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古代哲人为官之道
宋朝范仲淹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此语出自《晁氏客语》的记载，我是从著名的美籍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作品中得知的。唐宋时，官员犯罪，分公罪和私罪。据《宋刑统》卷２，“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用现代的话说，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
中国古代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尽管如此，执照儒家的教义，是不能求利而不求义。义就是凡事须讲究原则。据《三朝北盟会编》卷191，有个低官杨炜写信批评副相李光说：“某闻忠孝从义，而不从君、父。”忠孝是古人的重要道德规范，但忠孝须讲原则，不能说绝对服从君主和父亲的错误，也是忠孝。
在等级授职制的官场里，只有像范仲淹那样的哲人，才能提炼和总结出“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一般说来，做官无非是希望步步高升，得罪上级和皇帝，就无法指望升迁，甚至受惩罚，得死罪。《聊斋志异》卷８《梦狼》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说破了官场中阿谀奉承的真谛。坚持原则，不计较个人的升黜荣辱，当然是一种很高的情操和修养。
北宋苏轼说：“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欲在官场中阿谀奉承，迎合上级和皇帝，就决不能说真话和直言。宋朝优养士大夫，超过前朝后代，然而到北宋末的危亡时刻，那些称颂“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的宠臣辈，一个个立即显露出鼠辈的本色。面对金军凌厉攻势，当时主要有两个屈沉下僚的李纲和宗泽临危脱颖而出，敢于以大气魄和大器识身膺救国重任，但宋廷从皇帝到群臣，却容不得两人施展抱负，而使他们沦为悲剧人物。这两人正是按范仲淹的为官之道，而立身行事。李纲曾因上奏直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贬为一个最低等的税务所长。宗泽更是整整在官场屈沉了三十五年。宋徽宗迷信道教，宗泽却因“建（道教）神霄宫不虔”，受很重的“除名，编管”处分，他“半生长在谪籍中”。 他们宁愿受打击，被贬黜，也要坚持原则不动摇。唯其如此，所以在国难当头时，方能挺身而出。
朱熹《朱子语类》卷129说，“至范文正（仲淹谥号）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他对宋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此种影响也不应估计过高。事实上，范仲淹的为官之道对少数优秀士大夫，即真正是精英的人物，是产生影响的，对多数士大夫却并未产生影响。宋仁宗时，包拯说：“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宋哲宗时，李新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大多数士大夫经历官场的染色，只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蠹虫，他们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钩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史实证明，他们是决不会受范仲淹的为官之道感化的，其为官之道只能是公罪不可有，私罪不可无。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决不可能培育人们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在大多数，以至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官场中代代相传、无师自通者，无非是一套黑道，或曰潜规则，只能成为贪官污吏的大学校。从另一方面看，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又是埋没真正的精英和清官的坟场。如果没有两宋交替时的浩劫，如李纲和宗泽那样的正人君子，就只能泯灭在众贪官之下，决不可能在史书上留名。
从如今的现实看来，也同样如此。今日的公仆应与历史上的清官有严格区分，进行公仆意识的教育，固然是必要的，却不是主要的。除了孔繁森等很少数自觉自愿的公仆外，多数干部事实上觉悟不高。“觉悟不高”当然不是指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言，如陈希同、陈良宇之流，难道不会说反贪的道理，做反贪的报告？没有法治，没有直接选举制的驱迫，他们是难以成为公仆的，却可能成为贪官或贪官的后备军，特别是在贪官们已经将社会风气和道德搅得相当糟的情况下。唯有积极地、逐步地以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才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途，整治积弊的根本之举。有人说，直接选举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西方式民主，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难道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陈腐的等级授职制，反而是正理和正道？坚持自古相传的等级授职制，将其视为所谓中国特色文明的、不得撼动的传家宝，只能是阻绝中华民族的进步之途，使各种严重积弊，包括近二十年间愈来愈严重的教科文单位衙门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学术腐败，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转，其结果如何，自不待言。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方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行事。尽管如此，今天宣传范仲淹的为官之道，也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使某些公仆们自省，古代哲人尚有“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自己又当如何做公仆？
读《海客述奇》 谈科学精神
饶有兴味地拜读了吴以义先生《海客述奇》一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版）。此书叙述的是清朝晚期的同光年间，相当于公元1865——1880年，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来到当时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英国，面对着近代科学的奇幻和万花筒般的新世界，而引发观感，并做出记录。作者在结语中评论：“只见奇花异果的猎奇式的考察，但要真正清楚整棵大树，弄清枝干的来龙去脉，没有系统的学习，是不可能的。至于所谓科学精神，是西洋科学的精髓所在，就更不容易理解洞察了。”笔者对科学史、清史和近代史没有研究，但还是愿意谈一点读后感。
中华文明在明清时代的落伍，是不争的史实，而拉开差距的最重要时代，其实正是被有些人吹捧的康、雍、乾时。宋朝的王安石在科举中实行儒家经义取士，从此经学、教育和科举成了三位一体，把经学和教育的功能单纯地、狭隘地拘限于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入仕，而官位成了读书人唯一的追逐目标。明朝又推行八股文。这些都是对中国士大夫更深、更厉害的思想禁锢。在此种教育和文化环境下，培养出来的最优秀士人，其最伟大的理想无非是赢得金榜题名，然后治国平天下。反观西方，近代所有的哲学名家都是自然科学家。不少科学家有乐于献身科学，造福人类的襟怀，这在中国古代前述的三位一体环境中，是不可能产生的。
此外，依今天的知识反省中华传统文化之源的经学和诸子，中国人哲学思维是偏重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而不重视自然哲学。中华的传统思维，是偏向于不作细致的、个别的观察，仅凭藉想象，就不费气力地构筑其宇宙模式。宋人周惇颐的《太极图》就是一个典型，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依照古代大儒的思维，是偏喜抽象，偏喜综合，偏喜概括，偏喜想象，偏喜模糊，甚至混沌，而不求具体，不求分析，不求实证。按现代科学实验可分两种层次，一是理论科学实验，二是技术科学实验。中国古代恰好是缺乏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和传统，这无疑是扼制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欧洲正好相反，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相当于中国明朝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时）才开始”，“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分成一定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这就是从具体的实证研究出发，走着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的思路，似乎是人类进入近代科学的必由道路。尽管欧洲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把自然界视为一成不变的，但实证的结果，终于突破了这种思维的局限，把自然界视为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吴以义先生在此书35页援引达尔文妻所说“在科学探索中养成的那种凡是没有证明即不能相信的习惯”，正是代表欧洲学者步入近代科学殿堂的基本思路，而中国古儒恰好不具备此种思路，没有作具体实证研究的思路，就很难进入近代科学的殿堂。
要说中国古代完全没有具体实证研究的思路，也是冤枉。当中国人获得欧洲近代科学知识之后，再回头寻找故纸堆，也果然发现还是出了如宋代的沈括、明代的宋应星等人物，他们的作品便身价百倍，成了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此外，古代中医学堪称是唯一一门至今仍造福于全人类的科学，当然，它决不是精密科学。中医学强调的是辨证施治，蕴含着具体实证研究和丰富的辩证法的思维。中医强调因人而异，可以同病异方，异病同方，这是先进的医疗思想。但总的说来，在古代的教育和文化环境中，此类具体实证研究决没有形成主导的、普遍的思维模式。《梦溪笔谈》、《天工开物》、医书之类难登大雅之堂，而只有《四书》、《五经》才是至高无上的。
胡适先生对比中西近三百年的学术，他惊异于当西方学者将其聪明才智用于发展自然科学时，中国学者却将其聪明才智用于故纸堆，这就是如今一些人还在过分夸大的乾嘉学派。加之西方逐渐走向强盛的民主制，走向舆论监督权力，而清朝实行的是逆向的加强皇权专制，厉行文字狱；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仍然停留于落后的农业国。这个老大帝国终于自1840年始，进入蹙地辱国的痛苦时代。此后中国人才慢慢醒悟到，原来儒学并非是天地之间唯一的大学问，而西方的自然科学远比儒学高明、深奥和精妙，它从根本上改变着地球的面貌。
《海客述奇》中介绍的几位，都不是目不识丁的村妇刘姥姥，而是在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化环境中培育成长的士人。但他们一旦到了大英帝国，凭着他们这点老掉牙的理、气、道、器之类知识结构，尽管惊叹西方科学的奇妙，却不足以得其真谛，虽已身处大千世界，却仍不免井蛙观天。更有甚者，如此书第136页介绍刘锡鸿参观大英博物馆的评论，居然认为摧残文化的《四库全书》，要比大英博物馆高明。读到此处，笔者不免发出深长的感喟，专制文化传统害人太甚！落后意识太可悲！再作进一步的思索，《四库全书》所代表的，还不是对自己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根本缺乏自信力的、小肚子鸡肠式的、自诩的正确思想文化导向；而大英博物馆所代表的，却正是充满自信、朝气和活力的，海纳百川式的科学肚量，两者又如何同日而语呢！刘锡鸿无非是久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而反以臭为香，这种颠倒的文化产生的反科学精神，也并非就没有传种接代。
吴以义先生作为一个海外学者，身在天涯，心存故国。他认为，自己的祖国强调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当然是正确的。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不发展高科技，就必然陷于败局，这已是常识。但是，他又认为，西方的科学精神“对于中国文化说来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个外在”，中国人应对科学精神的吸取有一个认真的反省。什么是西方的“科学精神”呢？他只是在结语中简单地提及“上帝和先验的理性、逻辑、心物二分和自然规律的观念”，并且说：“至于科学观念以及与之相连的文化，则精深微妙不易理解把握，因而其传播过程也最曲折复杂，而细致的研究，实在不是这本小书所能承担的了。”
什么是科学精神，这的确是很难说得完密的。我的理解也与吴以义先生有所不同，例如西方基督教信仰上帝，这只怕不能叫做科学精神，尽管不少科学家还是信仰上帝，但我仍然认为是人创造神，而不是神创造人。依笔者的浅见，科学精神可以包括人们常说的科学头脑，例如严密的逻辑，分析和归纳能力，辨证法的思考，数学的演绎之类。此外，当然也应有实事求是的起码要求，甚至包括为真理而献身的信念之类。
西方科学史上有布鲁诺坚持科学而殉难的故事。在儒学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上多的却是“文死谏”，特别是在对臣僚十分苛酷，而与布鲁诺同时的明朝，尽管有廷杖、牢狱、充军、处死等各种可怖的惩罚和折磨，却是诤臣不绝。这也反映了东、西方教育和文化背景的重大差异。在西方科学史上，科学与神学的冲突是一大热点，归根结蒂，是要不要和敢不敢说科学的真话。中国却根本没有发生科学和儒学的冲突，因为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的书生根本对研究自然界没有兴趣。但中国古代台谏政治所反映的有道与无道，直言敢谏与拒谏饰非之争，归根结底，是要不要和敢不敢说政治的真话。清朝施行长达一百四十年的文字狱，以及其他残酷无情的专制手段，几乎灭绝了直言敢谏的传统和精神。
人们早已熟知，皇帝的权力不可能改变数学定律，而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结局，必然是成打的皇冠跌落尘埃。但是，又如西方一句著名的格言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好生恶死，趋利避害，求福免祸，乃是人之常情。在私利的驱动下，不难看到，不少人对真话和谎言其实采取了双重标准，时而鼓励求真务实，时而反之。这种双重标准当然是反科学的，而决不能说是科学精神。
在此我还是愿意举已故的敬爱的张政烺老师为例。他是一位标准的纯学者，从不知学问上说假话或违心话为何物，似乎政治上的风险和个人的祸福，与学问完全无关。我去山东大学，与曾在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孟祥才先生谈天。他评论说，在文革期间，历史所里唯一没有学会说违心之言的，就是张政烺先生。如文革初期，批判让步政策已经造成很大的政治声势和压力，但张先生在讨论时，还是坚持说，让步政策怎么能说没有呢？就是有嘛，孙达人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当然，若要说张先生有意对抗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对让步政策的批判，也确是冤枉，张先生根本不会考虑这个严重的、很可能给自己带来灾难的政治问题，他只是在学问上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张先生的科学精神，但若设身处地想一下当时的险恶环境，张先生又是多么地不容易。
反观目前的学术界，或缩小到史学界，任意弄虚作假，夸大其词，不懂装懂，信口胡诌，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炮制伪科学，伪造历史之类，这些当然都是对科学精神的反背，却有其活动的空间与市场。
例如按照过去一般的惯例，是在阶级（Class）大分类之下再区分阶层（Stratum）的小分类。但近年来，不少人就只谈阶层，讳言阶级，企图以阶层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阶级或阶层本是外来词的翻译，人们似不必作无谓的字眼上的争论。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根本的实质问题，是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人类文明史的科学提炼和总结。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其实都是阶级论的派生。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它无情地揭穿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居然又有人端出被马克思批驳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欲回头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此类“学者”当然不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做法无非是讳言阶级剥削，讳言中国千真万确地存在着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阶级被剥削的事实，讳言中国存在着以获得剩余价值为目标的资产阶级。他们煞费苦心地把资本家改称企业家，改称在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的人，无非要强调他们是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这些是新时代的科学精神呢，还是为势利所驱迫的反科学的玩弄词藻的诡辨法把戏呢？
应当说明一下，我个人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剥削。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会导致阶级的消灭，但至少目前人类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消灭阶级剥削的水平，剥削的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在阶级社会，即文明社会中，劳动转化为文明大都只能通过剥削这个中介。从这个角度，也可说剥削即使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同样是有功的。但是，现代生产力和文明更要求有适度的剥削，而反对过度的剥削。对于那种不把农民工当人，超时间、超强度、低工资、无工资、没有安全保障等各种资本原始积累式的残酷剥削，甚至还有野蛮的奴隶制，难道科学和人道的良知，就不应当挺身而出，进行批判和谴责？就不应当动用法律、行政、经济、舆论等各种手段，加以制止和杜绝？过去拿夏衍的《包身工》当阶级教育教材，如今却出现了不少更甚于《包身工》的惨痛事例，难道就不是党耻和国耻？难道科学和人道的良知，就应当唱什么扩大贫富差别有利于刺激经济发展，提高失业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之类高调？
王春瑜先生曾给笔者看一份杂志，赞扬某学者“学贯中西”。一位外行的记者，她能知道多少史学界的内情，无非是按本人之口述，以生花之笔依样画葫芦而已。其实，内行人不是没有掂量过其学问。他的外文水平不高，一般只能说些英语的生活会话，无能力进行专业对话。他对外国史也未作什么研究，发表过有份量的成果。即以中国古史而论，至多也是对先秦到两汉有研究。当然他自有过人的聪明之处，善于做广告，就是其优长。但是，把自己的学问吹到此种地步，是否对自己的学问还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呢？
又有一次，我是偶尔在电视上的歌手大奖赛上，听到一位先生的转述，说是某个治史者居然在一次高级讲座中说，盛世一千年出一回。当即使我惊诧莫名，这又是哪里来的历史算术？汉代文景之治距离唐贞观之治仅为767年，而他讲课的2004年正好又是辽宋澶渊之盟1000年，宋真宗在澶渊之盟之后，劳民伤财，装神弄鬼，搞什么天书、封禅之类，又哪里来的盛世？无非是信口胡诌，卖狗皮膏药，又有什么科学精神可言。
学术界，以至史学界中的各式各样的反科学精神，是怵目惊心的。吴以义先生希望通过他的作品，强调一下中国人必须重视和培育科学精神，就不能说是无的放矢，而是深中肯綮的肺腑之言。学术界，以至史学界要培育和发展科学精神，只怕首先还是对自己的学问到底有几斤几两，来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做虚假宣传。老实承认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而自己爬得多高，潜得多深。记得自己在中学时，见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科学家对人说，科学家的价值，就在于经常说不知道。实事求是，说起来甚易，做起来甚难。因为任何科学和学问，一方面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必然有人际关系。实事求是评估学术水平和成果的是非、高低、优劣等，就很可能得罪人。更不论像布鲁诺那样，硬要在科学禁区（科学本来就不应特设任何禁区）充爆破手，踩地雷阵，准备炸个粉身碎骨，这也许是献身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最高境界。
就我的本行史学而言，史料的生产时限一般大约在五、六十年之内，我们不可能再生产古代以至近代的史料，只能依据史料进行客观而公正的研究，但我们也可能生产当代的史料。唐朝伟大史学家刘知几早已为后世规范了“直书”和“曲笔”两个对立的观念。治史者十分厌恶的，当然是历代统治者出于狭隘私利，而在史料中伪造和篡改史实。治史者的专业本领之一，正是在残缺不全的史料中进行去伪求真的考证。直书，应是治史者起码的科学精神，又是起码的职业道德。如果书写当代史料而任意曲笔，岂不成了“秽史”？如果一方面厌恶历代的“秽史”，另一方面又自己编造当代的“秽史”，岂不是荒唐的双重标准？今之视昔，犹后之视今，但愿当今治史者留下的史料，不受后人“秽史”之讥。
民主和科学是现代民族腾飞的双翅，而科学精神之足与不足，自然是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