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式微，王权逐渐衰落，各诸侯国崛起。各诸侯国为了不被吞并，纷纷壮大自己的实力，其中就包括招揽人才。社会经济方面，因为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分配也出现了问题，而有才学的人开始思考，试图改变现状。由此碰撞出了不同的思想火花，对于人和社会、国家等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便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时期——不同的思想有着各自的派别代表，然而不同派别之间又会有相通的地方。各家试图说服各诸侯国的国君采纳自家的学说，各诸侯国也在分别尝试之中。所以那个时候，学术的发展没有一家独大唯我独尊，而是百花齐放相互吸纳。
“诸子百家”真的有一百家吗
《四库全书》中，关于诸子百家的内容出现在经、史、子、集四部分中的子部，是《四库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和秦汉初期的“百家争鸣”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诸子百家中的门派是不是有一百家？如果不是，究竟有多少家呢？
其实，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诸多学派的总称，《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能够叫得上名字的学派就多达一百八十九家，所著的文章多达四千三百三十四篇。而在《四库全书》中的《隋书·经籍志》中，则记载诸子百家实际上有上千家，但其中有很多流派影响力小，或者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已经灭亡。其中，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影响较大的流派不过几十家而已，而在这几十家中，又有十二家流传了千年，经久不衰。
诸子百家中的这十二家分别为：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和医家。其中，阴阳家被认为是道家的分支，而农家、兵家、医家、小说家和法家已经归为数门学科之后，虽然较少提到，但却始终存在，也一直在发展。
中国百家争鸣时期与古希腊文明差不多处于同一时间段，各个流派的学术成就与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和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构成了诸子百家的繁荣，他们所对应的正是古希腊的“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只不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被推崇到了极致，甚至还影响到了与中国邻近的许多国家。
“诸子”在以前代表称谓，指的是先秦时期的管子、老子、孔子、庄子、墨子等学派掌门或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诸子百家”是后世的人们对于这些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统称。到了春秋后期，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法家、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等学派开始崭露头角。而到了战国中期，学派更为众多，学说也更加丰富，为中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主要代表人大部分都被以“子”来称呼，比如为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告子、杨子、晏子、管子、鬼谷子等。到了汉朝，司马迁、淮南子、董仲舒和王充等人也被列入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之中。
诸子百家中的许多思想都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例如，儒家的“仁政”和“以义制利”、墨家的“兼爱”和“尚贤”、道家的“清心寡欲”和“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都流传了数千年，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诸子百家大辞典》中提到，诸子百家就是指这一历史时期在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所属流派及其著作，是先秦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于春秋后期产生的“私学”。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式微，各地诸侯占地为王，将王土瓜分。在这种历史和政治大环境下，学者们纷纷周游列国，为自己选中的诸侯出谋划策，有了这个基础，战国时代才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意义上对于百家的划分，起源于西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划分为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六家。后来。学者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将十家中的小说家去掉，剩下的九家被称为“九流”，这也是“三教九流”这个成语的由来。
后来，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中又将兵家和医家加入了百家，提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所以，诸子百家只是一个统称，具体的流派则相对复杂。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迅速，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秩序受到猛烈的冲击，各国统治者大多希望利用改革使自己国力强盛。在这种大环境下，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开始四处游说统治者，有的则开坛讲学，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大众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探索的欲望和能力。在社会上，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针对各种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术大师，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势。同时，这一时期，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也没有停歇，这也带动了文化思想的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在这个时代出现得最多，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总结一下，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原因。当时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各诸侯国间纷争不断。各个统治者为了在相互的争斗中处于霸主地位，争相招贤纳士，希望运用不同的思想学说治国安邦，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可以说，统治者的支持给百家争鸣创造了相当宽松的学术氛围。
第二，经济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迅速，使得很多人的生产资料有了剩余，可以不用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样就省下很多时间可以从事学术活动。
第三，科技原因。科学技术在当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天文、数学、力学、医学等学科水平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人们的认知水平也随之提高，人们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质量。
第四，文化原因。当时有句话叫作“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意思就是说，天子已经没有了职责担当，官府的学术已经散落到四面八方之中。这使得“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以前被官府所垄断的象牙塔尖和学术逐步向下层扩散，并转移到民间，“私学”开始兴盛起来。
第五，学术自由原因。各个学派并没有依附于某个政治团体或势力，成为其代言人。他们虽然也从不同的集团利益出发，或者帮助某一个利益集团，但他们著书立说，讨论政治和阐明哲理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救世，部分是其他个人原因，所以不需要成为某个政治集团的发言人，遇到自己不喜欢的统治者，他们完全可以拂袖而去。学术自由还表现在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学习借鉴，孔子可以千里迢迢地找老子求教、庄子在书中多以孔子举例等都是学术自由的生动表现。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因为“礼崩乐坏”以及政局动荡因素，天子地位降低，很多王公贵族失去了爵位，流落民间，而这些人起到了很好的教化作用。孔子所办的私学主张“有教无类”，不分高低贵贱都可以来听课，而且学费便宜，只要一串腊肉即可，这就使教育范围扩大了许多，通过学习有学问的人变得多了起来，这部分人有个统一的名号，叫作“士”。士的组成人员相当复杂，有农民、没落贵族或商人等。士的一个重要权力就是可以经人推荐担任官职，这使得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放弃原来的职业，选择做一名士。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各诸侯对士的重视有密切联系。据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养士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例如齐国贵族田常，每杀一头牛，只给自己留四分之一的肉，其余的都拿来赠予士；再比如战国时期的魏文侯，手下也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和剑客。另外，战国中期的齐国也曾在都城附近设立学宫，招纳天下有识之士在那里著书立说和讲学，甚至准许他们议论朝政。后来，有“战国四公子”称号的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和春申君也大力推崇养士，到了战国后期，秦国丞相吕不韦更是有“食客三千”。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统治者对士的宽容态度，使得士能够真正做到“良禽择木而栖”，这就促进了各个国家的人才流动。例如商鞅在魏国被冷落，听说秦孝公礼贤下士之后便跑到秦国，终于被委以重任；再比如邹衍本来是齐国人，并且在齐国是上大夫，但他不满齐湣王的残暴统治，于是跑到燕国，依然受到重用，齐襄王继位后，邹衍又回到了齐国的稷下学宫。这些都间接促进了百家争鸣氛围的形成。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地点，就是稷下学宫，它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创立、私人主持的特殊学府，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并不多见。“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以稷下学宫为中心向外扩展的，它的出现有力地促成了学术争鸣局面的最终形成。
在战国初期，齐国的经济发达，政治上也相对开明，而齐国的统治者给知识分子的待遇也非常高，吸引了当时很多学派汇聚在稷下学宫，让其他各国诸侯羡慕不已，后来大家纷纷效仿，这样的模式随即成为当时的流行。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宫的一个重要举措，即学宫内的官员虽然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用负责日常职务，每天只负责和其他知识分子讨论时政，商量富国强兵、平定乱世的方法就可以了。在这种轻松的政治氛围中，很少有封建王朝后期那种溜须拍马的情况出现，大家都是各抒己见，直抒胸臆地提出认为可行的举措和建议。
同时，学宫内各个流派的学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大融合，也培养出了许多学术人才。荀子在十五岁的时候就进学宫学习，后来成为学宫里的学术大师；孟子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学宫讲学，一直坚持了三十年，最后被授予上卿头衔。
无论是战国初期魏国的西河之学，还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所实行的学术制度都是非常宽松的，并没有知识分子因为学说“犯忌”而被惩罚。齐国虽然崇尚黄老之学，但对其他流派的学者都持宽容态度，并不予以打击和抵制。孟子与齐威王、齐宣王的政治观点迥异，但在稷下学宫却受到了重视，而齐宣王也多次和孟子讨论政治，甚至后来孟子因为二人政见不合而决定离开时，齐宣王还尽力挽留他。
在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各个学派的学者们才敢于冲破旧有思想的束缚，发扬勇于创新的精神，这些都使那个时代的学术争鸣的局面得到了巩固与发展。纵观秦国以后，统治者开始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不能不让人们感到痛心不已。
为什么说“儒、道、墨、法”对后世影响最大
按照最常见的划分方法，诸子百家中重要的派别有十二家，分别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其中，又以儒家、道家和墨家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影响力最大，它们不仅在当时激发了人们的认知能力，也对后世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法家虽没形成一定的哲学体系，但对中国数千年来的礼法方面却一直起着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孔子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它以“六艺”为具体方法，推崇“仁政”“礼乐”“中庸”，总体来说，他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和人的自我修养。
道家的核心概念就是“道”，其代表人物是老子，他崇尚小国寡民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这种思想成了很多文人雅士在政治昏暗时逃离现实、回归大自然的精神武器。
墨家用“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其学说的基础，兼就是一视同仁，而兼爱就是一视同仁地爱别人以及把爱别人当作爱自己。如果天下人都能做到“兼相爱”，那么就可以实现“交相利”，即人们共谋福利，不会有争夺出现。该学派在政治上主张“尚贤”和“非攻”，这和道家的“不尚贤”主张是相反的。经济上强调“强本节用”，所以墨家弟子的生活非常节俭，从来不会铺张浪费。另外，又提出了“非命”的主张，即不相信天命，呼吁人们靠自身的力量从事劳动。
法家在战国时期也是核心学派，商鞅、李斯、韩非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该学派主张人不分亲疏贵贱在法律面前应被同等看待，即依法治国，这对秦始皇的统一大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百家思想通过不断发展和传承，对后世各国也产生了不同影响。
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我国思想领域上千年。在封建社会，流传广泛的无外乎“四书五经”以及传统的“责任感”“忠孝”和“节制”思想，这些思想基本都经过了封建统治者的改造，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武器。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相邻的各个国家也都有影响，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发生的，后来的孝谦天皇也曾下令，每家每户都要准备一本《孝经》研读。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在日本得到了普及，不光是上层的贵族和官僚学习，连下层阶级的人士也有涉猎。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用“爱人”之心施以仁政，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幸福地生活；而“礼”就是建立一个特定的道德秩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一个统一的道德定位，这样就不会出现犯上作乱的情况。所以，儒学又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管理学说。
另外，儒家弟子还总结出许多效果明显的教育方法，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孔子“万世师表”的称号因此而来。
道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相当大。春秋战国时期的黄老之学就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治国方针，使当时的道家学派跳脱了理想主义的泥潭，开始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道家的“道生法”，对于中国法律文化的格局也产生深远影响，为道家治国提供了理论基础。
道家对于战争也非常关注，在反战的同时，又主张以弱克强，出奇致胜，这对后世的军事思想影响很大。道家思想对于日本的影响也非常之大，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经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公元6世纪中期，道家思想就已经连同佛教经典一起传入日本；公元7世纪中期，日本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的内容中融入了黄老之学的思想。即便到了当代，日本很多企业家还把《道德经》奉为经典，并充分利用道家“不争”的思想，创立了日本独特的柔性管理文化。另外，辩证法也是道家留下来的宝贵哲学理论。
总之，法家思想使得法律公平公正，社会更加稳定；儒家思想有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使人学会为人处世；墨家思想让社会更加和谐、安宁，减少了战争和暴乱的发生；道家思想能够养心安神，让我们明白宇宙的真理。诸子百家的思想各有优劣，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巨大的作用。
合纵连横：诸子百家之纵横
诸子百家中，最负盛名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也确实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诸子百家中的纵横家，却是以“一家之言”博得了一席之地。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呈现割据纷争的局面，周天子已然成了摆设，王权不能实现统一，各诸侯国之间互相猜疑、提防，若以战争得城池，扩大自己的实力，又害怕腹背受敌。诸侯国希望在国富民强的基础上进行威逼利诱，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小的损失来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纵横家应运而生。
纵横家的创始人被称为鬼谷子，其人名叫王诩，一作王禅。传说他是春秋战国时期卫国朝歌人士，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其真假已经很难考据。据传此人经常入深山采药，并且隐居在鬼谷，所以自称鬼谷先生，他著有《鬼谷子》兵书十四篇流传于世。
诸侯割据，以纵横之术来谋求天下，运用纵横家的智慧、策略和手段实际上是当时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那个时期无论儒家还是墨家，都无法做到像纵横家这么完美，可以说这是无人能够比拟的独一无二的一段历史时期，纵横家于此间贡献的智慧是任何朝代的学派都无法超越的。纵横家的人物多出身贫寒，皆是布衣，以一张利嘴说动诸侯各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吓退千军万马，也可以三言两语化解外交危机，甚至可以用言语来“攻城略地”，化解潜在的危机。
说起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便不得不提张仪与苏秦。张仪雄才大略，因贫寒不得楚国国相昭阳重用，后被诬陷偷了玉璧，张仪忍辱，辗转到秦国。一番游说，秦君见张仪乃是大才，便拜为丞相，以只言片语就得到了楚国六百里土地。《四库全书》中记载：“十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在张仪拜为秦相的十年之中，他帮助秦国变得强大，将当时跻身大国的魏国消耗至国力颓弱，以自身的谋略和胆识，加之秦惠文王的雄心，真正帮助秦国促成了东出之势。《史记·张仪列传》中记述，张仪与苏秦同出鬼谷门下，张仪曾经投靠苏秦，苏秦认为“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并以激将法使得张仪投秦。然历史久远，据现在可考的证据似乎证明二人并非同一时期，但是，苏秦的功业也不可小觑。《战国策》中有《苏秦以连横说秦》，秦王当时并没有采纳苏秦的连横策略，苏秦也没有得到重用，于是投奔赵国。传言苏秦历史上合纵五国，佩燕国、齐国和赵国三国的相印，直逼秦国，蔺相如敢于出使强秦而完璧归赵，足见纵横家的胆识与谋略。
其实，纵横家的处世观，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纵横家将道家思想融入纵横“裨阖”的社会交往之中，纵横家在各国之间的周旋很像是老子所求的“以柔克刚”，在诸侯国的交锋中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纵横家从战国七雄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期间，其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便是战国七雄局势出现的初期，各诸侯国纷纷称王，但是各诸侯国的根基都不稳固，内政尚需巩固，对待外来的强敌便无暇分身。各国之间的战争规模并不算大，有些是小打小闹的试探，这一阶段以合纵为主，主要是弱国联合对抗强国，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惠子和犀首公孙衍。
第二阶段历经时间略长，强国之间的战争越来越激烈，六国之间政治经济的变化迅猛，纵横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所产生的作用影响深远。此阶段形成了以齐国和秦国为核心的东西方两大政治集团对峙的局面，合纵连横的战术在齐、秦之间互相变换，双方都希望合纵连横能够有效地维持这种局面，不使一方独大。这一阶段的合纵连横随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变化而改变，形势多变，纵横家的应对之策也多变，纵横家的运动于此阶段达到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产生了张仪、苏秦、陈轸、郭隗、甘茂等优秀的纵横家代表人物。纵横家也基本形成了自身的行为模式，思想体系逐渐成熟，开始自成一派。
第三阶段，兼并战争接近尾声，强弱格局已经显现，秦昭襄王因为采纳并且成功地施行了纵横家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连横政策，同时得益于秦孝公以来的励精图治，秦国已经发展为战国最强国，可以说战国形势的变化格局乃是纵横家一手促成的。这一阶段以范雎、蔡泽为代表人物，发展特点主要是秦国的连横运动。
纵横家的战术便是纵横：纵便是联合弱国攻击强国，横便是联合强国攻击其他弱国；合纵多以外交手段中的阳谋为主，意在齐心协力；连横多以阴谋为主，意在制造矛盾和裂痕。这是纵横家的战略，对于想要成为纵横家的谋士也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必须懂得时局变化，善于揣摩君王心思，通晓外交技巧，临危不惧，智勇双全等。从某种角度来说，纵横家可谓是战国时期最好的心理学家，他们懂得把握君王心理，懂得在外交中利用心理战术获得最大的利益。相比来说，儒家重视教化，所求的效果乃是长久却缓慢的，面对形势瞬息万变的战国时期，必然无法采用儒家之术；道家无为而治，若只求自保，尚不能在夹缝中生存，更不用说“无为”。所以，纵横家是最适合当时形势的。
当然，纵横家并非只是靠三言两语制胜，纵横家也出过不少军事家，像孙膑、公孙衍、苏秦都曾指挥军事大战，鬼谷兵法也流传于世；纵横家对于天文、地理等也多有精通，对兵法也有涉猎，只能说当时适合“攻心为上”，而后来，纵横已经如“春风化雨”，进入各个领域了。
《四库全书》收录有西汉刘向等人所著的《战国策》，其中高度肯定了纵横家的历史作用。当时的形势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所以“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孟子·滕文公下》中，尽管儒家重礼，认为纵横家不够大丈夫，但是张仪、公孙衍等纵横家却真正做到了“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著名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所著的《西方的没落》中表达了对于我国古代纵横家的高度赞扬，他认为纵横家拥有非常多的借鉴之处；日本大桥武夫运用《鬼谷子》中的思想理论进行经营活动。纵横家之术在当今外交或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依然可以用得到。
纵横家可谓相当精彩，然而纵横家的术既可以强国，也可以灭国；可以改变分裂形式，却无法为封建统治者提供长久的统治。所以在六国统一之后，纵横家渐渐被法家、儒家代替。然而，纵横家的纵横术，放在当今世界，依然可用，我国先人思想之精华，切不可废。
兵者诡道：诸子百家之兵家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大事，战争是其中之一，可以没有战争，却不能忘却战争。春秋战国时期逃不过战争，在诸子百家时代，除了纵横家，还有我们永远不能忽略的兵家。
兵家专事军事战争，在冷兵器时代，战争多为兵士武装对抗，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以力取胜居多，人越多越容易取胜，兵家由此应运而生。兵家最大的理念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或是在国力不济、兵甲不足的情况下实现以少胜多。若追溯其起源，想必在战争出现初期，这种理念便已经存在，上古神话中，黄帝大败蚩尤，便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当时究竟如何取胜已经不可考，若非神话中玄女相助，便是以兵家谋略取胜。
从诸子百家的学派来看兵家，当从先秦说起。《秦风·无衣》中写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秦人不畏死，也不畏战，后世多以“强秦”称之，然而，强秦最初也是弱秦，秦君在重用商鞅后，一直实行他的“奖励耕战”政策，秦人多以军功为傲，所以秦国的强大不仅在国力，也在军事。诸侯国之间不断的军事交锋也成就了兵家之说兴起。
根据《四库全书》所载的《汉书·艺文志》，先秦兵家分为四类：兵形势者、兵权谋者、兵阴阳者和兵技巧者。“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兵权谋家，注重奇巧制胜，多以思想、谋略为主，且流传至今的著作很多，包括《孙子兵法》《兵春秋》等，据《汉书》统计，有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即以用兵的形式为主，包含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实际存在的东西，以及战争的态势与相关的政治、经济等无形的因素，流传的著作有《汉书》所记的《尉缭子》《魏公子》等，书中记载兵家形势者有十一家。“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多以阴阳五行之法加诸鬼神相助，我们所说的奇门遁甲便在此类中。兵阴阳者并无著作流传，但在某些著作中可以查其存在。“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即研究兵器铠甲的使用，对作战技巧和奇巧机关的研究，《鲍子兵法》等著作对此有相关记述。兵家四派有时并不是分得特别清楚，战场是瞬息万变之地，兵家会利用能够利用的一切来取得胜利，他们唯一的目的便是取胜。
关于兵家四圣的说法实在太多，有些史学家也将鬼谷子算在其中，鬼谷纵横与兵家都需要谋略，纵横家不仅“嘴皮子”厉害，同样也出了很多军事天才；也有将《六韬》的作者吕尚即姜太公算作兵家鼻祖而将鬼谷子算在其外的。无论如何，纵横家与兵家都是博学多才、精通多门的流派。鬼谷本身像个谜，《战国纵横》中曾说道，鬼谷子有四个较为出名的徒弟：孙膑、庞涓、张仪、苏秦。对于鬼谷子生活的时代，我们确实还存在很多的疑惑，已知的史料并未提供完全可靠的资料，期待考古界未来能够为我们解开谜团。民间则有认为四圣是兵圣孙武、亚圣吴起、兵仙韩信、人屠白起，不论四圣如何划分，孙膑都是兵家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公元前512年，孙子出山帮助吴国，在此期间写就《孙子兵法》，作为兵法集大成者，他对古今中外的战争局面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公元前506年，孙膑帮助吴国击败了楚国，此战成为历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之一。十年后，孙膑再次归隐山林。
《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依靠谋略取胜是上上策，再次便是靠着邦交取胜，若说“上兵伐谋”，不免又令人想起合纵连横。孙子还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便是能不动手解决问题最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非常高的用兵境界。
孙子用兵强调“兵者，诡道也”，“诡”是指变化多端、出其不意，“道”是指方法、途径。孙子的意思是说，用兵需要的便是变化无常，运用各种方法迷惑对方从而取得胜利。《孙子兵法·始计篇》中，孙子认为：“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虽然厉害，但要保留实力适当示弱；想要攻击，就要做出一副攻击他处的样子。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要避开锋芒，引诱对方出错，才能在混乱中获取胜利，或骄纵对方，或离间对方，都是兵家的制胜法宝。在《孙子兵法》中，“诡”仅出现了两次，但是全文讲的都是“诡”，“兵者诡道”乃是兵家的核心思想内容，“诡”并非贬义，对于用兵来说，阴谋与阳谋都是智慧，影响一场战争的因素很多，这也是兵家魅力所在。
要想真正做到“诡”，需要的是“知”，“知”与“诡”相辅相成。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孙子指出“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是否了解对手决定了战局成败。其实，真正的“知”，不仅是对对手，也是对自己、对形势的充分了解。在提出“兵者，诡道也”之前，他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提出了“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这便是战事基础。《孙子兵法》中一方面提出“胜可知，而不可为”，一方面又提出“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其中的不同便在于“诡”。在“知”的前提下，很好地运用“诡”，胜利就会变得可知了；当无法做到“知”时，也可以利用“诡”；当无法了解对方时，就要运用一切方法了解对方。两军对垒之时，不了解对方，便需要派“探子”探查对方兵力及部署以及对方的最高指挥官为何人、他的习性等，或者通过几场小的交锋互相试探下。所以“知”与“诡”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知”，“诡”便无从下手；没有“诡”，“知”便没有用处。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谋略的集大成者，也是灿烂的中华文化遗产，它包含众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的军事思想，内容博大精深。中国历代都有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书中所含的大智慧如今已经走向世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令世界也惊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与智慧。
我们了解兵家并非好战，战争是下策，兵家的智慧不仅在战争本身，更在谋略上，这点不仅体现在在军事战役上，也体现在商业活动中。“忘战必危”，向先人借智慧，以求自身发展，这是生存的必然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