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临出门的时候，老婆突然对我大喊一声：“你到底怎么了？”她说。
没人是傻子，我感到惭愧，就低头装出认真穿鞋的样子。
“我已经跟你说过五次，我们谈谈。要是再不谈就离婚。你不是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吗？离吧，谁知道谁还能活多久，活着分开总比死了再分开好。”
在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脑袋里闪现了一下黑丽的模样，没有答茬儿。对所有和死亡搭界的话题，我都忌讳。
她看上去那么伤心，这是我们结婚十八年来，她第一次提起离婚的事。可我还一次没提过离婚。虽然我们有时的关系比好多离了婚的夫妻更差，差很多。一这么想，我的内疚就减轻了一些。我对她说，现在太忙，以后再谈好了。然后就离开了家。
来到街上，在早上温暖的阳光中打了个冷颤，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次也没提出过离婚。决定下班后，一个人好好想想，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男人，除了秃顶，我还有什么特征？
我开步走，去上班。走着走着，心情就变了。我的思绪提前活跃起来。迎着经过女人留下的香气，我又想起了和黑丽度过的晚上……
十八年前，我有了第一个女人。那之前和那之后的我，应该是有变化的。但我忘了具体的感觉，也许是因为，那个女人成了我的老婆。
现在我有了第二个女人，好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走在大街上，我总是感到心中有跳动着的节奏，走路时也飘飘的。
一个老太太在扫烤鸡店门前的尘土，她抬头看了我一阵，直到我走过去。也许她能发现我现在有了第二个女人，流水一样的日子被系上了一条红线。不然她为什么看我看了那么久？我朝单位走去，看见的每个从身边经过的行人，都觉得亲切，相信他们能发现我的变化，我现在和以往不同的心境，就像他们能发现一个处女一夜之间不再是处女了一样。
如果性能在生活中划出一条分界线，那它就应该是个标志，而不应该是个秘密。
迈进了研究所的大门，我就像一个被重新设置了程序的机器人，立刻把在大街上还愿意张扬的东西收藏了起来。夹起尾巴之后又发现了新的乐趣：我必须在研究所里隐藏的事情，另一个人知道得清清楚楚。一看见黑丽的办公室门，心就痒痒的，仿佛正在被一种幸福轻轻地挠着：我们是一条绳上的两个蚂蚱，两个蚂蚱，两个。
我走进办公室，翻过台历昨天那一页。今天的日子下面写着：宜祭祀，补塞；忌理发，如宅。
早就该去理发了，一直拖着，像我这样发型的人去理发，总有亏的感觉。原想今天去，台历上又这么写了，逆着老规矩去做事，不知道还罢，知道的情况下，我一般不做。于是，我在台历上闲写了一句话：“今天不去理发。”
“那你今天干什么？”邓远走了进来，看见我写的话，开玩笑地问了一句。
“还没安排，你想请我？”
“哎哟，头儿，请领导的事，我这辈子还没干过呢。”
“没机会吗？”我好像找到了一些不属于我的幽默感。
“都没有，没机会，也没必要。”她说，“我一不想升官儿，二不想发财。”
“那你想干什么啊？”
“没什么特想干的，每天就这么活着呗，高高兴兴的，有时候看点书，挺好的。”她说得自如，没有丝毫作秀的成分。
我被她感染了。我说：“真是不错。”
“要公布分房名单了，你不紧张吗？”她转了话题。
“你紧张吗？”
“那倒不至于，但下次我再也不参加所谓的分房小组了。”
“干吗是所谓的？”
“干吗不是所谓的？！给谁房子，不给谁房子，我说了算吗？不算，那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的。”
我没办法跟她就这个话题再深谈下去，分房，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总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到目前为止，我的经验是跟它拉开一定的距离，别让它像符咒一样贴到身上。
“张道福怎么样了？”我换了话题。
“出来了。我去过一次他们家，看他的样子跟没事儿一榉。对了，他还让我带个口信给你，说找个时间碰个面。”
应该说这也是我的愿望，很快，我们就约定了时间。
黑丽在我们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之后，还是对我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最初的那几天，我惦念她，也怕她情绪不稳定，上班时总是找个理由去她的办公室。
有一次我进去，黑丽没有用惯常的“胡所长”来招呼我，却给了我一个有点诡秘的微笑。我心里刚涌上甜蜜的感觉，门后探过来一个脑袋，看见是我，连忙用“胡所长”跟我打招呼。跟我打招呼的人，是所里公认最老实的一个人。他也看见了黑丽不同寻常的微笑，我想，如果他智商没问题，他就该得出一个和事实贴近的结论。
后来，我趁一个没人的时候，提醒黑丽，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还是得打招呼。可她说，她是想那样的，可心里的感觉有时候不允许她那样。
听了这话，我又往爱情那方向想了好多。
但是，你不期望发生的事，常常是很快就发生了。
给我做过按摩的张小姐来找我，完全超出了我对她的想象：得体地做一切，永远把握着分寸，如果必须来找我，至少事先会打个电话过来。
没有，没有。
她突然就站在我面前了，为她打开我办公室门的是黑丽。
“胡所长，这位小姐是找您的。”黑丽看见我一脸惊恐的时候，发出了一丝冷笑。
女人总是能突然就冰冷起来。
黑丽为我们关上门之后，我发现只有一件事，张小姐做得还吻合我的想象，穿得很得体。就是专门管这事儿的警察也看不出她的职业痕迹。
“真是对不起，事先没打电话给你。”她坐到我的对面，端庄大方地说。我又一次感到不解，这么好的女人，为什么就非得做按摩小姐？！
“今天怎么这么闲？”
“我有件事挺急的，原先想找另一个朋友帮忙，可他不在，所以，我就过来了。”张小姐说。
“什么事，你说。”
“明天，我弟弟结婚，我得找个人陪我去参加婚礼。”
我看着她，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
“当一天我的男朋友。”她小声说，好像自己知道这是很不正当的要求。
“是这样。”我的声音更校
“是这样。其实，我没找什么另一个朋友。我直接过来，也是想让你看看，我穿成这样，你能不能陪我去。”
“你为什么非得向家里人证明你有男朋友？”
“没人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我担心他们已经有点怀疑我，所以……”
“也许我不该问，你必须做这种职业吗？”
她点点头。她脸上的某种表情，阻止我再问下去。
我答应了张小姐，尽管我不情愿，但我在一个端庄得体的女人面前，找不到拒绝的借口。即使这端庄和体面都属于按摩小姐。
下面才是我真正不期望发生的事。
黑丽居然为露过一次面的张小姐吃醋，她的某些做法越来越厉害。有一次，我在门口跟刘托云说话，黑丽从她的办公室出来，走到我们跟前，愣说有个找我的紧急电话打到她的办公室了。我跟她去接电话。她立刻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然后愤怒地对我说：“如果你同时也对一个疯子感兴趣，那你应该先通知我一下。因为我对疯子没兴趣。”她看上去真的生气了。
我向她解释，不管怎样，我都得正常工作。我跟刘托云说话，是要给她打打预防针，马上就要公布的分房名单上面没有她。
听了我的解释，黑丽的表情平和下来，脸上现出了令人怜爱的委屈。这表情让我觉得陌生，在我老婆脸上从没见过。为这样的表情，我做什么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就做了。我和黑丽又去了几次那个干净无比的小屋。
我给黑丽讲了一个英国小说。
从前有一个女仆，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伺候主人多年，主人很满意她的工作。有一天，多年独身的主人终于耐不住寂寞，跟她发生了关系。
事后他们留在了主人的床上。女仆人睡后，主人想起很多关于主人和女仆的故事。它们说的都是女仆跟主人上了床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就觉得自己再也不是女仆了，尽管她们还是女仆。
这位主人第二天醒来时，不敢马上翻身。他想他即将看到的景象应该是女仆还在睡着，忘了给他准备早饭，而且还会直接叫他的名字。
“最后怎么样呢？”黑丽很想知道结局。
最后，他就这样躺着，直到听见敲门声。女仆进来。对他说，早上好，老爷，今天在床上吃早饭吧。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黑丽问我。
我说，所有的男人都喜欢这样的故事。
黑丽说，那是因为所有男人都喜欢女人伺候他们。
我拥抱她，亲吻她。她告诉我，她不喜欢那个女仆，因为她虚伪。
拿自己开开心。
从派出所或者监狱里出来的人，大都寡言而且不爱见人，很少有情绪高昂者，这是我过去不知从何处得来的印象。见张道福时，我有了完全另外的印象，他好像刚从国外访问归来，所以，我也不好问他在派出所里怎么样。
“我们去吃饭吧？”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是他的办公室。
“别再去大燕二燕那儿了。”我差不多在求他。
“你这辈子恐怕放不开了。”他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我们去了另一个光可以吃饭，没有燕子也没有鸟的饭店。所以吃完饭张道福说，去看看大自然吧。
哪里是“大”自然呢？我们去了一个公园。而我至少有十年没进过公园，任何一个公园。在公园里，我发现，像张道福和我这样的散步者几乎没有。两个男人，看不出同性恋的迹象，谁都能从我们的穿着上做出判断，我们是官吏，是小官吏。观察力再锐利些的还能看出来，我们是管艺术单位的小官吏，同时也是离艺术最远的人。如果再进一步做点解释，说我们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分房，说不定还会获得同情。
走在张道福身边，看着那些自发组织的打拳跳舞的人，还有那些野泳的人，呼吸着平时呼吸不着的好空气，头脑似乎也清醒好多。这清醒却把心情搅得很乱。
“派出所怎么样？”我因为突然而莫名的绝望感获得勇气，问了我一直想问又不好意思问的事。
“开眼界。”张道福感慨而认真地说，好像我终于问了他，不然对我们都是损失。
“这我相信。”
“我碰见一个搞撬压的，跟哲学家似的。他跟我说，人和人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扎实了。”
“你是说搞撬门压锁的？”
“对，这家伙有一次进了一家，没完活儿呢，那家老太太就回来了。他看外面正好是下班时间，就让老太太给他做顿饭吃。老太太说眼睛不好，什么都看不清，做不了饭的。他说，那就烧点茶吧。老太太还是说眼睛看不清，烧不得茶。他早就发现，那老太太的眼睛好好的。他对老太太说，我只偷东西，不害命。老太太相信了，给他做了饭，烧了茶，还聊了半天家常。”
我笑了，转眼去看别处，到处是有差别的绿色。一群脏兮兮的孩子从我们身边经过，其中的一个男孩儿手里拿着一盒香烟，边走边分给另外的孩子。
“你把跟你老婆的那层窗户纸也捅破了？”
“早就扎实了。”
“你老是在外面绯闻不断，不怕你老婆离婚？”
“她怎么会跟我离婚？！如果我有一件绯闻，她没离婚，那我有一百件，她也不会离婚。”他不甘心地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总结的定律。”
“你老婆爱你吧，所以才不离婚。”
“这跟爱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她不离婚是因为她虚弱，离婚会过得更糟。我找别的女人也是因为虚弱，半斤八两，所以谁都不用同情谁。”
我想起了自己的老婆，觉得那是另外一种情形。
“你经历了这么多，没有让你真心动的？”我们逐渐有了坦诚的基矗
“个个让我心动。”他笑着说。
我也笑了。我想，他故意这么说的。没想到他又强调了一句：“我不开玩笑，对谁我都心动。这个甜点儿，那个酸点儿，我都喜欢。”
听他这么说，我也不好意思再提爱情这种字眼儿。
“你不烦吗？”
“你听谁说过，抽大烟的烦大烟？！”
我们已经从公园里走出来了，从我这方面感觉，我们比进公园之前更接近了，但在我们之间，我发现了更多的不同，这也许是我们能互相接近些的理由。
公园门口的电线杆上贴着治疗阳痿的广告。我随口说了一句，这样的广告太多。张道福立刻开玩笑似的问我，我是不是有问题。我笑笑，心里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有问题，像黑丽说的那样。
“我有个朋友开了一个这样的公司，叫勃阳健康用品公司，什么药都有，各种价位，来自世界各地。”
“你自己留着吧。”我打趣地说。
“我？哎，老胡，不瞒你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我生命力最后的完美体现处。”他说完，我们大笑起来。
“我不开玩笑，这件事，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好最长久的一件事。”
我们再一次大笑。
“真的，我他妈的不是一个好演员，也不是一个好丈夫，更不是一个好父亲，现在也不是一个好干部……”
“你是什么？”
“我是一个好床上人啊！”
我们最后大笑起来，不管天，不管地。即使全国人民都在看我们，我们也只能笑下去。这是无法制止的笑，好在不经常 爆发，一辈子里顶多一两次。
回到家里，我径直去见我的鱼，就想跟它们静静地坐上一会儿。明天全所开大会，要公布最后的分房名单，我尽量不让思绪停在这上面，该怎样就怎样，我现在多想也没用。
我看着和昨天一样慢慢游动的鱼，盯了半天那些公鱼们，在鱼的世界里，它们是不是也比母鱼们活得艰难？哥们儿，你们的感受如何啊？
我是说作为一个公的，就像我作为一个男的。
回家前，我去找过刘托云，想把分房名单的结果提前告诉她，不希望她再做出上一次那样的蠢事。可是，她不在。
“我本来想今天晚上跟你谈谈，但我听说，你们所明天公布分房名单，我们就改日吧。但我们必须得淡谈。”我老婆在门口对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
“有个叫于奎的打电话来，我看是想威胁你吧。”
我拍拍鱼缸，鱼不由得加快了游动的速度。那些拿着网走向池塘的人，能让鱼感到恐惧吗？尽管他们能用网杀死鱼。威胁，威胁，那个搞撬压的人会说，这不过是另一层窗户纸。想到这儿，我困了。
“都不许动”。
开会前，去门口找刘托云，她还是不在。然后我碰见一个穿着很油的工作服的小伙子，他拎着一个塑料桶，问我于奎在哪儿。我刚想说于奎已经退休了，于奎却从我后面冒出来，他招呼小伙子跟他去，然后对我说，这是他家亲戚，给他捎点东西来。
这时，男人三在走廊里喊大家去会议室开会：“重要会议，公布分房名单。”
我经过财会室，推了推门，锁上了。
我走进会议室，屋子里挤满了人，还有三四个人在找空着的椅子。这是我到研究所以来开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我坐到了前面，黑丽走了进来。她没到处找椅子，径直走到邓远跟前，她为黑丽占了椅子。
最后进来的是刘托云，好像刚从地底下浮上来。她自己拿着一把折叠椅，就势坐到门口了。
我用目光在会场上巡了一圈儿，希望公布分房名单后，会场仍然能像现在这样安静，至多有点嘁嘁嚓嚓的议论。
在我用目光巡逻时，黑丽对我信任甜蜜地微笑，甚至有些毫无顾忌。在我们之间关系有了变化之后，她再没提过要房的事，这让我更相信感情的力量。
刘托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仿佛那不是她的脚。她把双脚使劲往一处并拢。
即使所有的人都将反对我，只要黑丽能像现在这样对我微笑，我想，我就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请允许我省略在分房名单公布前我所说的所有废话和大家努力掩饰的不耐烦。因为你们还不认识名单上得到房子的人，他们和本故事无关，所以我只告诉你们，那些你们已经认识，想要房但没得到房子的人。
于奎，刘托云，黑丽。
一点骚乱也没有，会场很安静。在这安静中我却发虚，不知道自己做得对还是不对。黑丽扭头看侧面的墙壁，仿佛那儿写着另一份名单。她一定知道我在看她，所以故意不看我。她难过的样子让我心疼，这也许是我在短暂的安静里感到空虚的缘由。刘托云依然像会议开始时那样，看着自己的双脚。
我没看见于奎！
当我意识到这点时，他轻轻推门进来，浑身湿漉漉的，散发着汽油味。
我们都明白，他给自己浇上了汽油。
“我又是在门外听到名单的，我知道没有我的房子。”他说话声音小得让大家不习惯，后面有的人伸长了脖子。
我已经明白一切，下意识地站起来，还没等我迈步，于奎用一个手指把我定祝 别逼我。他说着，另一只手从裤兜里费劲儿地掏出打火机，然后开始了他这辈子里最真实最像样子的一次演讲。
“我劝大伙儿谁也别拦着我，这不是能拦得住的事。”他说着向大家晃晃手里的打火机，“现在，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还有。我不过是一个老百姓，除了敬酒还有别的办法吗？没有。”他自问白答，研究所的会场可能从没这样安静过，可以听见每个人呼吸的不同之处。
“我不认识比你更大的官了，”他又用打火机指点着我，好像我是生产打火机的那个人，“现在，我也不用再藏着掖着，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说实话最好。我给新所长送过礼，可他没收，我能理解，礼太薄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必须得要房子，我又不会关系学，我只能豁出去了。”
于奎面对着我，再一次向我出示了手中的打火机，然后郑重地对我说：“胡所长，我要房子，我也应该得到房子，如果你不给我，我就把自己点着。”他说着哽咽起来，但保持着刚才的郑重。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别人也一样。
“我要房子！”于奎突然大喊了一声。
男人三站起来，估计是想靠近于奎。于奎发现了，对他吼了一声，让他坐下，也警告别人都别乱动。
“都不许动！”他停了停，接下去又说。
“我太了解你们了，研究所的人从来都喜欢看热闹。今天热闹大了，对不对？”于奎又不那么难过了，声音也高了起来，“我知道我就是点了自己，也得不到房子。我死了，没人有责任。你们会说我是疯子，说我有病，去他妈的吧。告诉你们，我今天下了决心：要么给我房子，要么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反正活够了。”于奎大声哭了起来。
男人三走近了他，拉住他的胳膊，试着把他拉到座位上，但于奎不肯离开，好像门口是唯一能分到房子的地方。男人三看我，我连忙安慰于奎，告诉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分房子也一样，千万别冲动。
“闭嘴，别再跟我打官腔了。商量个屁，今天我把命豁出去了，谁也不许糊弄我。说，给我房子，还是不给？”
“你把打火机给我，我们立刻重新商量。”我说。
“不，你还耍我！别再跟我来这套，你以为别人的脑袋都让门挤了，你以为老百姓就比你当官的傻吗？”
“我能理解老于。”男人三突然冲着我和于奎之间的那块空白说，“为房子我也会拼命，这是你唯一能从单位得到的值钱的东西。”
于奎的眼睛里起了变化，在听到男人三的话之前，他的眼睛散射着仇恨和绝望，现在它们充满了委屈。这是一种不聚焦的委屈，你想不好它从哪儿来，被男人三的话说中了，还是被他误解了……不过已经无所谓了，也许每个人都有像于奎这样来自绝望的力量，但这力量却是一次性的，你爆发了，然后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从于奎的眼神里看到的正是这样爆发之后的空旷，再没有什么是属于自己的。
我决定给于奎房子，一个人一辈子还能怎样呢？
有诗意的是于奎不相信我的允诺，因为我没打官腔说考虑考虑，因为我没说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一室的还是两室的，因为我说给他房子时声音太轻，不庄重，所以我说：“好的，我说仔细点儿：给你一个小的一室的房子，条件是你家老人中的任何一个不在了，房子就得还给所里，然后再分配给别的人。”
于奎相信了，激动得要带着一身汽油过来拥抱我，我躲开了。这时大家鼓掌了，于奎就转向大家，伸着双手，一句话说不出来，哭了。
更有诗意的是人们都去帮助于奎收拾那一身汽油，没人问我那间房子从哪儿来。那些分到房子的人也没人表现出担心，担心自己会因此失去已经到手的房子。只有黑丽在走廊赶上我，低声对我说了一句话：“给老于的那间房子应该是我的，对吗？”
回到开始的地方等待结束。
有一些决定，如果你是在热血沸腾或者被诗意左右的情绪下做出的，事后实施时，会遇到无法想象的困难。最后，不仅别人不理解你，自己也很沮丧。
我答应给于奎一套房子，基本上届于这样的情况。
为了不马上面对分房小组的人，还有黑丽、刘托云，还有还有……我从研究所跑了出来。无论他们中间谁的问题，我现在都回答不了。就是我恨自己，好像也晚了。一套房子，对我来说还是好大的难题，这也是我仕途现状的真实写照。
我跑到单位附近的一个面包店，在那儿有几把塑料椅子，如果你买一块蛋糕再买一杯热牛奶或者热巧克力或者热咖啡，你就可以在那儿坐一阵。上午，经常没人。
还没到夏天，所有的饮料都还是温暖的。
我买了两块蛋糕，是为了一个人多坐一会儿，否则，在我还没坐够的时候，就会有人来问我是不是再要点什么，那意思傻瓜也懂：你坐的时间超过了你为蛋糕和饮料所付的钱。这好像是很可笑的事，但我们已经把它当成规矩接受了，减少了一次笑的机会。
我一个人坐了估计只有一块蛋糕那么长时间，吴女士走了进来，而且是径直坐到了我的对面。看来不是偶然路过。
“我得跟你谈谈，别担心，不是关于房子的。”
既然不是关于房子的，那么我也愿意跟个人聊聊。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有时候我也来坐坐，吃一块蛋糕，我得经常吃点甜的，因为我低血糖。”
我请她吃蛋糕，她说，说完了再吃。
“我想调走。”
“因为司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
她长叹了口气。
“他老婆没来找啊，只要你们中断那种关系，不就没什么了吗？”说着，我想起了司机的名字，所里人都叫他庆子。
“是没来找，也许永远都不会来找，但我还是呆不下去了。我想先跟你打个招呼，等我找好地方了，你别拦着我，给个方便就行了。”
这是在困境中女人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欲说不能，欲不说也不能。如果我说，好，我能理解你，我给你行方便，那么，她就没机会倾诉。可我现在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想听什么人说点什么，跟分房没关系的什么什么什么。
“到底怎么了，也许我能帮你一下。”
她哭了。我等待着。
“所里好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她一边哭一边说。
我坐直了，心想，怎么会，我没跟人说埃
“你别多想，他们不是从你这儿知道的。”善良的吴女士先把我择了出去。
“谢谢你相信我。”
“你要是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她擦擦眼泪，过会儿又说，“你刚来时，我对你有些误解。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可惜太晚了。”
“别说得这么悲观。”我安慰她，但我真的不喜欢她的这种说话方式。
“你很想知道，他老婆为什么没来闹吧？”吴女士的情绪多少稳定些，开始吃我的蛋糕。
我点头承认自己想知道，我也想学习学习策略，因为我也有老婆。
“他对他老婆说，如果她来所里闹，他就剁掉一根无名指，如果她还不听话，他就剁掉另一根无名指。”
“这是庆子跟你说的？”
她摇摇头。
“我听别人说的。他还跟他老婆保证，他再也不和我来往。”她说着，狠狠地吃了两大口，然后就流泪了。
“你还喜欢他，是吗？”我轻声问她。
“哼，哼，”她发出冷笑，“我喜欢他，我恨不得剁了他！”
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女人说这么凶狠的话，有点不习惯。
“所里人知道我俩的事，就是他亲口说的。”吴女士哭得更伤心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的心情，就把另一块蛋糕推到她面前，然后掏出我的干净的手绢递给她。我庆幸自己今天早上带了干净的手绢。
“他跟好几个人说这事，而且添油加醋的，说我多么放得开，说我缠着他……”她伏到桌子上，大声哭了出来。
我把手放到了她的背上，直到她的哭声渐渐弱了下去。我让她再在那里坐会儿，然后回家去。我告诉她，我同意她调走，在这之前愿意帮她做任何让她为难的事情。
我离开面包店，回到所里。我仿佛从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找到了力量，愿意马上就动起来，去做一切能行使眼前这点职权的事情。
我叫人把庆子传到办公室，没等他坐下，就把话说完了：“我还是所长，还有点权。如果你不马上闭嘴，再说任何关于吴雅的事，我就会想尽办法，让你倒霉，不惜代价。”
“所长，您肯定误会了。我那天喝醉了，我……”
“那你从现在开始忌酒。”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威风还有那么点侠义？可也许这不过就是一个假象，是被一股气胀起来的。
傍晚，快下班的时候，于奎以从前惯用的方式，再一次敏捷地闪进了我的办公室，蹑手蹑脚地走到我办公桌前。
“老于，老实说，你是我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
“明白，明白。”他谦恭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我都无法把那个浑身浇满汽油的于奎和他联系起来。
“那你最近就不要到所里来了。”
“明白明白。”他老说明白的样子跟电影里的地下党似的，“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对他点头。
“等这阵风声过去，我就给你汇款过去，我保证谁都发现不了。”
“收到钱，我就把房子收回来。”我真是沮丧到家了。
于奎走了，却把我的心情搅得一塌糊涂，突然间，生出很多厌恶，对自己的，对一切的。
我离开办公室，经过大门口的时候，虽然那里很暗，我还是看到了变化：刘托云和她的道具都不见了。我奇怪的是居然没人告诉我，刘托云离开了。对研究所的任何人，这都该是件不小的事。
黑丽坐在刘托云的角落里，那是把爱发出吱吱响声的破椅子。
“她刚刚走了，没跟你打招呼，看来是对你太失望了。”黑丽一边说，一边撼动那破椅子。
我等待她的下文。
“你很难过吧？”
我没有回答，心里真有点难过，不光是为刘托云的离去。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头顶锃亮的人。”黑丽站起来，气愤地对我说。
在这一刻里，我没有力量去安慰黑丽，能做的就是站在那儿听她责备我。
她伤心至极，于是说：“我对留你这种发型的男人比从前更讨厌。从前，我还感到好奇，虽然我从不喜欢那缕长头发，但还是想知道这样的男人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我就觉得特别恶心。都是虚伪的狗东西。”
“你开始在乎我的发型了？”我小声问她，怕什么人听见似的，其实值夜的老头儿是个聋子。
“我……”黑丽一时说不出什么，可能是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自己挂不住了。
“我讨厌你，再也不想见到你。”她说完跑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值夜的老头从收发室出来，对我点点头。
他是张道福找来的。据说，当时好多人反对，认为聋子不能值夜的。可张道福把他们说服了。
研究所有什么可偷的？没有。放一个聋老头足够了。而且，这老头只要求低工资，于是，他变成了研究所的夜间摆设。
我向他道了再见。
他智慧地对我笑笑，看上去根本不像聋子。
一种大家都喜欢议论的罪过：私通分房委员会的人找到我，问我给于奎的那套房子在哪儿。我说我去上面想办法，请他们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们都没说话，我想，这是对我的支持。他们走了之后，我又想，也许他们对我到上面去想办法的办法不抱任何希望。那我也得试试，没人会不理解，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上一级组织。
我经历过的所有星期，都不能跟这个星期比，它消失的速度是我从没经历过的，我觉得它还没开始呢，它已经消失了。
我当然没从上面要到房子，有些事我肯定想错了，或许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人了。最后，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办法，就向上面提出了这样的方案：把我现在住的三室房子调成两份，这样我可以把其中的一份（当然是小的那份）借给于奎，直到那两位活泼的老太太中的一位离开我们。
上面答应考虑我提出的这个最后的办法。上面的考虑结果下来之前，我还得和老婆谈谈。
那是一个雨后的晚上，下了一整天雨，一切看上去都清清爽爽，仿佛雨把树叶和人心都洗了一遍。如果你这时凑近树叶，任何的一片，都能看见它们的洁净。可我无法凑近人心，它们也能被洗涤吗？不管怎样，在这个雨后的晚上，我即使怀疑自己内心的一切，还是感到了清爽的心情。
我作为一个有心计的丈夫，和老婆谈房子之前，先跟我的鱼坐了一会儿，得把该说的先想一遍。可我那些可爱的鱼在这个晚上十分躁动，它们在我面前发疯地游泳，好像在进行奥运游泳马拉松比赛。我让鱼给闹得也慌了起来，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最先想到的是地震。所以电话刚响一下，我就抓了起来，仿佛是地震局通知我立即疏散。
“你能马上出来一下吗？”是黑丽。
我迟疑了一下。因为满脑子想的是怎么跟老婆谈我的最后方案，而且得让她同意。
“明白了，你不用出来了。其实我们的心情一样，我也不想见你，但有件事必须得跟你说。”
这又是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弥补的误会，我恨自己老犯类似的错误。
“你必须给我一套房子，因为我不能再在家里呆下去了。”
“黑丽，你听我说，这……”
“我不听你说，绝不！”
“为什么？”
“因为我怀孕了。”
真的地震了？我感到了摇晃。
“而且肇事的是你！”
她说完扣了电话。
她没有告诉我，她要不要跟我结婚，把孩子生下来，愿不愿意让我做这孩子的父亲。
她一定不知道。这对我是个不同寻常的奇迹，我是一个不育的男人。
我看着鱼，这会儿，它们都安静下来了，好像奥林匹克的比赛永远地结束了。
她也没告诉我，她要不要把孩子做掉，有无数的女人都是这么干的。
黑丽想干什么？让她永远恨死我，让歉疚像息肉一样长在我的某一个器官上，不时地用癌变威胁我？
我又把电话打过去，一口气问了上面的所有问题。可是她说：“我不知道，你别烦我！”
黑丽的电话换了我的心情，它不再是雨后的，不再是烦乱的，看着我安静下来的鱼们，想着于奎差不多用命换来的房子还没有着落，还有黑丽怀孕的事实……突然间，这一切的一切，都他娘的无所谓了。
恍惚中我走出了自己的房间，来到老婆的床前，她依然在看《时尚》杂志，要是有一天这本杂志不办了，她接下来的生活就毫无寄托了。
“你终于想谈谈了？”她说，“要是我再年轻二十岁，你就等不到今天了。”她说的话我听明白了，但就像没听见一样，我还没想好跟她先说什么，可是我的嘴自作主张了：“我怀孕了。”
“你说什么？”她说着用一只手来摸我的头。她的手真凉，我打了一个激灵。
“对不起，我说错了，我想说的是，我让一个女人怀孕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恢复过来了，这提醒了我老婆。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当然没有再说一遍。
“我明白了。”她一般说明白的时候，常常是什么都没明白。
“她是谁？”
我没回答，这重要吗？
“我明白了，”她越来越喜欢说这句话，“你要保护她。当然了，都怀孕了，当然了。”
“随你理解吧。”说这话时，我脑子里闪过满身汽油的于奎，心情依旧平静。
这个跟我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女人，扔下了手里的那本温文尔雅的杂志，顶着一脑袋大大的卷发器，像一头年轻的豹子一样，跃起，扑向我，并且一下子就按倒了我。
一个沉浸在自我骄傲和无所谓心情中的男人，尤其那骄傲来自对生育能力的肯定，不可能瞬间再恢复抵抗能力。面对她凶猛的进攻，我感到的只是虚弱。她打我的脸，也可能是在挠我的脸，我招架时区分不了这些，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下一个招式。
“胡东，你这个狗杂种，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为什么？”她一边打一边骂，“我恨你，你为什么不死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你知道我那么想要一个孩子，你是一个魔鬼，我恨你，我要杀了你！”
她用她独特的逻辑能力，组织对我的谩骂，终于让我清醒了，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那是怎样的沮丧啊，跟女人没关系了，我瞧不起的仅仅是自己。我放弃丁抵抗，她又打了我几下，也停止了。她大声哭起来，我闭着眼睛躺在地板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哭了一小会儿，突然又扑向我，摇晃我：“你为什么不说话？这么多年你就是用不说话对付我的，我恨你。”她恨我，忍不住又得打我。她揪着我的那缕长发打我，就像我前面描写的那个梦境中发生的一样。已经忘记的读者不如重读一下，所不同的是我没有反过来打她。一方面是想占我老婆的上风并不容易，另一方面我突然就觉得一切都很没劲。
买来的启示。
今天临出门前，我在包里塞了两件干净的衬衫和内衣，准备晚上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对付一夜，也许两夜，三夜，看情况了。
上班的路上，碰见一件新鲜无比的事情，因此，我上班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在大街上，卖诗，新鲜的诗，我是说刚写出来的，付钱后马上写。
十元一首，便宜到家了。
卖诗的人谦逊，不吆喝，而且不隐藏姓名，好像卖诗不仅磊落还包含几种荣誉在里面。
他说，他叫刘雨。
我马上想到了刘托云，他们会不会是亲戚？
在我迟疑的工夫里，他把身份证举到我面前，并且告诉我，不是假的。
我解释说，自己不是怀疑，而是想到了一个人。
“那人叫什么？”
“刘托云。”我说。
“跟我没关系。”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又说。
“我买一首。”吸引我的不是这种形式，而是玩这种形式的人。
“要哪方面的？”
“悲观点儿的，再有那么点儿遁世的味道。”
他想了几分钟，然后在纸条上写下了我购买的诗：什么时候，我能够。
谁也不爱。
哪儿也不去。
啥也不干。
我把这首诗放进口袋里的时候，手有些抖，忘了跟刘雨说再见。我朝研究所方向走了几步，才意识到这点，又折回去。
“你总在这儿吗？”我很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说不准，看收入。够了我就不来了。”
“收入，你是指钱吗？”我好像有点明知故问。
“那还能指什么？！这年头，只有钱还能偶尔为难我。”
我再一次没说再见就走了。这样的诗人都不容易再见到。我或者被这首诗击着丁，或者被它点破了，或者被它指引了，反正，我走进研究所的大门时，心里想的是，把所有的事都了了，不管是什么事。谁拦着我，我就踢开他，再拦我，我就掐死他。
我烦了，是真烦了。
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先走进了财会室，好像黑丽是我最大的问题。屋里只有黑丽一个人，她那样看我，好像在问，你是谁啊，进我的房间干吗？
“对不起，我忘了敲门。”我把发生的一切都现实地回忆起来了，刚才被那首诗鼓舞起来的勇气，减了一半。
“谁在乎你敲不敲门，有什么事吗，所长？”黑丽又低头弄她的账目，好像我进来时账目又混乱了。
“从前你不是很在乎别人是不是敲门吗？”我坐到她的对面。
“现在我有比不敲门更让我难过的事。”黑丽说得冷冰冰的。
“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房子。”她说话时头也不抬。
“那，那孩子呢？”
“先要房子。”
“如果我不能给你弄一套房子，就给你租一套，你可以一直住到单位分房。”我想还没想，就开始允诺。这之后，我想了一下，我到底是什么人。
黑丽终于抬头看了我几秒钟，尽管那眼神儿冰冷，却勾起了我再一次把她抱住的冲动。可就是这时，我从她的眼睛里看见了十分陌生的东西，我一时说不好那是什么，只是觉得它寒气逼人。
黑丽又朝我看了几秒钟，然后说她希望我能兑现自己的诺言，这样她就有条件把孩子做掉。
如果我刚才没在她的眼睛里看见那陌生的东西，我会想这女孩儿是因为我不能离婚才把孩子做掉的。现在，我心里鼓起了一个硬东西，连问问再问问的认真劲儿都没有。
我这个曾经不育的男人是不是该要这个孩子？以此向我老婆和世人证明一把，我终于可以像任何一个正常男人一样，让一个女人怀孕，不管我愿不愿意，也不管她愿不愿意。
我对黑丽说，我们先解决房子，然后再考虑别的。黑丽的脸慢慢显出暖意。
“你还生我电话的气吗？”她问我。
我安慰地摇摇头，心里闪过一个念头，男人得随时准备撒谎。
“我当时也气翻了，以为你根本不考虑我。”
“怎么会！”我停停又说，“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在你之前，我和老婆没有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她一脸茫然地摇头。
“因为大夫说我不育。”
“什么？”黑丽突然大喊了一声，“我没想到你居然能这么无耻！你什么意思？你？你想说我骗你是吗？你这个骗子。滚出去！”
从黑丽的办公室，我滚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距离不算远，却费了不少的力气。我是在司机庆子和吴女士的注目下走进自己办公室的。他们站在走廊上，当然听见了一切。
我硬着头皮跟他们打了招呼，仿佛我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同志，我们有了相同的不可告人的背景。
在办公室里，我又把刚买的诗拿出来，心情立刻好了许多。我正想找个显眼的地方把它别起来，以后再找个镜框把它镶起来，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庆子和吴女士。
他们分别坐在我的对面和侧面，互相照应地微笑，就像是一对准备结婚的热恋情人，来找我的目的是开结婚介绍信。
“这诗是谁写的？”庆子发现了我放在桌子上的纸条，“写得太好了，我就想这样活着。”
“好家伙，这几行诗写出了全体人民的心声。”我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内心很复杂，我十分惊奇的是庆子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怒气冲天恨不得掐死他的女士摆子。这本领上帝一定是忘了给我。
“所长，有件事我得跟您说说。”庆子的语调比我更像所长，“吴老师都跟您说了，我就补充一点儿，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我爱人肯定不会来，还有，吴老师调动的事儿您也答应了。我欠您的人情，等过段时间，分完房子，咱们再慢慢聊。”庆子说完这话，我想，如果让他当所长，会比我和张道福都强。
庆子要告辞，吴女士对他说，她还有事儿要说。庆子对她发出了一个好丈夫似的微笑，然后对我低声说：“有些人您得防防，从前就出过事的。您不能总是太厚道。”庆子说完像先知一样消失了。
相比之下，留下来的吴女士就太忸怩了。她拐弯抹角地说了半天，主题就是后悔当初在我面前说了庆子的坏话。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她那时太冲动了，也是受了别人的挑拨等等，现在，庆子跟她做了解释，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等等。
“你跟我说过的话，不管是什么，你都尽可以忘了，因为我都忘了。”我不仅是想安慰她，也开始发烦，想让她快点走。如果我也算厚道之人，她肯定比我还厚道。
“不过，所长，调动的事我还是想办。”她说。
“为什么？”
“庆子觉得这样比较好，我也是这么想。”
下班的铃声响过之后，我打开办公室的窗户，双层玻璃之间的窗台上积满了灰尘。我朝天上望去，是晚霞的时间，却没有晚霞，天边是一片均匀的灰色，仿佛天从来就是这样的颜色。这天色让人绝望，好像任何明亮的东西都不会再现。无论是月亮还是太阳。
我想起等待分房的刘托云最后坐在会议室门口的样子，她只是看自己的鞋尖儿，好像那里有无数空房。
我想去看看她。
问她的住址的时候，我想到了张道福，凭直觉认定他知道刘托云的地址。我给他打电话，他新单位的人说他在家休息，我又打到他家里去。
他病了。
“什么病？”
“没什么大不了的玻”他显然不愿意多说。
我问他刘托云的地址。
他立刻兴奋起来：“除了我谁也不知道她的地址。”他就像一个小男孩儿，“她没少给你添麻烦吧？”他诡秘地说，让我感觉那麻烦是他们两个共同策划的，“她跟我说，她这次要是要不到房子，得有许多人为此付出代价。”
“行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去喝两杯。”
“好啊，哎，老胡，觉得咱们两个还挺能聊得来，你说是不？虽然咱们两个不一样。”他突然这么说，我有点措手不及。不过一想，这同感，我也有。
“就是，下次我请你。”
“老胡……”张道福叫了一声，就没话了。我等待着。
“你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吗？”他的声音有些变化。
“没事吧？”
“看怎么说了。”
“什么病？”
“性玻”他低声说。
我突然就大笑起来，受我传染的张道福也大笑起来。我们好像在笑一个我们都认识的熟人，因为他终于得了性玻
笑过之后，我本能地向他道歉。他说：“别胡说八道。这一笑，我舒服多了。”
接着我们又笑了笑，但没有刚才的热烈和由衷。
别急。我就要成为我了。
刘托云住在歌舞团的院儿里，我到那里时，街上正是下班时可怕的混乱。汽车鸣笛，好像在责问前面的汽车，你为什么不走，你这个傻×！自行车拐来拐去，在汽车的旁边尝试着走出自己的捷径。我想起鲁迅说过的那句话，路本来是没有的，走的人多了，就有了。眼前自行车的情形多少有些相似，骑车人拐来拐去，只要能通过，就不去在乎那些走在自行车道上的汽车是不是侵犯了自己的权益。人不能总生气，不然寿命会更短。
在这混乱的嘈杂中，天色暗了下来，夜晚从容地拉开了序幕。
在歌舞团大门口，我打听了一下，那个人就把刘托云的阳台指给了我。那是二楼，阳台没有封闭，也没有堆积任何杂物。通向阳台的门窗挂着厚厚的灰垢，似乎这些门窗好多年没有被打开了。我担心那个人搞错了，又问另一个过路人，他再次指了指这个阳台，我才决定去敲门。
敲过两下没有声音，我想再敲五下，如果没人我就走。随着第五下敲门声里面传出刘托云的声音。她不问谁，而是问：“什么事？”
“分房子的事。”我说。
她打开了门，把我让进了屋里。
她那样看着我，好像我接下来说出的任何话，都是借口或者不真实的。于是，我决定保持沉默。
“你想干什么？”她先开口了。
“看看你的房子。”我说。
“我已经退出分房了。”她说。
“是吗？”我故作吃惊地问。
“所以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还来？”她说。
“想看看你。”我说了实话。
“你刚才在门外可不是这么说的。”她还是让我站在走廊。走廊很暗。后来，我才发现，不光是走廊很暗。
“投其所好。”
她笑了，然后对我说：“那我就领你参观一下吧。”
她说完这话，我本想跟她开个玩笑的，问问她，参观一下什么啊？一转念，又觉得跟刘托云没熟到这个份上。
没有一个房间是明亮的，这是我参观过后的感受。在刘托云的家里，到处都开着灯，你能看清楚一切，但这一切转瞬间又在你的视线里模糊起来。
我对她说了我的感受，又告诉她是灯泡的度数不够。
“这不关你的事吧。”刘托云说着，把我安顿在一个稍大的房间。
在她去泡茶的时候，我开始观察墙壁的颜色。在所有表示色彩的词汇中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用来描绘刘家墙壁的色彩。当她端着茶走近我的时候，我想，这墙壁该是一种旧时间的颜色。
我们手捧着热茶，差不多是面对面地坐着。她好像在等着我说点什么，这时候，我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理由到这里来。我来，好像是鬼使神差，又好像是我的愿望。
“其实，我没什么要紧的事。就是想谢谢你，在所里一片混乱的时候，没再给我找麻烦，就悄悄地回家了。不过，你要是给我打个招呼就好了。”
刘托云毫不避讳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她未来的女婿。
“你这是引导我向你道歉吗？”
“这话是怎么说的？”
“我不是给你找了那么多的麻烦吗？”
“别误会，我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那些麻烦你不找，原来也都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了不继续这个话题，我故意问了别的：“你叔叔会把这房子要回去吗？”
“不会了。”她说。
“为什么？”
“他死了。”
“什么时候？”
“两年前。”
“他没有别的亲人？”
“没有，他是一个光棍儿。”
我们都还把热茶捧在手里，好像它们是这房子里唯一的光明所在。
我没再说什么，所以刘托云间我：“这段时间，够难熬的吧？”
“还行。”我说。
“给于奎的那间房，你想出办法了？”
我摇头，心里安稳许多。
“总会有办法的，老天不会因为这件事反对你的。”
我连喝了几口热茶，好像看见了另一个叫胡东的人，他快挺不住了。
“你……”她想安慰我，但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就像我自己试过的那样。
手机响了。
“喂，你好，黑丽。”这时，我看了刘托云一眼，但绝没有让她离开的意思。
“谁？”黑丽在电话里说有个姓张的小姐有急事找我，我听清楚了，但又问了一句。
“谢谢，那你让她接电话好吗？”我又看了一眼刘托云，她还如刚才那样坦然地坐在那里，好像希望我把她看成是有关联的人，我的事情也是她的事情。如果这会儿，老天爷从什么地方望了一眼，会以为我们是结婚多年还互相信任的好夫妻。
“刘托云，你是多好的女人！”我不禁在心里生出这样的感慨。
“真抱歉，这么打扰你。现在能见个面吗？”张小姐说。
“恐怕不行。有什么事吗？”
“有件事，想问问你。我妹妹现在有一个男朋友，那人愿意跟她结婚，但她还惦念你弟弟那边，不知道你弟弟那边，是不是还有可能？”张小姐在电话里说。
“我想你妹妹肯定误会我弟弟了。男人帮助女人，不一定都是为了那方面，尽管多数情况是这样，例外总还是有的。”我说。
“我知道了，我也跟我妹妹说过，她自己想多了。”
“我……”
“你不用再多说了，我心里很明白。我回去跟我妹妹说，她也会明白的。她曾经跟我说，她不喜欢现在的这个人，但他的条件很好。她也得生活。我想你也能理解。”
“当然。”
“那个人在外地，过些天，我妹妹就走了，她让我代问你弟弟好。”
“什么时候走？我让他送送你妹妹。”
“不用了，你已经帮了太多的忙，非常感谢你，你是好人。再见了。”
我关了手机，茫然地看着刘托云。
“你的手机漏话，我都听见了。”她笑着说。
“要是漏电就好了，那样你就听不见了。”
我们都笑了。她看着我的目光对我来说，有太多太多的含义。
“她没有妹妹，我也没有弟弟。”我说。
“明白了。”
“而且我们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她说。
“她请我帮过一个忙，冒充她男朋友去参加她弟弟的婚礼。”
刘托云点点头。
“她是做按摩的。”
刘托云又点点头。我再一次喝茶，不然我会站起来拥抱刘托云。从没有一个女人给过我这样的安慰。在她的旁边，就像在妈妈旁边，她像妈妈可靠温暖，但又比妈妈聪明客观。她永远也不会犯妈妈们常犯的偏袒的错误。
但是，爱你。
我的该死的手机又响了。
我关掉了。它再一次响起。
我看号码，是我家里的。
“你妻子？”
我点点头。
“接吧，早晚都得接。”她说。
“有什么话，我回去以后再说。”
在我还没接电话时，已经想好了这句话。我不想再一次在刘托云面前充分“表现”自己。什么事都该有个限度，即使是唤起女人的同情。
可是我老婆在电话里说：“我要离开你，胡东，你什么时候回来，无所谓，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这个决定。做这个正确的决定，我用了差不多一辈子的时间，我真是太傻了。”她说完先挂断了电话。
我把电话打回去，好像是有点沉不住气了，其实也是。
“你把话说明白。”我好像在威胁我老婆，也顾不得在刘托云面前的形象。
“已经说明白了，我要离开你。”
“跟那个老余热吗？”我突然恨那个该死的老头子。
“你说什么？”我老婆很愤怒。
“明白了。那样的话，我什么时候回去，真的不那么重要，你说呢？”
“我也这么看。”她又先挂断了电话。
我关上手机，想把它放回上衣兜里，手却有些发抖，索性把它夹到两条腿的中间，好像这样就能制止我的颤抖。
刘托云看着我。
“再给我添点儿茶。”我说。
她往我的碗里加了热水，我谢了她，然后喝了一口，烫了嘴，害得我把刚喝到嘴里的茶又吐到茶碗里了。
“回家去吧。”刘托云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气，缓解了我的窘迫和难过。
我站起来，她送我到门口。临出门时，她不经意地对我说：“明天晚上，你要是有空儿，我想跟你聊聊，比如我家房子的事。”
“我来这儿？”我问她。
“行。”她说。
在回家的路上，这句话让我平静许多，也给我力气和安慰。
像列宁那样离开刘托云之后，我在回家的路上耽搁了好久。先是在街上找了点吃的，然后又在街上瞎转了好久，因为我有一种少见的心情，好像一个无比富有的人，根本不在乎眼前必须失去的东西，仿佛一切失去的都会带来新的补偿。
当我意识到这种心情时，自己被吓了一跳，以为这是人到了山穷水尽时出现的错觉。而从前，我好像听什么人说过，制止错觉的最好办法就是去理一次发。
我去理发店，剃了一个像列宁那样的发型。
对年轻的读者我得多说一句，如果他们不知道列宁，也不是他们的错。现在时兴的不是革命者，而是歌星什么的。
所谓列宁的发型就是月亮升起型，所谓月亮升起型就是中间是秃的，转圈儿有像护栏一样的头发。我剃掉了那缕长发，让头顶明亮了起来。曾经暗淡的这一切，曾经朦胧的那一切，都清晰光明起来。
我回到家里，老婆瞪着我的脑袋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因为我发型的改变，我们好像找不到话题了，但也减轻了尴尬。
她的目光提醒了我，在我去理发店之前，感觉自己富有的缘由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头顶上可以遮掩我缺陷的那缕长发应该是最后的。
一旦你觉得无所谓了，感觉就像富有者一样。
“你早就该剪这样的头了。”她终于说了一句话。
我想对她说声谢谢，可她还是我的老婆，我说不出口。我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你吃饭了吗？”她朝我后背喊了一声。
“吃过了。”我这么说的时候，肚子还是有点饿，虽然我在街上吃了两个夹肉火烧，还喝了一碗豆腐脑。
我惦念着鱼们，走近它们时，担心它们中的谁病了或者蔫了。好在没有，它们看见我，就像懂事的狗们见了主人，不仅摇尾巴，还加快了游动的速度。
我恨不得拥抱它们。
可惜，鱼不是女人，你不能通过拥抱和它们交流。
我回到厨房，老婆正在那里把吃剩的饭放进冰箱。我还不知道要跟她说什么，怎样说，但终于想跟她谈谈了。
“你吃过饭了？”我在她背后问她。
“吃过了。”她没有转身。
“我们谈谈吧。”
“好，我马上就过来。”
她还是我的老婆，但我觉得她陌生了。这就是夫妻间真正的变化吗？她不再问你任何事，突然就像你曾经希望的那样有涵养，有理智，这后面透出的些许冷淡，充满了女性的魅力。我没有马上离开厨房，在她后面站了一会儿。她的腰身还是那样丰满而有曲线，这里面一定还藏着另一个女人的生命，她会赢得所有的男人，只要她愿意；她绝不会跟任何一个男人计较，不满意就立刻离开；她的一生中堆积着男人，她正拥有的男人，还有那些愿意无条件等待她的男人……
离开厨房时，我还是觉得惊奇，女人该是什么样的造物，她们可能一辈子都不改变，也可能在某个瞬间就完全改变。老婆两三天前还在跟我大吵甚至要打我，可现在，因为她的变化，我们突然就陌生起来，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冷淡她。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周围的一切，它们和我从没熟悉起来。即使我在家，也喜欢坐在自己的房间。老婆走进来，我坐直了些，好像进来的是我的领导或者客人。
可她还是我的老婆。
“你先说吧。”她坐到我的对面。
我笑笑，她居然给我提供先说的机会了。
“还是你先说，电话里……”
“好吧，电话里我说要离开你……”她在这里停止了，我以为她改变了主意。
“现在，我还是这么想的，没有改变主意。”
“你想跟那个人搬到一起去？”
“他给你打过电话，是吧？”
“是的。”
“他告诉我了，但你没告诉我。”她这么说的时候，好像给那个人加了一分。
我沉默。
“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想跟什么人住在一起。后来情况有点变化，他病了，如果不和什么人住在一起，就得去养老院。他只有一个儿子在美国。”
“他跟我提出来的时候，我没有马上答应。”
“他跟你提出什么？”
“结婚。”.“是这样。”我轻声地说。
“是这样。”她也轻声地说。
“我下不了决心。”过一会儿她又说，说完就哭了。
我眼睛也湿了。我能理解她的感觉，因为我有同样的。
“毕竟这么多年了。”她边哭边说。
“后来，你说，你让一个女人怀孕了，我就知道什么都完了。这对我太残酷了。”
她哭得更厉害了，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此时此刻，我无法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辩解，那些曾经支撑过我的理由都消失了。我背叛了老婆，从根本上说是没有理由的。这样想的时候，内疚塞满了喉咙。
她擦了擦眼泪，告诉我，她这不是要责备我，就是心里难过。
我告诉她，我明白。我这么说的时候，她又哭了起来。
看着她把脸埋在双手里哭泣，我的心开始剧烈地疼痛。我命令自己走过去，拥抱我的老婆，安慰她一下。这可能和爱情没关系，但却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温暖。
我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我再一次命令自己。
我再一次拒绝执行。
“你爱他吗？”我想说点什么，来逃避我对自己的命令。
“你说什么？”我老婆吃惊地看我，停止了哭泣。
“没什么。”我咕哝着。
“我们之间从来就没什么，你怀疑这个吗？”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至少尊重我。他听我说话，也跟我说话。但是我不爱他，他也不爱我，这个我们都清楚。也许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信心一起生活，就像好朋友那样。”
“要是这样，你以前也会有机会的。”我说。
“你说得没错，我有过机会。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还爱你。”她差不多吼了起来。她觉得我这样是为了伤害她。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我低声问。
“你当然不相信了，你也可以不相信，我从没指望你能相信。现在都无所谓了，我那时候太傻了。”她这么说话的时候，又有点回到过去的样子。
“你从没对我说起过。”我的声音更低了，仿佛是凶手面对自己的罪行，做着本能的辩解。
“我不知道怎么说。”她说。
“你也从没对我说过，你爱我。”
“但是，我们不一样，你不说，是因为你从来就不爱我。而我不说，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你总是那么冷淡。”
我没有勇气再一次向她证实，我真的从没说过爱她吗？假如我还有一只手，它会猛烈地击打我这张丑恶的脸。
“我对不起你。”
“我不想听这个，没意义了。”她说，“我们还是说点实际的，房子能不能调一下？”她为自己拉上了大幕，决定再也不向我袒露自己。
我也丧失了去拥抱她安慰她的愿望，觉得自己不配了。
“怎么都行。”她提到房子，把我送回到了现实的世界，好像房子是我必须永远面对的一件事。
夜里，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怎样都睡不着。我打开窗户，让夜里的空气进来。我居然没怎么想老婆的变化，更多想的是房子，甚至想到了于奎。也许她是对的，我真的不爱她，从来都没爱过她。这么想的时候，觉得自己连条狗都不如，十几年的共同生活，最后，我们所存无几，变成了真正的乞丐。
她找到了一个想换房子的人，可以把我们的三室换成一个一室一个小两室。她想要那个一室的，作为自己的后路。如果跟老头合不来，她就一个人过，所以她必须有房子。对一个要离婚的女人来说，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可是，我用那个地段不好的小两室换不了两个一室的。
浑身浇满汽油的于奎得到的将是我的一张口头的白条子。不知为什么，这是谁都无法想象的。
手机响了，好像我一直在盼着它响。
“喂。”
“睡不着吧？”是刘托云。听见她的声音，我的喉咙发堵，眼睛发潮，所有被自己压住的委屈都往上翻。
“你在想什么？”她问我。
我没有回答，怕自己一开口哽咽了。
“你在想房子。”她说。
“怎么这么晚了，还打电话？有什么急事吗？”我问。
“我估计不会打扰你睡觉，所以就打了。”
“你说得对，我还没睡。”但我没说，躺在沙发上的男人很难入睡。
“你听着，房子的事，你不用愁了。把我现在的房子调开，一间借给于奎，剩下的是我的。”
我觉得突然，因为我已经四十二岁。
“现在睡觉吧，明天，你去厅里问问，估计他们能同意，而且很快就会办好的。”
“为什么？”
“如果你真想知道为什么，明天来吧。”她说完挂断了电话。我开始有了睡意，不仅仅因为房子有了着落。
砌在玻璃中的人早上我醒来时，已经八点。老婆上班走了。我起来到处走了一圈儿，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却觉得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洗漱完毕，就想赶快离开。
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又吃了两个夹肉烧饼，还喝了一碗稀饭。坐在路边饭铺的棚子下面，放眼望出去，都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却不像往日那样令我沮丧。
有很多我无法把握的事，付饭钱的时候我心情平静，仿佛更糟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我想到外国人付小费的习惯，这是从前我不能理解的事，现在，我再去想它，就有种奇怪的感觉，世上令人费解的事太多了，最后它们都变得自然而然，再也不需要我们的理解，只留下回忆，带着当时的色彩。
去单位的路上，我想起多年前，在公共汽车上遇到的一件小事。也是跟小费有关。
那时的汽车票价还是五分八分一毛。一个小伙子拿一毛钱买八分的票，女售票员找他两分钱时，他说，不用找了。
“还是找你吧。”女售票员还很友好。
“我说了，不用找了。”小伙子口气平淡。
“你还是拿着吧。”女售票员有点窘迫了。
“不找不行吗？”小伙子有点不高兴了。
“你什么意思啊？我凭什么不找你钱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说不找了，你干吗非找不可呢？”
“当然非找不可，我们是国营的。”
“国营的又怎么样，我都说不找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干吗要照你说的去做啊？”
“你干吗把一件两分钱的小事搞这么大啊？‘文革’的时候没过着瘾吧？”
“就是，‘文革’那时候多好啊，哪有这么多精神病！”
“你说我有精神病？”
“我可没说你，是你自己说你有精神玻”
“我……”车进站了，小伙子看站牌儿，连忙说，“倒霉，我得下车了。”
“整个一个精神玻”小伙子下车后，女售票员一边招呼乘客上车，一边说，“还以为两分钱咋回事呢。”说到这儿，突然想起那两分钱还没找回去，就探身窗外，小伙子已经不见了。
车再一次缓慢地启动，女售票员生气地把两分钱扔到窗外。
“去去晦气。”她说完离开座位，去后门卖票。
她走近一个站在柱子前的小伙子，头也没抬，就从他手里接过一角钱。
“八分的票，剩下的不用找了。”女售票员吃惊地抬头，就是刚才下车的小伙子。
时间所呈现给我们的面貌，就是总在消失着，一分一秒地过去，也总是留下一些这样的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有意思。
我走进研究所，立刻朝刘托云曾经在的角落望上一眼，有人在那儿放了一把办公室的旧椅子。我的心情有点莫名其妙，想坐到那把椅子上去，抚摸一下那个角落的空气。
我刚坐到椅子上，还没去抚摸空气呢，黑丽从办公室出来，撞见了我。她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不解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孤零零的被告，正等待着最终的判决。
她没跟我说话，但是潜台词我已经读到，仿佛我背后站着刘托云。
“哎，黑丽，我正要找你，我有事跟你说。”我起来走近她。她怀疑地看着我。
“你要出去？”我问她。
“我要去银行。”
“那我陪你走一段路。”
街上永远是说秘密话的好地方，永不停息的喧闹让人感到孤寂，却让秘密变得安全，没人关心你在说什么，只要你不喊着说就行。
“我打听了一下租房子的情况，可选的房子很多。我想问问你，喜欢什么地方的，离你父母近点儿的，还是……”
她没有说话，嘴角一直噙着一丝冷笑。
看见她这样的表情，我的心情一下子就黯然了。为一套房子和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上床而且怀孕，代价的确太大了。想到这儿，我对黑丽的同情淹没了我。
如果黑丽要这个孩子，想和我一起生活，我没有别的选择。
仅仅因为这个孩子吗？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她冷冷地对我说。
“你最好早点告诉我。”
“还有，我们……”
“什么？”
“一起吃个晚饭吧。”
“为什么？”
“谈谈。”
“谈什么？”她越说火气越大。
“你怀孕的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你是怎么打算的？”她的反问十分有力。
“我听你的。”
“要是我想跟你结婚，生下这个孩子，你也听我的？”
“对。”
我应允的时候，背上一定在冒冷汗。这是我付不起的价格，可我必须付。由此，我理解了，什么叫悔意。
黑丽把嘴角的冷笑笑了出来。她说：“你把头剪了，别告诉我原因，我不感兴趣。但是，傻×都能看出来，研究所的新所长获得了新生。”她说完像电影里受伤害的自信女性，昂扬地转身，离开了我。
“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我的话被风吹得四散飘零。
又回到所里，庆子一个人来找我。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我到研究所以来的第一次。
“你也想要房子吗？”我说。
“我一个臭司机，什么时候房子能轮到我埃”
“你什么时候来的？”
“比您早半年。”
“是吗？”我的确惊奇，“可你看上去就像建所的元老。”
“我是闲人，什么事都能听见。”
“那应该你来当所长，我什么事都听不着。听到的也都是没用的。”
“有些人，您得防着点儿。”庆子说着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
看来，他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