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新春咏鱼
正月新春，我开笔是写了几封信。别的什么也没写。蒙你见问，这里抄一首两年前残腊写的《咏鱼》给你。那时为什么忽然咏鱼，具体的由头已记不清，大概从渐近春节的鞭炮声，想到了鲁镇，想到了祝福的旧典，也想到了祥林嫂的命运吧。
依旧俗，不但祭祖等场合，就是年夜饭，也少不了鱼这一品。既谐音“吉庆有馀”，“年年有余”，又可得实在的口腹之享。不像以五只蝙蝠谐音“五福”，可那货色吃不得。
中国的鱼文化源远流长。庄周说北溟的鲲化为大鹏，最早透露了原始鱼类进化为飞禽的猜想，不过，他平常多处说到的都还是水中的小鱼，从他跟惠子辩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虽说涉及快乐这种感情状态，毕竟是理性的思辨；可到了感叹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也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时候，怕就有些设身处地的自况，难掩对自由的向往了。
儒家的孟子，关注更多在民生，期望五十（岁）可以衣帛矣、七十（岁）可以食肉矣的理想境界。摆事实讲道理时，也还忘不了“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把鱼和熊掌并举，不知指的是所有的鱼，还是哪一种鱼。
而在小儿女那里，鱼和莲（谐音“怜”）一样成了爱情的象征：“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在一心仕途的读书人那里，“鲤鱼跳龙门”却成了十年寒窗之后的一举成名。说龙门在科举的考场还好，说龙门实指权门——“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那“鱼”可就大大掉价了。
作为象征，鱼不过化为一个符号。但有些符号表明，在古代生活中，鱼已经为人间的情爱做了无辜的牺牲，老词语不是把写信叫做“鱼书”“鱼素”“鱼雁”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我小时候读诗就奇怪，为什么要把书信藏在鱼肚子里？专诸刺王僚，鱼腹藏剑可以理解，千里外寄回的家信，一封家信而已，又不是密电码，何必弄得那么神秘，也不怕脏？
不管鱼文化怎样丰富了典籍，丰富了谈资，以至丰富了我们日常生活，但鱼的命运从渔猎时代起并没有丝毫的改变，“枯鱼过河泣”，千古皆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才是人类在发现豪强“鱼肉百姓”，自己的处境无异于鱼肉时，终于有了的一点觉悟。
我们深深寄予同情的祥林嫂，因她的寡妇再醮身份，虽已在庙里捐了门槛，却还是不能参与祭祖时把鱼盘端上供桌，她痛感无可挽回地失落了。
然而，若问问那盘中的鱼呢？
下面就是我两年前写的那首七律，无甚胜义，凑韵罢了：
咏 鱼
有题画断句云：动物于今成静物，人为
刀俎尔成图，步其韵成此一律。
闻道年年庆有余，
过河入肆早身枯。
漫言知否谁哀乐，
安得相忘自海湖。
涸辙龙门都化梦，
藏书腹剑已成虚。
新春祝福盘中物，
应比祥林嫂不如。
2009年2月7日
破坏旧世界
温济泽离开我们十年了。
他是一个老共青团员，1929年参加革命时只有十四五岁。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说他入团之初，看到什么书刊上有“我们要破坏旧世界”的话，就跟一个同学商量好，晚上到一些没人的教室，砸电灯泡，抬了课桌从二楼向楼下扔：以为这就是“破坏旧世界”，一连干了几晚上。校方训导员找他谈话，他矢口否认是他干的。地下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说：“革命热情高，这是好的，但是不能这样胡干啊！”（见温济泽著《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就在这一年，他因加入学校里的“稚鸿社”一度被捕，第二年，16岁的小温离开了家乡淮阴，结束了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现在真的像一只幼小的鸿雁，长硬了翅膀，飞向了广阔的天地。
“破坏旧世界”，这曾是几代人的革命口号，又不仅是口号，而是实际行动。
整整60年前的今天，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如果说1949年前是在“破坏一个旧世界”，那么，1949年后的重点就该是“建设一个新世界”了。但在后来的许多年头里，强调“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确实又发生了不少像是少年温济泽那样的“胡干”的事情，规模之大和后果之严重却是史无前例的。
当年批评小温的那个团支部书记到哪里去了？而中年的温济泽，早在1958年就被打成了“旧世界”的残渣余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
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还真值得好好回顾总结一下：旧世界怎么定义？怎样才算是“善于”破坏旧世界？又怎样才能算是“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且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
温济泽1932年任复旦大学地下共青团支部书记时被捕，在国民党监狱里关了五年，因抗战开始获释，到延安《解放日报》工作，后来参与广播事业的创建。文革前在广播学院，文革后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当年同事的“老广播”已经日渐凋零，在广院和研究生院学习过的朋友应该还能记起他。
2009年3月5日
“七上八下”说
中国古代的八卦、术数，都离不开数字的排列组合与计算；迨到末世，就沦为“铁嘴”“半仙”们的掐算。末世之后的今天，则只剩下对个别数字的崇拜，例如“八”。
把“八”读做“发”，这不是普通话的读音，而是岭南某一语系的读音。北京人、北方人也有数字崇拜，那是自慰性的，一到十，百千万，全都可以化为吉利的祝福；岭南人独推一个“八”字，乃是因为它谐音“发”，直奔主题，达到符号迷信的程度。“八”是符号，“发”是实质，出产西北的“发（髪）菜”，到了岭南，就不仅因含高蛋白，更因谐音“发财”，而格外受到青睐。
数字崇拜和符号迷信，除了极端化，还怕普泛化：有宜必有忌，“八”好，连累到“四”成了忌讳，于是酒店取消了四层，三楼一跃就上五楼，房间也从3号跳到5号，13号跳到15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股风早从酒店刮到了办公楼。到了办公楼又有发展。不一定忌讳“四”，好像“不怕死（四）”了，但一反潮流，忌讳“八”，想要高高在上吗，请上七楼——爱上七楼，却不上八楼，为什么？因为俗语有云：“七上八下”也。
本来是说心怀忐忑，“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在这里玩了一个抽象继承，与吊桶无关，与心情无关，关键瞄准了：上，还是下？
与哈姆莱特不同，没有犹豫的余地。悠悠万世，唯“官”为大，因此，只能上，不能下，生死一搏，为的就是要“上”。于是，适应这种“精神上”的需要，许多党政办公楼的楼层，七层以上没有八层，一下子就号称第九层了。
不要以为“八”字会永远到处吃香，在这里，“八”这个数字崇拜和符号迷信的对象，被半句歇后语打败，可见“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据说这就是辩证法。
你说这是迷信吧，迷得也有灵活性，讲财运时“崇八”，讲官运时“崇七贬八”——冥冥中若有神助，那神就在“官嘴两张皮”中——实用主义而已矣。
但还是乐此不疲。
一处高校到不远也不近的山中买到一块巨石，准备美化校园，消息传出，此石却被当地权力部门调用，据知情人说，是由于这块巨石形似“不倒翁”，大合了长官们心向往之的境界。
要“上”而“不倒”，或者说一要“不倒”，二还要“上”，这种潜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外化为办公楼的楼层设置和办公楼的楼前装饰了。
这样的官员——公务员，在办公楼里，能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吗？不用问他是办公还是“办私”，如一定还要说是办公，办的是谁家之“公”，还用问吗？
2009年5月17日
猫的天堂
“挨打，但是有肉吃的地方，就是猫的天堂。”这是左拉的名言，我是从老旧的中学《国文》课本里读到这句话的。小时候家里收养过“流浪猫”，但不是作为宠物，而是为了“逮耗子”的，没有那么多肉给它吃，但也没有打过。所以虽然上了书的警句，我却没有深刻的体会。
左拉的长篇小说，我读得很晚，不像巴尔扎克的小说读得早，读得多。后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提到，并且推崇的，这对当时的我们一代人的导向，超过了一切一切广告。而左拉不过是带有贬义的“自然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似乎苏联也不大待见他，不过还没像对陀斯妥耶夫斯基那么厌恶。中国对待欧美文学是不是完全唯苏联的马首是瞻，我不敢说，但苏联的文学史著作对中国教学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对左拉论猫的话引起注意，是缘于1963年第1期《文学评论》开卷发表的唐弢题为《题材问题》的论文。他批评了丰子恺写猫的一篇散文《阿咪》，用左拉此语的深刻对比了丰氏散文的无思想性（大意如此）。这篇论文对我的启示，远在关于题材问题的主旨之外。我不能不想：猫们不足法，它们但能有肉吃，虽挨打却“记吃不记打”，安于这样的“天堂”。那么，有肉吃而又不挨打，这是猫的天堂中的天堂了吧？倘能有肉吃，不但不挨打，甚至还能打人，这就不是猫的天堂，而是某些人——有如宠物的已经得“宠”或正在邀“宠”的人的天堂了。那时，全国的大饥荒还没有完全过去，虽然封锁了全国性的饥荒信息，但切身的饥饱还是知道的。没有存粮，没有门路，更没有“特供”的普通城乡居民，没有肉吃，若能够勉强填饱肚子，再能不挨打，就是天堂了。没有粮食，遑论肉食，却还要挨打的人，离天堂有多远？
倘有促狭的大批判家向论者问：“你引用左拉的话，是不是影射今天的社会还不如‘猫的天堂’？”按照大批判逻辑，比这更厉害的问话也提得出来。然则遇到这样刁难的论者，恐怕会想，宁可放过在题材问题上的错误倾向，也不要捅这个马蜂窝了吧。不过，这样的辩论没有发生，直到三四年后，社会的动乱和文化的混战中，所有的文人，都一锅烩了。
2009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