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教师以后，家麟就希望自己能像他北大的恩师张志让先生那样著书立说，当著名教授。张志让先生是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新中国一成立，他就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并兼任北大法律系教授讲授新哲学和宪法学两门课程，著述颇丰。家麟是宪法学课的课代表，与先生的接触较多。在先生的热情支持下，家麟出面组织了一个宪法研究小组，加深了对宪法学这门学科的兴趣。后来，家麟与宪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张志让先生是家麟进入宪法界的引路人。
1953年，我国开始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分给人大法律系的任务是帮助收集各国有关宪法的资料。家麟是中国国家法教研组组长，因为有上课的任务，虽然没有被抽调去专门搞收集材料的工作，但是在帮助收集材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因参加了这项工作，对制宪过程和宪法条款了解得比较多，也比较深，加上手头上有些资料，他就萌生了写一本宣传新******的念头。经过1年左右的收集材料和撰写工作，在新宪法颁布前夕，即1954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论著《宪法基本知识讲话》。这本小册子是家麟的处女作，出版以后，很受欢迎，共印刷了90万册。这本书在宣传新宪法、普及宪法基本知识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是新中国第一本宣传新宪法的书。
被“错划”为****之后，家麟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格著书立说了，就连写一篇文章想发表，还得用集体的名字才能见报。
1979年年初，挣脱了21年的政治枷锁，家麟感到心情无比舒畅，压抑了多年的写作激情和创作力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
古人云：文如其人。也就是说，文章的风格极像作者的性格特点。家麟的性格特点是：认真做事，清白做人，诚恳待人，敢讲真话，不趋炎附势，不阿谀奉承，正直开朗，乐观豁达。他写文章时力戒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更讨厌窥测风向，随风转舵。他尊敬权威而不盲目崇拜权威，珍视自己的独立思考习惯，喜欢提出个人的独立见解，因而他的文章，报纸、期刊抢着发表，有时稿约不断。他的书出版顺畅，有的书一版再版。
1983年家麟当上宁大校长以后，在工作的时间里，既要上课，又要开会，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很难抽出时间写作。他只好抓紧早晚的空余时间，会前会后的间隙时间，饭前饭后的闲暇时间构思文章，拟写提纲，深思熟虑之后利用节假日写成文章。一到节假日，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催他吃饭，他不知道饿；不催他睡觉，他不知道困倦。他写作时经常是一气呵成，效率相当高，较短时间里就能写出一篇极有分量的文章。
看到家麟整天忙个不停、从不给自己放假，我是既担忧，又高兴。我担忧的是：他太劳累，身体吃不消。自当上校长以后，他经常头晕、胸闷，睡不好觉。经检查，医生确诊为高血压，而后又确诊为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医生嘱咐他要劳逸结合，多休息。他怎么肯听医生的话呢？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他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而且“老牛自知黄昏近，不用挥鞭自奋蹄”。我高兴的是：他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圆著书立说的梦了。
为支持家麟著书立说，我包揽家务（那个年代很少有人请保姆），抚养子女（秋秋、冬冬虽已上大学，也得通过书信往来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红红还在上学，需要操心的事情很多），当好助手（利用节假日帮他誊写书稿，校对书稿，帮他收集资料。有的书稿，家麟有观点、有框架，但没有时间写，我就帮他落笔成文，然后交给他修改，合作出书）。
我一心要当称职的教师，上好课，搞好科研。所以我和家麟一样，整天忙忙碌碌，超负荷运转。同事们常说我走路就像小跑步。是啊，时间是常数，而我需要做的事情是无数，我不小跑，行吗？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努力，家麟在拨乱反正后的一二十年间出版了8部论著，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篇文章（包括退休后写的）。家麟在著书立说和写论文方面的主要成就如下：
在著书立说方面
《故事里的逻辑》
《故事里的逻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
1978年春，家麟着手把摘帽后重上讲台讲形式逻辑时收集和积累的几百个逻辑故事进一步加工、整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出《故事里的逻辑》一书。
家麟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普及逻辑知识。他认为让更多的人掌握逻辑知识很有必要。怎样才能使更多的人掌握逻辑知识呢？必须提高人们学习逻辑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兴趣入手。
从兴趣入手，用形象的故事来阐明抽象的逻辑原理，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形式逻辑应用范围的广泛性，是这本书的主要特点。这本书的阅读对象是中学语文教师和自学形式逻辑的知识青年。书中介绍了400多个古今中外的故事，并且对这些故事分别进行了逻辑分析。
当时，书稿送到宁夏人民出版社之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看了都很喜欢这本书，想出这本书但又不敢出这本书，因为作者是个摘帽****，出版社没有出版过这类人的书。听说****问题不久会得到改正，但没有见到正式文件。于是，他们决定先把这本书刻写出来，制成油印本，送给研究所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审查，请他们填写意见表。在收回的意见表上，全部表示“建议出版”“有出版价值”，并对该书作了充分的肯定。
1979年1日，家麟的****身份得到改正，年底，《故事里的逻辑》终于出版。《宁夏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这之后，该书很快销售一空。想买此书又买不到的读者纷纷给家麟或出版社写求购信。寄到家麟手里的信件就有上百封，寄到出版社的信件就更多了。有的在求购信中一次就要求买20本，并把钱一齐汇了过来。
1980年6月16日，《宁夏日报》发表了杨怀中同志写的书评，题目是《一扫陈腐气，别开新生面——评价〈故事里的逻辑〉》。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评述：
《故事里的逻辑》作者，坚持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以逻辑学的科学体系为经，分专章，循序渐进，简明易懂地论述了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又以与逻辑学有关的故事为纬，运用了大量的故事较详尽地分析、阐明了逻辑学的原理，这种用形象的故事来论述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形式逻辑应用范围的广泛性，可以说是在实现逻辑学解放方面的一个可喜的突破，对于提高读者学习形式逻辑的兴趣和逐步掌握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如一位读者来信说：“此书既有理论色彩，写法又新颖，雅俗共赏，一扫多年来逻辑著作之陈腐习气而别开新生面。”
1980年7月9日《香港大公报》也介绍了这本书，题目是《打开逻辑学之门——介绍〈故事里的逻辑〉》（作者：杨怀中）。
为满足读者的需求，出版社于1980年7月对该书进行第二次印刷。16年之后，应读者的强烈要求，1996年8月出版社对该书进行了第三次印刷。
1981年12月，这本书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破案审案与逻辑》
《破案审案与逻辑》，法律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
《故事里的逻辑》出版之后，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百科知识》月刊编辑部向家麟约稿，让他写一篇有关“法学中的逻辑”方面的稿子。法学界的朋友也向家麟建议，让他写一本“法律与逻辑”结合的书。这是一个新课题，国内尚属空白。家麟既懂逻辑，又懂法律，这是有利条件。他决定大胆尝试，写一本这方面的书。
为了使这本书写得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可读性，家麟又开始把自己埋在书报刊堆里。他一方面广泛地阅读古今中外名著，从中寻找典型案例；另一方面又广泛地阅读近期的报纸、杂志，从中收集当今的典型案例。经过一番认真的筛选，他选出了大家比较熟悉而又有意义的20个典型案例作为本书逻辑解剖的材料。
这本书主要剖析破案、审案中的逻辑问题，所以取名《破案审案与逻辑》。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要选取这20个案例？这20个案例又是按照什么样的顺序编排的呢？家麟在本书的前言中是这样写的：
这本《破案审案与逻辑》是为了给法律工作者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实际思维材料，为了在法律知识和逻辑知识的结合上进行初步尝试而写的。这本书里介绍的20个案例，来自古今中外，小部分是历史和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大部分是小说、戏剧中的艺术虚构，由于这些文艺作品大部分为读者所喜爱熟知，这样读起来可能亲切一些，自己对它进行逻辑分析也方便一些。这20个案例大致分为三类：第1至第7例是审案子和打官司方面的，第8至第15例是破案方面的，第16至第20例是辩护方面的。由于只能以有典型意义而又见报的为限，所以现实的案例比较少。作者根据个人认识对每一个案例都进行了逻辑分析，仅供读者参考，并想借此机会向读者求教。
这本书与《故事里的逻辑》相比较有哪些不同呢？
这两本书的不同点显而易见。第一，读者对象不同。这本书主要对象是法律工作者，面较窄；而后者主要对象是中学语文教师和自学形式逻辑的知识青年，面较宽。当然，自学形式逻辑的知识青年包括部分法律工作者。第二，介绍逻辑知识的方法不同。如果说《故事里的逻辑》是以介绍逻辑知识为经，以400多个故事为纬的话；那么，这本书则是以20个案例为经，以逻辑分析为纬。第三，这本书更适合已初步掌握逻辑知识的人阅读，后者则更适合初学逻辑知识的人阅读。第四，这本书采用章回小说对偶的标题，新颖别致，如：“过于执凭‘想当然’断案，况太守靠查现场平冤”，“吴南岱纠张知县原判错案，施愚山平吴太守新制冤狱”，而后者的标题较一般。
1982年6月这本书投入市场不久就卖光了。应读者的要求，出版社于1983年10月第二次印刷出版这本书。
1984年9月这本书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这本书的封面上写有（第一辑）的字样，这是因为家麟本打算继续写下去，出第二辑、第三辑。第二辑本打算剖析福尔摩斯侦查和破案的逻辑方法，后因教学、法律科研和行政工作实在太忙，没有时间继续写下去了。
《法律逻辑学》
《法律逻辑学》（高校法学教材，主编并撰写第一、第十章）群众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这是一本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教材。为什么要冒风险去主编这部教材呢？家麟在《吴家麟自选集》一书的《自序》中写道：
有鉴于以往法律系逻辑教学严重脱离法律工作的实际状况，我就致力于探讨逻辑与法律结合的途径，力求做到学以致用。80年代我的老友****灿同志主持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的工作，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把《法律逻辑学》教材列入首批编写计划，并委托我担任主编。尽管当时有的行家认为这个学科对象不够清楚，体系不够规范，但我总认为万事开头难，有胜于无，从粗到精总比从无到有容易一些。
为了让逻辑与法律紧密结合，“做到学以致用”，所以家麟要主编这部教材。
这部教材，系统阐述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紧密联系法律工作实践，对侦查、检察、审判中的逻辑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概括，为法律研究和法律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逻辑方法。逻辑与法律相结合，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
1986年10月，根据教材使用情况以及部分读者的意见，本教材进行了一次修改。这次修改对不少章节的内容作了较大的增删，对章节的顺序作了调整，对习题作了修改和补充。
1993年，台湾五南图书公司看上这本教材，决定在台湾出版该教材的台北版，供台湾大专院校使用。他们出的这本教材，在纸张、印刷、装帧上都比较精美。
《宪法学》
《宪法学》（高校法律教材，主编并撰写第一章至第三章）群众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
当时，拨乱反正的工作刚刚开始，“左”的思潮还相当严重，许多“禁区”尚未解“禁”，编写工作困难重重。一是书名问题，有多种主张，经过多方协商，才定下《宪法学》这个名称。二是内容问题，也有不同观点，后经讨论确定写3部分，即：旧中国的宪法、新中国的宪法、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评价，因当时尚未解“禁”，教材中基本采用全盘否定、一批到底的办法。这本教材的编写历时一年多才顺利出版。
本教材系统地论述了宪法的本质和发展过程，介绍了各种类型宪法和各国政治制度的内容和主要特点，并根据我国1982年宪法的条文和基本精神作了全面介绍和学理解释。
1992年3月，为适应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和新的国际形势，在原书初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这次修订的原则是：更新和充实了内容；精简层次，撤编并章；删减部分内容，减少全书篇幅。
这本教材，在当时法学教材奇缺的情况下，暂时解决了各个法律院系的需要。90年代以后，新的宪法教材纷纷问世，这本书逐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92年再版以后，不再重版。
1984年，这本教材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为庆祝家麟八十华诞而举行的“吴家麟宪法思想暨宪法学发展研讨会”的会上，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韩大元教授在发言中对这本教材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吴家麟教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宪法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努力在本土化的背景中，积极探索新中国自己的宪法学体系。他主编的《宪法学》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第一部具有系统性、权威性的宪法教材，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该书在宪法基本范畴、体系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成为体现中国宪法学学术特色的重要范本，在一定意义上创立了中国学派的宪法学体系。”
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教授在献辞中对这部教材的评价是：“破国内数十年法学研究之冰封，开日后宪法学繁茂之先河。”
《说理文概论》
《说理文概论》（吴家麟、汤翠芳）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
家麟的第二专业是形式逻辑。研究形式逻辑需要对说理文章进行逻辑分析，需要研究作者的逻辑思维。在研究中，家麟阅读了古今许多说理文，并对其进行逻辑分析。为帮助学生学好说理文、写好说理文，家麟征得领导同意专门给政史系学生开设说理文写作课程，可惜只讲了一个学期，就又被下放农场当农工，无缘再讲说理文写作了。
1982年，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入宁大政史系当教师，负责教授写作课和形式逻辑课。针对政史系学生的需要，我在讲写作课时，重点讲说理文的写作。写作教材中这一部分的内容很单薄，我只好另辟蹊径，自编教材。家麟在1963年给学生讲过这门课，很受学生欢迎。如果他有讲稿，那我讲课就省劲了。可惜家麟讲课从来不写讲稿，只列简单提纲加一些卡片就开讲。因运动一个接一个，后来连简单的提纲也找不着了。为了讲好这门课，我就到当年听过家麟这门课的学生那里去借听课笔记。在听课笔记的基础上，我加以充实、整理，写成讲稿，给学生讲课之后，学生反映不错。为此，我与家麟决定合作编写一部《说理文基础知识》的教材。这本教材内容充实，观点新颖，印发给学生，受到普遍欢迎。1985年，这部教材被学校评为优秀教材二等奖。在这部教材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加工、提高，我们把它更名为《说理文概论》，这本专著1986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书出版之后，得到社会的认可。1986年10月1日《光明日报》载文介绍本书。1986年10月7日《宁夏日报》发表了题为《〈说理文概论〉是指导写作的好教材》的文章。
武汉大学王应教授看了《说理文概论》之后，给家麟来信说：“多时没有见到以古人的逻辑思维和论文风格为主的著作，这本著作可以说开这方面作品的先河。”后来，王教授写了一篇题为《一部说理文写作知识的佳著》的书评，发表在《写作》（杂志）1987年第8期上。文中写道：
从近年来公开出版的写作教材和其他指导写作的读物看，数量虽然不少，但是绝大多数是综合性的写作知识读物，其中关于说理文写作知识的介绍，所占比重不大，内容显得单薄，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在此情况下，此书的出版，可算是应时之举。
但是，此书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一部应时之作，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部颇具特色而又有裨实用的说理文写作知识佳著，综观全书内容，其特色有三：一是内容丰富，二是实用性强，三是富有创新精神。
此书内容的创新精神，既表现为学术体系的创新，也表现为学术见解的创新。就学术体系的创新说，本书突破了一般写作知识讲今而不讲古的内容樊篱，专辟了两章（第二章与第五章），分别介绍我国说理文的历史发展概况以及我国古代雄辩家在进谏、陈说、鼓动、辩论时常用的几类说服方式。这就使得此书的理论体系，具有高屋建瓴之势。从全书材料的组织来看，也都努力做到贯通古今，力求古为今用，显示出理论体系的一大特色。
就学术见解的创新说，此书中颇有一些精辟而独到的见解。例如：关于说理文的三要素，中学教材和一般的写作知识中大都解释为论点、论据和论证过程。这一说法，是把作为一种文章体裁的说理文的写作要素同作为一种思维形式的论证逻辑要素进行了简单的比附，而未考虑到，说理文的写作，不仅应该具有论证性，而且应该具有说服力。此书的作者认为：说理文的三要素，应当是思想内容，逻辑形式和语言形式。两相比较，显得以此书的见解为胜。又如，作者对说理文的写作，提出了“五有”的要求，即：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文。这个要求，比起由班固所提出而长期为人们所遵奉的说理文八字要求，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看法更全面，内容更具体，标准更高，从而更有利于指导说理文的写作实践。
1989年，这本专著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与中学生趣谈逻辑》
《与中学生趣谈逻辑》（吴家麟、汤翠芳），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
该书是我们在大学、中学逻辑教学中收集的材料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是作为广大的中学生以及其他初学逻辑的同志学习形式逻辑的入门读物。
在成书之前，该书的部分内容曾在山东省《中学时代》杂志的“逻辑趣谈”专栏连载过，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有两点：一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二是抽象和具体相结合。
该书有3个特点：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
该书出版之后，受到读者的好评。1994年3月19日，《宁夏日报》刊登杨殿勋同志写的书评，题目是《〈与中学生趣谈逻辑〉真难得》。评论中阐述了这本书的3个显著特点：“广收事例，厚积薄发”；“构思严谨，散而不乱”；“启人心智，教人聪明”。
1996年，该书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998年，台湾稻田出版社看上这本书，引入台湾出版印刷，更名为《轻轻松松学逻辑》。
《吴家麟自选集》
《吴家麟自选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呢？家麟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
我是1951年年底开始当教师的，至今已从教45个春秋，今年也正好步入古稀之年。从去年起，几位朋友和学生鼓励我出版一本论文集，以资纪念。我想纪念事小，重要的是应该把反映我的学术观点的文章整理出来，以便于读者阅读和品评，于是就动手从已发表的近百篇文章中选出63篇，结成一个集子。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这本自选集的篇目不按文章发表的时间排列，而按文章的内容进行分类。全书分为五类：一是法学、法理学类；二是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类；三是法治、法制建设类；四是宪法、政治制度类；五是哲学、逻辑类。
该书大致反映了家麟在法学方面，特别是在宪法学方面的基本观点。从这些论文中，也可以看出家麟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
该书出版之后，受到法学界同行的好评。1996年11月7日，家麟的同学陈又遵来信说：“欣喜奉读大作《吴家麟自选集》，赞叹不已。内容丰富，文辞简练，寓意深远，且多警世之言。不愧为吾辈楷模。”
著名宪法学家童之伟教授在《法商研究》1996年第六期上发表一则书评，题目是《关于治宪法学的几点思考——评〈吴家麟自选集〉》。文中写道：
从1978年算起，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道路已经差不多20年了。在这时期中，法学得到了恢复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从出版方面来看，真正对我国民主和法治进程有影响，本身也有分量、有质量的法学论著屈指可数，而宁夏人民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吴家麟自选集》就是其中一本。……《吴家麟自选集》的价值，不能仅看它出版发行一年来的影响和作用，而应当看结集于其中的文章在新时期的不同阶段发表后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总和。……《吴家麟自选集》中的文章有创见，而且大都是为了切实解决民主和法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问题而写的，其学术品位从总体上看是很高的，这只能是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精神的产物。……《吴家麟自选集》是法学界20年来把上述两个要求（指既要顺应时代潮流，又要坚定地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从理论上充分体现出来的一本有代表性的论著，因而也是新时期迄今为止社会科学界产生的最有价值的精神产品之一。阅读这本集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数十年如一日，一直紧随着时代的步伐，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出谋划策，奔走呼号。但另一方面，其所提主张往往正好比法治建设实践略为超前，始终保持在稍作努力就能办到的限度内，从不偏激或过激。……《吴家麟自选集》的文章皆有理论的知识和现实的针对性，都是有感而发，因而均言之有物，富有创见。……我读《吴家麟自选集》得到一个很深的印象，即作者知识渊博，且无论探讨什么问题，立论都十分稳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起来非常娴熟，分析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挥洒自如，却从不背离正确的原理或原则，可以说已做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吴家麟自选集》是全面反映新时期中国宪法学20年抗争与奋斗、追求与探索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很值得中青年宪法学工作者一读。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修订版）》
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修订版）》宪法主编。
1978年，******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197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编委会筹备组成立。1980年3月编委会正式成立。1982年4月，编委会聘请家麟担任法学编委会委员，兼宪法、行政法编写组副主编。家麟的具体工作是：撰写“宪法”“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议会”等长的条目，“违宪审查制”“议行合一”等中等条目，参加宪法、行政法条目修改定稿工作，参加法学编委会审查法学卷重点条目定稿工作。1982年夏，家麟到京，参加了法学卷编委会召开的审稿会议。由于我国宪法尚未正式通过公布，所以宪法、行政法稿件，虽经反复修改，未能最后定稿，一直到1982年12月4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部宪法——1982年宪法正式诞生之后，才最后定稿。1984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问世。
20世纪80年代末，******决定修订重版《中国大百科全书》。1998年1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聘请家麟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修订版）》宪法主编。2001年8月8日，家麟将最后一批修改稿寄给出版社有关负责人，完成了宪法主编的任务。2006年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修订版）》出版。
在撰写论文方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麟在中央级和省级报刊上发表近百篇文章，其中宪法论文50多篇。以下是3篇有代表性的宪法论文简介。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5月22日发表。
1979年正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当时“******”刚刚垮台，而他们散布的种种谬论仍有市场，******决定隆重纪念这个节日，并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准备论文。家麟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长文——谈民主和法制的问题，并在******召开的隆重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上发言。家麟发言的内容引起广泛注意，《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就与他商量准备发表长文中关于民主的部分，他同意了。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
该文在谈了民主和集中、民主内容与民主形式之后，着重谈了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这是被“******”搞得十分混乱的问题，该文重点地加以澄清。为了在这问题上拨乱反正，必须把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相互关系弄清楚。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可多年以来，人们对二者的区别谈得较多，主要区别是：第一，资本主义民主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第二，资本主义民主是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是供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因此，社会主义民主远远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尽管二者有本质区别，但二者还有相互联系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二者都是****、独裁的对立者，都要讲自由、平等和人权，尽管有不同的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是从资本主义民主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具体形式可以在改造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民主所继承和利用。“******”对资本主义民主采取一笔抹杀、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只能一刀两断，不存在任何联系，毫无共同之处。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我们现在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最高类型的民主，“必须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理论上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把我国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健全起来，真正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此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在国内引起广泛反响，《参考消息》刊载了国外对这篇文章的评论，《北京周刊》用英、法、德、日、阿拉伯等语种译载了这篇文章。这篇论文在当时对冲破“左”的思想禁锢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
1984年，这篇论文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我国法学为什么落后？》
《我国法学为什么落后？》发表在《西南政法学报》1981年第1期和《法学杂志》1981年第6期上。
1980年中国法学会恢复，家麟参加了这次大会，为肃清封建主义流毒，带去了《我国法学为什么落后？》的论文，准备与各地区、各部门的代表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不料文章印出后，由于法学界某领导的干预，此文被以“不算旧账”的名义雪藏了起来。为了争取此文的发表，他将其一分为二，一半送《西南政法学院学报》发表，另一半交《法学杂志》以《正确处理法学研究中的几对关系》为标题发表。
这两篇文章的矛头针对的就是名为“残余”实为“泛滥”的封建主义。
家麟认为，在思想上受了“五个主义”的干扰，应该是法学落后的主要原因。一是主观唯心主义，表现为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和实用主义等等；二是法律取消主义；三是历史虚无主义；四是封建****主义；五是“左”倾教条主义。
多年来，在法律领域广泛流行的几种错误做法，对新中国法学的发展起了很坏的作用：一曰“贴标签”，把“法律和法学有阶级性”这一普遍原理当做“标签”到处乱贴。二曰“划禁区”，把法律现象分别贴上不同阶级的标签之后，就用不同的借口来“加封条”和“划禁区”，不许接触。三曰“打棍子”，从50年代后期起，“打棍子”的恶劣做法一直盛行不衰。在法学领域，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打得法学园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鸦雀无声，一片荒芜。四曰“划等号”，如把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同优越性是否充分发挥混淆起来，限制甚至禁止法学工作者公开议论我们的制度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就使得问题越积越多，有的则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五曰“对着干”，有人以资产阶级宣称过“人性”“人情”“人道”和“人权”为借口，把这些东西都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不许无产阶级沾这些带‘人’字的边，真有点“谈人色变”的味道。
家麟认为，在法学研究中，需要处理好5对关系：学术与政治；阶级与真理；阶级性与继承性；革命性与科学性；指导作用与代替作用。
出路何在？要在思想上肃清那“五个主义”的流毒，在实际上结束那5种错误的做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那5对关系。
《******的民主思想和法治主张——学习******文选的体会》
《******的民主思想和法治主张——学习******文选的体会》发表在《人大工作通讯》1997年1、2期（分两次发表），《长江求索》1997年第三期全文转载。
1996年冬季，全国人大干部（深圳）培训中心揭幕。“中心”以培训全国人大系统中高层干部为主，同时根据市场需求，满足多方面的培训干部需要。“中心”揭幕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聘请厉以宁、李步云和吴家麟3人作辅导报告。吴家麟就带《******的民主思想和法治主张》的讲稿前去。报告结束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络局就把稿本要了去，分两期发表在《人大工作通讯》上。后来该文又被中央党校等单位转载。
这篇文章首先谈了******同志民主思想的3个“性”和3个“统一”，即：民主的重要性；民主的阶级性；民主的建设性；民主与****的统一；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民主与法制的统一。
什么是******同志民主法制思想的精髓和核心呢？文章的答案是“依法治国，厉行法制”。
小平同志强调：“一定要把民主和法制结合起来。”我们要找出民主和法制相结合的具体形式，找出二者结合部。
文章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结合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在民主制度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与法制的结合部。第二，在法律形式上，宪法则是民主与法制的结合部。第三，在治国原则和方法上，与人治相对立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结合部。
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是：第一，法律的民主性，社会主义法治只能是“良法之治”，民主性是“良法”的主要内涵。第二，法律的权威性。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16字方针。第三，法律的平等性。要“克服特权现象”，要做到“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第四，权力的制约性。他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第五，权利的保障性。他主张“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
实践了上述几条原则，达到了以上几个方面的要求，就意味着我们真正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前进。
1996年4月，该文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