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近十年时间里都用脚板和一片野洲保持着亲密联系，这野洲在他心里会成为怎样的存在呢？
许多年前的春天——具体年份记不清了，我在饶河这边的圩堤上望着对岸出神，怎么彼岸花树那么繁密，像披红挂彩要去参加全国圩堤选美比赛似的，这边却只有单调的矮草呢？
诧异一闪而过，就随着河水飘走了——我正走在去约会的路上，脑子里惦念的是远处的城市。
那时我二十出头，在县城工作三年就去了别处。三年里也去过一次对岸，和女朋友一道。往西走得不远就被河沟拦住了。我们歪头关注着彼此的心情和态度，脚下有路或没路就显得一点不重要。回来后也写过一篇有关竹秸林的短文，但其实，写的仍是爱情。那时，再好的地方也不过是爱情的附庸和背景。竹秸林是什么样？文章里并未多记述，后来回想，只记得是一片疯长着野树的荒洲。
再次对河对岸发生兴趣是三十来岁的事，那时我已结婚生女，也利用出差之便在全国各地跑了一大圈，对人的世界的好奇减退，对野地兴趣渐浓。
每年春节回县城小住，应酬的频度和鞭炮的密度让身心焦躁，就想去户外躲清静。每天都有微型而重要的家庭外事活动，远山远水去不了，最合适的距离是饶河对岸。
一、懒汉渡
我居住的中学的坡下是年头久远的渔村馆驿前，村民傍河而居，村西草洲辽阔。古代设有由水路进城的重要驿站。至今仍有许多人家靠养鱼、贩鱼和生产鱼钩、鱼卡为生，几乎家家都建了楼房，也家家都保留着渔船。
与馆驿前隔河相望的对岸原本有个叫角山的行政村，九八年被洪水洗劫后，政府出于安全的考虑，把村民迁到了这边的镇上居住，安置了新住房，发放了生活补助。年轻人自然高兴，就势甩掉了农民身份。老年人却过不惯没有田地、每天还得去菜市场买菜的生活，觉得花这笔冤枉钱像从身上割肉。身体健旺的，每天步行三四里路到馆驿前坐船去对河的旧菜园种菜，朝去暮归，与从前的日子藕断丝连。
可能是为了满足这个群体的需求，馆驿前有个叫耗子（发音如此，字怎么写不知道）的中年人就每天划着桨在河上摆渡。
耗子懒模懒样，转个身要半分钟，说话也不肯完全张开嘴，一根烟斜叼在嘴角，口水把烟身浸湿了半截才唆一口，眼睛也像中午的猫一样半眯着。听他划桨像听催眠曲，上一声和下一声的间隔长得足以容纳一次瞌睡。
遇上轮船和快艇横着冲过来，他也不慌，扶着人字形双桨等在河中央，那神情就像人在斑马线上等红灯。快艇经过时，喇叭状的波浪剧烈地扩展到小半个河面，渡船被波浪颠得忽上忽下，不习惯的人会惊出一声冷汗，看看耗子心又定了，他悠闲地荡着桨保持着木船的平衡，一点都不着急。
他的慵懒是天性所致还是渡客太少纵容出来的呢？他把人送到对岸，要坐在船上等半天才能接到一个回头客，在这边也差不多。他干脆就去离水边不远的人家打一圈麻将，听到渡客“耗子！耗子！”地叫唤，才不紧不慢地顺着水泥斜坡下到水边的船上。过渡的基本都是熟人，也都知道去哪里找耗子。
他泊船的地方也不是什么正经码头，船身四周汇集着装冻鱼的白色塑料泡沫和从上游飘来的枯枝、菜叶之类，不过水质还是不错的，夏季灰绿，冬季深蓝，四季都有人蹲在岸边洗衣、洗菜。
可能是因这劳动太低效吧，他收费也极低，来去各一元钱，比街上的黄包车还便宜。我去对岸时问他钱是现在付还是回来时一起付，他含着烟嘟囔：“随便。”
他收钱随便，爽约也随便，有时说好了几点准时返回，跑到水边却不见渡船，船像只狗被拴在对岸的斜坡边，人却久等不出来。这时离朋友或亲戚约的晚饭时间很近了，手机频频响起，我却被一两百米宽的河水隔在城外。
第一次被耗子放鸽子，我在南岸等到天黑都不见他踪影。一个人在圩堤上下四处转悠，幸好在一处菜园里发现一个挎着竹篮摘菜的老妇，在她的指点下，朝东沿着河往上游走了两华里左右，终于在一座废瓦房背后找到另一渡口，过河就到县城最繁华的旧码头东门口，总算避免了露宿荒野的结局。
也是木渡船，划桨的人年过六旬，眼神和手脚却比耗子麻利许多，我把被耗子扔在野地的事告诉他，他表情暧昧地哼一下，轻声一句：“队里给我们补贴了钱咯。”
问他角山的村子有多久历史，他答得也含糊：“解放前我屋里就在那里。”
不过我家离馆驿前近，到对岸还是坐耗子的船方便，万一他打麻将忘了把我接回来，就去东门口对面坐老人的船，老人风雨无阻，船在人就在。
也向耗子要过电话号码，却基本找不到他，好不容易接通一次，里面一个小女孩不耐烦地大声喊叫：“我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喝喜酒了。”
像隔着门缝轰一个讨债的人。
二、野草莓
角山村的旧屋全建在堤坝边内侧，有的是颓败的黑瓦房，有的是建了一半的红砖楼，居民搬走后，全变成了灌木和藤蔓的乐园。青草拱破客厅中间的水泥地，从裂缝中冒出来长成一人高，野藤不仅覆满外墙，窗户也全被封锁，原先做作卧室的空间，被黄蜂和蚂蚁筑了巢，人行其间，每走一步都惊心动魄。惊心的是这里的安静，而不是鬼屋之类的联想——四周到处是活泼、旺盛的生命气息呢。
不时有白色的鸟影从窗前掠过，跟踪它们的身影望去，堤坝内侧水塘边的矮树上栖满鹭鸟，像一朵朵肥硕的雪白花朵。稍走近些，就能听见“嘎——嘎嘎——嘎”的对话声，草地和树叶上全是斑白的鸟粪。
它们不习惯人的脚步，受惊起飞时，空气里喷溅、播散出热烘烘的来自水鸟皮肤的膻味。
那道堤坝和饶河平行，过渡后往西走三四华里，与河面呈直角拐向南边无尽绵延，中途绿树密集处有几处破屋。前几年我一直不敢拐弯往南走，耗子和渡客说过，破屋那边住着十几条野狗。
我的活动范围一直止步于那个直角。
这一段圩堤上除了角山老村，中段还有一个两层楼的电排站，过去可能还作过生产队的办公点，墙上的标语依稀可辨：“抓纲治国”“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之类。两个老头住在那边看管鱼塘。堤坝内侧荒地一望无际，只有近处开挖了几口鱼塘。
他们养了狗和鸡，狗很温顺，见了生人也不叫一声。鸡很狂野，满天满地地奔跑、低翔，让人怀疑时间久了它们会返祖恢复飞行的能力。楼旁的矮屋可能还养了猪，一听见脚步声就哼哧哼哧地激动不已。
我在五月去过那边，堤坝上带刺的草窠里长满覆盆子，像凝结成团的小血泡，有人叫野草莓，我们那儿象形地叫它泡子。抛进嘴里，上下齿轻轻一合，又爽又鲜的汁液就溃了满嘴。采摘时如果不小心用力稍大，就破碎在指尖上。与之相比较，棚里种的草莓就像是塑料做的，又糙又寡。
有年五一节，我和家人特意过渡去那边采泡子，带了小塑料袋，沿着堤坝往前检索。每走几步就是一大丛。因为无人惊扰，草窠一长就是一米多高，泡子一团团一窝窝，低的坠到了地面，高的要踮着脚伸手去够。低处的我们不要，怕被蛇爬过，只挑高的和大的，一两丛就能采满一袋。袋子装不下，就把遮阳伞倒过来装。伞就成了一艘草莓船，我们托举着它小心地踏上归程，在街上引起路人围观，到家时，最底下的一层被压得血肉模糊，像在伞布上涂了一层浓血浆。
电排站附近还有片小内湖，水面波平如镜，蓝天和白云的倒影和它们在天空中的形象一模一样，一丝皱纹都没有。湖滩开阔柔软如少女的腹部，每逢春深，就缀满绛红的紫云英，蹲下去看像花的森林，站起来俯视像织工考究的丝织画，让人不忍踏足，只舍得远远地站着跟它合影。
母亲重病后在老家休养期间，因为体重减了二十多斤，形影单薄，不怎么愿出门见熟人，平日总在家里窝着。
我们不甘心她和春光隔绝。泡子最红的日子，我和爱人、妹妹、女儿强拉着她到对岸玩了一次。在那边遇上熟人的概率为零。
母亲身子虚弱，厚外套外还套了马甲，她无力多走，到了电排站就在门前的藤椅上坐着，左手反转手背撑着腰向远处张望，暮春的阳光被槐树的枝叶筛剪成细碎的光斑洒在她身上，温暖又凉爽。
守鱼塘的老头站在洗衣池边剖草鱼，可能是时间太富裕无处打发，动作迂缓得像制作工艺品。我们很随性地向他打问河这边的情况，母亲偶尔也插几句嘴。老头回答着，随手把鱼的红鳃和灰色的肚肠甩在泥地上，鸡和狗都围过来分食，但并不打斗。头顶枝头上的八哥也叫得激动。
这最家常的上午时光，在我看来就安宁得接近完美了。
湖滩边几丛刺花开得像爆炸，白的黄的簇拥成一团团，缀满锯齿的刺藤蔓把花托举得比人还高。我们轮流站在花前拍照，又拉着母亲过去拍照。她不满意自己病中的形象，可能也不习惯大张旗鼓地跟花合影。游说半天才动身，她斜撑着边缘镂花的遮阳伞，隔开了浓稠、晃眼的阳光，也挡住了一部分花影，但细腻的粉状花香一缕一缕地袭来，什么也挡不住。
我按快门的瞬间，看见母亲浮出了难为情的微笑。
三、野狗
第二年母亲就闻不见我们这个时空的花香了。我过河基本不在电排站逗留，每次路过就远远地绕开。
其实我也是多情，世事不仅在我家变幻，电排站也换了主人和面貌。一伙搞实验田的外地人租住在那里，门口停了好几辆高大的蓝色和红色的拖拉机头，没变的是住在猪圈旁的狗。
电排站门前的机耕道也修整一新，笔直地铲向沃野，像八零年代宣传画上的景象。
我带着爱人和女儿顺着它走过一次，可能是十一长假吧，天气挺热，女儿累得腿发软也没走到头。路旁除了平地还是平地，有的已翻耕，有的板着脸孔等待翻耕。沿途没什么树林可遮阴，手上还挽着一件件脱下来的衣服，行动也不利索，只好中途返回。
我爱的正是这里的荒芜，每次一过河，心里就轻松安静下来，平日积压在心里的人物和事情都卸在河那边了。
我也很喜欢这种枯燥的行走，既修炼肢体，也修炼心性。在这样的天地里，自己不想说话没任何人会打搅你，在平常这点太难做到了，身边一直有人在说话，自己也常忍不住打开电脑和手机跟世界发生瓜葛。
你在枯燥里行走得久了，神经和血管就渐渐地放松，你在走进田野深处的同时也更深地走进了自己的内心。
春节时我单独去走了一次，一个多小时后被河沟拦住，远处的浅滩上白斑点点，细看在轻微地移动，用望远镜放大看，有的在滑翔着起飞，有的在衣袂飘飘地徐徐降落，是群天鹅和白鹤。
我冲着那边大喊，没有一只理我。
一米七八的身躯在如此阔大的天地里小得可以忽略不计。我的声音传出不远就被空气稀释了。
有年冬天，我决定一人沿着圩堤穿越那个被野狗霸占的地盘。只有顺着堤坝，才可能走得更远。
那些野狗的前辈据说也是家狗。村民迁走后，不少狗却赖在废墟里不肯离开，有的饿死、病死，强悍点的靠吃鸟蛋、田鼠和鱼为生，繁衍的后代野性更足，不仅攻击牛犊，有时见了人也会发起攻击。
但我想，总不能因为怕狗就放弃这片迷人的野地。
我背着双肩包，里面装着相机、饼干、牛肉干、冻米糖、巧克力、矿泉水和一把折叠军刀。手上拎着从地上捡的手肘粗的棍棒，顿时有了迈向景阳冈的豪气。武松连老虎都打得死，我还怕几条野狗不成。
拐过直角后，堤面上蒿草缠脚，连蛇形小路都找不到。一路上窸窸窣窣，走了数百米，望见树影下的破屋时，心跳猛烈敲打耳鼓，握棍棒的手也青筋暴起，随时准备爆发出千钧之力。
我保持着挥棒姿势一步步迫近破屋时，却没惊起一声犬吠，也没可疑的身影突然跃出。在原地站了半天，悬在高空快速舒张和收缩的心脏才缓缓降落。
返程过渡时听耗子说，那些野狗年前被人下药毒死了卖到菜市场去了。
“船舱都装满了哦，算发了一笔财啰。”说到这件一本万利的谋杀案，耗子的眼皮下才射出一丝兴奋的光来。
过了破屋，就基本看不见大树了，连缺枝少叶的苦楝树都没有。走了五六里远，圩堤外侧出现大河沟。
河宽足有七八十米，水很清，豆绿色，但波不平，不兴风也起微浪。却几乎望不见船影，不像饶河，不时就有运沙、运木材的大货轮轰隆、轰隆地驶过。
无船过河，跟着弧形圩堤持续右转，见一绿色的帆布帐篷搭在河边，正想靠近，两只黄土色的干瘦土狗杀到路中间。
我浑身皮肤一紧，收腿站住不动。
狗亦站住，只在原处试探性地提高嗓门。我作下蹲捡石块状，它们掉头就跑，跑个六七米又停下来拖着尾巴歪着脖子吠叫，如是者三。狗的发声由高亢转向含混，最后都有点呜咽的意思，似乎受了什么误解和委屈。
我心里有数了，它们肯定不是丧家的野狗。就丢了棍棒，大步径直前行。狗一直退让，我到达帐篷边时，它们退到河边的一个小沙洲上，我这时才看出来，其中一只还瘸着一条前腿。
如果我逼向沙洲，它们是不是会跳水而逃呢？
那样就太罪过了。唉，在这样的荒野，不伤害我的东西就是我朋友，我丢了几块牛肉干放在地上作见面礼。它们在沙洲上纠结地打着转，等我稍稍离抛食点远些，就摇着尾巴扑了上去。
帐篷没门，门洞两侧却虔敬地贴着红红的春联，里外和四野都没有人。帐篷里煤气罐、煤气灶、床铺和柴油机一应俱全，横梁上还悬挂着几条油油的咸鱼。都积了薄薄的灰尘，水缸旁边的地上都长出了二三十厘米长的青草。
主人怕是回家过年去了，渔网窝成一大团堆在帐篷边上，一只旧木船系在岸边无聊地停着，没有桨，船身一荡一荡的，任由波浪调戏。
河对岸的荒野上有什么呢？我伸长了脖子也望不出多远。
上圩堤返回时，二狗保持距离尾随了我好一阵，我走出几百米时，仍望见它们站在路上目送。
四、遗址
过年时闷在家里促膝闲聊，谈到河对岸。父亲不屑地说：“荒天野地的，有什么看头。到君子里去还差不多。”
外公60年代初曾到鄱阳湖边垦荒，他当时的身份是县直机关农场的场长，带着一伙职工住到了一个名叫君子里的荒洲上，外婆带着我母亲、舅舅等几个子女也住了过去。
舅舅来家里拜年，问及君子里，他说过了河还要走很远，要过两次渡。
我想起上次走到的帐篷处，在那边望见的对岸是不是君子里呢？
我跟舅舅说：“下次带我去看看吧。”
舅舅答：“除非搞得到船，现在那边没有人家，没船过不去。”
这年头搞车很容易，搞船却很麻烦。我以为这事只是笑谈，没想到父亲说：“下次就租条船去看看。我记得你妈妈讲过在君子里住帐篷的事，有一次打风暴，风把帐篷掀翻吹跑了，你太外婆吓得躲到桌子底下。还有一次打雷，把桌子炸得焦黑。你妈妈和你大姨人都吓瘫了。”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与她相关的一切遗迹都心向往之，不仅坚持每天去墓地，还动不动就要我开车送他去母亲的老家祥环，他自己的老家倒去得少了。
我以为父亲会等到我下次回县城时一起去，没多久就在电话里得知，他居然同舅舅、舅妈和两对姨妈、姨爹先去了。是在镇政府工作的妹妹帮着租的船，上岸后还遇上了野猪。姨爹、姨妈和舅妈不愿多走路，坐在岸边等，父亲和舅舅找到了当年外公扎帐篷的地方。按他描绘的方位，同我隔河眺望过的那片荒野很相似。
秋天回县城时，我们一家三口也到馆驿前花200块钱租了一条机动船去找君子里，父亲和妹妹一道跟去，他说是带路，却相机、水壶、背包装备齐全，蓄谋已久的样子。
船从竹秸林旁一条与饶河垂直的河沟切入对岸的草洲，深入草洲腹地好七八公里后左拐进入一条大河道，顺着大河一直往东，几公里后，北岸越来越像我步行到过的堤坝尽头，南岸站出一排笔直的杨树，像列队迎宾的仪仗队，颜色深浅不一的金黄叶片在秋阳下金属片一样熠熠闪光，水中的倒影也对称如画，我站在颤动的木船上信手用相机按下快门，不经意间拍下的照片后来被《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发表。
登南岸路过一些砖石废墟，父亲说：“这里就是君子里村旧址。村子也是九八年以后迁走的。”
君子里村自元代起就有人烟。居民都是从馆驿前一带搬去的。之所以得此雅名，据说还和朱元璋有关，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有一次路过君子里进村讨水喝，听到一些茅草屋里传出幼童读书声，颇受震动，想不到如此蛮荒之地竟盛行读书之风，问及村名，村人说野村无名，这个未来的明朝皇帝就封它为君子里。
这个传说是妹妹从一个君子里籍的同事处听来的。我本能地怀疑它的真实性，鄱阳湖边的许多传说都与朱元璋有关，谁知道有几个是真实的呢？不过这个村名确实雅得离谱，不像是乡野村夫想出来的，应当和某个文人高士有关。这似乎说明数百年前君子里所在的这个孤岛常有舟楫路过。
外公开垦的机关农场距君子里村三四华里远。
父亲急着带我们去找外公扎帐篷的旧址，我们却被路上的大片荻花缠住。这可能是我见过的阵容最大的荻花，远远望去，白色的花絮弥漫成一带云烟，更惊艳的是，近景和中景都分布着叶片深红或金黄的梓树，火炬一样似乎要把荒野点燃。随便站在哪个角度取景，都是精彩绝伦的电脑桌面。
我们拖拖拉拉地一边走一边拍照，父亲用一声高过一声的吆喝鞭打我们。穿过一片比人还高的荻花丛时，在其中邂逅一群放养的水牛，足有四五十头，毛色黝黑闪亮，难怪一路上都是它们的粪便和蹄印。它们对我们视若无睹，一大团黑色静默地从荻花中穿过，就像默片时代的电影画面。
过了荻花丛，草洲就野得没边无际了，一直隐没到地平线的怀抱里，地平线的那头，是肉眼望不见的鄱阳湖。途中也纵横着一些沟壑和湖塘，却无法改变地势的平展和天空的高远。
父亲指着一块像蛋糕一样蓬松平整的苔原说：“你舅舅上次说，外公一家当年就住在这里，你妈妈平常住在县中宿舍，周末就步行回这里。”他又指着远处：“外公带着人在那里种油菜、大豆和芝麻。一涨水就前功尽弃。就算是丰收，种一斤粮的成本比买一斤粮还高。事实证明，向鄱阳湖要粮是得不偿失，机关农场后来就撤销了，你外公去洗麻厂当了厂长，你妈妈也结束了住帐篷的苦日子。”
遗址上没有任何遗迹。鄱阳湖的水每过一些年就要涨到这里来席卷一次，东西再多也存留不住。
君子里除了轻微的风噪，只有云雀高高低低的鸣叫，嘹亮而单调，像是在播放录音机。它们的身影时隐时现，在空中悬停时翅膀抖动得看不清轮廓，降落地面时灰麻的身子又被相近的草色淹没。
我环着鄱阳湖走了好几圈，没想到最美的草洲居然藏在老家的眼皮底下。站在君子里的土坡上往北眺望，县城的楼顶和玻璃反光白亮亮一片，直线距离应该不超过8公里，手机信号都是满格的。
我像跌入蜜罐的蜜蜂一样爱上了这片野洲，回南昌不到一个月，又特意跑回去看过一次。荻花深处，还有一片树林，梓树、柳树、杨树各尽其美，却无人出没。极像古装片里的手绘布景。
父亲又跟去了，捡了根木棍当手杖，走起路来比我还快，转着转着又往那片蛋糕状的苔原去了。
母亲健在时，父亲从不肯单独跟子女们出门，甚至彼此说话都要通过母亲中转。这是他年轻时过于看重自身权威的后果。母亲离世后，他不得不重新学习跟子女沟通。但他坚持一个人住在学校的宿舍区，怕母亲回家找不到人。妹妹每周去陪他吃一次饭，帮着打扫卫生。我过一两个月回去一次，带他出门散心。他固执地不肯在外过夜，只肯在本县范围内走动。
君子里是我和父亲最能达成共识的出游地。
母亲的突然缺席，不仅葬送了父亲的幸福，也彻底改写了我的心境。像一个演员突然失去最重要的观众，我很难再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激情。性情变得更内倾，不像过去那么渴望荣誉，比过去更不能忍受人多的地方。生命的不确定性也令我不时陷入焦虑，同时，越来越注重恒久的事物，比如精神信仰，比如田野。尽管田野上的青草每年都是新的一茬生命，但它看上去总是那么青春永驻。
我热爱这种错觉。
春节回家，明知梓树的红叶和荻花的白絮都谢了，还是执意去了一次。反正父亲也支持。只是弄得妹妹挺为难，不好意思总找人租船，担心人家怀疑她哥哥搭错了神经。
君子里也不亏待我，我们在河边挖坑煨红薯时，派出一群白鹤排着队来问候我们。这种情况颇为罕见，候鸟发现人群一般会绕道而行。它们却打着旋一点点从远处靠近，先是听见喧哗，后来就渐渐地飞到我们头顶，盘旋一阵才飞走。
这情景让我觉得，对这片野洲并非单相思，它也很愿意接纳我呢。
五、油菜洲
去君子里，来回都要经过同竹秸林隔沟相望的一片野洲，这野洲虽离城很近，但我从未上去过。它三面环水，近在眼前却很难抵近。
不知是哪一年，洲上搭建了一座长方形的茅草屋，屋后支起了发电的风车，远远地还能望见鸡犬和人影在屋旁活动。
角山村的人都搬到城里了，怎么倒有一户人家住到这个被水围困的孤洲上呢？
去君子里路过这片野洲时，才明白这洲有多深，机动船开足马力都要跑一二十分钟，它的长度则无法目测，一直往西同鄱阳湖边的双港乡相连。
回来时望见了茅屋的正面，门口栽种着高大的杨树，杨树下停着几辆耕作机。妹妹说：“那里也是角山管的，村民迁进城后，地就没人种了，都嫌路远麻烦。听说被一个安徽佬承包了，以前种芦苇造纸，现在种作物。”
船在河沟里，视点太低，望不见洲上种的是什么作物。正月住在鄱阳，每天在饶河这边的圩堤上跑步，气温渐高时，发现对岸浮出一抹淡淡的黄线，貌似油菜花的色泽，黄线随着河岸往西延伸，足有几公里长。
春节那次去君子里，我的主要目的地其实是饶河对岸的油菜洲——我四处打听都问不到它的确切名字，姑且这么叫它吧。
回城时我们让船在油菜洲停了一下，从陡峭的泥岸爬上去，所有人都呆住了——黄线变成黄毯，当然，这比喻一点也不恰当，因为普天下都没这么大的黄毯，规模至少在千亩以上，我们从抛锚地走到茅屋——黄毯的一个斜边，都耗费了近四十分钟。
花开得还不盛，但香气早被性急的蜜蜂们搅动了，随着暖风一波一波地涌来，让人轻微地头晕。鼠曲也长得满堤坝都是，嫩一点的叶片浅绿，老一点的开出米黄的小花，我们那儿叫它水菊子，清明时和米粉兑在一起做水菊粑和饺子，颜色青绿，口感也有植物的清香。
妹妹、弟媳蹲在地畔摘水菊，我端着相机四处侦探。父亲和舅舅被春阳晒得躁热，快步走到茅屋前脱了毛衣歇息。
一些狗围着不速之客转悠，却没有任何敌对的意思，你就是丢片橘子皮它们都围过来抢，一副饥不择食的样子。
茅屋的两个都门开着，一间住人一间放农具和种子，主人却不在。妹妹说：“应该是回安徽过年去了。”难怪这些狗饿得如此没志气。
第二天就要回南昌上班了，我叮嘱妹妹，等油菜花全开时电话告诉一声。
元宵前两天，妹妹报信说安徽佬回来了，油菜花海也开了百分之八十。
这时女儿的学习已忙碌起来，周末也要外出补课，每天都要接送。我决定不负责任一回，给自己放一天假，早上回县城，晚上再赶回来。
妹妹带了与安徽佬相熟的同事陪我。
安徽佬从对岸开了铁壳船来接我们，以为是个老粗，跳上岸的却是个西服革履的时髦青年，黑衬衣上绣着暗花，如果不是皮肤有点黑门牙有点龅，几乎可以和帅这个字攀上亲戚啦。
原来这家伙本是安徽池州城里的发型总监，他父亲来这边租抛荒的旱地种芦苇，结果病死他乡。他若不子承父业，前期投入的几十万资金都要打水漂。“在我们那边哪里还有这么肥的闲地？边边角角都种了粮食。这里容易涨水不假，不过，涨水后泥沙垃圾淤积在上面，等于免费施了肥呢。”他咂吧着嘴巴说。
发型师抛下池州人民的头颅不管，留在鄱阳湖边打理草洲的新发型。春天留金黄的油菜头，夏天理浑圆的西瓜头，秋季留花白的芝麻头。头三年基本没收到费，近两年赚了四五十万。
我说这片油菜怕有上千亩吧，他遗憾地摸摸微微隆起的肚子：“才一千五百亩呢，本来还想多种的，前面荒地多得很，就是管理不过来，常有水牛泅水到洲上来偷吃。”
他老婆长得更客气，只是不爱作声，提到水牛，瞪圆水汪汪的眼睛说：“我们刚来那年，跟本地人不熟，有天晚上一夜就被吃掉了上百亩。现在好多了，我们也交了几个本地朋友。”
茅屋里住的是钱总监的叔叔，他和老婆晚上住县城，白天过河来洲上上班。平常也没多少事，农活请县城附近的农民过渡来做，他俩主要是环洲巡视，防止牛群糟蹋作物。
不用远离街市，每天能呼吸到没有灰霾的空气，钱也不比城里人赚得少，这样的日子真令我羡慕。
“要是我，就把茅屋翻修成瓦房，反正这边地势高不怕涨水。平时就住在洲上，早上和傍晚绕着油菜地跑一圈，既锻炼了身体，也完成了巡逻。一个星期进一次城采购、会朋友。”我说出自己的设想。
钱总监闻听笑得露出大门牙：“你是抱新鲜，天天住这里会闷死的。”
我们谈笑时，那七八条狗也围在边上摇尾巴示好，问及来历，居然不是养的，都是从角山老村渡河过来投奔他们的。
“总不能把它们赶回到河里吧，反正这里地盘大，晚上还可以帮着守夜。”他老婆说。
钱总监看我设备齐全，可能把我当记者了，总想陪着我走，我就让父亲陪住他，自己沿着小路跑到菜花深处，用摄像机拍摄洲上的蜂鸣和寂静。
草洲滨水的岸边有条虬曲的黄泥路，在油菜丛中时隐时现，很像小时候在祥环常走的那种。我长久地张望它，看着看着眼睛就多情起来。
我跟随着它，背着相机、摄像机埋头往菜花尽头走。
走了一阵，铅灰的积雨云从四周往油菜洲上空聚拢过来，不一会，雨珠噼里啪啦地砸落到油菜的叶片上，我仍执意往前。
父亲在远处不住地高声喊我，怕淋坏了机器。他的焦躁像一根缰绳，把我在任性的路上拉回。
我们坐船回到对岸时，春雨已把油菜洲浸润成明黄的一片云雾，像水彩画一样迷濛而失真。
我知道我将很快抽空回到那里。
无论从君子里往南，还是油菜洲往西，都有望不透的纵深。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去处隐藏在这片野洲上呢？
野洲的深度和时光的长度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
而它离县城的距离，又是那么便于我亲近。
绝大多数住在县城的人都没到过河对岸，我拍的那些照片发表后，有人打听拍摄地，我很大方地说出君子里和油菜洲。没人相信它们就在县城对岸，也没什么人准备身临其境验明真伪。
圩堤那边除了野草和灰扑扑的泥土还能有什么呢？大家对身边的事物总这么武断和怠慢。
这也正是它的好处，好得隐蔽，好得清静，好得貌似一点也不好。
我想，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片乐土将成为我的个人隐私。
这让我对野洲的忠诚更深了一层。对于我，它也越来越像是一种精神的场，既可以盛放记忆，也可以用来倒空记忆。既可以远离许多东西，又不会陷入不知所终的虚无。
油菜结籽，泡子又红，微信上有朋友嚷嚷着邀伴去远方看景。那洲时我刚驱车三小时回到县城，正从渡船往洲上跳。
我关掉手机，背起相机、干粮和水，闷头向绿色深处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