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夫妻之间比男女朋友之间少敲竹杠？
为什么驴和球员都会偷懒？
为什么说超威半导体公司是公司版的慕容复？
带刺铁丝网如何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
如何治愈“星期一综合征”？
美国人个个都是白求恩吗？
为什么夫妻之间比男女朋友之间少敲竹杠？
知识点·机会主义风险（Opportunism Risk）
中国有句俗语叫“敲竹杠”，意思是说利用别人的弱点来讹诈钱财。“敲竹杠”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最流行的有两种。
第一种说法：清朝年间，朝廷严禁倒买倒卖鸦片，各地水陆要塞均设关卡检查过往车船，以防鸦片流入境内。有一个水运客商运载鸦片，他把船上的竹杠和船篙中间掏穿，将鸦片藏在其中，准备蒙混过关。有一天，这个客商的船开到了浙江绍兴码头，检查的官员上船检查，没有发现其中的秘密，正准备放行的时候，该关卡的一名师爷吸着旱烟，走上船去，用烟杆在竹杠上“咯咯”地敲了几下，客商一下子就明白这位师爷看出了破绽，但是又没有向检查的官员挑明，显然是要讹诈。于是，客商赶紧掏出数两银子，悄悄塞给师爷，请求包涵，不要再“敲竹杠”了，这才得以顺利过关。
第二种说法：同样是在清朝年间，那时候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基本上都是以铜钱为单位，商家接钱后便丢在用竹杠做成的钱筒内，晚上结账时倒出来数一数，看一看今天挣了多少。当地的地痞流氓常去店铺勒索钱财，根据黑社会的规矩，他们根本不说话，一进门就只是恶狠狠地敲打竹钱筒。店主看到了，自然就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如果识相的话就赶紧掏钱“孝敬”，以保平安。
无论敲竹杠起源于哪一种说法，它都表达了一种意思：如果一方抓住了另一方的弱点，比如第一种说法里的师爷，或者如果一方的议价能力远远高于另一方，比如第二种说法里的黑社会，那么他们就可以不再遵循游戏规则，而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为自己赚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说，机会主义行为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在公司之间，当两家公司一起合作做生意的时候，两家公司总归有一家比另一家弱一些，那么强一些的公司就可能选择一些机会主义行为，敲弱一些公司的竹杠。在交易成本理论里，一家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敲竹杠的可能性被称为机会主义风险。
当然，现代社会没有精明的绍兴师爷，也少有凶狠的黑社会，但是，公司所面临的机会主义风险却不一定没有或很少。当两家公司一起做生意的时候，它们需要进行一些共同投资，比如一起建工厂、一起建交易信息系统，或者一起开发产品等。那么，这些共同投资的专用性就决定了一家公司所面对的机会主义风险大小。专用性是指耐用性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投入某一特定的交易关系从而被锁定的程度。一旦要打破既有关系或制度规则，专用性资产将付出巨大的转置和退出成本，就好像被套住了似的。因此，一旦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交易双方都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在双边交易关系下进行活动，否则专用投资就都损失了。
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和一男一女组建家庭是一样的。男人和女人见面后，有了感觉，成了男女朋友开始谈恋爱，也就开始了对感情的共同投资。但是，这时候的“专有性”共同投资还很少，假设女方想“敲竹杠”，比方说她想要男方送她一只价格不菲的钻戒，没有就不再谈了，而男方买不起，只好分手。而如果处了一段时间感觉很好，两个人结婚了，一起奋斗买了房子，那么婚姻和房子就是两个人的共同投资，而且具有相当高的专用性质，婚姻是两个人的，不能让别人插手，房子也是两个人的，别人轻易也拿不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方想“敲竹杠”之前都得想一想，如果没敲成，导致两个人离了婚，那么他们的专有性投资就都打水漂了，损失太大。又过了几年，两人生了孩子，这也是一个共同投资，而且是绝对的专用投资，就是咱俩的，给谁也不成。在这样的情形下，由于专用投资的程度越来越高，想要损害对方而破坏婚姻的机会主义“敲竹杠”行为就会很少。很显然，处朋友的时候，感情不和就分了，说分就分了；结婚买房子后，就不能说分就分，要三思而后行；有了孩子后，就算是感情不和也不能分了，能忍就忍。
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正确评估和合理管理自己的机会主义风险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有被人敲竹杠的危险，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的渠道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天福号是北京老字号企业，创始于清朝乾隆三年（1738），尤以酱肘子闻名。但是，天福号一度十分依赖商超零售把自己的酱肘子送到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的老百姓餐桌上，也就是说，天福号对于渠道的投资都是跟超市有关的专用投资，这样一来也就把自己置于超市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之下了。如果有一天，超市说你们必须把价格再降10%，否则我们就不再进货销售，天福号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因为如果拒绝超市的“敲竹杠”行为而退出超市，那么天福号就没有零售渠道，卖不出去产品就有倒闭的危险。要想不被零售商“敲竹杠”，最有效的办法是让自己不被专用投资锁定，也就是说，要使销售渠道多元化。在正确评估了自己所面临的机会主义风险后，2010年年底天福号在淘宝商城开了自己的旗舰店，3个月后，这家小小的网店销售业绩接近200万元，平均下来每日销售额过万元，收益已经远远超过天福号的一家实体直营店。在经营淘宝店之余，天福号还同时在零售电子商务平台上尝试销售，销售增长也都非常快。由于公司的努力，商超零售经销渠道在天福号的销售占比正日益下滑，而直销渠道的贡献逐渐占到了总销售额的40%。如此一来，可以说天福号被“敲竹杠”的风险已经大大减少了，如果超市真的以“退出超市”的口吻来“敲竹杠”，天福号完全可以拒绝，尽管短期业绩会受到影响，但是不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了。
如今，高速发展的以信息系统为基础的电子商务的使用有效地减少了每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被敲竹杠的风险。其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现在的电子商务平台都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而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如果一家公司在互联网上和另一家公司做生意，它们基本上没有专用的共同投资，因为其主要投资就是互联网上电子商城的使用，而电子商城不是专用的，你不和我做生意我还可以找别人做。其次是电子商务平台上有多家潜在的交易伙伴，而且电子商务平台能够提供方便、便宜的搜索，使商家找到一个潜在的交易伙伴很容易。你要是以“不和我做生意”来敲我的竹杠，对不起，咱不是运鸦片的客商，也不是怕黑社会的小贩，我找别人做这笔生意去，根本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从另一个角度看，电子商务平台也减少了每一家公司的议价能力，使敲竹杠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总效益越来越高。
为什么驴和球员都会偷懒？
知识点·偷懒风险（Shirking Risk）
从前有一个商人，他养了一头驴，他赶着驴走乡串村，做各种买卖。有一天，他听说海边的盐很便宜，就想带上驴子把盐贩到山里的村子里，期待能卖个好价钱。等到了海边，发现盐果然很便宜，商人就买了许多盐，放在驴背上。一路都很顺利，他们来到山间小道，经过一座狭窄的石桥，桥下有条很深的小溪流过。商人牵着驴，在滑溜的石桥上小心翼翼地走着，驴子忽然滑倒，一下子跌进小溪。驴挣扎着逆水而游，溪水把它驮的盐溶化冲走了，等上岸的时候只有几条空口袋还系在鞍上。驴身上没有了重东西，很容易就上了岸，轻松愉快地继续赶路，结果商人没赚到钱。过了不久，商人决定再去贩一次盐，他带着驴到海边去，让驴驮上盐往山里走。一到那座狭窄的石桥，驴就想起它曾多么轻易地甩掉重担，不驮东西走路是多么舒服，这一回它故意跌进溪里去，直到盐溶化得一干二净。商人损失了整整两驮盐，很懊恼，他怀疑驴子在跟他捣鬼，于是想了个办法也来捉弄驴子。下一回，商人来到海边，他没有买盐，而是买了一大驮海绵。一路上驴子很欢快，等他们来到石桥，驴又故意滚到水里去，倒在那儿挣扎，期待着驮的东西像上两次一样溶化掉。结果你一定猜到了，海绵不但没有溶化掉，还很快吸满了水，驴子驮着吸满水的海绵，被压得气喘吁吁，着实地被惩罚了一把。
这个故事说明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合作双方的一方可能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偷懒或者偷工减料。商人和驴子是一种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商人给驴子吃的，驴子给商人驮东西干活。对于商人来说，如果给驴子吃的东西一样多，商人希望驴子多干活，一次多驮几袋货物；但是对于驴子呢，在吃得一样多的情况下，驴子希望干得越少越好。结果，由于商人无法直接发现盐被水溶化冲没了，而驴子知道这个信息，却没有主动告诉商人，所以驴子能多次利用这个信息偷懒。对于商人来说，这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偷懒风险。
其实不只是驴子，人也是一样，如果给一个人有保障的固定工资，就像给驴吃的那样，这个人一定也会找机会偷懒。职业运动员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很多经济学家研究了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BL）的球员的表现，因为大部分在NBA和MBL打球的球员都要签订一个多年的长期合同。也就是说，一旦签了这个合同，这名球员这几年就端上了铁饭碗，不管成绩如何，球队都要按照合同规定的工资给发钱。这时候，球员的思维和驴子是一样的，反正是拿着同样的钱，在比赛和训练中能偷懒就偷点儿懒，况且出工教练能看到，出不出力教练并不能够当场看出来，所以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另外，偷懒对球员有好处，可以减少伤病，延长他们的运动生命。20世纪90年代中期，NBA有一个在当时看来很有前途的球员叫文·贝克（Vin Baker），1995—1998年他4次入选全明星，而且2000年是美国“梦之队”的成员，在悉尼为美国夺得奥运会篮球项目金牌，可以说是一个冉冉升起的球星。可是，自从他在1999年签了一个8700万美元的大合同后，就开始偷懒了，当年他场场得分是16.6分，到了2000—2001赛季就降到了12.2分，2002—2003赛季更是降到了5.2分。只有一个解释，他做了一头偷懒的“驴”。
公司和公司之间也是这样，如果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性，占有信息的一方就可能利用这样的信息偷懒或者偷工减料，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这就是公司面对的偷懒风险。一家公司如果面对很高的偷懒风险，那么这家公司潜在的成本就很高，从外包的角度来看，就不要外包给别的公司做，以免因为偷懒或者偷工减料制造“豆腐渣工程”。那么一家公司应该如何应对并降低偷懒风险呢？办法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采用惩罚的办法，如果偷懒就要受到惩罚，比如驴子驮盐的故事里，商人就巧妙地让驴子驮重重的吸了水的海绵，把驴子累得半死，惩罚了一通。但是惩罚任何时候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在惩罚的时候，坏事儿通常已经做了，伤害已经有了，惩罚之后也无助于维持双方的良好伙伴关系，往往还把关系弄得很僵。比惩罚更好一点的办法就是监督，所谓的把错误扼杀在摇篮里。而要想做到监督，就要有和对方一样多的信息，这就要花一定的成本，比如再雇两个人站在驴的左右，使驴在两个人的监督下没法故意摔到小河里。显然，很多情况下这个办法是不可行的，因为监督成本太高，就没啥钱可赚了。
好在高速发展的信息系统使得在可控成本下增加监督的力度成为了更多的可能。正如我们前面在商业智能一节中讲到的关于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例子，就是运用信息技术增加监督力度从而降低自己面对偷懒或者偷工减料风险的绝佳典范。
为什么说超威半导体公司是公司版的慕容复？
知识点·偷猎风险（Poaching Risk）
读过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人，都知道“南慕容，北乔峰”。这里和乔峰齐名的慕容指的是慕容复，他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入侵中原，并建立多个“燕国”的少数民族——鲜卑族贵族慕容氏的余脉，是个过气的天潢贵胄，其名字中的“复”就是要时时提醒他要复国称帝。慕容复是一个悲剧人物，虽然他也算是天下一代奇才，却放着美若天仙对自己痴痴暗恋的表妹不顾，一生都沉醉在“复国”这一春秋大梦之中，只为能重登龙位，做了无数错事，最后落得疯癫收场。慕容复在小说中以武功博学而著称于江湖，特别是他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令江湖中人无不忌惮三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就是说，在和对手过招的时候，学习对手的招数，再把这些招数反用在对手身上，甚至比对手自己用得都好，并将对手打败。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是有两方在过招；第二个是一方从另一方那里学习到了招式使自己更厉害了；第三个是用学来的招式把对手打败。这其实就是管理学中偷猎风险的定义。偷猎风险也是交易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定义也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有两方进行交易或者合作，双方在一定的合同约束下互换信息；第二个是一方把对方的信息拿过来加以利用，为自己获得经济收益；第三个是把信息拿过来自己获得收益的同时，损害了另一方的经济收益。当然，在慕容复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招式中，他是故意要把对方的招式拿来，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赢，让对方输。而在偷猎风险里面，把对方的信息拿来是为了自己用，使自己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倒不是故意为了让对方吃亏，损害了对方的利益、让对方吃亏，是一个副产品（如果让对方吃亏是主要目的，就不是“偷猎”了，而成了主动出击）。
在两方进行合作或者交易的情况下，只要有信息的交换，就存在着偷猎风险，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明知道信息共享可以提高效益也死活不干。因为它们知道一旦把信息分享给了对方，即便是有合同约束这些信息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用，但是也无法保证收到信息的公司会完全照着合同的要求做。说到底，还是信息不对称，因为信息分享方无法监督信息收到方对于信息的使用，等发现对方把自己的信息用来牟利并且对自己造成了伤害的时候，就只能在法庭上解决问题，旷日持久花费巨大，往往还不一定能够胜诉。
服装行业就充满了偷猎风险。美国的主要服装品牌一般都没有自己的加工厂，他们主要是负责产品设计和经营终端消费者。每一个服装品牌都有自己的设计师，那些大的服装品牌的设计师的任务就是到处走走看看，进行市场调研，以便捕捉市场流行服装的趋势。一旦确定市场的趋势，就马上把新产品开发出来，有的时候新产品和去年的老产品相比变化很小，比如样式不变但是今年流行不同的颜色了。然后，他们就会把开发出来的产品下订单给服装加工厂，这些服装加工厂通常是在其他成本便宜的国家，如中国、印度等。这是那些大的服装品牌的设计师做的，而那些小的服装品牌的设计师呢，他们没有大品牌那样雄厚的人力、财力资源，通常无法独立去做市场调查然后自己开发出可能引导市场趋势的产品。怎么办呢？他们就到处去搜集信息看那些大品牌都进了什么货，开始卖什么样的衣服，然后把那些新产品的样式抄下来，也送到国外的服装加工厂去做。很显然，大品牌是引导流行趋势，而小品牌是顺应流行趋势；大品牌赚取顾客钱包里大部分的钱，而小品牌在后面跟着搂点儿残渣。
有趣的是，很多国外的服装加工厂既给大品牌做也给小品牌做，这下有意思的问题就来了。先是大品牌把自己新产品的信息都给了服装加工厂，不给也不行，因为还需要它给做产品呢。同时，这些大品牌和服装加工厂都签了保密协定，就是我给你的任何信息，你不能透露给任何其他公司，否则咱们法院见。但是，想一想就知道，服装加工厂离得十万八千里，一纸合同就真的能起那么大的作用？而事实上，服装加工厂根本不需要违反合同的规定就可以把信息透露出去——它只要暗示就可以了。比如说一个小品牌来下单子，T恤衫黄色、红色和白色各1000件，服装加工厂一看就知道这张单子下得不对，因为大品牌的单子是同样的T恤衫黄色2000件，红色和白色各500件，说明今年要流行黄色。这时候，服装加工厂只要婉转地告诉小品牌，听说今年要流行黄色，你们是不是多做几件黄色的？服装加工厂虽然没有直接把大品牌的信息告诉小品牌，但是它们把重要的信息传递出去了。其结果就是小品牌根据这个信息多赚了钱，而大品牌在市场上则受到了本不该有的更大的竞争，少赚了钱，做了偷猎风险的牺牲品。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种偷猎风险呢？办法还是像前面讲的那些惩罚和监督并用。比如服装的例子，如果发现这样的问题，大品牌就要果断地把这家服装加工厂踢出自己的供应商行列，换一家。不过，这样做通常也会惹来麻烦，比如被告上法庭。
英特尔公司（Intel）和超威半导体公司（AMD）就是这样的一对冤家，它们都是计算机中央处理器的生产商，同时也是市场的竞争对手。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IBM首次推出了个人电脑，用的是Intel的x86芯片（记得286和386不？）和微软的DOS软件操作系统。但是，当时IBM对芯片采购有一个政策，就是一定要从两个厂家采购，为的是减少供货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减小因为自然灾害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没办法，Intel只好把自己8086芯片的技术租给了AMD，同时签订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合同，当然，这也是为了自己技术的安全。这样IBM用的同样的芯片就由Intel和AMD共同提供。等过了几年，到了1986年，Intel开发出了80386系列芯片，并且感到AMD的快速成长已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自己的核心技术传给别人总不是件令人放心的事儿，要面临很大的偷猎风险，于是决定不再把80386的技术租给AMD为IBM制造芯片了。不出所料，AMD已经生产芯片多年，技术成熟，人才济济，拿一块80386样品研究一下，就轻易地把它制造出来了，仍旧是Intel在芯片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不但如此，AMD还一气之下把Intel告上了法庭。经过十余年的漫长诉讼，最后以Intel败诉而告终。
AMD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一家公司，靠的竟然是对手的技术，真可谓是公司里的慕容复，把“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得炉火纯青。
带刺铁丝网如何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
知识点·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带刺铁丝网我们在电影里看得很多，战场上、监狱里都有广泛使用。带刺铁丝网的发明和使用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19世纪中叶，带刺铁丝网的发明者约瑟夫·格利登（Joseph Gliden）本来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牧场的牧羊童。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升学，他只好替人牧羊，赚取微薄的工资来贴补家用。他的放牧工作是要把羊看好，不让它们越过牧栅去损害农作物，牧栅是用若干支柱拉着四条铁丝围成的。约瑟夫尽管成了牧羊童，但仍然喜欢读书，有几次当他埋头读书时，牲口便乘机撞倒牧栅，成群跑到邻近的农田里，损害庄稼。每次发生这种事时，牧场主就怒气冲冲地责骂约瑟夫，勒令他不要看书，但约瑟夫幼小的心灵仍然无法放弃对读书的渴望和兴趣，就想找到一种能够真正阻止牲口越界的办法。经过仔细观察，约瑟夫发现利用蔷薇做牧栅的地方尽管脆弱，但从来没有被冲破过，而被破坏的地方往往是拉着粗铁丝很结实的围栅。为什么呢？原来羊群也不傻，它们也怕带刺的蔷薇。于是，约瑟夫把细铁丝剪成几厘米长，绕在铁丝栅上，并将细铁丝的两端斜剪成尖刺。果然，羊群试了几次后都被扎了回来，只好乖乖地待在牧场里，不再试图撞倒牧栅了。很幸运的是，带刺铁丝网被美国陆军总部发现了，大量购置并广泛地用于战场防御。1867年，约瑟夫获得了带刺铁丝网的专利，在今后的许多年里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据说，等到约瑟夫的专利权有效期届满时，他曾动用11个会计师耗费近一年时间才将他的财富统计出来。
也正是19世纪中叶，大量的美国人开始从东部向中西部移民，有些类似中国近代的“闯关东”。那时候，美国东部是发达地区，而中西部还属于未开发的荒蛮地区。美国中西部和东部的地貌截然不同，东部多山丘，树木成林，而中西部则是一马平川，并以草原为主，经济则主要是农牧业。那时候，美国中西部广袤的大地基本上都是没主的地，刚移民到中西部的人们谁都可以给自己划一块地，然后放牧。可是问题很快就出来了，大草原上的人口、牧场越来越多，各个牧场属于不同的牧场主，但是牧场之间没有牢靠的栅栏将它们彼此隔开，偷盗牛羊的事件屡屡发生，越界放牧更是家常便饭；哪里的牧草好，哪里就成为免费的公用牧场，由于过度放牧，一度肥美的草场不久便成为被弃置的荒地，适宜放牧的草场越来越小。
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栅栏把牧场隔开。可是，美国中西部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不产木头，要把大量的木料从远方运来做栅栏，没有几个人能负担得起。就在中西部大开发走入困境的时候，约瑟夫发明了带刺铁丝网，并开始了批量生产，价格比木制栅栏便宜很多。于是，牧场主们开始纷纷采用带刺铁丝网把自己的牧场和他人的牧场区分开来。这样，美国西部边疆的开拓才得以最终完成，可以说，带刺铁丝网的发明造就了美国西部的繁荣。
带刺铁丝网在草原上使用的故事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内涵，并对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启发。“哪里的牧草好，哪里就成为免费的公用牧场，由于过度放牧，一度肥美的草场不久便成为被弃置的荒地，适宜放牧的草场越来越小。”这就是经济学中说的公地悲剧。公地悲剧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的，指的是在公有的草地上放羊，放牧人因为增加羊的数量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但草地的饲养容量是一定的，当羊的总数超过整个草地饲养量时，草地最终会荒芜。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对每一个牧羊人来说，增加羊的数量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过度放牧导致的损失则由全体放牧人来承担。正如我们后面将讲到的理性经济人的概念，如果一个人是理性的，那么他就会只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会去关注全体放牧人的经济利益。
为什么带刺铁丝网的使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呢？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就是产权缺失或不明晰。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把公地私有化，即不把草地作为公有财产，而把草地作为私有财产分给每一个牧羊人，让他们不但要对羊负责，而且也要对草地负责，过度放养导致草地荒芜，后果将由自己承担。这样一来，草地的肥沃程度也成了一个理性经济人自身经济利益中的一个因素，保护草地不被过度放牧，符合这个理性经济人的经济利益。所以，带刺铁丝网的发明使所有牧民可以简单、便宜地把自己的领地和别人的分割开来，这个公地悲剧的问题就解决了。因此，产权明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防止出现“公地悲剧”的重要方法之一。
吃“大锅饭”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的例子。“大锅饭”指的是对劳动者在薪酬分配上采取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在新中国建立的头30年里，经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了极端的平均主义问题。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企业效益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的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比如从个人的角度讲，多干或者干好都是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的，而多干或干得好，谁受益呢？整个企业经济效益好，就是所有的人受益，而自己因为多花费了精力和时间却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报酬。长此以往，就没有人再愿意多干和干好了，反正企业是大家的。******同志曾经一语中的地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1】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即所谓的公地悲剧。
正如带刺铁丝网的发明，要想彻底解决吃“大锅饭”的公地悲剧问题，就要做到产权明晰，把属于自己的一块地用某种“铁丝网”给围起来。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然后又开始了企业扩权试点。到1987年，全国已有80%的国有企业实行形式多样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内部也广泛开展了以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农业生产责任制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就是可以明晰产权的“铁丝网”，正是因为这些铁丝网，中国的农业和企业在过去的30年里，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农业自给自足，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很多企业也得以大幅提高自己的效益，跻身于世界知名企业前列。
如何治愈“星期一综合征”？
知识点·“星期一综合征”（Monday Blues）
据说，一星期7天的星期制度最早是由君士坦丁大帝（Cons tantine the Great）制定的，在公元321年3月7日正式宣布7天为1周，这个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星期制的老祖宗，诞生于东方的古巴比伦和古犹太国一带，犹太人把它传到古埃及，再由古埃及传到罗马，公元3世纪以后，就广泛地传播到欧洲各国。明朝末年，基督教传入我国的时候，星期制也随之传入。在欧洲一些国家的语言中，一星期中的各天并不是按数字顺序，而是有着特定的名字，是以“七曜”来分别命名的。七曜指太阳、月亮和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这五颗最亮的大行星。其中，土曜日是星期六，日曜日是星期天，月曜日是星期一，火曜日是星期二，水曜日是星期三，木曜日是星期四，金曜日是星期五。
目前，一星期7天的制度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采用，可见星期制度的合理性。人不能常年工作不休息，这样无法保证一个人的效率，工作5天、休息2天，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循环。可是，正是因为每7天工作5天、休息2天，这样的循环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星期一综合征”，即一个人在星期一感到特别疲劳，效率低下。
这就有点令人费解了，不是周末刚刚休息了两天，怎么刚上班就感到疲劳、效率低下呢？心理学家对这种现象有两个解释，一是周末玩得太疯了，没休息好，等到周一上班的时候就感到很疲劳；二是人由于可期待的很少造成心理疲倦，打不起精神来。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星期一，走向深渊；星期二，路漫漫；星期三，夜茫茫；星期四，黎明前的黑暗；星期五，胜利大逃亡。”从“走向深渊”到“胜利大逃亡”还有很长时间，由此可能产生一种心理疲倦。
美国的社交网站脸谱（Facebook）制作了一个全球幸福指数，这项全球幸福指数是通过统计所有脸谱用户的幸福状态得出来的，幸福状态的决定是通过对一个脸谱用户发布的状态更新进行文字挖掘。比如说，如果一个用户的状态发布中有“太好了”之类的短句，那么这名用户就属于幸福一类的；如果一个用户的状态发布里有“悲伤”等词汇，那么这名用户就属于不幸福的一类。根据跟踪超过1亿脸谱美国用户两年多的数据显示，一周7天里，星期一是幸福指数最低的一天，而星期五是幸福指数最高的一天，星期五比星期一的幸福指数高9.70%。这组数据分析真正证实了“走向深渊”和“胜利大逃亡”的可信度，也揭示了“星期一综合征”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星期一综合征”的存在对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星期一是最差的一天，员工心情不好、效率很低，那么就会很影响工作。已经有很多学者专门研究对比了一个星期每一天的投资回报率，发现星期一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最低，大概是投资者星期一情绪都相对低落，从而影响到了他们的投资策略，使投资策略的选择偏于保守的原因吧。
除了“星期一综合征”在投资市场的表现外，我们也专门做过一个研究，分析“星期一综合征”是不是也表现在企业的自身管理上。我们从美国**************收集了很多数据。美国**************就好像是一个大的供货商，它向美国联邦政府机关供货，比如铅笔、橡皮、订书机等日常办公用品。美国各政府部门来到**************采购，其流程和去别的商店采购是一样的——买方下单子、交钱，卖方接收单子、到仓库提货，然后发货到买方单位。不过，美国**************提供两种购买渠道：一种是传统的渠道，到**************开的商店里去购买或者打电话、发传真购买；另一种是电子商务服务，买方可以到它的网站上去购买，卖方提货并把货物发送到买方单位。
我们用两个标准来衡量**************的效率，一个是订货周期，另外一个是供货质量。订货周期关乎商家的供货速度，如果是今天定的货，明天能不能发出去？越快说明效率越高。供货质量在于顾客要买的时候有没有货？能不能够在指定的时间送到指定的地点？送的是不是顾客要买的？如果供货质量低，货物就会在顾客要买的时候脱销了，或者顾客买的是铅笔却把钢笔给送去了。如果“星期一综合征”真的存在的话，美国**************的雇员就会情绪相对低落，感到疲倦，从而效率低下，那么他们就无法完成今天的活儿，还容易出错。完不成今天的活儿，就会影响订货周期，就会使订货周期拉长；而出错就会影响供货质量，比如把错误的货物在错误的时间送到错误的地点。
经过对数据的科学分析，我们发现“星期一综合征”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如果是星期一下的单子就会用比别的日子下的单子更长的时间才能发货。平均起来，星期二到星期五的单子3.66天就能发货，而星期一的单子要4.66天才行。也就是说，星期一的供货速度比其他时间要慢大概27%。同样，供货质量也是星期一最差。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电子商务市场的“星期一综合征”影响就小很多，比如，星期二到星期五的单子在电子商务市场平均2.30天发货，而星期一的单子要2.46天发货。2.30和2.46之间的差别是6.95%，比3.66和4.66之间的差别27%小多了，也就是说，在电子商务市场上，“星期一综合征”的影响减小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为什么呢？因为机器没有“星期一综合征”！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不受“一周7天，工作5天，休息2天”这样循环的影响，毕竟机器不知道喜怒哀乐，不知道疲劳，也不知道天天盼望着周末。另外，如果我们把机器和人在同一天进行比较，会发现机器比人做得还好。比如，星期一传统市场的供货周期是4.66天，而在电子商务市场是2.46天，快了2天多，近90%！由此可见，信息技术不但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而且不受时间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商业管理中，要想治愈“星期一综合征”，最好的“药方”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技术。
美国人个个都是白求恩吗？
知识点·无私精神（Altruism）
白求恩在中国很有名气，大概是因为毛主席的一篇《纪念白求恩》。留学美国后，白求恩曾经是我和加拿大同学聊天的主要话题，我以为白求恩只在中国有名气，但是出乎我的意料，白求恩在加拿大也很有名气，加拿大同学虽然没有读过主席的《纪念白求恩》，但也都知道他。
主席老人家在《纪念白求恩》中写道：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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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纯粹”的人，这样的人不多见。从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来说，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决定自己的行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纯粹”的人是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在经济学里，经济学家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的人做了很多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慈善捐款的行为而进行，为什么有的人要进行慈善捐款？慈善捐款岂不正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行为？
2010年，以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为首的40位美国亿万富翁宣誓，要将他们至少50%的财富捐给慈善机构。这些亿万富翁包括：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媒体巨头巴里·迪勒和特德·特纳，甲骨文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星球大战》电影制作人乔治·卢卡斯和能源大亨布恩·皮肯斯。根据《福布斯》杂志的估计，这些人捐献的财富总值至少在1500亿美元以上。
美国人喜欢捐款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据印第安纳大学的慈善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人2006年的捐款总额是2950亿美元，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20%，全世界第一。这里有两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美国人爱捐款？另一个是捐款多是不是真的好？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爱捐款呢？难道美国人真的个个都是“白求恩”？都是最“无私”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现代经济学理论就可以完全被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人的理性不存在，这些理论也就都是垃圾了。可事实上，这些理论还是很有价值的，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他们捐款是为了减税。美国早在1916年就通过了捐款减税的法案，1970年开始有不少经济学家研究捐款和减税的关系，研究的结果明确显示，捐款的多少和免税的多少成正相关。也就是说，减税越多，捐款越多。说到底，慈善捐钱这种非理性行为背后还是隐隐约约地有着理性经济人的影子在支配着。
但是，美国人爱捐款也不全是因为减税，减税不是美国人捐款的唯一原因。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学家詹姆斯·安德雷奥尼（James Andreoni）提出了“warm glow”，就是我们常说的“温暖的光辉”理论。就是说，捐款者的目的除了为达到这笔钱款的目的（有的是为了救灾，有的是为了医疗研究），同时还有为了在社会上给自己建立一个光辉形象的目的。如此说来，捐款不外乎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消费形式而已。
后来，经济学家用了很多社会实验来证明安德雷奥尼提出的这一理论。比如有两名经济学家做了一项实验，他们让一些有自己的慈善基金的富翁选择是不是要从他们自己的慈善基金给其他的慈善基金捐款，并且这种行为不会增加社会捐款总数。如果这些人是真正的“无私”，不是为了自己的“光辉形象”，他们就没有必要再从自己的慈善基金给别的慈善基金捐款，因为他们自己的慈善基金也可以做同样的善事。可结果呢，很有意思，平均有57%的参与者又捐出了他们慈善基金的20%。这样做的目的很显然，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光辉形象”：看，我又捐款了。
除了“温暖的光辉”理论，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压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从美国总统到平民百姓，大家都互相攀比，白宫每年都要报道“第一家庭”的财政情况，包括捐款数额。比如2009年，美国总统第一家庭收入是550万美元，他们捐款是32.91万美元。总统都捐款了，而且没少捐，下面的官员当然也不能拉下，你追我赶，要是不捐，万一被媒体曝光了，就太没面子了。
经济学家对攀比压力对捐款的影响也有研究。有两名经济学家对美国一家公共电台的听众做了一项实验（美国公共电台靠捐款维持运营，所以经常在节目中号召给自己募捐）。他们让电台在募捐的时候稍微改变一下策略，以前有人打电话进来捐款的时候，电台的客服就是简单的接收；改变之后，电台的客服会告诉捐款人，刚有一个人捐了75美元（捐款的平均值）或者刚有一个人捐了300美元。言外之意就是，人家捐了那么多，你就看着办吧！分析结果显示，被告诉有人捐了75美元的人平均捐了75美元，而被告诉有人捐了300美元的人呢？比平均多捐了12%。显然，前者没有压力，而后者感到了压力，这些捐款人不是被激将了，就是觉得捐少了不好意思，反正都是攀比压力在作怪。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谁来募捐。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他让两批人去挨家挨户敲门为一个慈善活动募捐，一批人是长得很漂亮的时髦女郎，另一批人是相貌不出众的普通人。结果呢，如果是男人开的门发现是漂亮的时髦女郎来募捐，他们平均比别人都捐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在后续的研究中如果再给这些男人通过发信或打电话募捐，他们就和普通人捐得一样多了，而没有多捐。
那么，捐款多了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儿？表面上看起来，很多人为一些崇高的目的捐款，貌似是一件好事儿，其实，这种现象也是很有争议的。从减税的角度上讲，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捐款，每年大概要少收500亿美元的税收。这笔钱是多大的概念呢？这笔钱够美国免费让所有三四岁的孩子上托儿所。实际上，美国政府少收了富人的税，因为他们捐款了，而反过来政府可能就因为缺这笔钱而没法为穷人做一些福利（这些捐款不一定用在了穷人身上）。带着崇高目的的捐款，在宏观上看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社会不公平。
另外，美国的捐款大部分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募捐者“要”来的。在美国住过的人一定知道，来募捐的电话和信件几乎每天都有，而且经常都是蜂拥而至。据美国慈善研究所（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ilanthropy）公布的评断标准，一家慈善机构如果花35美元能募捐来100美元，这样的效率就算是满意的。就算美国的慈善机构效率都是令人满意的（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2950亿美元的捐款总额要花1033亿美元才能募捐得来。这1033亿美元是不是有更好、更需要钱的地方呢？在美国人争做白求恩的时候，美国的捐款、募捐和慈善机构已经成为了一项庞大的产业。
注释：
【1】摘自《拿事实来说话》（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