遇特殊的朱熹，其所注的“四书句解”，竟然成为明、清两代六百年“八股文”取士的固定意识形态，岂不是古今得未曾有之奇吗？
研究两宋时代的文化教育问题，特别不要忘掉同时要研究辽、金、元史，因为这时等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在这三百年间，北方的辽、金、元，也同样传承中国儒、释、道三家等的文化教育，只是在帝制的政权体制上有别而已。辽、金、元和南北朝时代的北魏一样，比较崇尚佛教，但在中国整体文化来说，入世治国之道，他们仍然是注重儒家传统的。
北宋后期到南宋之间理学的兴起，在北方的儒者却认为这如同儒学的怪胎，或是儒学的骈拇枝指。例如，北方的名儒李屏山，便著有《鸣道集说》，中和融会儒、释、道三家的观念而兼驳理学家的说法。至于在金、元期间，禅宗曹洞传法的高僧万松行秀，以出类拔萃的声望而望重士林，终于振兴嵩山少林寺的禅风。金、元之间的名士如元遗山、耶律楚材等，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尤其在中国的医学史上，继唐代孙思邈的高风，到了金、元之际，出了四位名医，其著作流传千古，至今仍具有医学上不衰的权威。也可说金、元时代，北方出了几位对生命科学贡献卓越的医药科学家，那就是河间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以及浙江义乌的朱丹溪，他们皆不同于南方的名儒理学家们高谈性命之说、坐论理气二元却不切实际的作风。
明清的四书和八股文
中国文化学术史上最为遗憾的事，就是自明初朱元璋立国以后，到后来明、清两朝近六百年间，采用宋儒理学家朱熹注解的四书作为考试取士标准的思想意识形态；又将士子考试所用的文章体裁规定为八股形式。我们为了浓缩专题来讲，朱熹注解四书的是非、好坏、对错，牵涉汉唐以来许多经学范围，事属专精而广泛，真是一言难尽，姑置之勿论。
至于至今成为大家口头语的“八股文”，其内容又究竟是什么呢？
大概来讲，所谓八股文，是根据朱熹注解的四书，任随主考官的意思，取它一两句书的内容，定出一个题目；密封以后，由进考场的士子们拆开。士子们则根据自己所知四书中这个题目的内容，以及朱熹所注解的意义，自行发挥。首先对本题有个固定的规格，那就是先要“承题”，再来“破题”。然后全篇文章，要有一定的“起、承、转、合”。而在“起、承、转、合”的每一段、每一节，又须有正反相对称的文字韵律，可以朗朗上口，读来既有内容，又有音节。
我在年少的时候读书，虽然已经废除科举，不考八股文了，但我很好奇，想尽办法找了几篇八股文来看。读后，虽然认为废除八股文是对的，但也觉得它的规格内容不可随便鄙视。我很顽皮，有时候自当主考，出个八股文的题目考大家，题目是“何谓里美？”我又自作考生自诵承题而又破题曰：“子曰：‘里仁为美。’里岂有其美者乎？盖美不在人，而但有仁而已。仁其美乎？仁不自美，而在人之所为而美，故成其美。”读了，大家大笑。笑完了，又故意用白话作错误的承题说：“邻里有美人吗？不知道真有美的，或是丑的。美的自然美，丑的当然丑。美的、丑的，配在一起，那不是邻里中美丑都有了吗？”大家又大笑。
试想在明、清两代，是由这样的八股文来考取秀才、举人、进士的三级考，你看，这考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才子？可想而知，在这近六百年间的文人、学者、才子，有几个肯在他的文集中刻上自己当年在考试中书写的八股文章啊！
过去有个笑话，一个考取举人的士子，到朋友家里去，看到朋友在读《史记》，他就问，你怎么有空读闲书？朋友对他说：这是司马迁的历史书名著。他听了又问：“司马迁是哪一科的进士啊？”
这便相同于现在进学校读书的青年，在一级一级的考试通过以后，谁又会因反复回忆自己当时所答的考试题目而得意呢？为了应付考试，在强烈的电灯光下读坏了眼睛，拿张文凭作进门钥匙而来找工作，学非所用，用非所长，这岂不又是一番新八股的大讽刺吗？
可是明、清间许多名士大臣，例如明代的王守仁（阳明）、张居正，清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最后的状元张謇等人，都不是由明、清两代的官学国子监出身，他们当初都是由家塾或书院自学成才，再随俗走八股考试的功名路线而来。这也就是明、清两代传统所说的“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的自我苦读而成名的例证。
明清理学的道德禁锢
明朝的文化教育，在于注重理学家的儒学；而理学家的儒学观点，切守迂疏固执的礼节教条。大如宗教家的戒律，例如教导提倡妇女守贞节，便使还未婚嫁的女孩都要望门守寡，争取死后立个贞节牌坊。到现在你只要看贞节牌坊最多的地方，就可见到当地理学家教育的威望了。
至于一般读书人，要想去考科举功名的，必须要严加敦品励行；切信功名的考取与否，同人生行为的因果有密切相关。所以从小读书开始，必须每天要有功过格。做了一件坏事，动了一点坏心眼，要在圈内点一点黑。做了一件好事，点一点红。每天要考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并且要熟读《太上感应篇》和《阴骘文》。
以我来说，从小就受家教影响，对于这些可谓耳熟能详。例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的话，就听得太多了。孙叔敖看见两头蛇会害人，就杀了它埋掉，他因做了这件好事，后来做了宰相。另有一个读书人，看到天雨冲塌蚂蚁窠，动了恻隐之心，就把全窠蚂蚁救了。后来他考进士，在文章里写到“主”字，少了一点。主考官看他文章很好，但错了一个太重要的字，皇上的主字少了一点，所以不敢录取。但又舍不得丢了好文，再一看，“主”上又有那一点。他怀疑自己夜里看卷子眼花了，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只蚂蚁。主考官明白了，这个人一定做好事积了德，就悄悄提笔加上一点，那是主考官犯法的举动，但他做了。此人考取进士后，见面一问，果然不出所料。像这些故事也听得很多。又有说，考试的时候，也会有鬼来报仇的。如果你奸污了妇女或遗弃了情人，她死了，就会到考棚来使你头昏脑涨考不成，或者把你弄死。
还有传说，宋代欧阳修主持考试时，夜里在蜡烛灯下看考卷，总觉得左手边上有一个穿红袍子的人影站在那里。他每选定一卷，那个影子点了一下头，那就对了。有的他选取了，那个影子不点头，他就再三详审，终于不敢录取。所以他说：“文章千古无凭据，但愿朱衣暗点头。”这是欧阳修真的故事吗？不知道，相传如此而已。
明清文化的演变
明朝三百年来的政权，虽然是在这种禁锢式的理学文化教育中，但朝廷的权力从头到尾始终离不开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监们当权的范围。甚之，在万历时期，废除天下书院为公廨，而且为了皇室的子嗣之争，下放禅宗的和尚憨山（德清）到广东，引进天主教神父利玛窦。终于形成儒学的东林党和太监们互相争权的斗争，导致满族入关而明亡于清。这岂不是中国历史上更大的讽刺！
我常说中国历代帝制政权很有趣。在汉代的皇帝，是与外戚女祸（后妃娘家的亲属）共天下。在魏晋的皇帝，是与权臣、学阀共天下。唐代，是与藩镇（地区军阀）、女祸、太监一起共天下。宋代，是与贿赂敌国共天下。明代，是与太监共天下。只有清朝的初期比较稳妥，没有外戚（女祸）、藩镇、太监的跋扈，但却误于只抓小辫子、马蹄袖的八旗子弟，令关外东三省和八旗子弟只准习武，严禁汉化，认为以此即可镇守四方，但不知因此反而使东北的文化教育落后迟延。故而清代近三百年的文治，自上到下，都与绍兴师爷共天下。这些也正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重要事实。清代三百年来作官府幕宾的师爷，是考不取功名，或不愿考功名的读书人，但也都是由家塾或书院自学成才之士，并非从国子监的官学出身，而且多是律法专家。
你不要认为这些历史都已成为过去了。人，毕竟是人，人的聪明智慧毕竟不会太过高明的，此中有深意，欲说已忘言了！而且最可怪的，英雄们打下了江山，征服了天下，便说自己是“顺天应人”而称帝称王。但古今中外所有的英雄，几乎必然被英雌——女人们所收拾，非常明显。近代史上，眼见爱新觉罗的一族，在三百年前由孤儿寡妇入关，建立大清十三代的王朝；最终仍由寡妇领着孤儿，收拾细软出关了事。
文艺复兴时的明朝
明朝中叶，在“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这四个年号的一百年间，正是公元十六世纪的阶段，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由此而改变了西洋文明，而使人类历史渐次进入世界性全球化。其实中国的文化教育史，在这个阶段的宋、明理学，也有所改变，影响最大的，就是王阳明一派学说的兴起，甚至正式涵盖了禅宗和道家的风气而使之衰落。因此，就有李贽（卓吾）及袁中郎三兄弟“公安派”文学的崛起，意在反击王阳明等学派的猖狂。当时有人嘲笑明朝末期的理学家们，有“圣人满街走，贤人多于狗”之讥。至于阳明学说的是非、高下，事属专题，而且比较复杂，姑置不论。但我们需要知道，阳明学说的“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说法，在他过世二百年后，却被东方日本维新派完全接受，因此开启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代。甚而反转影响了我们推翻清朝的革命思潮，一直到公元一九五〇年左右。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明代自学成才的民间学者，继元朝的唱曲说戏之后，将文学形式扩展为章回小说的写作，若有意若无意地抗拒理学的禁锢。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列国志传》《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成为明朝一代文艺运动的代表，足以与汉文、唐诗、元曲、宋词等时代特色文学一脉相承。
清代文化教育的剧变
满族入关以后建立了清朝，一切文化教育制度，全盘因袭承接明代，仍然用朱注四书、考八股文等。但自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余年间，学者的风气却大有转变，汉儒重拾对经学（四书五经）的考证功夫；所以在清代两三百年间，另有对儒家十三经的各家考据大作出现。这表示对朱注的积极反省。但又妥协宋、明理学，而冠为义理之学。至于文学诗、词，在康熙、乾隆之间的一百年来又别成一格，与唐宋诗词，各有千秋。这便是清代文化上的“考据”“义理”“词章”三大特点。但在乾隆、嘉庆之后，也便渐形衰落，唯有“考据”一门，仍与现代的“考古”衔接而已。我们要知道，在清代入关后的三百余年中，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西方文明席卷全球的时期。接着，便是咸（丰）同（治）开始中国文化教育演变和现在的关联了。
清朝两百八十余年的帝制政权，对中国本身而言，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鼎盛时期，是康熙、雍正的阶段，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特别颁发谕旨，提倡各省设立书院，此后雍正在位期间，中国的书院就从明朝的两千多所，迅速发展到三千多所。雍正之后到乾隆的末年，无论文治武功，也都颇有胜场。因此，乾隆晚年得意忘形自称为“十全老人”。其实，真正衰败的原因，早在他的晚期便已埋下根柢。所以嘉庆接位以后，就开始形成衰落。况且当时的中国，上自清廷，下及全民老百姓，完全不知天下在中国以外，还有《易经》所说“地火明夷”许多外夷的天下，并且它们分分合合断断续续，又连接在一起而有其不同的文明存在。因此由嘉庆、道光到咸丰，初有鸦片战争，继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等外侮，内有“太平天国”的内患。种种等等，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事故，大家很明白，不必多加述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只限于文化教育的专题。总的来说，从咸丰到同治时期，无论从我们中国人的立场来讲，或从清廷政权来讲，经过上述这许多的内忧外患，便如“游园惊梦”般大梦初醒，自己的文化教育必须转变方向了。
因此在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设立“同文馆”，准备有计划地翻译洋书，几经转折而到现在，还始终不见如南北朝时期姚兴为鸠摩罗什法师开设逍遥园译场，或如唐太宗为玄奘法师成立译经院的百分之一的成就。接着又在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开始，派“出洋留学生”。光绪廿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在北京、上海设立了半公半私的“强学会”，由张之洞出资支持。光绪廿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湖南乡绅王先谦在长沙倡设“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主讲。光绪廿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设经济特科。但需注意，这个所谓经济，不是现在学科所讲有关财政金融等的经济学。清廷官办的经济特科，是要考选对时局能振衰起弊，有经纶济世、安邦定国才能的经济之士。同时，又开办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停止全国科举，不再用八股文来选天下人才了。政府设立“学部”，兴办学校，这也就是清末民初教育部的前身。清廷与民间，对于改革文化教育这一连串的举动，好像还在写剧本，尚未正式排演出场，不料时势急转直下，到了宣统就退位下台。
公元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的革命成功，同时也取消了几千年来的帝王专制政体，来年改宣统三年为中华民国元年，称国家的元首为总统。当时有人对“民国”和“总统”的名称非常反感，写了一副对联，上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下联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极尽讽刺的能事。
接着就有一九一九年的新文化运动了（一般习惯称为五四运动），号召全国只要民主和科学，打倒旧礼教，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
同年，又请来主张教育实用主义的美国教育专家杜威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学，并在各地演讲，风靡一时而影响直到现在。其实，教育之目的，当然就是学以致用。如果只是为找工作谋生，或是看社会、政府需要哪一种专才，然后才办教育来造就那一种实用的人才，那是属于专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的范围。假使整体文化教育的目标和范围，都跟着这种观念走，其流弊和差错就非同小可了。我们应当深思反省。
第二节新旧文化交替的代沟
民初三十年的文化教育
如要研究我们国家民族在二十世纪这百年来文化教育的问题，就需了解推翻清朝而称共和民国到今年，还只九十五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年，还只八十八年。如果按照传统古老的观念，以十二年为一小变数，称之为纪；以三十年为一大变数，称之为世。那么，在这九十余年间，小变八纪，大变有三世而已。
借用这个数字来说民国以来文化教育的衍变。我们必须要知道，由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到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这一阶段，国内正处在军阀割据、互争权力的内乱时期。无论在地方或中央，除了少数留洋（多数留日）回国的革命党人之外，大体上仍是前清遗老，或是趁机而起的投机分子。这个时期在上位的当权执政者，都是清末民初的军事学校出身的人士。领兵割据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北洋系所办“保定军校”的学生，极其少数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人。至于下级军官，大半是在清末民初各省所办的初级军士学校出身；各省名称不一，有称为讲武堂的，有称为武备学堂的，也有称为陆军小学的，甚至还有在军队中自办的弁目学堂等。大家试想，在这样的局势中，只有古语可以形容它的大概了，那就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而且当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智未开”，教育更不普及。初期在北洋政府时代的一二任教育总长，和后来改称的教育部长，也正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曾有暇为国家民族的教育定出百年大计而精思擘划呢！即使有心，亦无先知远见，谁知半个世纪后的天下变化大势啊！
当时全国只有一个著名大学，就是由清廷的京师大学堂改制的北京大学。各地的公私立中小学还正在萌芽。唯一受人注视的，就是新办的法政学校与北京师范学校；因为法官和教师，不可能由军人完全包办。除此之外，各省各地也有少数民办师范学校和高等小学，其目的，都是先以普及教育最为重要。至于其他各地的地方首长，先有称为督军的，后有称为省长的，也有从清末举人或秀才出身的书生扮军阀的，都不少见。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公务员，如果是提过考篮、中过秀才的，那就视为特殊人才了。少数新毕业的大学生或留洋回国的学生，也只好在军阀的帐下，依草附木存身而已。
凡此等等，都是我童年耳濡目染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亦自少要习武，要进军校，意在纵横天下，据地称雄；同时也想研究政治和法律，以求治平。到了国民军北伐的时期，有一位举人出身的老师还对我说：什么军事北伐，那是虚晃一枪，没有用的。其实啊！军事北伐是空言，政治南伐是事实。我就问什么是政治南伐？他说，你还年轻，你看到吗，他们抢到了天下，懂得什么民政啊！所谓刑名（即法治的刑律和民法），所谓钱谷（即经济、会计、统计），他们懂吗？还不是靠一班清末遗老来办公撑场面啊！你们年轻，骂清朝贪污、腐败，割地求和、丧师失土。我看啊！照这样下去，将来的这些情形，比现在还严重。所以我告诉你，这便是政治南伐。这一番话，真把我当时听呆了，心里念着古文：“其然乎！其不然乎！”我的天哪，中国的苦难还有多久才完啊！
到了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外患内乱，还正在纷纷扰扰之中。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人等，鉴于中国过去历史上非武功不足以统一的经历，正如杜甫诗所谓：“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便在他到北京之先，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欲以现代崭新的军事教育，收拾北洋旧军阀们的恶势力。稍后，在文治思想方面，又开办了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国民党党校，以配合随军北伐的政治工作。但以当时交通和信息的困难，又加上旧社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老观念，全国青年，要艰难到达广州进入这两所革命大本营的学校，实在很不容易。尤其家族中人深怕子弟到广州参加革命，那是杀头的事，多半阻止不前。所以对第一、二、三期的黄埔同学而言，谁也没料在一二十年后，就跻身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资兼党政军三合一的文武重任，更借此而接替了保定一系老一辈的权力，岂非异数。
讲到这里，我也情不自禁提前插进一桩有关“黄埔军校”史料的一件事。时在一九八四年秋天，当时我情不得已，正值要离开台湾赴美国的前夕，“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资深同学萧赞育（化之）兄（湖南邵阳人），特别约我和他两人在台北一个咖啡厅见面，他对我说：“时事到了这个时候，我有一件重要的心事，要想请你帮忙代办了。”
他说：黄埔同学有一笔经费，由我保管到现在，我也年纪大了，又不能随便交托给人，大家正想编著一部黄埔同学的史实，我再三思维，只有你才能担当此任。我想把这一笔经费和这个任务，交托给你办。我听了便说：此事最好由令弟萧天石兄来做（他是黄埔第八期的同学，也是我的好友）。他便举手阻止我说：“君才……”我听到这里，也立即举手阻止他说：“我知道你在引用刘备在白帝城对诸葛亮说的话：‘君才十倍曹丕。’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一、我如答应了你，此事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完成，我实在力不从心。二、第一期的前辈同学，还有几位在台湾，也许另有想法。三、我再直截了当地说，此事叫我下笔很难，因为修史要直言无隐。你知道宋儒张南轩，是南宋名将张浚的儿子，宋史上的张浚传，是和他主笔有关。但张浚对处理岳飞的事很有意见，因此古人说‘为有南轩下笔难’。黄埔先后期的长官、教官、同学那么多，是非功罪，各有千秋。这个任务，我实在不能接受。”
最后，我告诉他，我也正要出走番邦以避地了。他听了我最后一句，目瞪口呆，几乎有泫然欲泪的样子。我也为之动容而深感难过。他是一个笑不露齿、木讷寡言的诚笃君子，他和邓文仪等素来担任政治工作有年，到台湾以后，他从中将转任立法委员。而且他受过校长的训斥，曾经命令他到马一浮先生的“复性书院”去进修一段时间。而我与马先生又是师友之间的交情。所以当时临别握手，彼此极其依依。这件个人的小故事，好像和本题无关，其实，“道是无关却有关”，亦不必细说了。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
换言之，在民初到抗日战争开始的三十年间，我们的文化教育，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还在“军政时期”。他那时所说的“民智未开”，是说国人文盲太多，对于民权和民主，实在还没有个人自主的思辨能力，故要先求军政的统一，所以叫“军政时期”。同时，要积极提倡教育的普及，使大家明白真正的民主是什么，这便叫作“训政时期”。所以在这个阶段，随军所在的政治工作，也就到处办“民众识字班”，张贴大字的“壁报”，借此以开发民智，以补公私立学校教育的不足。这种“壁报”，也就是后来诸位所讲的“大字报”的前身，有民间文艺，有民意言论等等。当然，我所说这一时期，也有人叫它是大革命时期，是两党合作阶段的先后期，各地所谓“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的成立，“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等的宣传推广，都在这个时期。
在这同一时期，外侮“蚕食”的侵略，与清末差不多，压力甚大。列强敌国的日本，随时都在施展“鲸吞”的外交手段，并非只求“蚕食”了。在这种时局情势之下，整个国家民族都处在寝食难安的状态中，异常紊乱，所以对于全民的文化教育，可想而知就更无余力能及了。祸患随之而来的三十年中，又有两党分裂，两党中党内有党，党内又各自有派系，而且党内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分歧，外来的学说和传统固执的意识，也随之莫衷一是，紊乱如麻。
这时正反两派，口诛笔伐的地盘，大多在上海一隅和香港，这两地几乎足以代表了全国。因为上海还有英法等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香港还是英国的租借地，可以借此以避祸害。所以在民初三十年间，一切正反派的言论报刊，都以上海、香港为革命或反革命的温室基地。
接着便是“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发生，对日抗战的战火点燃了，终于迫使国民政府撤到大后方的重庆，将全国分为十二个战区，全民奋起而抗日。
这些现代史的事故，我想大家并不陌生，但细说其详，也非易事。至于这十二个战区的司令将官，大多仍是如前面所说，是“保定军校”出身的人物。因为人生际遇的不同，后来多位都与我有友生之间的关系。所以其中的得失是非，颇难细说了。
抗战期中，无论普通大学或中小学，除了在沦陷区之外，大部分的学校成员都变为随政府迁移到大后方的流亡师生。有的或转入“战干团”等进行各种战时军训教育，名称不一。这种流徙播迁文化教育的情形史无前例，我也几乎是亲身经历并目睹耳闻。
例如大学方面，在西南的，就成立了西南联大；在西北的，就成立了西北联大；在四川成都华西坝和望江楼的，便有“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朝阳大学”等；在四川本土的，如“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全国的老少菁英聚集，也可算是济济一堂，际遇特殊了。
至于在东南、西北各地，以及全国的中小学生，随学校流亡迁移，寸步维艰而到战地后方继续求学，那一幕幕的景象，一点一滴的艰辛血泪，也是史无前例地说之不尽、知之难详。
那些学生在流亡途中，自身背着书包、小板凳，随地上学，他们用的课本，虽然纸张不像纸张，装订不像装订，却又是哪里来的？这就使我要讲后来在台北街上摆地摊出租武侠小说的一位朋友宋今人。他在战时，担任“正中书局”的重要人物，负责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当时战地的课本，虽然是粗制滥造，但他眼见青少年的爱国壮志，为了职责所在，他尽了无米之炊的最大供给能力了。所以我很佩服他，也为大家所不知而感激他。他到了台北，不向任何机构报到，不去求人，自己把随身所带最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摆地摊出租，维持最低生活。同时又发动同好写武侠小说，后来他就成为出版武侠小说的老祖师，这便是我给他的封号。因此我也戏笑他们为凭空捏造、乱了中国武侠文化的罪人。他们答复我说：“那大多是从你著作佛道两门的书中所启发的，我们对武术一无所知，只好写左手打右手，捏造从无到有的武功啊！”
为了保存文化，我把手边仅有的梁漱溟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叫他翻印出来，以免绝版。我们两人还笑说，把梁先生的大作，交给出武侠小说的“真善美出版社”来印行，也是大变乱中的奇事。因为我怕前辈者的心血，就此丧失在乱离之中，未免罪过。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形势和人文
万众一心团结难
我们所谓对日圣战的“八年抗战”，正是前面所说民国成立的三十年阶段，也就是公元二十世纪初期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间。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从来便是中国的一个大省，共有一百多个县份。其实，四川有东川、西川的界别。成都是西蜀四川的首府，也是省会；重庆，是川东的重镇。可是从民国建立到抗战兴起，全国还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内乱初定时期，无暇西顾。而在四川境内这二三十年中，各派系的军阀，拥兵自重而互争地盘，如同全国缩小型的内乱。谚语相传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之说。我在一九三六年的初冬到重庆，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到成都，随时可以看到沿途的饿殍。据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地方军阀们已经预行征收全省的苛捐杂税到民国一百年了。秀丽雄伟的山川，对照一副悲切切民不聊生的情景，当场的心境，只有无语问苍天。
当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武汉，再迁重庆，作为抗战的根据地，在文宣的名义上，便称重庆为“陪都”，这是中国文化正统观念特定的用语。
可是进四川，到重庆，就这么容易吗？不然！当时整个四川，由大军阀吞并了小军阀而存在的军头，还有好几个。名义上接受中央节制而任省长的是刘湘，在川边新建省的西康省长是刘文辉。其他如邓锡侯、潘文华等，都不甘心听命于刘湘，更不诚心臣服于中央。川东的重庆，则是老军头杨森的地盘。当时为了国家对日抗战，要杨森让位做抗日根据地，虽亦经过一番周折，但他毕竟深明大义，可以说是川军将领中值得赞许的人物了。因此，你就可想而知，在这八年抗战的时期，要粮、要钱、要兵，如四川这班老军阀们，真肯甘心输诚吗？
抗战时期，四川重庆的内幕是如此。那么，其他各地呢？内在的形势也差不多。只是不明内情的不知道，所谓无知的老百姓，毕竟是善良的，知事少时烦恼少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西藏、河南、河北、山东等省的主脑军头，一言以蔽之，都是各怀二心，意存观望。谁也不愿以自己的全部实力投入战场，都不甘与强敌同归于尽。但是我们终于把日军的战线拉得这样长，把自己本身的战区也划分为十二个。若有意，若无意，抗日战争的坚挺苦忍，硬拖了八年。这真是历代战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可以大书特书的奇迹。
现在为了诉说中国的文化教育，不免稍微牵涉每一时代的情况，不可离题太远，所以只略作交待。我在少年时读书，大家经常会戏说一句成语：“读兵书而流泪，替古人担忧。”因为身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而又比较略知内在的形势，然后翻思唐史，才知道郭子仪的恢复两京，真正可说是千古表率的榜样，谈何容易。
唐朝在安史之乱时，玄宗出走，长安失守，各方藩镇尚且拥兵自重，坐以观变。唯有郭子仪一接到诏令，立刻带领自家十八骑的老兵上马，一路走，一路招收散兵游勇，随即成军，而赴前敌；终于收复两京以后，他便又潇洒痛快地交出兵权，优游于富贵林下。这便是读书贵在明理，学以致用，并非只是为做官或赚钱。可惜在我们八年圣战前后，为国家，为民族，能艰危受命，功成身退，提得起、放得下的并不多见。这都是数十年来军政教育的败笔，值得后人借鉴。
大计持平筹策难
读书、学史，由现实的经历而体认学理，这是读书明理的实践经验。我每在行年九十的迟暮生命中反思，有时真会伤感一生的遭遇，有时却也庆幸一生的际会。例如，讲到我们国家民族的往事，由幼闻推翻清朝到眼见北伐，继而亲身自历八年抗战的过程，等于实践了历史记述上的变乱和大战争实况。因为牵涉太大，并且不是本题主旨，只是略说其大概幕影而已。
有两件重大的事故，必须告诉大家以及后人，备作重要决策的参考。大家须要知道，我重复述说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八年抗战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局者在战前及抗战期中，自己触犯了历史中难定其是非的过错。那是什么事呢？一，是内政上实行保甲制度。二，是军政上实行征兵制度。这两种制度，都是历史上强国的典范：一是从周朝土地国有的井田制度而来；二是在春秋时期管仲用以辅助齐桓公称霸；后来商鞅亦据此帮助秦国而使之富强。
书多读有用，但书读多而不知变化运用之妙，反而有害。从周朝建国，以及管仲的霸齐、商鞅的强秦，那都是社会变革形势初定的革命时期。犹如在残破的废墟上，正是需要开始建设的时候，当然是事半而功倍。但用在天下未定或安而不安的时代，如东汉时期的王莽改革新政，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那便完全是适得其反了。
可是在抗战前后的当局者，先即在全国实行保甲制度，成立乡镇公所，下辖保长和邻长，遴选农村地方社会上的人士，担任乡长、镇长、保长、邻长的任务。这在理论上很像民主的先驱，但在事实上，一切皆由农村社会强有力的特别分子所把持，逐渐形成农村地方恶势力的膨胀。甚之，到了抗战后期，更有各乡镇联保制度的产生，地方恶势力者，有的当上了联保主任，那种作威作福、鱼肉善良懦弱民众的作风，实在非常可怕。于是，真正的民怨沸腾，并统统归罪于最高当局了。
接着，抗战军兴，兵源确实成最大的问题。于是就废除募兵制而提倡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当然事先也经过审慎的研究讨论，如当时的知名军事学家，蒋百里、杨杰、史久光等人，皆曾参与讨论，各有专文。但终于决定实行征兵制，借以充实兵源，作长期抗战的决策。独子的家庭，当然可以免除兵役；一家三子，先抽一个服兵役，再从剩下的二子中抽一服役。各省设立军管区，主管称司令。省以次的有师管区司令，有团管区司令。这在当时民智尚未尽开的中国，一边是日寇侵掠，已是家破人亡，鸡飞狗跳；一边又是抽壮丁服兵役，等于家庭破碎。有钱有势的，便出钱买兵痞子来冒充替代；无钱无势的家庭，为了逃避兵役而被追捕的，便等于强行拉壮丁充军，那种景象，比起杜甫的《兵车行》所说“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还更悲惨。
乡保长，正是抽壮丁、服兵役的基层执法人员。秉公执法，就得罪于乡里，演变成仇恨。稍存偏私，便厚此薄彼，更加怨结。征兵制的抽壮兵，与卖兵痞冒名顶替的逃亡情形，互相矛盾，终于形成天怒人怨，加重乱源。这是抗战时期的实况，足为鉴戒。
其实，保甲制与征兵制的本身，应该属于善政，只是在行政的运用上，首先要把握时与位的关键。更要知道渐变与突变的要点。时代与社会的转型，是形势的趋向。一个大小的国家，在时代形势的转向中，必须先要了解自身所处的本位。我们的国家命运，在这一百年的大变革中，自身冒犯了突变的失误太多，这就值得在文化教育上深切反省检讨了。
例如保甲与征兵两个制度，为什么到了一九四五年以后，用之于台湾方面直到现在，虽经稍加修整，但并无如抗战时期的缺失。
一、台湾省人民经受日本管制统治五十余年，已经比较惯于守法。接收光复之初，把这两种体制，照例用在当地，自然没有什么新旧变革的不同，认为这就是国家的体制，当然就安之若素了。
二、台湾地区，在清末，只是福建省行政体制的一个厅。等于是抗战时期江西赣南的一个行政区。地小，人口不多，自然容易施政。后来又经法律规定，到了法定年龄，人人均有服兵役的义务，除了生来不健康，或有特殊残疾者，皆一律平等，没有话说。至于所谓“二二八”事变，开始是因小市民对烟酒公卖的反感，一经闹事，便受潜伏在台的日本浪人与别有野心者的怂恿，所以酿成祸变。这与保甲、兵役两制无关。
但法久弊深，邻里乡村保甲的体制，到现在已成为民主选举的重要“桩脚”，为票选胜负的基本影响，仍然属于农村社会中强有力者所可左右；不过，流弊还未太深而已。至于受过教育的大专学生，必须要受军训，服满兵役，方可出国留学，亦已养成惯例，不足为异。只是高层次学历的知识分子，在受军训时，对于政治意识，便另有观点，并不如已往的普通士兵们容易统率了。例如一个学生服完兵役回来，便说“究竟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样的问题，就非只靠军训教育中必须绝对服从的教条所能解答了。这也便是文化教育上的大问题，颇难预期。
人文荟萃的川蜀
大家都知道，在现代史上，我们所谓的抗战，是指一九三七年起，日本发动九一八及卢沟桥事变，开始侵略我国，因此而使全民奋起反抗。但从人类的国际史来讲，先由日本发起侵略中国，同时也是日本先与德国取得默契，终于互相同盟，由德国发动对欧洲的侵略战争，就此而展开分为东西两战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了应对全民长期抗日战争，我们将抗战的根据地定在重庆，同时将代表全国中央的国民政府也定都在此。除了已被日本侵略占据的沿线城市地区称为沦陷区之外，全国任何地方，都是前线的后方，并非只有重庆才是大后方。概括地说，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西康、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都是整个的大后方。但在人们习惯的观念上，都只把中枢所在地的重庆，视为是代表自己的大后方。于是不愿沦陷于敌区者，都竞相奔走聚集，尤其是四川的重庆、成都各地，成为战时人才荟萃之地。当时对人力、物力、粮食、资源等，负担最重，出力最多者，当然莫过于四川，由此也可见古称“天府之国”的名副其实了。有一位川军老将领还对我说，有人担心川军不可靠，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也有此想法。蜀中有一位书生写了两句诗献给他说：“君王切莫忧巴蜀，称伯（霸）由来非蜀人。”听了他的语意，彼此会心一笑。
我在八年抗战时期，经常往来于成都、重庆各地；过后思量，正是因此际遇，才结识了平时仰望难及的老一辈学者名人，交游新一辈的留洋学者，还有失意名宦，以及草莽英雄，乃至川军下野的将领，彼等大都成为忘年之交的好友。因此，有人笑我是年纪轻轻、辈分老大的小子。如果我会写小说，夸张一点来讲，可写一本现代的游侠传，或新的《儒林外史》，乃至宗教人物志。可惜我没有写文章写小说的天才。但我也常对同学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是不够，要再加一句，“交万个友”，才可体会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名言内涵。这和人生的文化教育看似无关，却很重要。日本投降以后，大家忙着“复员”，还乡接收，我还在云南多留了一年，体会昆明与大理之间的史迹。
二〇〇六年 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