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珠江白鹅潭北岸河畔有一小岛名为中流沙，后来内河道逐渐淤积，北部与陆地相连，成为广州对外的通商要津，码头常泊满外来船舶。明清两朝这里是广州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建有“华节亭”，专门管理外国商船进出。后来亦有富家游船把此作为寻欢作乐之地，渐渐形成了白鹅潭江面上花艇鳞集、酒舫豪华、笙歌夜夜之景象。此繁荣景象延续到清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前。
沙面原是中流沙上的江畔沙洲，别名拾翠洲。清咸丰九年（1859年），清政府批准英法在中流沙临江一面建立租界，便取“中流沙滨海一面”之意为名，即“沙面”。咸丰十一年（1861年），经人工开挖成为独立小岛，面积450亩，建有东桥、西桥与城区相连。1865年，英国领事馆搬进沙面，随后美、葡、德、日、法等国领事馆亦陆续迁入，许多原来在香港、广州开设的银行、洋行都在沙面开设分行或迁到沙面营业，租界区日益繁荣。而岛上带有异国特色的座座建筑及条条街道，更是让人有恍如远离广州进入别国时空之感。
沙面南街，清一色的红砖楼房，垂直的柱子皆为米黄色，这是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的停驻地。在沙面所停驻的四十多家洋行里，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古”和“怡和”两家，这两大洋行将沙面租界作为走私和贩卖鸦片的基地，还包揽军火生意，并垄断和控制广州、珠三角以至华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航运业、保险业和仓储业，爪牙无处不在。
当然，除了会做生意，他们更是玩乐高手，即使来到国风民俗不同的广州，也玩得有声有色乐此不疲。洋人们似乎并不喜欢“入乡随俗”，而更喜欢把自己的喜好扩张开来从而达到同化效果，似乎要让普天之下均成为他们自家的游乐场。所以他们对中国乃至广州的所有游乐项目不屑一顾，称之为“小儿科”、“孩童的玩意儿”，统统抛到一边，然后换上隆重豪华的礼服，摆上醇厚醉人的香槟，奏响悦耳动听的华尔兹，玩起了舞会这种令广州男女既新鲜又虚荣的盛宴。
作为昔日的西关小姐今日的法国太太，燕姨当然是这些大小晚会的常客。出身西关大屋，富商巨贾之后，显赫的家世让她有足够的条件接触新兴的文化与潮流，不愁吃穿不愁前途，只愁没有太多的精力和胆识来认识这个世界。广州民谚“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河南地痞”里的西关小姐，指的就是出身西关大户人家里的千金小姐。她家本是顺德地主，后来到广州经商发迹，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富商巨贾和洋行买办阶层等新兴富豪掀起在西关建房入住之潮，她的先人亦彻底离开顺德土地，扎根西关。谁知到了她这辈亦不安分，两个大哥一个移居北京一个移居上海，而她的步子迈得更大，一嫁就嫁到了遥远的法国，只留下个连法国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的老母亲守着那庭院深深的大屋。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她的两个表姐阿春、阿丹出事之后，尚是青春少艾的她对故土再无一丝留恋，决意随一个帅气的法国人远嫁他乡，直到生约翰前才回来。她信不过外国那些号称先进的生儿经，还是觉得家里的土方子实在，老母亲在身边才能放心生养。老母亲担心孙子刚生下来就随她到国外会变成真正的洋鬼子，固执地把约翰留在身边养了十年才让她带走，起码半个洋鬼子总比整个的洋鬼子要好。这次带约翰回来看外婆，她猛地发现广州突然也好玩了起来，舞会不断，玩法与国外不相伯仲，人们也更加爱慕虚荣，更加沉迷欢娱。而且这里除了洋人，本地的官僚富绅、太太小姐亦好起了这样的大小舞会，这当然比在国外自己跻身于一堆洋鬼子中间更好玩。所以她也不急着回法国了，整天旋转于舞会之中，甚至偶尔还跑到北京、上海两个哥哥那里，与别处的女人争奇斗艳。对于燕姨来说，无论挂上何种头衔有着哪般名堂的舞会酒会，不过是如孔雀开屏般，争个“舞会皇后”的虚名，图一时风光罢了。就是普天下的女人，亦不过如此。
沙面南街紧挨着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的那幢五层高楼的顶层，原是两大洋行的共用会议室，后来两家洋行在生意上因利益关系有了裂痕，虽然洋行挨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但绝不能再在同一家会议室里见，于是这层楼空了出来，不过很快被利用了起来，逢周六便由双方以私人名义举办舞会酒会之类。举办方很有派头，目的亦很简单—每周评选一个“舞会皇后”，仅此而已。
上次燕姨的一袭黑色香云纱礼服，高贵而冷艳，“舞会皇后”宝座似乎非她莫属，谁知道突然杀出个比她舞技略胜一筹的红牡丹，夺走了她的风头。红牡丹二十多岁，妖娆妩媚，自从在舞会上出现后就一直稳居燕姨之上，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燕姨并不在乎自己比红牡丹大上个十来岁，她心里一直窝着一口气，非要把这个“舞会皇后”的皇冠抢过来不可。女人嘛，在这方面争强好胜是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