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女青年古已有之。在古代，文艺女青年的队伍中除了蔡文姬、李清照、朱淑真这样的大家闺秀，更多的是声色场所的艺伎。因为那时候，良家妇女基本上没机会抛头露面，女社会活动家通常是从事特种职业的人。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为了保持更长久的吸引力，必须具备一定的气质和才情，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上和文人雅士有共同语言才行。李师师、柳如是、顾横波，还有那个写下“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的严蕊，都是其中的代表。很显然，古代的文艺女青年是男权社会的花瓶，也是文学艺术史上的花边。
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特别重要，简称“三八”，这两个时代也恰恰是文艺女青年的黄金时代。在30年代，文艺女青年几乎可以等同于“新女性”，那时候的主旋律是摆脱封建羁绊、追求个性独立，而文艺作品中往往又包含大量自由和个性的因子，所以文艺女青年也就适时地扮演起女性解放先行者的角色。林徽因、张爱玲、孙多慈，都是从文艺女青年开始成长起来的，如今已经成为当代文艺女青年的教母。
80年代，文学、美学、人文科学是显学，文化思潮一波接着一波。虽然那是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但对于精神生活和文艺作品的热爱却使人们感到格外富足。在这种“郁郁乎文哉”的氛围熏染下，绝大多数女青年都显得很文艺，那时候被称为女文学青年。
“三八”时期的文艺女青年虽然崇尚人格独立，但在情感生活上，还是处于男性的阴影之下。像张爱玲就把自己弄得“低到了尘埃里”，而80年代女文青甚至成了“受骗上当”的代名词。
斗转星移，我们来到了物质极大丰富的新世纪，文学和文学青年都被边缘化。物质女和拜金女成为常态，这时候的“文艺女青年”简直成了一句骂人的话，连文艺腔一词也等同于“做作、矫情”，具有了讽刺意义。但正如杂文家李海鹏所言：“装（王朵）也是一种人权。”做作和矫情同样是一种人权。既然是多元化的社会，那么任何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都不应该被矮化和妖魔化。更何况在这样一个精神生活苍白失重的时代，文艺女青年或许正是一抹难能可贵的亮色、一种值得嘉许的生活方式。
文艺女青年和剩女的关系是颇为有趣的。众所周知，著名的刘若英是恨嫁的典型，而邵夷贝也在唱《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可见，情感和婚姻仍然是文艺女青年最纠结的问题。实际上，知识经济已经使女性彻底摆脱体力和智力上的劣势，获得了越来越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话语权，从而催生出若干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生事物，比如“剩女”就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表明当代有识之女士，已经不再屈从于传统婚姻，不再苟合于素质日益低下的当代男性，其中正暗藏着女性向着更深维度解放的契机。所以，剩女和文艺女青年一样，完全可以更加自信和从容地看待自己的人生。
从词汇学的角度看，“文艺”是定语，“女青年”是主语。而我以为，志存高远的文艺女青年要有一种将定语上升为主语的决心，看淡自己的“女青年”身份，专注于文艺创作，像苏珊·桑塔格、弗朗索瓦丝·萨冈那样在人类创造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换句话说，就是努力经营更加永恒的，同时能够给自己带来回报的事，而对难以捉摸的情感生活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至少不要成为其俘虏。即便未能实现职业理想，“被迫”从事着一份与文学艺术毫不沾边的工作，也要终身保持对文学艺术的爱好。王尔德说：“生活的目的是成为一件艺术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1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