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书》，译者是台湾人李佳姗。先在台湾由麦田出版公司出版，名曰《黑色之书》，随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从麦田引进，更名《黑书》。既是同一译者，作此更名，不知用意何在。
我喜欢台湾人的翻译。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不喜欢台湾人的写作。《伊斯坦布尔》也是台湾译本。我同样喜欢。如果用帕慕克的视角来考察，台湾的语言处在东方化和西方化的纠缠中，尚未被西化的潮水冲刷白净——大陆的翻译语言多数已经很“白净”，丧失了那种要挣扎着生长的痛苦感。
《黑书》读了一年。最初在新浪读书网上读了半部，完全被其俘获。那时还在泰国，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了本《伊斯坦布尔》，随后买了《黑书》。对《我的名字叫红》一直没有兴致。
最近两个月，断断续续将《黑书》读完。我可以将这本书纳入这样一个序列：《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芬尼根守灵夜》（乔伊斯）、《洛丽塔》（纳博科夫）、《微暗的火》（纳博科夫）、《阿莱夫》（博尔赫斯）、《沙之书》（博尔赫斯）、《命运交叉的城堡》（卡尔维诺）、《宇宙奇趣》（卡尔维诺）、《白雪公主》（巴思）、《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玫瑰之名》（艾柯）、《傅科摆》（艾柯）、《康科德奏鸣曲》（戴文坡）……如果在汉语里，则是《冈底斯的诱惑》（马原）、《虚构》（马原）、《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访问梦境》（孙甘露）、《青黄》（格非）、《一九八六年》（余华）……
这个序列一度是我狂热的崇拜之书。年少轻狂，总喜欢激进的文字。在这些书里，可以感到语言的才华、文字的神秘、世界的幻觉。彻底的文字，彻底到可以与世界和真实决裂。以这样一个开端进入语言，我起初的写作不知所云、形式至上，喜欢制造语言的晕眩。当然，这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语言训练。这是我在去西安上大学前陷落在一个南方古镇的白日梦。
其实《追忆似水年华》应从这个序列中撤离，或者说，《追忆似水年华》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伟大基点，后来的许多文学，从《芬尼根守灵夜》开始，却在皮毛上偏走险峰，将文学逼入越来越狭小的谷底。与苍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同，《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经典现代主义作品是异常饱满的，它所有写作的动力来自对事物的真实体验（以游丝般的记忆呈现出来），而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堕落恰恰是从对事物、世界、历史的蔑视、忽略和轻佻改写——这些所谓的“贡献”开始的。如果语言成为语言自身而自动化，那么它和自行运转的庞大工业已经没什么差别，或者说沦为了机器，此时的“语言”已经要脱离“人”甚至凌驾“人”了。
帕慕克的悖谬之处即在于此。我不愿意过多谈论《黑书》对自我的追寻。马悦然给中文版的序里，开头第一句话就写得很好：“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是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的主角。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该算是帕慕克的小说《黑书》的主人。”我觉得将伊斯坦布尔而不是耶拉、如梦、卡利普看做主人公，可以更好地去解读这本书。正因为是这座神奇的城市在充当小说的主人公，所以，帕慕克有比卡尔维诺、艾柯更吸引我的地方。到现在为止，我依然喜欢卡尔维诺、艾柯，但我已经慢慢学会将他们作为秘而不宣的一些私人收藏，他们已经越来越不能打动我。有时候，我觉得卡尔维诺尤其是他后期的小说十分空洞，除去智慧和形式，别无他物。随着年龄、经历的增长，我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给我智慧或形式愉悦的文字，文字应该去触摸我们脚下的苍茫大地和大地上人们的内心。
剥去帕慕克花哨的外壳，我能够强烈感觉到他和一座城市、一个民族的内心的息息相通。他将一座充满“呼愁”（有人说这个译法不符合《古兰经》，却不知《古兰经》到底如何表述）的东方城市和人们的生活嵌入语言游戏。这可以让《黑书》从之前罗列的漫长序列中脱离出来，如同《追忆似水年华》。
尽管如此，《黑书》的悖论依然存在。我很喜欢经帕慕克之手创造出来的耶拉的专栏（在小说里各章出现。最近，我甚至常常去关注上海的报纸，看看哪些专栏有类似的魅力，能体验一座城市的内心。结果自然大为失望），其中有两篇令我印象深刻：《班迪师傅的孩子》和《王子的故事》。班迪师傅退居地下，他以为这座城市及其市民已经被美国电影之类的东西改造得面目全非，他坚持塑造真实的土耳其人，于是他躲入地下，相信自己所创造的人偶是真正的土耳其人，而地面上的那些人全是电影的模仿者而已。亚拉列丁王子则是在临终前让书记笔录自己一生的发现：遏制书本，做真实的自己。遏制书本，就是排除他人声音，它们随着阅读而侵入自己，扰乱自己的头脑。《黑书》越读到后面，我越抵触。我发现，先前对帕慕克的定位应有所修正：他要讲述一个对抗西化的东方城市的“呼愁”，结果其真个装置却恰恰得益于西方的现代哲学、文学、语言学，包括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博尔赫斯的元小说、艾柯的符号学，甚至拉康的镜像理论（小说里不止一次讨论镜像）——他不可能跳出这个圈套，不能以土耳其的方式讲述土耳其的心灵。当然，我并不清楚“土耳其的方式”是什么。东方世界有《一千零一夜》、《红楼梦》、《罗摩衍那》，但让一种古代的文学经验完全在当代复活，只是天方夜谭。我所谓的“土耳其的方式”是不借助于解构哲学和符号学意义上的元语言、历史、符号、典籍去消解生活，而以丰富而敏感的经验去挽救当代生活和记忆的方式。这大概是普鲁斯特试图去做而未竟的事业，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们从一开始就忽略或蔑视的事业。
以一座城市为主人公，多么富于雄心。但帕慕克的符号嗜好很可能会毁掉他的雄心。如果没有《伊斯坦布尔》这样一本传记型散文的出现，我们对土耳其的深入了解又将被一堆花哨、可怕而凌乱的符号所阻碍。这些符号顶多换来一些探险家和旅行者的好奇目光。但文学的意义大概不在于猎奇，而是要去探寻心灵的遭遇。土耳其人或者说伊斯坦布尔人半个世纪来的遭遇在《黑书》里隐约可见，但多么可惜，整本小说的符号学偏好使它具备一种玄学气息，真正成为一本“黑色之书”。人物真真假假，气氛虚无飘渺，不断地插入新的文本，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愈演愈烈，使这本小说太像小说，太执着于近代文艺理论家给小说的框限：虚构。帕慕克在玩一个巨大的符号游戏，虽然这游戏中内涵了他对伊斯坦布尔以及土耳其的所有体验和思考，但这样的体验和思考令总是有隔靴之感，犹如资本家的晚餐，吃的不是食物，而是被层层符号意义包裹起来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的小说总是比十九世纪的孱弱。两个世纪之间，什么流失了，什么蜂拥而来，一目了然。或者去比较欧美小说和拉丁美洲的小说（除去博尔赫斯），同样可以发现这一点。有人说，二十世纪是形式革命的世纪，但形式果真那么重要吗？现在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小说几乎没有形式试验，它给人和震撼却是二十世纪文学不太能给与的（除去二十世纪的一些诗人）。形式固然有不可磨灭的解放作用，却很容易成为幽闭之门。
我们应该记住那个临终都没有登基的亚拉列丁王子的最终遗言：“在我的梦中，漫步在记忆花园里。一无所有。”与记忆（在《黑书》里更多的是符号）的无休止斗争，最终指向虚无。我不知道这是帕慕克“顿悟”还是继续的沉湎。
我经常想去写一座中国的城市。写它的整体，让它成为书的主人公，而不是一个时尚的背景——就像现在许多小说、电影中的上海或北京。我最想写的当然是故乡的古镇仙潭。前些天，我读正德本《仙潭志》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一座城市的整体性存在，以及它在整个江南的没落和国家体制中的牺牲。如果我去写小说，第一本肯定是以仙潭古镇为主人公的书。我从帕慕克这里得到许多启发，但我不会像他这么写，我会剔除他的符号学。
我是偏好语言的。但我不喜欢那种在符号层面上挥霍的语言。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来自彼得堡的布罗茨基，离英去美前的奥登，均以语言铺张著称，但他们的语言自有其生存性，在挥洒语言的同时，并不会如帕慕克那样太执着于语言以至忘记其敞开性，相反，沃尔科特们照顾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或者说更关切语言如何将心灵带出来——这才是文学真正的任务。当然我欣赏米沃什这样的语言态度，他不再依赖整个二十世纪“发现”的“语言”，否认“真实”的不稳定性是二十世纪哲学文学的最大成果，反其道而行之，去写他经历的真实，又刺破某些国家用“真实”制造出来的虚伪的迷雾。他的写作不是观念写作。而帕慕克的嫌疑很大，尽管他的才华足够消解观念写作带来的弊端。
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文学。我这么自信地论述“文学”，只是在谈自己的文学观，而并不是给文学做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拿帕慕克开刀，其实有些过意不去。毕竟，我很喜欢帕慕克，就像我一边批判卡尔维诺、纳博科夫，一边又私自热爱着他们，他们是我最初的阅读记忆。
2008.9.9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