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读到季羡林先生《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时，心里就有一种触动，当时就想，年轻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中年人（60岁左右）也不行。前几日看到《收获》杂志上有许明先生谈季羡老的文章，也说这文章好，我很欣慰，觉得自己没走眼。那几日我正在整理有关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资料，因了季羡老的那篇文章，我从这些资料中检出一些有关季羡老的，写成一则短文：《季羡林与学生运动》，写成后投寄给一家报纸，终于没登出来。季羡老是1911年生人，比储安平小两岁。40年代中期，储安平在上海办《观察》的时候，季羡老是封面底下列名的78位“撰稿人”之一。给《观察》写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论现行的留学政策》，是批评当时的留学政策的，这样的文章，季羡老后来也没再写过。《观察》1950年复刊时，季羡老写过一篇《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是在新时潮影响下写的。我写《季羡林与学生运动》，是由他在40年代学生运动中的立场而发的感慨。季羡老与储安平是朋友。30年代中期，储安平编过一本名为《文学时代》的文艺月刊，当时季羡老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给这本刊物写了《表的喜剧》。储安平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将季羡老写给他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表了，当时季羡老已在德国。储安平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羡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竟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时候……他临走时候说，他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季羡老的这两封信是很好的散文，可惜由于是夹在“编辑后记”中发表的，很少为人注意了。文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半个世纪前就有这样的印象，后来苏联的变化，在季羡老，想来是不突然的。
今天季羡老已经走过了85年的人生路，但他没有像我们一些中年人一样，沾沾自喜于一点所谓的文学业绩，季羡老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我的一生呢？呜呼！概难言矣！概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比起“天暖好个春”的感觉，季羡老一个“冬”字透出了多少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