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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永嘉闲话 民国闲人琐事

温州古称永嘉。现代人提到温州,似乎离不开商业。而提到那个古称永嘉,似乎又一下子有了魏晋风度。田园诗派与南戏永昆,似乎是想象古代温州永远用不尽的文化资源。

那么,在现代与古代之间的近代,民国时代的温州,又有着怎样的人物与风物可资评谈呢?

我没有去过温州,却凭空里对此地心生向往。曾经看到过一张郎静山所摄的温州风景照片,安静的港湾有一种莫名的闲适与舒适。民国时代的温州,这里有着怎样的人物与风物呢?

或许,能代言所谓“永嘉风流”的民国人物数不胜数。典型性和特殊性各有偏重,不要说我一个外乡人感触纷繁,恐怕即使是温籍人士也无法定论。借着有限的阅历,接触过一些有关民国温州的故纸旧影,在此略事剪裁,撷成一束,以志感念。

一、一样梅花两般梦——《梅花梦》传奇稿本与温州

鲁迅写完《中国小说史略》后不久,在写给台静家的一封信中提到:“年来伏处牖下,于小说史事,已不经意,故遂毫无新得。上月得石印传奇《梅花梦》一部两本,为毗陵陈森所作,此人亦即作《品花宝鉴》者,《小说史略》误作陈森书,衍一‘书’字,希讲授时改正。”——这本在鲁迅先生“已不经意”小说史事之际,偶然得遇的石印本传奇《梅花梦》,在当时的曲界、学界、藏书界并不十分知名。在鲁迅之后,只有庄一拂先生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提及:“清道、咸间,陈森、张道、汪莼庵皆有《梅花梦》传奇,但目同事异。”

其实,《梅花梦》传奇的著者陈森,在中国小说史上还颇有声名,他的《品花宝鉴》一书始开近代狭邪小说之先河。但《梅花梦》传奇,只是陈森的一个稿本,并未刊行于世,这个稿本的发现与传布均与晚清的两位温州官员有关。

稿本原件首页有原藏者题字,转钞,酌加句读如下:

此梅花梦传奇稿本,道光四年间京朝诸名公有题咏,未见行世。同治三年,予得于书肆,弁藏久之。今为光绪十二年,里中无事,再览一遍,他日当付梓也。春陔记。

稿本原件近末页处,复有原藏者题字,转钞,酌加句读如下:

同治三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从琉璃厂肆破书摊上得此携归。拥炉挑灯,快读一遍,丽情绮思,奔赴笔端,如泉涌花发,以此传奇,此奇可传也。春陔张盛藻记。

两处题词勘对之后,《梅花梦》传奇稿本的原藏者——张盛藻便浮现了出来。张盛藻,字春陔,又字君素,枝江人。道光庚戌进士,历官御史,光绪年间曾任温州知府。

张盛藻虽官居御史要职,却是个柔肠百结的性情中人。他曾在北京陶然亭锦秋墩南坡上,那块著名的“香冢“碑后题下词句:“浩浩劫,茫茫愁。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记,该偈文就是同治时御史、丹阳人张盛藻为悼念曲妓蒨云所作。

像这样一个喜与优伶伴游,情痴意长的显宦,发现《梅花梦》传奇稿本并珍藏之,实在有点物聚所好,天意人心的味道了。当然,这种情痴秉性自然与“铁面御史”所要求的体性格格不入,在张盛藻同治三年(1864)得到这本传奇之后数年,就被朝廷派至温州任知府去了。当然,在张先生的行囊中,仍然少不了这本《梅花梦》,在光绪十二年(1886),他又读了一遍,甚至希望能自己出钱将其刊行于世了。这本《梅花梦》从同治三年至光绪十二年,二十二年间辗转于京师、温州两地,在张盛藻先生的藏书中,也算是一传奇了吧。

时光流转,大清帝国倏忽覆灭。这本《梅花梦》也随之流迁难觅,奇巧的是,1918年,它再次出现在了另一位温州官员的手中。这名官员就是冒广生(1873—1959)。他是明末冒襄(字辟疆)的后裔,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后诰授资政大夫。清末任刑部郎中、农工商部郎中,民国后历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江、浙等地海关监督,民国二年(1913),江苏如皋人冒广生出任瓯海关监督,任温州瓯海关监督长达五年。

民国七年(1918),冒广生从温州瓯海关监督一职卸任时,赴南京办理公务时,偶然得遇这本张盛藻旧藏的《梅花梦》,感慨万分,就于原稿本空白页处,题下了三段文字。转抄,酌加句读如下:

一卷唏嘘梦里因,百年革鼎易成尘。旧时明月梅边在,瘦损美人又几分。五年饱看永嘉山,太守风流王谢间,拟唤奚奴抄副本,尊前红豆教双鬟。

温州昆腔盛行,春陔太守收温州,久有才名,飞霞洞壑间有其墨迹。余嘱吕绅模刻上版,亲为题跋,附记以告,斯安留念。

从永嘉入都,获睹此卷,因题,疚斋冒广生。

看来,冒先生对于前朝官员张盛藻还是颇多赞许的,对张先生在温州的行迹也颇为熟悉,甚至要将张先生在温州留下的墨宝一一刊行于世。作为精通戏曲,本人也擅作词曲,著有《疚斋杂剧》而名播一世的冒先生来说,自然对这本张先生旧藏的《梅花梦》,倍加珍视,即刻请人抄录了副本,甚至切盼着能于有闲时就着稿本打谱演唱。

可以揣测,目前能看到的《梅花梦》稿本之石印本,即鲁迅先生在信中提到的那个石印本,可能就是在冒广生先生授意下,加以石印刊行于世的。荏苒七八十年过去,《梅花梦》原稿本早已不知所踪,即使此石印本也颇为稀见,而两位温州官员——张盛藻与冒广生因这枝“梅花”而结就的隔世因缘,则更加值得我们珍视与思索罢。

张盛藻对《梅花梦》传奇稿本的发现,冒广生对《梅花梦》传奇的石印推广,不但是为保存珍籍而平添了一段书林掌故;也还不仅仅是为存留清代传奇剧本而增加的那么一点曲海佚事。尤为重要,也是尤其奇巧的是,这段佳话与南戏之祖籍、昆腔之肇始——温州珠联璧合,这确是温州戏曲史中又一难得的艳遇吧。

二、陈寥士的永嘉之行

曾经见到过一幅郑子褒的行书四条屏,字写得相当舒畅洒脱,一副当年“梅花馆主”风流蕴藉的派头。仔细看条屏中的诗句内容,竟然还是写雁荡山风景的,莫非郑子褒当年也曾流连于永嘉山水之间?题诗曰:

万山龙起伏,一马正横鞍。揽辔平生志,澄清岂甚难。鬓云常乱历,山顶耸青髻。朝云暮亦云,峭峭凝幽睇。云霞长护黛,草木不须岚。涉足屏风外,山光脉脉还。神龙亦怪哉,见鼻不见首。终年流碧水,何独秋无有。一峰珠在顶,各具光明藏。大地失幽冥,左望僧敲钟,右望僧揖客。我惜此僧忙,何时得成仙。雁荡三石梁,分布东西北。历遍诸青梯,纵目穷廖廓。大瀑半空悬,短瀑流长川,乃参回文势,三折玄又玄。

仔细研读,五言气韵生动,行笔酣畅游驰,读之观之皆颇宜人。再看落款“节陈寥士雁荡诗”,方才知道,这原本不是郑子褒的诗作,而是陈器伯的佳作。

陈寥士(1898—1970),原名道量,字器伯,号寥士、玉谷、十园,镇海人。其父陈荔汀与母止止老人,以及其妻谢黛云、妹陈兰言俱擅诗词,堪称一门风雅。陈寥士幼年颖悟,早有诗名。曾与沙孟海、朱鼎煦、王个簃等,从慈溪诗人冯君木学。著有《单云甲戌稿》、《单云阁诗》、《单云杂着》、《单云阁诗话》等。

那么,陈寥士是否游览过雁荡山,是否曾倾情于永嘉山水之间呢?这一组游雁荡山的五言诗,是否正是陈寥士当年悠游于永嘉山水间的心境写照,而非书斋神游的应酬之作呢?

陈寥士一生创作极富,兴之所致,才思泉涌,诗词以万千计。诚如在1960年卢弼在陈著《单云阁诗集》作序称:“故人杨味云寿楠令嗣通谊,介镇海陈器伯邮诗为寿。旬月间,投赠纷集,敏捷精悍,邈焉寡俦。自言吟诗逾万,长短句二千,盖今日词坛之健者,浙贤之后劲也。吾国诗人篇什最富,前有放翁之万首,近有樊山之三万。器伯诗篇已逾放翁,再阅岁时,不难与樊山等量齐观。器伯客冬与余订交,前此之交游学行,非我所知,姑置不论。即就甲辰一岁,得诗四百首,诗二百四十阕,此岂常人所能者。”——然而,即使在陈寥士现存的已刊行的诗词集中,却为何单单找不到这一组雁荡纪游诗呢?

亦如朱大可在《诗坛记旧》所称:“陈寥士好游山,一丘一壑,一亭一塔,必以入诗。又好结客,一酒一饭,一琴一弈,亦必以入诗。故四十年来,单云阁诗几超放翁而追诚斋。”——既如此,交游极富的陈寥士如果确实到过雁荡山,肯定会兴致勃勃地作诗吟词,收入诗集以赠师友。为什么这一组五言诗,仅仅在郑子褒题写的四条屏中出现过?

百般疑惑之际,偶然读到《詹安泰先生年谱》时得到答案,陈寥士确实去过雁荡山,而且还流连于永嘉山水之间,诗作达三十首之多。詹安泰(1902—1967),字祝南,号无庵,广东潮州人。詹氏精研文史,擅诗词;他的词学专著在词坛有较大影响,日本学者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的评誉。据《年谱》记载,詹安泰与陈寥士多有酬唱之作,交谊深厚。按时间顺序而列,詹氏所作酬和诗词分别有:《天香·丁丑新秋为陈寥士题单云阁图》、《和答陈寥士一念之作,时倭夷正犯我华北也二首》,《陈寥士寄示金华至丽水所得诗三十首,读之神往,赋此报谢》,《寥士自沪寄示四十书怀诗索和,后会更何地为起句各成一律》,这些诗词的作成时间均集中在1937—1938年之间,据此可以推测,陈寥士的永嘉之行,定格于1938年。

1938年,陈寥士为什么会有永嘉之行,而其诗作为何又没有刊布出来呢?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表明,1938年,注定是陈寥士一生中的始终擦拭不掉的污点,不堪回首,更不愿多加提及。

1938年2月,陈寥士在梁鸿志的劝诱下,参加伪维新政府筹备活动,任伪行政院秘书。1938年8月,陈寥士因梁鸿志的举荐,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当时汪伪政府方面,同行者有周越然、柳存仁、章克标、鲁风、谢希平、陶亢德、丘石木,还有时任上海《女声》杂志主编的中共秘密党员关露。东京之行结束后,陈寥士等人离开日本,经朝鲜、东北到北京,回到南京。在南京时期,陈寥士与同僚文友每每雅集,可谓诗酒终日、雕鞍往还。正是这一“春风得意”的时期,陈寥士诗兴与游兴大发,于当年秋天赴雁荡山一带漫游,有了寄赠詹安泰的《金华至丽水所得诗三十首》。

事实上,在被选为“中国代表”赴日本之后,陈寥士的名字就再也不可能被历史宽恕。1938年,成为一个巨大的人生污点,这一年的一切,这一年的政治、山水、诗文、信札都成了不堪承受之重,陈寥士是希望能够尽可能从记忆中抹去的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政府彻底瓦解。之后的9月间,陈寥士父子皆因出任伪职问题遭拘捕,可能是因为一介文人,除了些诗文酬答之外,实则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动作,不久后又被释放。当然,之后的潦倒生活可想而知,颠沛流徙中的陈寥士于1970年去世;这期间的生活,除了不停地变卖自己多年的藏书、字画之外,写各种各样的自我检讨式的历史材料成为主要工作。

或许,这位曾被夏敬观《忍古楼词话》和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等大家名作中屡屡被赞许的诗词高产作家,只能在毫无诗意的后半生中反省那太过诗意的轻率岁月。在那些战战兢兢写下的汇报材料中,在提及“1938年”这个时间点时,或许在陈寥士的眼中,还是偶尔会浮现出那些曾经让他写过三十首诗的永嘉山水吧。

三、王敬身:真性真情作真诗——《敬身诗存》及王氏诗学宗旨琐谈

近日,偶然看到一本民国间印行的诗集《敬身诗集》,约略知道应是温州名士王敬身先生早年的集子。集中由王先生亲自选录的两百首诗,为其早年诗作代表,弥足珍贵。

王敬身(1905—1992),字景逊,号逊庵,温州人。三十岁从职闽南漳州,后供职于国民政府考试院,任诠叙部专员。期间,入乌尤山复性书院,受业于大儒马一浮门下。后返乡以中医为业,时与乡贤刘贞晦、梅冷生、夏瞿禅、吴天伍、郑有陶等,斟酌诗文,弦诵不辍。晚年在松台山麓的松风阁设帐授徒,讲授诗法。著有《诗法指要》、《逊庵诗集》、《王敬身诗文集》等。

王先生博识广见,尤善诗词,一生诗作累积何止百千,浙江古籍出版社曾于1997年出版《王敬身诗文集》,但我总以为这绝非其巨量诗词创作的全部。单单是自80年代以来油印风行于师友间的集子即有数种,如《逊翁词剩》、《逊翁诗稿编年集》、《逊翁近作诗词杂抄》、《逊翁八秩寿辰诗词酬唱集》等,还有师友酬唱间录有其诗词作品的集子亦有多种,如《丙寅觞咏同声集》、《松台山馆同人集》、《丁卯同声集》、《劲风楼酬唱集》等。其他散见于各类文稿、手卷、信札、册页中题写的各类诗词作品更无法准确统计,譬如作于1977年的《题弘一法师普愿遗墨》,就题写在弘一法师的一份抄经残卷的重裱册页之上,这首五言诗就不见于后来80年代的各类王氏诗文集中。诸如这类诗作,应该还有很多散落于民间,即便是单单就笔者曾过目所见的,王敬身先生晚年诗作已逾千首之多。

王先生早年的诗作,一直隐而不彰。而于王先生晚年合编的各类诗集中,均难觅踪迹。或如在王先生在1981年自印的《诗法指要》序言中提到的那样,这些早年诗稿、诗集、诗学著述“皆不幸于动乱中付之一炬,片纸无存,思之不胜怅惘”。这样的历史原因,致使我们无法深入了解王氏诗学旨趣及其演变;更重要的是,这让我们无法充分了解,这样一个曾经在民国诗坛享有盛誉的诗人之全貌。如果王先生五十岁之前的大量诗作付之阙如的话,无疑是非常遗憾的。或许,正如当年马一浮的赠诗《答王敬身西安见怀》中所提到的那样,其中的“黄花开后空篱落”、“却忆长安诗思冷”两句,颇能印证今日仍无法得观王氏诗作全璧的无奈与遗憾。

这一册刊行于1934年的《敬身诗存》,乃王敬身年届三十岁时诗作的一个选集,正值而立之年的他已经创作了千余首诗作,此书仅仅编选了其中的两百首而已。其才情豪气,由此可见一斑。书中有三则温州友人序言,一则王敬身自序,对了解王氏诗学旨趣与诗作风格大有帮助。

第一则序为章子琳撰。他对王氏的评介是,“性孤直,不事家人生产。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酒酣耳热,纵谈古今人物无所避。遇有所感,辄任呼高叫,旁若无人。”于此,可见王氏当年的雄豪之气与创作中的灵感至高之态度。而章氏对其诗作风格的评价是,“其诗五律逼近少陵,七律得放翁遗山神髓,绝句则出入乎定庵渔洋之间,正始之音,今人何足以当之。”这样的评价,几乎是说王氏的诗作得唐宋元以来诸代精华,在当时的民国诗坛是罕有的高度。

第二则序为陈锡朋撰。这则序颇为有趣,对王敬身为人为诗描述生动。序言中提到,陈氏与王敬身为友,是先以诗文相交而未谋面的。曾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其诗作,想象着作者应该是一位“颜苍鬓皓”的老者,才会与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思之深而词之刻”相匹配。见面之后当然大吃一惊,“年与诗判若两人”;接着又开始认为王敬身“身世或有难言者”,“而又不然”。最终,陈氏认为,“敬身之为诗则悲天悯人之念焉,弗伸乃托之讽咏以放怀抱”;并盛赞其诗作“沉雄傲放、悲壮苍凉与之少陵入蜀诸作几无以辨者。昔人谓开宝文章以涕泪胜,予以敬身之诗亦然”。可见,王氏诗作宗法少陵,已然为师友间的共识。

第三则序为陈濂撰。在这则序里,撰者与前两序一样,再次强调了造就诗人的先天与后天条件。序开篇即阐言曰,“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然非穷年兀兀,深谙甘苦者不能道。而蛰居里巷、闻见孤陋仍不足以语此,故复须纵览山川之雄奇,睹云物之瑰丽,然后乃卓然成家,而有不朽之作也。”序中所列的种种条件,王敬身早年的天赋与经历恰恰都具备。更为重要的是,“垂十余年,虽兵火仓皇之际,轮蹄转徙之间乎,未尝一日舍卷,故造诣亦精进。”撰序者认为,正是王氏对诗文创作的长期修炼,在其所具备的种种条件之后更上一层楼。而十余年的军旅流寓生涯,更使其诗作脱离了庸腐浅薄的书生气,独具雄豪苍凉之神魄。

王敬身的自序则对自己从事诗文创作的生涯作了简要概括,并对其诗作背景给予了更为切实的阐述。他说,“余少未尝学诗,然每见人一二可爱之句,辄低徊吟讽,不能自已。年十五始稍稍执笔自为,乃历取唐宋元明清暨近代诸家集读之,摘埴索途,兀兀数载,迄无所底。”十五岁开始的诗文创作,源于大量的古典诗文研习与自幼喜诗的天性,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根基。王氏自序中,还提到了他辗转流寓的军旅生涯对其诗作的促发与影响,他说,“民十四负笈杭垣,明年复走岭南,从此江湖一往,蓬梗靡依,十年间车尘马足,得所谓诗者几及千首。”由此可见,自1925年离乡求学谋职以来,自此本诗集出版止,漂泊无依的十年生活,竟让王敬身创作了近千首诗作,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坚持创作,而且是如此之丰厚的数量呢?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王氏不无感慨地谈道,“家国忧怀、支离偃蹇,极人生未有之惨酷。盖余每当至骇至危之境,偶哦一二句,辄觉百忧尽散。是诗者,实为余生命所寄托而还魂之慰藉也。”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值政局动荡、军阀割据,又复有日寇侵华等种种内忧外患,王敬身在此时背井离乡,军旅生涯中自然满目苍凉、哀鸿惊心。诗文创作,几乎成为其这一时期的精神支撑,序中所言的“是诗者,实为余生命所寄托而还魂之慰藉也”,可谓一语中的,读之仍能让人真切感受到八十年前,王敬身的那一腔子热血衷肠。

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即为《读杜诗》,由此可见王氏对杜诗之重视与推崇,亦绝非典章摘引或诗法追随上的那种文人作派,而是与现实境遇息息相关的那种神魄相通。诗中所言的“乱里山川供痛哭,愁边花鸟趋蒿莱,朱门酒肉知多臭,肯向耒阳进一杯”云云,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文人愤怨、怀才不遇之句,实乃王氏十余年流寓他乡,触目疮痍、血热齿冷之际的肺腑之言。

从王氏对杜诗的推崇来看,整本诗集中贯穿一气,无一不真性情、无一不真事实。如《读杜诗》中那样苍凉悲切的诗句屡屡触目,俯首皆是。在阅毕陆游的诗集之后,他不无忧愤提醒那些不知家国危难的“风雅”人士,在《题放翁集》中写道,“伯仲何人拟卧龙,胡尘愁绝洛阳烽。九州岛岛应有绵绵恨,南国偏多靡靡风”。在与诸友欢聚,原本应雅谈悦然之际,在《诸友》一诗中他却独作悲音,写道,“闲云出岫本无心,劫灰无端却又侵。永夜角声催短梦,四山蛩语助孤吟。”在途经江西赣州时,他与刚从狱中脱难不久的徐建三诸友一行携酒登上望江楼,凭栏把酒,在酩酊大醉后写下四首绝句,开篇则是一句悲愤之语,句曰,“沉沉楼观历云烟,乱后山川一惘然。”在写完家书之后,他又作一首《家书后题二十八字》,“年来应自悔奔波,其奈胸中百愤何。欲作家书难着笔,八行笺上泪痕多。”即使在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温州时,即使在与相知旧友在龙溪酒酣兴高之际,因为听到一声归雁的鸣叫,也让这个久归的游子难以入眠。他在诗中写道,“草草南来又一年,秋心陡起雁声边。琴尊旧雨江淮边,烽火荒山斥堠连。”这样的悲鸣比照着天边的雁叫,是何等的苍凉感怀,情真意切的诗句在此时胜过了任何一种故弄玄虚、摆场弄架的风雅套话。正因其十余年亲历亲为、真言真意的诗旅生涯,而绝非书斋造句、弄炫逞巧的附庸风雅,王氏诗作在师友间备受推崇,盛誉有加。

诚如王氏后来在《诗法指要》中强调的,诗主性情,重在真实,文字是代表语言,语言是表达感情,表达感情要倾吐肝肺,倾吐肝肺要契合实实,能够这样,才能做出好文章来。他曾向问学的后辈们选讲过一首杜诗,认为可以作初学少年的模范。这首诗即是杜甫的《客夜》,诗云:“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文友生。老妻书数纸,应识未归情。”王氏指出,此诗言情写景,无不真实,句句明白如话,并不用典;只“友生”二字出诗经,即包括一切朋友师生在内,亦习用名词。其实,用王氏评价杜诗的话反过来评价其本人的诗作,也是相当适宜的。写真事实,抒真性情的“真诗”,是王氏一生的诗学追求,在晚年的授课后学时也一再强调,在其晚年诗作中也贯穿着这一宗旨。

一册《敬身诗存》,让我们从近代中国诗坛中又重新开启一页新章。在众多谈韵律、格调、宗法、流派的诸多近代诗学著述中,这诸多风雅莫名的这样诗话、那样诗谈中,可能我们看不到关于王敬身的只言片语。孤峭古奥、严律苛法的古典诗学与看重真性情、注重真事实的王氏诗学观点似乎格格不入,但是《敬身诗存》让我们学会尊重和敬重那种记载生命历程的而非纯粹学术性质的“真诗”,让我们重新认识和反思那种独具生命体验价值而非附庸专门学问性质的“真诗”。

记得王敬身先生曾在《诗法指要》中指出:“我们为诗,只要相题作文,因境生意,根据性情,合于真实,当歌则歌,当哭则哭,当笑则笑,当骂则骂,能掌握最高原则(亦即第一义)不拘一体,各臻其妙,能者无所不可,所谓万法归原,入一三昧,则一切三昧具足,愿于诸君共勉之。”

这样一席话,以此即可概括《敬身诗存》的创作背景与基本原则。这样一席话,或亦正是王敬身“真性真情作真诗”的真实写照,亦足可为后来学诗、写诗、读诗、论诗者所共勉。

四、鹡鸰不返化鹃魂——《冲冠怒传奇残稿》符璋、符鼎升题诗琐谈

民国戊午年(1918)初春的一天,年近四十的无锡人章履平在上海一幢洋楼里猝然死去。由于生意场上的失意,章履平身后并无过多的财物遗留,只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冲冠怒传奇》剧本残稿。

死者的胞兄章鸿宾从北平赶来,除了料理后事之外,还希望能完成其兄夙愿,将遗稿付梓刊行。章康平在序言中提道:“凡题识于其上者多当世之巨人长者,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吾弟区区未竟之志或终得藉是以流传于万一乎。然余心滋戚矣。”为了达成逝者的夙愿,从1918年初拿到其兄遗稿始,迄至1920年章氏表弟王蕴章题词,章鸿宾南北奔波于北平、上海、无锡之间,总共请得了15位当时代的名流显达题词。除了名重一时的樊樊山、黄秋岳、严复等人之外,还有当时旅寓上海的符璋、符鼎升一行。

1920年冬,旅寓上海爱俪园的符璋为章氏遗稿题写了四首七言绝句。绝句曰:

鹡鸰不返化鹃魂,墨汁模糊半泪痕,绝调人琴今古痛,鹿樵肠断四声猿。

尾声缥渺鹤笙寒,愿补娲天炼石难。不见湘灵终一曲,玉溪锦瑟太无端。

豹斑窥管叹惊才,病榻心花更怒开。尚有荆卿歌易水,江南并少子山哀。

弹冠不贵旧乌纱,髠首年来座尽髽。欲使大荒披发下,神弦巫觋当传芭。

康平先生以介弟履平君冲冠怒传奇未完本遗稿征题率成四绝即乞

符璋(1853—1929),字笑拈,号蜕盦,别署广桑山民,江西宜黄人。清光绪间为浙江候补知县,海门镇署参军,司台(州)防统领军书者二十余年。后充温(州)处(州)道署文案,辛亥(1911)春暂署瑞安知县,辛亥革命后留任民事长。嗣后除短期游宦江西、上海外,长期寓居温州,多年挂名瓯海关署、瓯海道署咨议、顾问。正是在短暂的游宦上海期间,看到了章鸿宾送呈来的其弟遗稿,并为其题诗的。

通过题诗,可以看到符璋又号“傎叟”,题诗之后的钤印只有一方“颠叟”,可见这个自号可能还为其常用。题诗于上海爱俪园的符璋,此刻除了挂名瓯海关署、瓯海道署咨议、顾问之外,应是闲身无事。符璋到上海造访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49—1931年),或出于谒见海上名流之需,或暂寓以待从政之时机,个中缘由不得尽知。

从题诗首句“鹡鸰不返化鹃魂,墨汁模糊半泪痕”来看,符璋除了哀痛遗稿作者章氏客死异乡之外,当亦有自怀自慨之意。时年六十七岁的符璋,从大清国的小吏到民国的挂名闲职,从“候补”到暂署,再从“留任”到“挂名”,多半是不得意的。原籍江西宜黄的符璋,之所以长期寓居温州(以至于有的文献资料径直误认其为温州人),无非是因为唯有此地尚有一些政府虚衔、人脉圈子可资凭藉、暂得安稳罢了。

题诗的第四首首句云,“弹冠不贵旧乌纱,髠首年来座尽髽”,符璋的自遣与疲倦溢于言表。大清国的旧吏、民国的闲职,这些“旧乌纱”实则空有其名,于符璋而言颇有“廉颇老矣”之慨。他此来上海,也终是个无所着落的闲人,之后绝意仕进的他,曾专注于修志著书,曾主修《平阳县志》98卷,另有《永嘉词人祠堂碑记》、《蜕盦剩稿》等。不过,这位曾经的县令,之后的学者,晚景凄凉,竟连其著述也没有财力予以刊行。九年后,1929年10月10日,正是民国国庆之日,七十七岁的符璋溘然而逝。当时,夏承焘在得知其讣讯后,曾不无哀恸地告知友人,他在信中(夏承焘致钱名山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廿三日信)写道:

符笑拈先生已于双十节作古,年七十七。日前有赴来闻其身后甚萧条,著述未刻者尚有四五种。晚生十月三号方去一书问字,竟不得入览矣。先生如有挽章,请寄温州府城隍巷七十二号符宅。

章氏遗稿在符璋题诗之后,符鼎升随后又题写了两首七言相赠。诗曰:

朝中将相娱声色,域外豺狼肆爪牙。一代兴亡属巾帼,只今宫树噪昏鸦。

心肝呕尽悲长吉,才调无伦惜贾生。法曲未终人不见,东流逝水太无情。

符鼎升(1879—?),字九铭,与符璋同为江西宜黄人。曾考得官费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归国后于1912年任江西省政府教育司司长。1913年当选参议院参议员。1917年,先后任广东、江苏教育厅厅长。正是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期间,或于同乡同族的长辈符璋那里得观章氏遗稿,即为其题诗纪念。

相比于符璋而言,符鼎升自然后生可畏、春风得意。留学归国后不久,即加入章太炎创办的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前身)。1912年1月7日,章指定符鼎升与其他十五人为驻会干事。这为之后符氏以“统一党”元老身份从政提供了资格与保障。进入国民政府之后,符鼎升不但成为教育界的政府高级别官员,曾任广东、江西、江苏教育厅厅长、国民政府交通部参事、总务司司长、交通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次长多个职位的符鼎升,人脉圈子也极为广泛,军政、教育、文化各界均有交涉。

符鼎升留学日本时,即结识鲁迅;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做教授时,同鲁迅有过交往,鲁迅日记中也有提到符九铭到访。留学期间,还与1909年在日本收集佛学资料的欧阳竟无结识,据欧阳竟无后来回忆说,支那内学院筹办期间,曾得到符氏的大力支持。此外,他与钱玄同也有交往。据说,章太炎曾难倒梁启超的一副奇联(联句为:“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章氏弟子钱玄同在与符鼎升闲谈时,偶然提及此联,这位曾与章太炎一道共事“民族统一”大业的老党员迅即作出下联,“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一时传为学界佳话。

然而,我们看到这样一位从容周旋于军政文教界的名士的题诗,除了概括史事大意之外,别无特殊之感怀,读之亦难留印象,不禁大失所望。“文章憎命达”之说于大符(符璋)小符(符鼎升)之间再次印证,读之也不禁一叹。

若说传统的归乡观念,同为江西宜黄人的二“符”可谓天壤之别。二者均是长期从政于外地的异乡人,一个是“鹡鸰不返化鹃魂”,一个是“朝中将相娱声色”;一个流寓他乡为异乡做志传,一个周旋官场穿梭名流各界;他们都未能返乡归根,却境遇迥异。在文辞感怀之中,我们更扼腕于符璋“错认天涯作故乡”的那份沧桑;而在现实的生活境遇中,我们又不得不默认于符鼎升的“直把杭州作汴州”中的那份甘苦自尝。这两三页九十年前的墨迹,总是一份异乡人的境遇存照罢。

五、诀别雁荡留绝唱——赵叔雍、蒋叔南交游琐谈

赵叔雍(1898—1965),即赵尊岳,字叔雍,斋名高梧轩、珍重阁,江苏武进人。其父赵凤昌(1856—1938),曾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在清末民初政坛上很有影响力。赵叔雍自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历任《申报》经理秘书、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又曾师从况周颐,治词学颇有心得,所辑《明词汇刊》是迄今为止明词辑刻规模最大的丛书。晚年流寓海外,辗转任教于香港、新加坡等地。尚著有《珍重阁词集》、《和小山词》、《炎洲词》、《填词丛话》等,供后来学词者品鉴与研究;因其词名之盛,其诗作遂为其盛名所掩,少为人知。

赵叔雍之女赵文漪于1965年在美国加尼福利亚大学整理出版了其父的诗集,名为《高梧轩诗全集》,几乎囊括了赵氏生前能搜集到的所有诗作,为研究赵氏诗作及诗学理念提供了宝贵资料。全集中有大量赵氏生前游历所作诗文,其中在卷二收录有《雁荡纪游留示东道主蒋叔南》诗作一组,为研究赵氏1934年的雁荡之旅及温州之行提供了佐证与存照。

蒋叔南(1885—1934),名希召,别号雁荡山人、雁荡亦澹荡人、仰天窝人,浙江省乐清县(今乐清市)大荆镇东里人,以字行。先后就学于浙江武备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归里应聘为温州师范学堂教习。辛亥投笔从戎,参与上海光复之役,任第八十九团团副。嗣后担任浙江第五区禁烟监督(驻绍兴)、北京大总统府军事处咨议官(陆军骑兵上校)等职;后又投身护国运动,反袁世凯称帝。蒋氏于1915年“解甲归雁荡”,是年三十二岁,至1934年落水而逝,近二十年皆苦心经营雁荡山景区建设,以雁荡山人自况,以雁荡山为家园。蒋氏本人极喜山水游历,结交文士豪客,一时誉满南北。他被梁启超誉为“徐霞客第二”,被《旅行杂志》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旅行家”、“元老旅行家”;当然还有当时由赵叔雍主力操办的《申报》给予的最直接之称誉——“雁荡山主人”。

1934年8月1日,《旅行杂志》第八卷第八号,曾刊载赵叔雍所作《东南交通周览会第一线游览日记》一文,明确提及了赵氏的雁荡之游。事实上,在该文刊出的前五天,蒋叔南就于当年七月廿六日落水而殁,七月二十九日,《申报》刊载消息,题为《蒋叔南逝世》:“兹悉蒋氏于前日(二十七日)因病逝世,此后游山者将少一导引矣。”以上诸文可见,时任《申报》经理秘书的赵叔雍对雁荡山及蒋叔南之关注。

1934年9月1日,《旅行杂志》第八卷第九号“东南西北”专栏发表《蒋叔南逝世》消息,转载了来自《申报》所刊的消息。紧接着,当年10月1日,《旅行杂志》第八卷第十号,刊载了赵叔雍所作《追悼蒋叔南先生》一文,除了追忆雁荡山主人的一生行实之外,可能由于事发仓促突然,赵氏的《雁荡纪游留示东道主蒋叔南》诗作一组,在以上所列的报刊文章中皆未能有所提及。现将诗作全文转录如下,聊作蒋赵二人交谊之脚注罢。

雁荡纪游留示东道主蒋叔南

拂面垂杨故作阴,沿溪野萼不胜簪。道人着眼风光里,便见天机一片心。

疑云疑絮迷山影,和风和雨落梦边。最是不堪春已半,将愁带怨付疏烟。(雨中看梨花)

临水夭桃乍一枝,无言含笑半开时。空山曲涧教谁见,自惜幽芳学弄姿。

云在山头缓缓行,山随云漾绿微明。餐霞采术知吾事,试唤灵槎渡斗更。

嶙嶙断翠分山影,点点残红着野花。谁识屏庐老居士,百年心事在山家。(蒋叔南构屏庐于山巅)

争墩谢傅传灵谷,专壑君家又蒋山。多事桃源知魏晋,振衣千仞落人间。

梦去笔严路更深,明珠万斛泻高岑。恒河皱尽波斯面,恰是先生观瀑心。

平生省识丹青趣,步入丹青更有情。叠叠乱峰争落照,丝丝残雨送归程。

静院能烹玉笋汤,山僧迓客下胡床。前生似我曾经处,重散天花作道场。

锦幛云习绿似莎,最深深处得春多。野棠梦好无人省,惊起黄鹂宛转歌。

十首七言诗,概述了1934年暮春,赵叔雍的雁荡之旅,也将蒋叔南的身影概括其中。三十六岁的《申报》才子与四十九岁的雁荡山主人,初晤于山中,这一场山水嘉会,谁曾料到竟成二人的永诀。其时,赵叔雍在雁荡匆匆一游之后,返归上海之际,蒋叔南又曾到杭州约其游赏西湖诸景。因为时务繁琐,赵叔雍没有赴约。仍然是春意将尽的时节,他为这次没能赴约的嘉游作了一首词纪念,收录于《珍重阁词集》的上卷中,直到其1965年逝世后,才由其女在新加坡整理出版。词曰:

《扫花游·梦窗西湖寒食》一词,余所酷嗜,曩者十发西泠,辄取资讽咏,朅来尘猬百集,踪迹遂疏,雁荡主人率杭约作讨青,亦以事谢,车尘怅惘,赋此调寄怀,即用原韵。

艳阳炫碧,拂碧岫初云,麹波新雾。梦回向午。几楼台照眼,乱丝萦路。乳燕流莺,唤起韶光媚妩。倚金缕。正雏绿嫩黄,化外低语。

桩浅船系处,认岸隐青帘,旧曾游处。好春易妒。尚罗襟昨日,旧恨犹污。纵许重来,怕已苍烟满树。四山暮。曳钟声逞潮归去。

其实,在赵叔雍逝世前不久,在1965年当年有意识地将以往游历过的山川名胜,通过诗作的方式,全程忆述了一遍。这组诗题为“旧游绝句五十首”,收录于《高梧轩诗全集》卷九。在这五十首组诗中,还有一首题作“雁荡十八潭,通海传为建文帝奔滇处,其地有迎春桥,亦建文书”的诗,诗云:

逊荒甘作老头陀,间道潜行狎海波。细看迎春桥上字,仓黄着墨正无多。

不仅如此,赵叔雍当年在雁荡的游览之余,应该还到过温州市区的一些名胜所在。“旧游绝句五十首”中还有一首题作“温州江心寺有回头泉,谓饮者必重至其地;宋王十朋撰长联尤妙语如珠”,诗云:

渴饮清泉不释怀,江心只是待重来。楹联妙句吾犹记,云散潮消日几回。

雁荡幽趣之外,永嘉风流之中,赵叔雍当然诗意联翩,不能释怀。只是饮过江心寺回头泉的他,也没能再于后来的三十年光阴中故地重游。1934年暮春,与蒋叔南嘉会于雁荡山中之后,不数日蒋氏即沉水而亡;而赵氏本人则因附逆汪伪,于1945年入狱之后,1948年得以脱身出狱,便开始了长达十七年海外流寓生活。无论是境遇机缘,还是心态情怀,雁荡之游与永嘉风流对他而言,皆成可望而不可即的浮世幻景,只堪追忆,而不可重来了。本名赵尊岳的他,名字中的那个岳字繁体作“嶽”,上面一座山,下面一座狱,是否正因此一字成诡?“一生好入名山游,却因牢狱万事休”的赵叔雍,是否也与同样好游历却离奇身死的蒋叔南一样,都成为一道永嘉山水间谜一般的风景?历史往往只给出离奇的答案,而阅历和推理的过程本身,则是赐予后来者的别样风景;雁荡山中、温州城外,无论是只在1934年匆匆来游的赵叔雍,还是苦心孤诣于雁荡山中二十年的蒋叔南,都注定将成为这一道别样风景中的掌故与谈资,其中的人事风物值得我们细细咀嚼、慢慢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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