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猫没有肩膀，它的肩胛从脊梁扁扁地溜下来，顺成两条前肢，袅袅前进。
黑猫从桑园的灌木丛钻出，沿水泥通道绕了一个弯儿，在我面前坐定。盯着我，眼也不眨。
没有谁这么认真地打量我，况且是铜铃铛一般的大黄眼睛。我想学一种令黑猫诧异的声音让它不安，譬如老虎或耗子的声音，让黑猫感到有谁在骂它。我一出声，变成了“瞿瞿”，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
黑猫只将左耳向后瘪了一下，没走神。
我怎么了？黑猫为什么看我不眨眼睛？它像一位穿雨衣的邮差，或者那位参加过北伐披黑斗篷的委员长。我用黑白相间的眼睛和它黑黄相间的眼睛对视，它的瞳孔已经细得不像话了，容易把人看扁。
我家过去养过许多猫，后来流落了。最后那只老猫归山前，平静又含着饱满的力量凝视我们家的每个人，然后于炕头埋首，第二天永诀。去年我患焦虑症，久医无缘。一位民间医师突然问我：“你过去做过残暴的事吗？”
残暴？医生家里供着观世音菩萨像，墙上许多锦旗，录音机里放出恍如隔世的五台山佛乐。我……想起奥斯威辛、南京大屠杀，要回忆自己的。当时我赤膝趴在医生家的床上，准备受针。他用冰凉的酒精棉球这里那里搽，以手丈量位置，按压骨肉软硬。
“我杀过一只公鸡！”这是唯一一件杀生的罪行。
“噌”，针钻肉里，力透脊背。这属于长针，医师不断朝里捻。然后，他抬头念了几句什么，我偏头看到他七十多岁仍然鲜红的嘴唇。
杀鸡是在端午节前夕。邻居一位膀大腰圆的参加过珍宝岛战役的军官，拎着鸡和刀对我们一帮小孩说他不敢杀鸡，神色畏葸。我们原本佩服他，这下该由他佩服我们了。我抢上前，把鸡按在条凳上，一刀，鸡头落在凳角旁，冠子沾着土和稠稠的血。鸡身还振翅扑腾，转着圆圈，尘土和汩汩的血搅成糨糊。大家欢呼，鸡腿登直，我有些害怕，看到军官满意的脸色，稍欣慰。
对我杀鸡的罪过，医师怎样消弭呢？我偏头想看他嘴上是否还在嘟囔。
“别动！”他说，“针断在肉里就完了。”
那次治疗为七天，最后一日“走罐子”。把燃烧暗红的纸捻投入罐头瓶，“嘭”地扣你背上，瓶内霎时拔起二寸厚的紫色肉。这还没完，医师将嘬紧了口的罐子在背上努力推拉，痛如剥皮。旁观的人说，罐子拔出一片血泡，再以罐口碾碎，内火必是退了。
我疼得很难耐，把牙齿“嚓嚓”磨过了之后，仍不可耐，遂以肩肘辗转支撑。医师说：“你看你都站起来了，我怎么弄？”
我只好卧下，忍痛骂自己，报应啊，再叫你杀鸡！当痛至顶峰时，我想大叫及大骂，吐露支部名单以缓痛。但事先医师警告过：“别叫唤啊，老娘们儿顶住了。”
走完了罐子，衬衣甚至不敢贴在背上，我只好把胸挺成弓形行路。突然想起，我之残暴不止于杀鸡，还虐待过一只猫。
黑猫，金黄如琥珀似的眼睛。当时我家住在箭亭子。夏天，黑猫翘着神气的胡子，娉娉地扭着屁股闲逛，旗杆一般竖起的尾巴，只有顶尖一点点微摆。它会猛地跃起来，投篮一样，以双爪捕蝴蝶，挺立良久始仆地。更多时候，黑猫高卧窗台，不怀好意地观察落在电线上的飞鸟。然后，大舔特舔自己的爪子和尾巴，或用整个胳膊沐面，把脸弄皱。
那么，它是不是眼前这只黑猫呢？黑猫的黄眼睛多精妙，要是用这只眼睛镶在戒指上就绝了。猫脸的轮廓渐收渐小，使你感到它有一副樱桃小嘴，只在鼻子下面一点，又有胡子放射出去。错了，猫的嘴线很隐蔽地咧向耳边，那种样子蛮像腓特烈大帝上翘的胡子。
有一次我把黑猫关进小棚，把涂蓝漆的木板门关严，端起它下颏，瞧瞧狰狞的普鲁士胡子嘴，再用日本话训它一通，死啦死啦之类，把它缚在柱子上。那是“****”初期，最好玩的一个时期，打砸抢还没开始，所有的人都上街辩论，我们捡传单并互相交换。这只是在晚上。白天，天空静悄悄的，我家豆角架的背后是一排灿烂的向日葵，鸟儿飞过，一转身又旋回来。不上课了，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性意识还没有启蒙。二丫在辽河工程局的乒乓球室和一个不知哪院的人亲嘴，我们见到她就往地下吐唾沫，用力到口干。
黑猫身上被绳子胡乱束缚，狐疑地瞟我，它身后是竖起来的劈柴。我拎起钢丝鞭在手里颤了颤。这是八一修造厂车床削下的废料，螺旋如鞭，瓦蓝锃亮，每天都可以在后院大坑拣到几根。我朝自己腿上来一鞭，用力大了，钢丝鞭在空中展开，呸！疼死我了。瞪眼看，腿上一串均匀的红印。很厉害呀。我抽在黑猫背上，它缩瘦筋骨，肚皮贴在地上。一共十鞭。一鞭、两鞭，黑猫的耳朵平平贴在脑后，浑身颤抖，爪钩伸出抠进土里。第四鞭时，它叫了起来。
愚蠢和残暴常常纠缠在一起，现在我难为情地写下这些事。儿童几乎都是残忍的，换句话，分不清善恶。至今我仍然感到羞愧。
我虐待黑猫的直接动因是刚读过《红岩》这本书，为书中描写的酷刑所震惊。《红岩》的主题，在我印象中是一个肉体所能忍受的痛苦与保守机密之间的比例平衡问题。读过此书，我苦闷良久，我考虑自己能不能变成叛徒。对每件难以忍受的事，我都作为变节的尺度估量自己。譬如走墙头失足把耳朵磕破了，在游泳池最凉的水里浸泡，他们合伙胳肢我，打针，走路看书撞在树上。我察觉自己每次都有可能招供。我是叛徒？这种念头使人痛苦不已。甫志高，大分头。我难过于自己的结局，街上是不是有许多人都在瞅我？
我现在回想这些事情时，用手揪着衣服的后裤，勿使它贴在溃烂（我老婆说并没溃烂）的背上，医师已为黑猫报仇了。黑猫当时是怎么忍受的？它再没出声，那种锯齿式的长短牙是咬不紧的。一个人描写殴打动物是可耻的，尤其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当时我没有可耻的感受，我同时代的人可能都没有这种感受。时代没给我们富有人性的教育。那时，如果用一种方法给自己特别是给别人带来痛苦，会引来周围的掌声。一九七六年春节前，我们一帮知青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破冰汇地，渠堵了，我穿着棉衣棉裤跳到渠里把阻流的冰块搬开。上岸后，衣服已脱不下来，他们用木棍敲落我身上的冰甲，让膝盖能回过弯来。然后，像架死尸一样把我弄到热炕头上，灌酒，按摩。我感动了，那么多眼睛含着泪水瞻仰我。我跳冰水里就像跳火坑里一样，忍受了别人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挖出了藏在唐人内心深处原本极少的悲剧意识，我们共享这种崇高的美感。如果我不能跳下去呢？水就漫出堤坝，浪费了。而我如果冰镇之后瘫痪或殒命，则是另一回事，对别人仍有低回不已的壮美。那时鼓励人们铤而走险，而退缩永远是可耻的。正如我给黑猫上刑之后，它平日的高贵悠游气度全没了，变成了一个贼，见到我就左右顾盼，准备夺路。因此，你永远不要相信一个人的气质会决定于一个人的品格。在特殊的年代里，轩昂者、豪迈者，决不会同时是一个高尚者与善良者。在我家乡的小城，一些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说英语、弹钢琴、穿西服，把白衬衣翻在外边，滑冰、听唱片、郊游、穿红毛衣、跳舞、烫发、讲卫生，完了，他仍在“****”中被整得灰溜溜的，那副大罪临头的样子让人一看就觉得他仍不像好人。他仍在受尽折磨之后，也许有意弄出罪人的样子保护自己。“****”的真谛之一是被斗的人要把能够维护尊严的一切努力放弃，把自己变成****，让造反派们连踩都懒得踩，而后或可稍获安宁。你不知道“说英语、弹钢琴……穿红毛衣、跳舞、烫发、讲卫生”已经激起了工农群众多大的仇恨，而有人多么巧妙地拨旺仇恨的火苗，“试问今日之中国，究竟谁家之天下？”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尔等“说英语……讲卫生”。这成了罪证。“************，************”，上述名言一点不错。高贵者蠢到死都不知怎么死的，而卑贱者的聪明却没有止境。民国七年，敖汉旗金厂沟梁的卑贱者洗劫大户，把锦衣玉食的富人全家老小绑进山里，从老太爷、年轻媳妇到儿童，悉数剥光衣服。卑贱者选一根茁壮的杨树，于两米高处削成尖尖的橛子，弯下，插入缚膊裸者的****，松手，让树反弹，把下体鲜血直流的可怜虫绷到空中，落地而死。这种执行死刑的方法，能引起行刑者欢悦的笑声，他们在别人的死里加入了一种游戏的美妙。不然，他们何不将受难者斩首了事。而富人的儿媳妇或姨太太一丝不挂地弹向空中时，他们的笑声已达高潮。这种刑法叫“坐绷”，至今被乡人津津乐道。倘若使一个枯瘦肮脏的乞丐“坐绷”，行刑者也许会兴味索然。戳破、践踏、撕烂人的尊严，在很多人心底会激发极度战栗的快感。
黑猫是通灵的。我相信所有的黑猫都如此。它恍如隔世地在你面前坐下，为了让你想起什么。桑园的高度即树的高度，碧桃的枝叶抚到三层楼的窗口。灌木围匝，如桑园的短裙。我开始数黑猫的胡子，左唇七根，右唇六根，杂着一些短须。它粉红的鼻头如翻毛皮鞋的面，眼屎是对称的，一面一块。我家养过许多猫，上月我姐夫一气说出这些已故的猫的名字：“堂·采查，花花，大妈，蔑吉嘎和黑子。”这么多年了，他还记得。“堂·采查”是我姐看过一场西班牙电影后，将主人公名赐予新生的猫仔。我妈鞠躬尽瘁地喂养，说上辈子欠它们的。当猫用舌头在碟里哗哗撩着喝牛奶时，粉红的舌头简直在浅白的碟子上欢快跳舞，我妈的笑容如水纹一样扩散。
当曾祖母说了十几次要见我父亲的时候，我母亲卑微地向昭乌达报社的军代表提出这个要求。一天下午，我父亲被几个人押了回来。我们几个月没见他了，他脸上如敷一层白蜡，没表情，眼睛对外物视而不见。我把院门打开后，他和几个人快步穿过院子，走进屋。
我曾祖母是旧时代的人，放不下台吉（蒙古贵族爵位）矜然的架子，她身材高挑，高髻挽在头顶，穿蓝布长衫，目光锐利。她看了孙子即我父亲一眼后，就坐在炕头闭目不语，上身挺直。我父亲斜坐在炕沿上，用汉语（不许用蒙古语，而曾祖母一句汉语也不懂）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说完了，停一会儿，他舔舔嘴唇，再重复同样的话。地上站着群众****的几位猛人，我认识。报社在红山植树劳动，我和姐姐唱歌跳舞，他们鼓掌微笑。我笔直地站在墙角看我父亲。他的棉袄袖子上缝一块白布，上写“内入党魁”，他自己的笔迹。父亲脸上很干净，显见刚洗过，但耳郭里面有血痂，已经黑了。他腿上露出一段袜子，尼龙丝的袜沿已深勒入肉，腿肿的缘故。他面对曾祖母，但眼神分明什么也看不见，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曾祖母闭着眼，嘴唇偶颤，我知道她在心里称颂佛名，释迦牟尼佛啊，文珠菩萨，普贤菩萨和地藏王菩萨。我父亲转过头，用眼神恳求在场的巴特尔，眼睛一瞬间流露出活人的样子。巴特尔用汉语大声说：“可以用蒙古语说一句话。”巴特尔是蒙古族造反派，担任监听。当时任何人用蒙古语交谈都可能被认为说“反动话”，否则为什么不用汉语。
“奶奶，我没事！”我父亲用蒙古语低声说。他可能每天都背诵语录，因而说“我们应当……”时声调僵硬，没有任何生命的、呼吸的气息，这句蒙古话却像出炉的滚热的水洒过来。我父亲由于抑制泪水的原因而浑身发抖，“奶奶，我没事！”他说。
他竟然说“没事”。他从昭乌达报社的监狱放出来几年后，陆续向我们谈过他受过的酷刑。平庄煤矿的工宣队员在革委会领导的指导下，将他吊打十五昼夜，全身被三角带、胶皮管打得多处骨折。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是“内入党”。十几年后，和我一起工作的于兆平频频摇头，说：“你爸挨打我见过，惨哪！把木板两头钉上钉子，狠命往肉上拍，墙上全是肉沫子……”于兆平不断摇头操着宁城口音说：“惨呀！”有一次和父亲洗澡，见过他背上许多黑斑。
就在那时，他对曾祖母说：“我没事。”然而，曾祖母还是看出他“有事”，虽然只一瞥。临了，造反派推我父亲出屋，他的手在门槛上把了一下，曾祖母仍然没睁眼睛，她把长长的烟袋攥在手里，像睡着了。后来，她回到科左后旗老家，不久便死了。临死前，她说了一句：“我孙子活不成了。”努恩吉雅，这是我曾祖母的名字。有一首东蒙民歌也叫“努恩吉雅”，我从来不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沉默着，想听出曾祖母的身影而不可得。这个名字曾写在我家的粮本上，后来被划掉了，再后来换了新粮本。我父亲幼时父母双亡，曾祖母供他长大。有一天，她坐火车来到赤峰市，人散尽后，月台只剩她一个人。铁路的人问她上哪里，曾祖母只会说一句汉语：“找孙子，当兵。”她对铁路的人的犹疑很生气，赤峰人怎么会不认识她孙子？不是告诉你“当兵”吗？曾祖母非常安闲地被送到军分区，见到了我父亲。
他们祖孙分手后几个月，我父亲疯了。被组织上反吊在房梁上十五昼夜（有一位专案组的人指出这种说法不太准确，中间放下来几次，让他吃饭和上厕所）打他，用顺手的一切东西。使什么打，在乎个人习惯。打人也累，他们分成三班，劳逸结合。领导大多在后半夜出面，如陈国平、孙永等人。孙永是一位预言家，说：“那顺，你要不是内人党，我把脑袋揪下来。”无疑，这句话极大鼓励了造反派，幸勿手软。那顺是家父的名字，蒙古语，意为“寿”。许多年之后，他在屋里踱步，称“我要把名改成那不顺，这么多年哪里顺过？”寿，应了一句老话——寿则多辱。在第十五天的夜里，造反派再问那句说了无数遍的话：“你是内入党吗？”我父亲说：“是。”造反派高兴得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他们雀跃欢腾，忘记了疲倦，一人喊“毛主席万岁！”在这之前，我父亲的回答一直是“我是共产党”。当造反派出于仁慈，给他水喝（原则上不给水但可以给尿喝），喂他（因双手吊着）玉米面条时，我父亲有吃有喝竞不承认自己是内入党，更加激发了革命群众的斗志。一般说，你承认了，再供几个熟人，就被宽大回家了。
我父亲被从房梁上松下来，但他的表情像另外一个人，说：“挖！这底下有大烟。”他用脚踩地面。人们起砖，挖地三尺，黄土在办公室里堆积，哪有他妈大烟。孙永非常生气，他发现我父亲已经疯了，开始谈笑风生。在这之后，他被打得三次自杀未遂，撞墙。撞烧红的铁炉子都被拦住。有一次，他乘人不备，撞到门上，竞把反锁的门连合页一起撞掉，他的头盖骨太坚固了。运动后期，一些人说自己没自杀的原因是想到了孩子。我问他：“在狱里，你想过我们吗？”父亲摇头，说：“打得我活不下去了。”
他和曾祖母诀别那天，黑猫圆卧在窗台，偶尔睁一下眼，仿佛知道眼前的一切以及后来的一切。它甚至下地用脸颊蹭一位造反派的裤角，后者抱起它，珍怜地抚摩黑猫背上的毛。他们走后，黑猫随到当院，寂寞地叫了几声。
我父亲并不是“说英语……讲卫生”阵营的人，这也不是他被打疯的原因。按说他属于“自己人”，当过兵，追随别人一哄而起打天下。挺好的，一直很对头。在运动结束之后，造反派也惊讶我父亲没被打死，可见他们曾往死里打过。他在内蒙古军区那些饱经折磨的战友，见了我父亲后吃惊：“你没死？”这些疑问充满玄机，我父亲刚正却不死成了一件怪事。那么，人们已经知道了命运的走向。在这场运动中，我父亲不过是无数受害人之一，他侥幸活下来，许多人却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起诉“******”）称：“内蒙古自治区因‘内入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干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干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有些道理国人已经淡忘了，或许在外国人笔下有一些影子。约瑟夫·海勒曾经写道：牧师被带去审讯时，法官说：“我们指控你犯下了我们并不知道的罪行，你打算怎样辩护？”牧师回答：“如果你们不告诉我我犯了哪些罪，我怎么能辩护呢？”法官说：“但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罪行，怎么告诉你呢？”（《第二十二条军规》）双方显见都很纯洁，因而都是无辜的。在内蒙古，有人拼命说对方有罪，对方拼命说自己无罪。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罪，一个当时被关押的名叫郭建奇的人说：“如果我心是红的，就证明我不是内入党。”言毕，他上厕所割肚剖腹，用手掏出还有些微搏的心……阳光从桑园的树枝间淌下。黑猫仍然端坐着，像经历了百年之雨。比针还细的雨丝从它的毛上亮晶晶地滚下，入地无痕。我无法洞视它那黄眼睛，看不透打磨这么精美的木变石一般的眼睛里的东西。但我之所以想起过去的事情，仿佛是它让我追忆的。
有一首诗的结尾几句说：
让我把带血的记忆吐出去，
顺喉管笔直弹出，
血已经旧了、变黑，
它在我肺上趴了许久。
诗人的名字忘记了，好像是黑猫写的一首诗。它的神态表情宛如这个作者。如果，让这个穿雨衣并有写诗才能的黑猫在夜的树林里与猫头鹰对视，四只黄眼睛彼此能看到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