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清楚诸位通过阅读或者传闻对精神分析学有多少了解，但是，考虑到我的讲题是“精神分析引论”，我只好假定你们对此话题是一无所知的，须得我从头讲起。
当然，我或可假定诸位都知道这样一件事，即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神经症的医学方法。同时，我还能给你们举例说明该方法的治疗过程与医学惯例截然相反。通常我们在向患者介绍一种他完全陌生的医疗技术时，都会把它的难度降到最低，以使患者相信其疗效。不过，当我们要用精神分析法来治疗神经症患者时，便会采取不同的做法。在治疗开始前，我们就会告诉他这方法有怎样的难度、疗程会有多长以及需要他做出怎样的努力和牺牲。至于最后的疗效如何，我们也会告诉他尚不能给出明确的保证，一切只能看他的个人表现、理解、适应能力和毅力了。我们的处理方式看上去如此反常，自然有我们的道理，这一点你们可以在今后的讲座中一窥究竟。
眼下，如果我像看待神经症患者一样看待诸位，请不要介怀。说实话，我应该劝你们下次不要再来听讲了。出于这种想法，我必须告诉诸位精神分析在教学上存在哪些缺陷，哪些困难会阻碍人们做出个人判断，而你们先前所受的训练和业已形成的所有心理习惯，整体上必将使你们不可避免地抵触精神分析学，你们必须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战胜自己，控制这种本能的抵抗。当然，我无法预知你们能从我的这些演讲中了解多少精神分析学，但我可以肯定，听完这些演讲你们还是不懂怎样进行精神分析，也不知道如何完成一次精神分析的实践。此外，如果你们中有人不满足于对精神分析的粗略了解，还想持久地深入下去，那么我不仅要劝阻他，更要实实在在地警告他。因为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如果一个人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他在大学里将绝无可能获得成功；如果他选择做这一行的执业医师，那么他会发现这个社会非但不理解他的用意，还会对他充满怀疑和敌意，并把潜藏的恶意发泄到他身上。
不过，这个世界总不乏对可能成为新知识的事物感兴趣的人，尽管在此过程中会碰到诸多麻烦。如果你们中有这种人，并且不顾我的劝阻，下次还来听我的讲座，那我当然十分欢迎。但在座诸位都有权知道我所指的研究精神分析的困难到底何在。
首先，我们遭遇的是精神分析学在教学及阐释方面所固有的困难。在过往的医学指导中，你们已习惯于有实物进行演示。你们会看到解剖的标本、化学反应的析出物以及神经受刺激后引起的肌肉收缩。随后，患者会出现在你面前，你可以观察他的症状、病态过程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你甚至会看到病因单独出现。在外科，你们能亲眼看到减轻患者痛苦的具体操作步骤，还能获准亲自动手尝试。甚至在精神病治疗中，你们也可通过患者的面部表情变化以及言行举止观察到一系列现象，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医学专业的教师的主要作用是指引和指导，就好比在陪你们参观博物馆，使你们迅速同展品建立关系，然后通过你们对现场所见新事物的观察，对一切产生信服。
不幸的是，精神分析与此截然不同。在精神分析治疗中，除了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交谈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患者会讲出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对目前生活的印象、不满，吐露自己的愿望和情感。医生则在一旁倾听，努力引导患者的思路，帮助他回忆，迫使他注意某些事情，并解释给他听，然后观察他的反应，看他是认同还是反对。而患者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亲属——一帮只相信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且恨不得像看电影那样看到治疗过程的人——从不会错失任何一个能表示怀疑的良机，比如“一个人怎么可能仅通过谈话就把病给治好了呢”。当然，这些纯属目光短浅且前后矛盾的想法。对这种人而言，神经症患者的病症“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语言本来就是有魔力的，甚至至今仍保留着大部分的魔力。人们能通过话语带给他人幸福，也能将人逼到绝境；老师通过话语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演讲者通过话语感染听众，并左右他们的判断和决定。话语能对人产生作用，它是影响人类情感的一种常见手段。因此，我们切不可低估话语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假如我们能旁听精神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谈话，就应该感到满足了。
但即便如此也不太可能。因为精神分析治疗的谈话是不允许他人旁听的，也不能用于教学示范。当然，我们可以把神经衰弱症患者或癔症患者请到精神病学课堂上，介绍给学生，但患者只会叙述自己的不满及症状，对其他的则会避而不谈。精神分析所需要的那种谈话只有在患者对医生建立了特殊情感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一旦患者意识到有与他无关的第三者在场，马上就会缄口不言。因为这些谈话涉及患者内心最私密的事情，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他必须隐藏好，以防被他人知道；这些谈话所针对的一切，即便患者自己，一个以和谐人格示人的人，也是不愿承认的。
因此，你们是不可能“亲耳听到”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谈话的，只能听到他人的转述。严格来说，你们只能依靠道听途说的方式了解精神分析学。而借助二手渠道了解到的知识，会将有待形成个人判断的你们置于一种非同寻常的境地。因为显然你们所做出的任何判断都取决于你们对传授知识者的信任。
想象一下你们现在不是在听精神病学讲座，而是在听历史学讲座，老师正在讲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及战功伟绩，你们凭什么相信他讲的都是真的呢？乍一看，那些事迹似乎还不如精神分析靠谱，因为历史学教授和你们一样，都未曾参加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而精神分析学家至少可以给你讲讲他亲自处理过的几个精神分析病例。不过现在的问题却是——历史学家会用什么来支撑自己的说法？他会让你们查阅前人著述，要么是与他同时代的人所写，要么至少是接近亚历山大大帝生活的时代的，比如狄奥多（Diodor）、普鲁塔克（Plutarch）、阿瑞安（Arrian）等人的著作。他可以给你们看一些图片，上面是保存下来的亚历山大时期的钱币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让你们传阅一堆关于伊苏斯战役的庞贝古城马赛克画的图片。可是严格来讲，这些材料仅能证明我们的先辈业已相信亚历山大确有其人，并且他的事迹也是确有其事。于是，你们可能又要开始挑剔了，你们会发现并非所有关于亚历山大的记载都是可信的，有的细节证据不足。不过即便这样，我也不信你们会怀疑亚历山大大帝的真实性而离开教室。你们的决定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讲授者显然没必要硬让你们相信连他自己都不信的东西；第二，所有能搜罗到的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资料大致都如此记载。如果你们打算查证更古老的资料，你们也会考虑同样的因素，即记录者的写作动机以及他们提供的证据在各方面是否一致。最终的调查结果会证实，历史上确有亚历山大其人其事。而如果要考证摩西和宁录[1]（Nimrod）这些人，情况或许又会大不一样了。但是，对于精神分析过程记录者的可信度你们会产生怎样的疑虑呢，稍后便会知晓。
此时此刻，你们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精神分析学既缺乏客观依据作支撑，又不能演示给公众看，人们怎么可能学习它并且相信它所说的都是真的呢？”事实上，研究精神分析并非易事，真正学会的人更是屈指可数。尽管如此，真想学的话，还是有可行之路的。首先，学习精神分析可先从研究自己，更确切地说，是从自己的人格入手。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省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万不得已也可以这么理解。在获得精神分析的技术性指导后，就可以对自身出现的一系列十分常见和众所周知的心理现象进行分析了。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打消疑虑，确信精神分析所描述的东西确实发生了，并且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是正确的。诚然，通过这种方法取得进步的空间有限。如要取得更大的进步，你们应该接受专业分析师的精神分析，观察这种分析对你们内在的影响，同时抓住这个机会熟悉这一过程中技术上的精妙之处。当然，这个好方法只适用于一个人，而非一整班学生。
阻碍你研习精神分析学的第二个困难，在我看来，责任不在这门学科，而在你们自身。女士们，先生们，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你们都或多或少从事过医学研究。你们先前受过的医学训练让你们养成了某种思维习惯，从而远离精神分析。这些训练教会你们从解剖学角度弱化某个机体组织的功能并消除机体失调，用化学和物理术语解释这些现象并从生物学角度理解，但你们对精神生活从不加注意，而这才是奇妙而复杂的机体运作之巅峰。正因为这个原因，精神分析的思维方式对你们来说仍很陌生，你们已习惯于怀疑它，无视它的科学性，把它留给外行、诗人、自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如此画地为牢必然不利于你们治病救人，因为，就和平时所有正常的人际交往一样，患者将其精神面貌最先展示给了你。于是，恐怕你要自食其果了，你将不得不放弃你所期望收获的疗效，而让那些你一贯瞧不起的江湖郎中、用自然疗法糊弄人的家伙和神秘主义者坐享其成。
我不会小看你们先前接受的训练所存在的缺陷，这一点必须承认。因为并没有蕴含哲学科学的疗法能应用于你们的医学目的。而且无论是思辨哲学、描述性心理学，还是所谓的实验心理学（与学校教的感官生理学紧密相关），都不能教你们了解身心关系，或是帮助你们理解可能引起心理失调的原因。医学上确实有一种精神病学专讲各种心理障碍，并汇集成临床症状图册。可即便是在精神病学的辉煌时期，连精神病学家自己都会怀疑这些纯粹的描述性介绍是否配称为科学。该图册记录的种种症状既没有反映病症的起因、病理机制，也没有揭示这些症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在大脑的解剖体质中也观察不到由这些症状引起的变化，或即使发现了这种变化，也无法作解释。类似的心理失调只有被诊断为机体疾病的继发性症状（secondary phenomena）时，才会被治疗。
以下内容就是精神分析学所要填补的空缺。精神分析准备给精神病学提供被忽视的心理学基础，它希望揭示出一个共同的依据作为着手点，以便让人们理解身体失调与心理失调之间持续的关联作用。为了这个目的，它必须摒弃种种成见，无论是与解剖学、化学，还是生理学相关联的观念，均全部采用纯粹的心理治疗观点。正由于这个原因，恐怕你们在初次接触这门学科时会感到陌生。
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你们先前受的教育，还是你们的心理偏见，都不足以引起下一个困难。精神分析学有两大主张，不但引起世界范围的诟病，还令精神分析学惹人生厌。其一是违背了人们惯有的理性成见，其二是与人们在美育和德育方面的成见相冲突。请不要对这些成见掉以轻心，它们很有来头，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那些发挥作用的，甚至是必需的东西的伴生物。它们通过强烈的情绪反应而存在，所以与它们作斗争还得打一场硬仗。
精神分析学提出的第一个恼人的主张是：心理活动本身其实是潜意识的，只有某些单个动作和部分心理生活才是有意识的。回想以前，我们却恰恰相反，早已习惯把心理活动认为是有意识的。通常，意识对我们而言，就是心理活动的显著特征，并且心理学也被认为是研究意识内容的科学。实际上，这种认同的影响力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其他任何稍有不同的看法都会被视为一派胡言。可精神分析学却不可避免地与这个成见相左，它不能接受意识与心理一致的说法，它认为心理活动本质上是情感、思想及愿望共同作用的过程，并宣称存在潜意识的思想和愿望的情况。精神分析学正因为这个恼人的主张，一开始便失去了所有从事严肃科学的朋友的支持，而被怀疑成见不得光的、浑水摸鱼的荒诞巫术。不过，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自然还是无法理解我凭什么指责这句抽象的短语“心理活动是有意识的”是成见。你们也不清楚什么样的评价能导致对潜意识的否认，假如这样的评价真的存在，那它又能从导致否认的结果之中得到什么好处呢？无论心理活动与意识的范围相等还是超出了意识的范围，看起来似乎都不过是纯粹的文字之争罢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通过承认心理的潜意识过程，你们已经为全人类和科学事业开拓决定性的新方向铺平了道路。
你们很难想象精神分析学的这一条大胆的主张和下一条主张之间有多密切的关系。第二条主张，也是精神分析学所宣称的发现之一，认为这些可被称为性的本能冲动，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层面，都是神经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重要起因，可作为疾病起因的这些冲动却从没有引起过人们足够的重视。更进一步说，精神分析学认为正是这些性冲动，为人类在精神领域取得最高的文明、艺术和社会成就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以我的经验来看，人们对精神分析学研究的这一结论的反感，是精神分析遭遇敌视的最主要根源。你们想知道我们怎样解释这种情况吗？我们相信文明是受到至关重要的需求的驱动才被创造出来的，以牺牲本能的满足为代价，而且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断被重新创造的过程，因为每一个刚加入人类社会的个人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都会重复地牺牲自己本能的满足。而在其利用的本能力量中，尤以性冲动最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性冲动由此被导入高尚之途，被升华了，也就是说，它们由性的目标最终转移到较高尚的、不带性欲的社会目标上来了。但这种结果并不稳定。性本能是难以被控制的，而希望参与文明建设的每个个体都会面临性本能反抗升华作用的危险。社会一旦重新转向性本能最初的目标并获得满足，人类文明将会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因此，社会不愿被提醒其源头还存在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它对承认性本能的力量完全不感兴趣，也明确地拒绝讨论性生活对个人的重要性。相反，社会选择将人们的视线从性本能上完全移开，避而不谈。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不能容忍精神分析研究的上述结果，而宁愿将其视为丑恶的、不道德的或危险的。然而，用这种排斥并不能驳倒科学探索得出的明显客观的结果，如果要公开批判的话，须得先将其转成知识层面的证据。但人的天性会把不喜欢的事实看作不正确的，然后轻而易举地找出理由来驳斥它。因此，社会也会把它不喜欢的都视为错误的，并用一些逻辑和相关的论据来否定精神分析的结论。然而，这些逻辑和论据都建立在情绪的基础上，并作为偏见，被社会用来抵抗任何驳斥其偏见的尝试。
不过，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可以这样声明，我们没有怀有任何偏见地提出任何有争议的主张。我们仅希望陈述经我们苦心研究发现的事实。而今，无论这类灌注了现实考量的偏见是否在理，我们都理应有权无条件地拒绝它们的干扰，因为它们扰乱了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进行的科学研究。
以上这些都是你们从事精神分析研究时会碰到的一些困难。作为开头，我可能讲得有点多了。如果你们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那我们就接着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