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
一路之隔的两条巷子中，一条有状元陈冕的府宅，一条有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故居。两人在济南都留下了许多故事。
旧军门巷位于南城根至西门大街（今泉城路），长不足两百米，宽不过三米。因清督抚军门曾建于此，后迁至德王府成为军门旧址而得名。清同治年间，山东巡捕丁宝桢在巷北路西建宅第，这条短小的巷子便在济南出了名。
丁宝桢是咸丰进士，贵州人，同治元年（1862）起任山东按察使、布政使，1867年任山东巡抚，被曾国藩称赞为“豪杰士”。他在鲁期间，整顿军队，减少步卒，增建水师和骑兵，注重军备，强化海防。他曾于同治八年（1869）在趵突泉东的金线泉畔建尚志书院，并于光绪元年（1875）在济南创办山东机器局，收购进口设备造洋枪洋炮。其最惊人之举是杀了慈禧宠信的安德海。慈禧“垂帘听政”时，身为太监的“小安子”极为得势，逐渐干预政务，弄权纳贿，排斥异己，朝廷上下怨声载道，同治皇帝更对其恨之入骨，有心杀他，只是找不到可靠之人下手。慈安推举丁宝桢为最佳人选，并由慈安下密令执行。同治八年（1869）九月，安德海离京赴粤采办龙衣，所到之处招摇过市。丁派人在泰安将其逮捕，押解回济南。丁宝桢紧急奏折到京后，慈安召集军机处及内务府大臣商议，决定以太监不得出都门，擅自出京者死无赦为由，要求立即就地正法，以维护“祖制”，慈禧无奈之下只得同意，等朝旨到济南，即连夜将安德海押至城顶街杀死，并暴尸三天，任人去看，随行者中有十三人被同时处死，另有八人被发配黑龙江为奴。
丁宝桢不仅胆略过人，还是远近闻名的美食家。在济南期间，他曾调名厨数十人当其家厨。当时济南有名的鲁菜师傅周进臣、刘桂祥等人都到丁府当过差。他极喜欢吃炒鸡丁，每次宴客必有此菜，他还向厨师面授机宜，调理此菜的做法。他调任四川后，请当地师傅也做此菜，只是辣味更加浓烈，很受当地人喜欢，各饭庄如法炮制。为表彰他的功绩，清廷加赠其为“太子太保”，他因此有了丁宫保的称呼。人们便将他所喜爱的这道菜命名为“宫保鸡丁”，只是有些地方将菜名中的“保”字换成直白的“爆”字，突出强调了其作法，使点菜的食客看到菜谱便知其然。如今，山东、四川和丁宝桢的家乡贵州这三省都说这菜是本地的家常菜，贵州人还干脆拿出了民谚作为证据：“没有宫保鸡，不成黔味席。”
丁宝桢病逝后，因贵州战乱，其灵柩被运回济南，与前妻合葬在华不注山阳。墓前有碑志和石供桌，松柏掩映。“****”时其墓被掘，仅得帽顶赤金花托一个，红顶一枚，朝珠一挂。据说那重一两多的花托由银行收购，朝珠在古董小贩来市内兜售时被没收充公。
丁宝桢还曾在后营坊街建了一处带有花园的宅邸，称“半弓花园”，建泉城广场时被拆掉了。旧军门巷11号的丁府旧址，曾是全国仅存的丁氏故居，占地约一公顷，原有三进大跨院，北有两侧院。正房五间，足有两层楼高，派头十足。虽说是丁公府，但丁宝桢没怎么住过，他在济南为官时住在巡抚衙门内，这里供其子女及后代们居住。几十年前，因一家工厂盖宿舍楼，将大部分房屋拆掉，只有外墙、门楼、影壁和二门还保存至2002年10月。门楼高约六七米，比一般人家的高出近三分之一，进深也长。门梢如意砖雕为“喜鹊报春”和“狮子滚绣球”造型。门楣为福字木饰，门楼垂柱上也有精美图案。门前两侧各有一高近八十厘米的枕石，雕竹、兰、佛手、石榴、葡萄等，细腻传神。门楼内两侧各有一门房，是卫兵安身之所。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后，将此宅卖给了济南本道署理东司沈廷杞，因此又被当地人称沈家大院。沈的儿子还娶了“祥”字号创始人孟雒川的女儿。这院子里有位年逾古稀的宁老太太，在此住了几十年。据她说，“****”中红卫兵从老宅里抄出了不少古籍，顶戴花翎的官服以及古家具、古玩等，烧的烧，摔的摔，拿的拿，只剩这门楼、影壁和几间老屋了。2002年10月，门楼和影壁终也没有逃脱被拆除的命运，这条老街便没有一点历史的印痕了。只是在文物部门的要求下，有关方面在拆除时又与拆镶牙馆时一样，将拆下的砖、瓦、石类编号存放，准备异地重建，但建在哪里，建成什么样子不得而知。
有意思的是，丁宝桢的重孙女丁泽琛也生活在济南，1942年她嫁给了曾任丁宝桢建立的山东机器局的总办刘恩驻的孙子刘航荪，真可谓前世有缘。“****”时，刘航荪将家里从曾祖父开始就保存下来的清朝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丁宝桢等人的书信统统烧了。他原打算把丁泽琛娘家的丁氏家谱保留下来，并悄悄拿到内兄家，最后他和内兄商量还是烧了妥当。不久，“出身不好”的他们两家都被红卫兵抄了家，但没有找到什么“反动罪证”。
1907年，大清户部银行济南分行在此设立。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在此落户。济南钱业公会曾在此设立，1924年改建为济南电影院（后称大华、胜利、新华），成为解放前老城内唯一的专业电影院，1981年被拆除。
旧军门巷北首过泉城路直冲着鞭指巷。此处旧时靠近各衙门口，清康熙、乾隆年间这条巷子多是买卖鞭子、缰绳、鞍子等车马用具的常摊，人们遂称之鞭子巷。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济南时，从巡抚署行宫骑马至此，看见巷子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便扬鞭一指问道：“这是何处？”随行宰相刘墉，也就是那位民间传说的“刘罗锅”，见机行事说：“万岁御鞭所指，可名鞭指巷。”就这样，巷名一直流传下来。刘墉是山东人，是位清官，在查办大贪官山东巡抚国泰一案时秉公处理，他的事迹被后人传奇化，还编成鼓词《刘公案》在济南民间流传。
巷子北半段路西有两座紧靠着的青砖黑瓦的门楼，这便是赫赫有名的状元陈冕的府第。陈冕的祖父陈显彝，自浙江来济定居，曾任山东盐运使、山东候补道，被诰封为“资政大夫”，人称“资政公”。其父陈恩寿曾任莱阳、恩县、长清等县县令及知府，一生乐善好施。据陈冕的曾孙陈建邦介绍，清咸丰九年（1859），陈冕出生在这陈家大院。他出生前，其父梦到百姓赠送了一顶精致官帽，以此祝其后人成栋梁之材，陈冕之名及字冠生，均由此而来。少时陈冕勤奋好学，才艺双全。十四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陈冕考中秀才后曾考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考中举人后经选拔又当上了“国子监”的教官。光绪九年（1883），刚满二十四岁的他一举夺得殿试第一名，成为清代第一百零五位状元，也是最年轻的状元。在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历史上总共产生过五六百位状元，济南有两位，另一位是元代济南属县章丘的张起岩。陈冕中状元的这一年恰逢黄河决口爆发洪水，山东部分地区灾民流离失所。其父带头一次捐出数万银两救济灾民，并亲临抗洪一线参与救灾，因操劳过度去世。次年，黄河又闹水患，陈冕子承父业，再次捐款赈灾，并乘船给灾民送衣，帮助安置。九年后山西发生了大旱，他又将家中剩余的钱财凑成千两黄金全部捐献，还在济南街头当场写字、卖字，共募得万余两黄金送往山西。1893年，因赈灾劳累过度积劳成疾，陈冕病逝于家中，年仅三十四岁，安葬于十里河的陈氏墓地。朝廷对陈冕褒扬有加，御赐“状元及第”贴金大匾。此匾刚解放时尚存，后被毁。相临的将军庙街城隍庙前还专为陈冕树立了高达数丈的旗杆。在老城东南丁家庄建了陈家祠堂。解放初期利用陈家祠堂建起丁家庄小学。
当年状元府是由二十八个四合院和一个南花园组成，东起鞭指巷，西至西熨斗隅巷，南至将军庙街，北抵双忠祠街。位于鞭指巷9号、11号和13号的三个大院各由八个坐西朝东，东西相连的四合院组成。解放后这里成为居民大杂院，保存还算完整。院子里种的葡萄、石榴、香椿、老槐树至今枝繁叶茂。9号院门楼高大，门楣栏板上刻着九个宝葫芦图案，象征着荣华富贵。院内有口古井，人称“状元井”，至今井水清澈。只是临时搭建的小房密不透风，拥挤而杂乱。但从建筑布局、石阶木柱、砖雕石刻来看，足见状元府昔日的风韵。西熨斗隅巷16号、20号、22号、24号四个院落，也是状元府的组成部分。西熨斗隅巷20号院，即状元府西八院，是陈冕当年的私塾，屋前曾挂有“小默默斋”牌匾。走进16号院内，一处坐东朝西的五开间二层小楼是当年陈冕的藏书楼。
也许是这条巷子里出了义士，很多商人也图个财气兴旺而向这里靠拢。一些票号、钱庄由西邻高都司巷转到这里，至今巷子南头尚能看到几处两层高的青砖黑瓦的楼宇，石基高宽，不设窗户，为当年的库房，今天早已是住家户了。
鞭指巷中部的东侧还有家传统的饭店熊家扁食楼。山东人爱吃饺子，济“状元府”。
南人、胶东人也称饺子为扁食。熊家扁食楼发迹于清末，20世纪20年代在老城里出了名，楼上对外营业，楼下是伙房。饺子皮薄馅大，包制精细，荤素皆有，酱油、醋和山东人喜爱的大蒜瓣均免费奉送。后来熊家还在芙蓉街开了分店。
这条平静的巷子里过去还有几家老字号的乐器店，像“衡泰和”、“文英斋”、“文顺和”等在济南的票友界知名度很高，如今早已不见踪影了。巷北头路东，与“状元府”相对的原有一处很不起眼的民房，两蹬台阶之上有一小门，旁边挂着“乐器修理铺”的牌子。这家的主人杜福庄，年逾古稀，父亲杜庆茂十几岁时从河北衡水老家到北京“文盛斋”学做胡琴，学成后来济南，在这里租了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开办了这家北京马良正胡琴铺济南分号，直到1975年他老人家去世。20世纪50年代初，杜福庄从老家弃农来济南随父学艺，后进了济南乐器厂，除做各类胡琴，还学会做月琴和大小提琴等。父亲去世后他接过店面，还将手艺传给了两个儿子杜长江、杜文源。奇怪而有趣的是，这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琴铺，祖孙三代手艺人都不会拉胡琴，做琴、修琴就是凭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听力辨别音准和音色。做琴用的上好的篙竹和乌蛇皮在济南市场上买不到，为确保质量，他们每年都要亲赴湖北、福建、安徽、浙江等地选购。买不到好料，即使不做也从不用次品凑合。琴好，自然不愁卖。当年京剧大师方荣翔的琴师毕可安、山东京二胡专家周娜娃都到这里买琴、修琴，一些台胞和海外侨胞也慕名到此选购。省内各地的一些票友们更是“近水楼台”，常借每周到省城参加电视台“好戏连台”专题戏曲节目的机会，到这里转转，高兴了，唱上两句，这里便成了大家的“胡琴之家”。后来省府前街拆迁时，这条巷子北端东侧拆掉了，其中自然包括杜家的房子。于是杜家和他们的胡琴铺搬到了街西的院子里，与状元府靠得更近。
过双忠祠街向北是西公界街，连着几条寂静的胡同。寿康楼街2号，是升阳观旧址。清嘉庆八年（1803）又在此新建萧何、曹参二公祠，并据升阳观住持见祖师化身题诗于壁的传说取名“题壁堂”。1905年重建，并新建戏楼。至今保留着正堂题壁堂、三星楼、吕祖庙、戏楼、大罩棚、大门等建筑。戏楼砖木支撑，舞台是传统的方形，看台为两层，竹节木栏围绕。
南侧为山形巨型天窗，采光充足。二层北侧有挑台可供凭栏远眺。木制梁架、立柱及门窗棂均为红色，彩绘工艺算不上精细，却也不失文雅。当年每至四月十四吕祖诞辰，道士在这里做法事，上演神功戏，香火盛极一时。道光年间这里开办了吕祖庙义学，免费招收学童。清末戊戌变法时，梁启超曾在这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以宣传革新教育唤醒国人。民国后改为私立薇垣小学，解放后成为高都司巷小学分校。后改为教师宿舍，升阳观大殿还成为济南童装厂的仓库。如今空荡荡的戏楼因南边和西边院内都是住家户，这里便成了高大的过堂，同时成为杂货棚供各家各户存放大白菜、蜂窝煤、三轮车和破旧家具。整座戏楼的门扇和窗户因常年失修，至今仍在风雨中飘摇。
袖珍香炉
老济南多庙宇，有街就有庙，土的、洋的、大的、小的，皆有之。祭祀清廷将军刘猛的将军庙、济南府城隍庙、道教宫观慈云观以及老城内第一座天主教堂都挤在这条小街上。
西门里鞭指巷或高都司巷北行，中间有条东西走向长不过一百八十米的街道，路北原先并列着四座庙堂，自东至西依次为城隍庙、将军庙、慈云观和天主堂。
庙是中国的“特产”，敬奉的是神、先祖、圣贤或为国捐躯的人物。
将军庙内供奉的是清廷将军刘猛。提起他来，我们济南人有种说不出的酸楚。雍正皇帝实行“密折”制度，大兴文字狱。他穷奢极欲，刻薄寡恩，杀戮功臣，刘猛就是冤魂之一。
刘猛，济南人，少年时习书练武。雍正年间他带兵东征西讨，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常胜将军，功绩显赫。他的夫人是一个绝代佳人，忠贞而贤惠。
雍正贪色，三宫六院仍难满足，听人介绍推荐后便将刘夫人召进宫里，意欲图谋不轨，被刘夫人以自己是有夫之妇为由婉言拒绝。次日，刘猛便接到了陪皇帝狩猎的御旨。一心尽忠报国的他便欣然随皇帝去西山猎区。耿直豪放的刘大将军却中了雍正的奸计，连人带马从山上摔了下来当场身亡。还在宫内的刘夫人得知夫君身亡，认定是雍正下的圈套，便对着宫内的大红立柱撞去，欲以死抗争，但被太监拉住。雍正得知此事气急败坏，就以刘夫人如寻死，杀刘家九族相挟，逼刘夫人就范。无奈之下，刘夫人决意顺从，只提出请皇上为刘猛建个庙，以表彰他忠君爱国。雍正二年（1724），虚伪的雍正就下令济南府为刘猛建庙，济南府便将前布政使李成龙的书院前堂改建成刘将军庙。后来事情传开，济南的百姓们认为刘猛是个刚直、善良的人，化作神仙后定会保护百姓，很多人都来烧香还愿，年年祭祀。还有另一种说法，刘猛将军是抗旱、灭蝗的英雄，受到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信任和崇敬，各省均建将军庙。这座将军庙规模不大，有两道仪门，共三进院落，东西均有配殿，还有戏台。今天的将军庙已成为居民杂院，但仔细辨认仍能看出些当年的眉目。现存大殿五楹，基本构架尚存。
在将军庙的东侧，过去是府城隍庙。城隍是道教所传守护城池的神，古代称无水的城堡为“隍”。民间流传城隍爷管阴阳两界，下属有文武判官、十司官、三十六天兵和七十二罡煞。后唐清泰六年（939）封城隍为王。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又正式规定各府、州、县都要供奉城隍神，济南便有了督、府、县三级共三个城隍庙。督城隍庙位于城东东华街，历史最为悠久，现保存尚好。县城隍庙清嘉庆十五年（1810）建于南关东舍坊玉皇宫内，道光七年（1827）移建城内广丰仓之西，即后来的历下区教委院内，后被拆除。清同治年间，从东昌府调来济南任知府的龚易图，见督、县均有城隍庙而无府庙，便在将军庙街利用状元府的后花园和一座大车店的地皮，兴建了五进四院、气势不凡的庙宇。内有照壁、大门、钟鼓楼、土地庙、戏台、班房、宫厅和大殿及寝殿，祀府属十六州县城隍及十司诸神。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前来祝贺，还亲自题写了“明远坚是”的大匾，悬挂在大殿正中。据老人们说，庙里过去既有泥塑的城隍，又有一尊木雕城隍，每年清明和七月十五日，这木雕的城隍被抬着“出巡”，“城隍老爷”坐在架子上，脚下踩着一个绿色的小石狮子。大人小孩常常俯下身去跟老爷脚下的小石狮对对眼，据说这样一年内不害眼病。今天这府城隍庙仅存主殿、山墙及换过瓦的屋顶，整座院子已成为居民杂院了。
将军庙街中段，就是道教的慈云观。这座仅存仪门、主殿和配殿的道观规模不大，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现在正殿的山墙及小瓦屋顶还在。整座院子解放后成为民居。原先拱门过道两旁有泥塑人马一对，“破四旧”时被捣毁。府城隍庙和慈云观都由同一道长主持。最后一位道长为李嗣云，是第十六任住持，1950年还俗，原先住在慈云观内，后搬至仪门东侧的两层小楼，平时房门紧闭，深居简出。2002年他从这条老街上搬走，住进了新居。
将军庙的最西头，便是天主堂。天主教17世纪传入济南，就是从这里先开始的。清顺治八年（1651），西班牙教士嘉伯尔在将军庙街购置房屋一处，创建起老城内第一座天主堂。清雍正二年（1724），反对洋教的当地百姓将天主堂拆除。1861年，法国主教江类思来山东向清廷提出在将军庙街重建天主堂，得到批准。从1864年始，两年建成，其全名是“圣母无染原罪堂”。圣堂采用中国古建筑中的卷棚式样，只是将入口开在山墙处。入门拱券上有石雕纹样，两侧为石雕楹联。圣堂西侧偏北建有钟楼，四角尖顶，与卷棚一同被黑瓦覆盖。之所以采用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就是要与周围的民居和谐一致，以吸取两百多年前教堂被焚毁之教训。圣堂内肃穆庄严，高高的穹顶上为宗教题材的彩绘。原院门是一座典型的巴洛克风格的门楼，通体石筑，最上端为十字架，“****”时被毁，近年又原样重建。经罗马教廷批准，当年此圣堂即为天主教济南教区总堂。1863年和1898年，天主堂东侧和北侧又分别建起小修道院和主教公署。天主堂西墙外，启明街路西今高都司巷小学，原来叫海星学堂，也是教会所设。这几处建筑组合南临将军庙街，北止双忠祠街，西起启明街，东到西熨斗隅巷，成为老城内颇具规模的洋楼方阵。这院子的东南角上有眼老井，因紧靠教堂，有人称之为神水，周围的百姓都到这里担水。1905年，也许是这条街上有几处庙堂，庙堂都讲求做善事，喜欢赈济，有人便在这条街上开设了齐正学堂，专教贫家子弟，课程有汉文、修身、历史、算学、体操等，不收学费，凡月考取优者，酌情给予津贴。
原先香火鼎盛时，这条长石条铺就的小街，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有卖水的，卖煎饼、酱菜的，卖煮地瓜、切糕、油旋、粽子的，或设小摊，或挑着担子。遇逢年过节、良辰吉日，来此进香者多时，卖纸的、卖香的、卖“金元宝”的也多了起来。
如今的将军庙街虽然距拓宽的泉城路很近，闹市背后方显出老街的沉寂。因不属于干道，街上行人稀少。偶尔传来几声叫卖声和自行车的铃声。
有时教堂内还会传出悦耳的唱诗班的歌声，使这条老街顿生异样的气息。居民中老年人居多，过着安逸而舒缓的生活。走在街上，透过一座座古雅的门楼，我们还能感觉到老街特有的文化底蕴。
在街中路南，有座古朴的门楼，门楣上悬“墨云轩”匾额，两侧是直接写到墙上的书法楹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笔力遒劲而洒脱，一看便知这院子与书法结缘。推开门来走进过道，在南面西屋我见到了房子的主人盖兆祥。身材魁梧的他1940年出生在这条街上，祖父和父亲是从黄河北岸的齐河来济南做货栈生意的。先是住在贡院墙根，后在这条街上买下了现在的这处宅子。盖兆祥1951年进育英中学读书，后来成为书画大家的黑伯龙、张茆才当时在“育英”教美术。
从那时起，盖兆祥便爱上了书法和中国画。他还常常到黑、张二位先生家里请教。20世纪60年代初，他又拜家住斜街4号的书法家金棻为师。
小巷飞逝
这条巷子在老城众多的老街陋巷中名气原本不大，故事也不多。但保存完好的一个个老院子，全部被拆除，引来社会关注和争议，但最终还是快速地消失了。
高都司巷与鞭指巷相邻平行，南北走向，南抵泉城路，北连启明街，西通太平寺街，偏北段东行即是将军庙街，长约两百米。与其他相邻的老街陋巷共同构成了老城西侧的民居组合群落。
巷名中的都司是古代的军事机构，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得江山，深知军事的重要。他将全国的兵马分为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每一卫统兵五六千人。洪武三年，将山东青州等四卫升为都司。其军事统领机构就是都指挥司署。随着济南战略地位的逐步提升，都指挥司署于明成化二年由青州迁来济南，在这条巷子的东侧今泉城路北原山东省邮电印刷所院内建立了官府。据史考，都司署相当宏伟，门前高悬巨匾上书“宣威”二字，门前左右建有牌坊。明清之时，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并可任命重臣。到了清雍正年间都司便被裁掉，故署府改成了泺源书院，1904年后这里又先后成为山东师范学堂、山东高等师范学堂、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门前这段东西走向的街道也被称为“都司门口”。至于为何叫高都司巷，据传是一位姓高的都司首领曾在此街居住，他的宅第就在路西9号院的位置。
因此巷紧靠西门繁华地段，在泉城路改造拓宽前，巷南面口上便挤满了小吃摊、水果饮料摊，什么烧饼、包子、炒菜、酱货、炖品等应有尽有。
一到中午饭口，巷口人满为患，水泄不通。可侧身挤过去，顺着巷子向里去，则是一派宁静，一座座青砖黑瓦的老门头彰显着古韵。
巷子里除了商贾官宦人家外，还有些“公项”建筑。巷子北首1号院子的门楼北面墙上镶有一块石碑，上刻清顺治十六年（1659）修建关帝庙的记载，文物专家以现存碑座分析，此碑不是移来的，估计此处可能是关帝庙旧址。这条街历史上有许多钱庄，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由济南钱业领军人物刘丙寅筹款建立的福德会馆及济南钱业公所，就位于路西19号院，房子有三十多间，占地两千多平方米。会馆主要负责人称“值年”，负责会馆一切事物，由会员推选。首任值年为章丘人张子衡。当时会馆规定，银号开办不用办理登记注册，须经知情人介绍便可到会馆进行交易。当时有名的三和恒、庆泰昌、协聚泰、大德通、大德恒等银号需每天上午来此通过“钱脚子”（经纪人）介绍后进行兑换、存款、放贷等交易，谓之“上关”。会馆根据交易额收取手续费。这里成为济南最早的金融行业组织和最早的金融交易市场。为规范市场秩序，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福德会馆还制定了“公立条规”，并刻碑嵌于会馆墙壁上。1903年，私立公励中学堂也在该巷创立，辛亥革命后改为公立，后来与其他两校合并后迁址组建了省立一中。1906年，位于青岛的礼和洋行经理德国人韩世礼来济南，在高都司巷北首与华家井交界处设立礼和洋行济南分行，这是外商在济南设立的第一所洋行。1908年，礼和洋行迁至普利门外，后又在商埠二马路德国驻济南总领馆西租地二十五亩，建起了德式办公大楼（后来成为济南市教育局办公楼，现已拆除），还有十五间仓库及花园等。经营业务相当广泛，经销的进口商品以煤油、电气设备、靛蓝染料为大宗，其他的还有钢铁、机械、日用百货、文具纸张甚至武器等。日伪时期，巷子中还曾经有一处东兴戏院，是几间平房，能容纳五六百名观众，时常有戏班子来此演出，日本投降后歇业。
路西33号院张家公馆是一组带有斜坡式回廊的楼房四合院落，北院、东跨院正房均为两层硬山式楼房。过门楼的门楣上刻有精美的“福寿”如意云纹。正房山墙为精美石刻，腰板上为如意木雕，雀替是整枝牡丹图。再向北走，路东10-20号为江源里，街上人称黄家大院，是一处近代风尚与传统四合院相结合的里弄，济南人称之为里分，在老城内少见。临街处是一座长三十米的两层楼房，一层中央为券顶过门洞，两侧饰有如意砖雕，进门又以里分为主道，两侧各有院落，共六个大院，九个小院，三百间房，可谓街连院，院套院。16号为正院，高阔门楼，檐下有带玻璃窗的门斗，在济南他处罕见。据居住在此的黄禄老人介绍，这组建筑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他的祖父黄汇川是位巨商，在估衣市街上开的吉泰号估衣铺在济南赫赫有名，人称“黄八万”。经营范围曾扩展到北京、青岛等城市。巷东26号院里住过裕华文具店的老板，他们的分号不但上海有，还登陆了新加坡，公私合营时裕华文具店的估价按当时市值计算合四亿元。再向北的6号院住着八十岁的姚居洁老人和他八十一岁的太太郭秀芬。他的祖父姚建士从河南来济南购置了这处宅子，在估衣市街（今共青团路）开了间“洪福成”杂货店。他说这院子地气好，种什么花都开得好看。他说天井里那棵石榴树有两百多年的树龄了，每年都结很多的石榴。路西9号院，人称袁家大院，门头上的木雕山水门楣堪与鞭指巷状元府的相媲美。
在高都司巷东侧，紧挨着一条小巷，原叫福德巷，巷名可能与西邻福德会馆有关，后来门牌号与泉城路合并。泉城路343号院为两层的近代楼房。
听在这条巷子里住了四十五年的郭先生说，房主李少堂是个买卖人，开了一家工祥杂货铺，经销日用百货，这处洋楼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廊配以石栏和古罗马柱式，显示出近代我国建筑“西风东渐”的设计思潮和新工艺、新材料的建筑手法。339号门前古老的槐树笼罩着精美的门楼，人称王家大院，是一家开盐号的大商人住所，有四进院。厅堂宽大，石浮雕、山水门楣、雕花雀替等建筑细部处理得精巧雅致。
2002年3月，泉城路拓宽改造的工程尚未完全竣工，高都司巷的住户便收到4月底必须迁出的通知书。一些民俗、文物、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纷纷站出来强烈要求保护这条古街。4月底出差回来的我冒着纷飞的细雨迫不及待地来到巷中，幸好除了部分房屋拆掉外，上述提到的几处典型的老房子还安然无恙，但许多人家已经搬走了。5月21日，姚居洁和他的6号院告别，临行前他和老伴对着那棵花开正旺的老石榴树，点上了三炷高香，叩拜离去。
2002年10月，拆迁后的高都司巷进行了济南市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街区考古，发掘出了自春秋战国到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路面、水井、灰坑、窑址、窖藏等，并出土了大量陶器、瓷器和古钱币。其中发现了三十多眼古水井，分布密集，有的水井之间相隔仅两三米，由此推断，济南“家家泉水”还是颇有历史的。
散落的珍珠
这条贯穿老城东西的大街，由十一条老街巷整合而成，也是老城内最长最宽的街道，拥有不胜枚举的老字号、老建筑，是济南的商业中心，也是济南地标性特色街道。
说起泉城路，总使我想起家里用了多少年的那只储糖罐。据父亲说，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姑奶奶买山楂片时店里用的包装罐，碗口粗细，上下筒形，上有盖，两侧有双耳，系绳可提，象牙黄釉子，蓝色纹样，上写“芸芳斋，院东大街路南。自制喜寿糕点，应时礼品，自定罐头、洋酒、中西食物”。从这个放到现在也毫不落伍的包装推断，芸芳斋这样的老食物店当年是相当考究的，推销意识也极强。院东大街作为当年泉城路前身的一部分，其浓浓的商业氛围由此可见一斑。
一件商品要有好的包装，一家商号要有靓丽的橱窗，一座城市也要有一条街市展示自身的繁华与兴盛。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青岛的中山路等都是最为典型的“城市橱窗”。而在济南，担当这一角色的，19世纪末以前是芙蓉街，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商埠的经二路，到了解放后的六七十年代，则非泉城路莫属。
今天的泉城路是由几条东西走向、首尾相接的老街和几条与之相交的南北走向的小巷组合而成。因这一带位于旧时抚院和济南府署南侧，又直通西门，在明代，这街分段叫做济南府大街和西门内大街。清乾隆年间，叫西门里大街、院西街。到了1934年，据《济南市政府市区测量报告书》载，这一带称为西门月城街、院西大街。1955年，修建百货大楼时，随之拓宽修建了院东大街和院西大街。“****”前夕的1965年11月，将西门月城街、西门大街、院西大街、院东大街、府西大街、府东大街以及南北向的七忠祠街、福德巷、金牛丝巷、郑家胡同、北斗巷等共十一条历史街道整合拓宽成长一千五百米，宽二十米，贯穿济南旧城东西的商业街，成为老城内最宽最长的马路，并以最能代表济南特色的街名——泉城路来命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时刻，脆弱的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逐步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的民族资本家和营造商，以及北洋军阀、官僚买办等纷纷来济投资办厂和建商行。省内桓台以苗杏村、苗海南为首的苗氏家族和张东木领衔的张氏家族，以及“世袭”商人旧军孟家等更不甘人后，其主要力量集中在城西商埠和城北面的北商埠。位置显赫、影响力巨大的抚院、济南府署、历城县衙和布政司等三级衙门口的南临更是成为商家必争之地，一时间，一批外型中西合璧、带有明显时代特色的商业建筑拔地而起。这条街遂取代北部的芙蓉街并与商埠的经二路一道，成为济南商业中心和整个鲁西地区的商品集散地。老字号有：宏济堂、同济堂、济生堂中药店、蕊香村、金兰斋点心铺、上海食物公司、院前驴肉店、心佛斋素菜馆、德兴斋熟肉店、文升园饭店、雷家粥铺、康皮留炒货店、北极冰棍店、五大牧场西餐部、三合烟店、瑞蚨祥老号与昌记绸缎店、隆祥布店、正泰服装店、天津国货售品所、恒祥溢杂货店、一大南货栈、亨得利钟表店、瑞昌照相馆（即后来的人民摄影部）、明湖照相馆、子琳照相馆、香港理发店、治香楼化妆品店、先施牙膏店、温泉池澡塘、大同鞋店、东方书社、北洋书社、山东商业银行、恒大银号等等。正是这些商号，给朴素而沉寂的老城带来了生机与亮色。
泉城路南有两家历经风雨的银行，一家是山东商业银行，另一家是恒大银号。银行总是最讲究店面的，以显示其雄厚的财力。泉城路与卫巷交界口那幢“民国风”建筑就是原山东商业银行的旧址，始建于1919年，三年后落成，曾是城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早年西式楼房。主体高两层，以花岗岩砌成，顶部为两层宽大的阳台。门前为拱形出厦，下有多级石阶，很是气派。两任行长张子衔、曾善卿都是章丘人。该行原打算发行银元、钞票，后因时局动荡，金融秩序混乱，仅出一吊、两吊和五吊钱而已。当时该行资金储备雄厚，存款利率高于城内其他银行，吸引民间存款颇多，生意红火。即使在1925年奉军进入山东后，张宗昌滥发军票，金融秩序大乱，该行仍能沉着应战，有条不紊。1929年北伐军收复济南后，军用票作废，政府为减少商民损失，令该行折价兑付，这一下使商业银行跌入深渊，被迫破产，储户损失很大。抗战爆发后，银行十余留守人员全被逐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接收此楼改为城防司令部。
靠近西门的恒大银号与商业银行有着相似的命运。二层的楼房始建于1927年，全部采用花岗岩砌成，这在旧城建筑中首屈一指。初建时，银行的东家是北洋军阀靳云鹏及“靳系”军人、官僚，是典型的官僚资本，意在垄断山东金融。行厦建成营业不久，奉军入济，直皖各系军阀失势，银行遂周转不灵，颓势顿显。1929年，恒大商号最终破产。韩复榘入主山东后，将银行债权所有人赶出，在这栋楼里开办了“山东平市官钱局”，发行以铜元为单元的“枚票”，辅助市面金融流通。“七七事变”后，日军据此楼为宪兵队住所，门外体面地挂着块“泺源公馆”的牌子。据说当时日本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都称“公馆”，实际为抓捕、审讯、残害中国人的魔窟，对被抓进去的人实施各种刑罚，坐老虎凳，被狼狗咬，强灌凉水和辣椒水，老百姓称这里是“阎罗殿”。抗战胜利后，济南市银行在此成立。解放后又成为历下工商银行和齐鲁金店。后来的齐鲁金店是在原址上建起的现代建筑，其设计风格似乎还有些老建筑的影子。但“老济南”们依然对那座逝去的建筑念念不忘。当年拆迁时，有人将爱奥尼亚式柱头从施工人员的手中要过来，据说要保存在泉城公园内，等待政府来此收购。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遗物”的命运如何了。
过去，院西大街上有不少的书店，东方书社就是其中较大的一家，这座正冲着芙蓉街口的二层建筑建于1935年，造型简洁。门上有鞠思敏题写的店名。书社经理叫王畹芗，荣成人，原是芙蓉街教育图书社的职员。1928年，他与教育界同仁刘震初、曲慕西、刘金城和李文苑等人集资创办了这家书社。原是租到一幢三层旧楼，因发行进步书刊曾多次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后在此地建房，主营上海开明书店、生活书店和儿童书店的图书，其经销的多是进步书籍，像鲁迅、巴金、冰心等许多作家的书最初都是从这里与济南人见面的。老舍和济南的许多知名学者、教育家和青年学生都是这里的老主顾。日伪时期，这里还曾掩护、资助过共产党人和进步爱国人士，店内的两名员工被日本人抓去，差点被折磨致死。抗战胜利后，书社的业务进一步拓展，还先后在上海、重庆、成都等地兼有分支机构，并自行编辑出版《武训传》等进步书籍。解放后，东方书社并入公私合营的中图发行公司济南分公司，后来分别成为新华书店、少儿书店和音像书店。随着新世纪泉城路的拓宽，这家老字号的书社旧址永远地消失了。
1955年，百货大楼在泉城路南落成开业，建筑仿照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方方正正，红砖外墙，虽然高仅四层，却是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老城里的最高建筑。经营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经营商品达一万六千多种，是当时全省最大的百货商店。一楼烟酒糖茶，二楼服装鞋帽，三楼文具用品，四楼五金交电。一楼和三楼是孩子们最爱逛的，因为一楼有好吃的，三楼不但有各色铅笔、橡皮和文具盒，还有口琴、笛子和手风琴等当时流行的乐器。“****”后期，四楼还辟出不大的地方，开办济南唯一的友谊商店，供外宾华侨及港澳同胞凭外汇券，购买如茅台酒、中华烟、济南的羽毛画、鲁绣等。
由于这里的货品全、服务好，很长时间都是济南商业服务业的样板。尤其星期天和节假日，客流量日均达六万人次。“逛大楼”是当时时髦的语汇。如今，恒隆广场踩着百货大楼的原址矗立在那里。
泉城路北原243-259号，百货大楼的对面原有一座院子，就是前文提到的司马府正门，是清代兵部侍郎孙光祀的府第。孙光祀（1614—
1698），字溯玉，号祚庭，平阴人，为官后迁居济南历城。顺治十二年（1655）中进士。六年中上奏二十余疏，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深受顺治皇帝赏识。
顺治十四年（1657）他主持湖广乡试，考取106人，后来有64人考中进士，被称之为“盛事”，显示出他在选拔人才方面的见地。康熙十二年（1673），任科举殿试读卷官。后官至兵部左侍郎（正二品）。“三藩之乱”时，他密奏康熙，出谋划策，请求杀死吴三桂留在北京的儿子吴应熊，以肃内患，为最终平定判乱，发挥了关键作用。康熙二十八年（1689），得皇帝所赐蟒服后，离职回原籍济南。晚年时遇济南饥荒，他捐粮五百石，赈济灾民千余人。他还有《胆余轩集》、《胆余杂著》传世。原故居门前两边有上马石和旗杆石座，门楼上题有竖写的“司马府”三个楷书大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这里成了大杂院。司马府东院曾有一家济南最早的照相馆“曾鸿太”，30年代后歇业。司马府的门楼及上边的字保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原泉城路293号，是一家老典当行的旧址。当铺的主人姓高，先在老家章丘开当铺，清末举家迁来此地，于民国初年建起这家当铺。抗战期间，典当业全面衰退，高家当铺从此没落，这里曾作为济南总商会所在地。解放后，这里一度成为济南供电局的宿舍，后为黄台电厂职工居所，最多时有四十几户人家。这组建筑原为四进四合院，东西各有两进四合跨院。原有高阔的门楼及外墙，1955年西门大街拓宽时被拆除，临街盖起了外贸童装门市部。新世纪泉城路拓宽前，影壁尚存，影壁后第二道高高的围墙下有一局促的券门，酷似城门洞，门洞内两侧是门卫用的门房。这样的设计缘于当铺的性质。在银行出现之前，当铺曾是济南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着钱庄的放贷业务。加之典当的货物中不乏金银财宝、古玩字画，防范自然是头等大事。除大门、二门外，跨院内也设有门房，可谓层层设防。
二进院的二层楼房可能是原来的门市。据这里居住的老人说，前几个院除了换上大瓦外，建筑结构未做改动。最后一进的两层楼在“****”时的一场大火中被烧塌了一层，改建成了平房。
泉城路拓宽时，高家当铺被列入拆迁范围。据说正在对这组建筑拆除时，有关专家及时赶到，硬是从拆迁工人的手中将这组颇具典型意义的商居一体的老建筑保留下来。建设部门还请来了当年参与孔府、孔庙整修的古建队伍，对这组建筑“整旧如旧”。除了拱券门东移重建外，其他房舍按原样大修。
2002年5月1日，泉城路举行了改造后的通车典礼暨花车大巡游，声势浩大。当年10月1日，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泉城路开街仪式。今泉城路，长1570米，宽50米。
南漂创造奇迹
曾经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将百年前国药老字号北京同仁堂和济南宏济堂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剧中“百草厅”的少东家白景琦的原型乐镜宇，便是宏济堂的创始人。这家老字号所秉持的经营理念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晚清时，虽然西医西药和很多洋玩意儿快速涌入中国，但国人还是大多信奉中医药。直到民国时期，济南有些名气的街巷，药店中还都是中药的天下。1907年，离巡抚衙门不远处，宏济堂开门纳客了。
宏济堂与北京知名的国药老字号同仁堂同祖同宗。同仁堂为乐氏家族所创办。乐氏祖籍浙江宁波府慈水镇，据乐氏宗谱记载，乐姓家族第二十六世乐良才是一位行医卖药的“铃医”，也被称为“走方郎中”。乐氏四世祖乐显扬（号尊育）自明崇祯二年至康熙二十八年，在五十八年的时间里任职皇宫太医院吏目（掌管文书）。清康熙年间，乐显扬创立同仁堂药室，后人称之为“乐家老铺”。清雍正元年（1723），同仁堂由皇帝钦定，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独办官药，历经八代皇帝，时间长达188年之久，直到辛亥革命之前。
宏济堂创始人乐镜宇（1872-1954）是乐氏第十二代孙，是当时同仁堂帮主乐朴斋的第三房侄子，来济南创业颇有些偶然。从小生活在大宅门里的乐镜宇生性叛逆，不服管教，天马行空，因此在他这辈叔伯兄弟十七人中，最不被长辈们看好。
乐朴斋对侄儿还算够意思，出资给乐镜宇“捐”（也称“招募”）了一个山东候补道的官位。正值而立之年的乐镜宇遂于1902年自京来济南候补。说来也巧，闲了两年后，他与在北京时的拜把兄弟，时任山东巡抚的杨士骧共谋，成立公私合营山东官药局，由这位巡抚大人从府库中拨官银两千两作为开办费，让乐镜宇担任总办，派沈锡五任经理。1907年，杨士骧离开山东任直隶总督，继任者授意属下一位御史以“动用府库银两官办私商”参了杨士骧一本。无奈之下，乐镜宇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将官银缴还，因此获得药局承受权。随即，他将官药局更名为宏济堂，取堂训“宏仁广布，济世养生”之意。店址起初在院前大街，1915年的一次兵变中原店铺被焚毁，宏济堂被迫迁址到院东大街县西巷口。
1912年，乐镜宇在榜棚街建立了宏济堂药栈，主要生产压片、颗粒、蜜丸等。他重金聘请同仁堂药剂师等资深店员来济南工作，并始终坚持“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的家训和店规。在原材料采购中，严格鉴别真伪，不怕价高，但求货好。为了采购到上等地道药材，宏济堂每年都要派专人去全国最大的药材市场，如河北祁州（今安国县）、安徽亳州、辽宁营口等采购黄毛关茸、虎骨、鳖甲、藏红花、岷当归、云茯苓、广木香、西凉大黄等道地名贵药材，甚至不惜工本利用各种渠道引进美国西洋参、高丽野山参和越南高山桂等进口药材。丸散膏丹精选细制，连包装纸与说明书都沿用老号规格刻版印刷，产品直逼同仁堂老号之水准。抓药后分包、分号，由老店员核检，确保药品种类和剂量后才予盖章放行，从不含糊。
当年凡是在宏济堂工作的店员，均要熟记《黄帝内经》、《药性赋》、《大医精诚》等中医药经典书目，以提高服务技艺。宏济堂对员工有著名的“五不要”：“不孝敬父母者不要，不忠实朋友者不要，对人无礼者不要，不讲信誉者不要，不讲仁义者不要。”后来有了坐堂大夫，但宏济堂制定了“五不登堂”的坐诊训条：“贪财者不登堂，贪名者不登堂，懒学者不登堂，术庸者不登堂，轻穷者不登堂。”在宏济堂总店的堂厅上曾悬挂着“但愿天下人无病，哪怕架上药蒙尘”的匾牌。主柜之上，一年四季悬挂着青、赤、黄、白、黑等五把颜色不同的锡壶，壶中是宏济堂根据一年四季流行病的不同，专为穷苦百姓配制的时令成药，喻义“悬壶济世”。用药者可以根据经济情况随意向无人看管的钱柜中投钱，无钱者也可以免费取药。每到腊八、荒年或逢十赶集之日，宏济堂必在门前支口大锅熬粥施舍贫困百姓。宏济堂还捐资助学，慷慨解囊创办山东国医学堂，培养了一大批的中医药人才。
仅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就培养和成就了王澜斋、吴少怀、王易涵、韦继贤等名医。
宏济堂恪守“诚信为本”还体现在其价格上，即所谓“真不二价，价二不真”。据1927年出版的《济南快览》中记述，宏济堂“多贵重药材，虽牛溲马勃亦搜罗靡迹，各种丸散膏丹皆有成品，故价虽贵，而人恒趋之”。
宏济堂于1923年正式刊出《宏济堂药目》，乐镜宇和晚清遗老杨士骧、陆润庠等都撰写了序言，赠送给所有批发代理商，以利宣传促销。1932年，印制了《宏济堂乐家老铺丸散膏丹价目》，药品一律明码标价。在宏济堂药品广告上，常有“俱卖大洋言不二价，药料出门概不退货”的字样，显示出宏济堂的自信与霸气。
乐镜宇创办宏济堂之初，不但面临着济南西关药店林立的竞争，还要与家族内部的各堂号较量。因乐氏家族的同仁堂老店与四房各设的宏仁堂、乐仁堂、达仁堂和宏济堂所经营的药品基本相同，市场竞争日趋惨烈。于是他便另辟蹊径，向本土制药传统学习。1909年，乐镜宇看好阿胶的销售行情，决定在胶庄林立的西关东流水街开办宏济阿胶厂。在当地药学家看来，趵突泉及东流水与古阿井水同属济水伏流，水性相同，水清而质重，用此水制胶，品质俱佳。
乐镜宇为熬制上品好胶，遍访名家高人，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寻求突破与创新。他重金聘请阳谷制胶名师刘怀安来济南，研制出宏济堂的独门绝技——九昼夜精提精炼法，即“九提九炙”工艺，比以前的熬制方法多了六十六道工序，增加了六个昼夜。用这种工艺熬制出来的阿胶，去除原有阿胶的腥臭味，色如琥珀，清香甜润。驴皮遴选更是宏济堂制胶的第一道关口，他们只选用德州“三粉”（即粉鼻子、粉眼睛、白肚皮）黑驴，且驴皮一定是冬天所采，即毛黑、茸密、光亮、皮厚的所谓“冬板”。当时生产的阿胶为“福、禄、寿、财、喜”五字胶和精研、墨锭、极品等不同型号共十二种，年产阿胶五千公斤。1910年，东流水阿胶进奉皇宫，被隆裕太后誉为“九天贡胶”。1914年，宏济堂阿胶荣获山东物品博览会金奖。1915年，又荣获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金奖。宏济堂的产品远销南洋和日本。就连日本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中药进口的时期，对宏济堂的产品都是免检放行。所产安宫牛黄丸、局方至宝丹、紫雪丹、万应锭、犀黄丸等尤受好评。到了1934年，宏济堂国药销量已是北京的三分之二，成为乐家重要财源。使宏济堂与同宗的同仁堂、天津达仁堂并称“江北国药三巨头”。宏济堂还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并称“中国三大名堂”。也正是乐镜宇在济南创业成功，自1936年起，他开始执掌同仁堂的全盘事务，经常去北京，而济南宏济堂则主要由职业经理人打理。
济南解放时，乐镜宇已年逾古稀，常驻北京。上世纪50年代初，乐镜宇的孙子乐芝田成了宏济堂的接班人。1955年7月，宏济堂实行公私合营，1960年，又与永昌、退一堂合并为宏济堂制药厂。60年代中期，已有职工四百人，产值达四百多万元，成为当时济南唯一的中药厂。
原在泉城路县西巷口的宏济堂总店，也称东店，三进院落，两座二层楼房，前店后坊，工商一体。店前东西两照壁瓷砖上有金字隶书阿胶广告。
门面仿效北京大栅栏同仁堂老店形式，店房五间，门窗宽敞。厅堂高大，上部周边为以各种名贵中药材为题材的镂空木雕。藻井天花下宫灯高悬，高大黑漆实木柜台搬家时四十多人都抬不动，枣红色药斗橱、货架、明式家具排列整齐。厅堂四周边上还挂有梅花鹿、犀牛、羚羊、老虎等兽头。
店内还嵌有乐氏家族开设同仁堂衍生字号的三个标志，即清朝克勒郡王爱新觉罗·寿岂1901年手书的三块石刻匾额：“乐家老铺”、“灵兰秘授”和“琼藻新栽”。“乐家老铺”系指正宗文脉，“灵兰秘授”是形容药理和方书都是从黄帝藏书房灵台和兰室秘密传授而来，而“琼藻新栽”则比喻药品的珍贵和新鲜。
上世纪20年代时，宏济堂在商埠经二路开了两个支店，一个在纬一路东，也称中号，一个在纬五路东，也称西号，最终形成其“三店两厂”的生产经营格局。三店采取“六统一”的经营模式，即“统一进货、统一质量、统一价格、统一核算、统一管理、统一标准”，而且秉承“四相同”的原则，即“建筑风格相同，店内设施相同，调剂规范相同，对外标识相同”，初显现代商业经营理念。宏济堂还在北京建参茸阿胶庄，让京城人领略到济南国药的风采。
1996年，宏济堂总店被拆除。2008年，宏济堂西号经过整体平移后修旧如旧，更名为宏济堂中医药博物馆，成为山东首家中医药专题博物馆。2009年，宏济堂中号在魏家庄改造时被拆除，2012年重建的“新中号”，与原先建筑相比照，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