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尚在北京工作时，因得到几位当代名家的字画，拿到什刹海巷尾的一家书画作坊里装裱。当我展开字画，向老板咨询相关事宜之际，他轻描淡写地问我，要不要做一做？我不解地问他，做什么？他表情有点莫明其妙，笑着说，稍微过点黄、拉点褶子、上点斑啥的。我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做旧。
由于字画作者当时尚健在，且本来就是登门求字，都是“鲜货”，我当时就拒绝了老板的提议。我跟他打趣说，都是大活人，干嘛要装死人？老板一听大笑，撂下一句话：老兄，您的观点和罗福颐罗老先生是一路。
后来跟友人学刻印，终日里与“刀法”和“古法”相纠结。我始终不能理解和接受所谓的“拙”与“朴”的技法，深刀快凿的做法从来不能胜任。一次，友人见我反复修磨印文边缘，大为不解，说我这样做“匠气”太重。还有一次，友人让我在刚完工的一枚印章边缘用刻刀敲割几次，说叫“破边”，这样才有“古意”。这也许又是一种“做旧”吧，我当时颇觉得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读过罗福颐的著述，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古意”。追古也罢，摹古也罢，“古意”跟人为的“做旧”从来就是两回事。“古意”可以摹仿，但如果摹仿者本身没有尊古之敬意，做出来的东西也只能是“四不象”。“古意”可以通过长期训练形成，但二十岁的人做不出七十岁的手笔，是因为岁月本身就是“古意”唯一的体验者。罗氏此论，我深以为然。
罗福颐字子期，罗振玉之第五子。祖籍浙江上虞，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师、文化部副研究员和业务秘书、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终生致力于古文字研究，研究范围涉及青铜器、古玺印、战国至汉代竹木简、汉魏石经、墓志乃至尺度、量器、镜鉴、银锭等。著述多达一百二十三种。
在这些专门著述中，能够静下心来，取一两种置于案头，仔仔细细地读过一遍，则必然受益匪浅。著述中充盈的“古意”，以及阅读过程中散溢而漫于一室的“古意”，足令任何一个自谓“好古”的人，心领神会、意凝神驰。但也正由于过于精深、极致专门，能勤力研读罗福颐著述者并非常有；往往翻过几页之后，浸淫于古意，而又疏于凝思了。按照一位友人的说法很简单，学问深不可测，足以淹死后辈。
所以，对罗氏著作一概敬而远之的我，自己也明白实则对于“古意”而言，已经难得其真髓精义，无论是刻印还是欣赏字画，都从“秦汉”之后着眼罢。索性再不做“好古”之人，看看明清小品文、新文化之后的散文总还是能勉力为之吧。然而偶然阅及、拾得的一些掌故佚事，却让我重新对这个“深不可测”的古文字学家另眼相看，别开生面。四十五岁之前的罗福颐，那个还没有成为文物局专家、文化部研究员的罗振玉之子，民国时代的罗福颐，有着怎样的奇闻异事呢？
一、王国维的序与折
1923年，十七岁的罗福颐完成了个人的第一本著述《待时轩仿古印草》。作为国学大家罗振玉的儿子，家学的蕴藉与古意的亲近本身，已然催熟了年轻的“刀工”。在精摹古玺汉印文字殆遍的基础上，他开始从容刻印。他刀下的朱文小玺秀挺，汉白文铸印浑厚端严，全然没有那种故作深沉的卖拙用朴，把印章做为国家之重器、君子之印信来打量的罗福颐，少年老成的治印思想，从一开始就与这个表面嗜古摹古成风、实则人心不古久矣的时代格格不入，而卓然独立。
十七岁少年的一百三十方“仿古”之印迹出版之际，王国维序云：“其家所蓄有秦汉古玺印千百纽，近世所出玺印谱数十种，子期年甚幼，志甚锐，浑浑焉，浩浩焉，日摩挲耽玩于其中。其于世所谓高名厚利未尝知也，世人虚憍鄙倍之作未尝见也，其泽于古也至深，而于今也若遗，故其所作于古人之准绳规矩无毫发遗憾，乃至并其精神意味之不可传者而传之，其伎如庖丁解牛，疴偻丈人之承倜纵指之所至无不中者。”
1928年，《待时轩传古别录》出版。这一次待时轩中，二十三岁的少年没有再刻制出大量令王国维也感惊诧的印章，他只是将一些诸如周代铜觚、战国虎符、汉代封泥的拓片和文字一一摹写下来，其父罗振玉将其统编，一一作释文、年代判别和简要说明。据说，当时研究金石文字的，叫“传古别录”的有两种，一是眼前的这本罗氏父子著述，另外一本则是陈介祺的《簠斋传古别录》。
陈簠斋（1813—1884），名介祺，字寿卿，以号行，山东潍县人。陈介祺青年时期随父生活在北京，十九岁即以“诗文名都下”。陈氏家中藏有毛公鼎，和潘祖荫藏的盂鼎、克鼎，并称“三宝”。家藏金石古物不计其数，他自撰对联：“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字”。《簠斋传古别录》即是陈氏专门介绍古物拓片制作方法的一本专业书籍。显然，这两本《传古别录》的立意和内容都迥异有别，陈氏之著更侧重于拓印技法本身，罗氏父子之著则更致力于古器物细节研究与古文字辨识。原本，像《待时轩传古别录》这样一本图文并茂、古意盎然的专门著述，王国维肯定会更感兴趣，作为罗氏友人的他理应撰序评说一番，但这一次却没能看到王氏的序言。
原来，在一年前，王国维写完了此生的最后一篇文字，已撒手人寰。1927年6月2日上午，王氏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1928年的待时轩中，王国维自然失约了。但是，除了内衣口袋里的那封遗书之外，他还给已从紫禁城“移驾”天津租界里的溥仪写了最后一份奏折，折子上说，“臣王国维跪奏，为抱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洲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干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溥仪数年后回忆说，看到奏折时，笔墨劲练，确属王国维笔迹，但后来一想，一个将死之人怎么会写出这样工整的奏折？他后来得知，这份奏折是王国维请罗振玉代为缮写的，属于“口述史”的范畴，可信度已大打折扣。后来又有罗氏后人站出来说，这份奏折是罗振玉命罗福颐仿王氏笔迹而作，这样作纯属深厚交谊使然，为的是给已死的王国维捞一个御赐的“谥号”。
王国维为罗福颐写了一个序言，罗则为王代写了一个奏折；序言是开篇，是为了启示读者，而那个奏折则是申明，是为了昭告生者，这承前启后的两篇文字，无论怎样去感怀，都是颇让人觉得意味深长。仅就技术层面而言，无论是摹仿千年前的古文字，还是摹仿刚刚作古的友人文字，罗福颐可谓皆得神髓。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而为之的罗福颐，在追摹“古意”一途，都可谓造诣非凡。
二、晚明的东西真如梦魅
1929年，流寓大连的罗振玉在当时的“伊町五十一番”（即今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开办了一所“墨缘堂”，是一家专门经营书籍与文房用品的商店。
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文具店，它实际上还兼营一家印刷厂，在大连可以印刷出版各类书籍。当然，说“各类”书籍，其实并不准确，虽然有出版发行权，而实际上“墨缘堂”从创办开始就从未印制过任何市面上流行的小报杂志和言情小说之类的，出版种类集中于文史资料。而这些文史资料非同一般，直接来源是前清内阁大库，罗氏父子负责整理出来的东西，全是内阁大库里的历史档案。
“墨缘阁”专为所谓的“库籍整理处”出版相关文史资料，而“库籍管理处”设在旅顺，并没有因地制宜的设在大连，这是为什么呢？事情还得从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馆那一场大甩卖开始溯源。
1921年，历史博物馆因费用缺乏，将馆内接收的前清内阁大库旧档廉价大卖。其中的四分之三当作废纸以四千元之价卖给了造纸商。据说装了九千麻袋，重达十五万斤。是时罗振玉进京，在市上见到《洪承畴呈报吴兆叛案揭帖》和《高丽王进物表》，知为大库物，询知其所从来，急赶到纸铺，则大库档案俱在，且将毁以造还魂纸，已有数车运往西山纸厂。他乃在北京、天津友人处借款一万三千元，以高于原价三倍之值从纸商手中买下。于是这批濒于毁亡的重要资料才又获得保全。
罗振玉借债买下这大批档案后，大部分租房存于北京，部分运往天津准备建专楼贮藏整理，但考虑到溥仪迟早会向北“移驾”，天津并非久居之地，内阁大库的文件理应追随皇帝而贮，遂将大量重要文档移居旅顺，设立“库籍整理处”。1924年前后，罗氏选专人从其事，先后刊出了《史料丛编》初集、二集。1924年，北京政变后，溥仪被迫迁出紫禁城，前途未卜、去向难定。到1929年时，罗氏在大连设立“墨缘堂”，一方面作为联络京津各方遗老的据点，一方面作为照应溥仪移驾北迁之联络点，同时还可以继续整理清宫旧档，出版各类独家文史资料，可谓周全之至。
当然，罗福颐在“墨缘堂”中并非搁下了文史功课，他依旧在整理古物和清理旧档中忙碌。父亲交给他的工作之一，就是遴选抄录有价值的明清档案，陆续刊行。然而他的工作繁杂，绝非仅仅过着专心著述的书斋生活，周旋于前清遗老、满洲要员、日本官员之间的应酬往往虽然谨慎低调，却还是在别人的日记里留下了印迹。
据《郑孝胥日记》载：1932年1月6日，罗福葆为郑宅代购电话机一部。1月12日，罗福葆来电话云，自奉天归，将来访。1月17日，是日夜，罗福葆来电话询问岩田是否来访。从日记仅有的一点片段摘录可以看到，在给郑孝胥安装电话之后一周的时间内，两次通话联络，通话内容可能并不能在短短的日记体文字中透露，但至少可以看到，“墨缘堂”中的罗福葆、罗福颐，还有别的“重任”。
1934年，罗福颐在“墨缘堂”出版发行《明季史料零拾》，版权页上除了标注为“非卖品”之外，还标注了两个特别的年号“昭和九年”与“康德元年”。书中校录了六种出自于清宫大库的明代旧档，看起来与罗福葆的古文字学毫无关联。也许是其父罗振玉的授意，这六种明代旧档，除了一种是明代“天顺”年间的，其余全部出自“万历”年之后的晚明时代。罗氏父子在“墨缘堂”中，在伪“满洲国”开国之年研究晚明史料，恐怕颇有一番兴味与意味吧。
实际上，罗氏父子在古文字学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向“前”看：秦汉、商周，金石、甲骨，古意弥深，对晚明文史的整理研究，或许只是一次偶而为之。但一位友人曾经讲过一件佚事，不由得让人又对罗福颐的学养之深厚再次叹服。
那也是“墨缘堂”开门迎客的时日，来自京津一带的各色“贵人墨客”频频登堂。有一些身携青铜甲骨、金石玉版的游贩也时常投罗氏所好，蜂拥而至，求售善价。那一天，正好“老板”罗振玉不在堂上，“大掌柜”罗福颐逢迎左右，忙得不亦乐乎。有一位游贩，给罗福颐带来了一些铸有各色古怪文字的青铜印章，待价而沽。罗氏在仔细观察了印面和印纽之后，只说了一句“可惜可惜”，拱手而起，意谓送客。游贩不明其意，连忙询问。原来，这些铜印，都是拼接改刻而成的。有的印纽是东汉的、印面是西汉的；拼接在一起之后，为了锈色和质感的统一，还重新“做旧”。古物保持原貌为第一要务，人为增饰最为藏家惋惜，罗福颐的“可惜”即是此意。
正在给自作聪明的游贩“上课”时，游贩包袱里的另一枚石章引起了罗福颐的兴趣；他拿在手里掂了掂，连连微笑。游贩一脸苦笑，以为他又有什么破绽露了马脚，连连示意说，惭愧惭愧，说这就告辞了。罗福颐对他说，这枚章子倒是个好东西，印面是晚明的。可惜你们还是自作聪明，为了去掉石皮，在上面雕了荷花。游贩算是服了，只得连连告饶，表示回去一定加强学习，不再以次充好。临行前，游贩壮着胆子问了一句，那枚晚明的大石章能值多少钱？罗福颐笑而不答，只是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句：晚明的东西真如梦魅。
游贩后来，将这枚晚明的石章以一百个大洋的价格售与了一位印人，他学着罗福颐的口气评价说，晚明的东西真如梦魅啊！据说购得这枚石章的印人，深以为然。
三、罗氏兄弟完璧《事林广记》
《事林广记》是一部日用百科全书类型的中国古代民间类书。作者署名为陈元靓。据清季著名藏书家陆心源考证，陈氏为南宋末年福建崇安人。此书原本失传，现存元、明两朝和日本刻本多种，都是经过增广和删改的。
《事林广记》门类广泛，天文、地理、政刑、社会、文学、游艺，无所不包。书中包含较多的市井状态和生活顾问材料，例如收录当时城市社会中流行的“切口语”和各种告状纸的写法以及运算用的“累算数法”、“九九算法”等。此外，书中插图很多，其中的“北双陆盘马制度”、“圆社摸场图”等，是对于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情景的生动描绘。它开辟了后来类书图文兼重的途径，明代的《三才图会》、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都受其影响。
该书问世以后，在民间流传很广，自南宋末到明代初期，书坊不断翻刻。每次翻刻，又都增补一些新内容。如“历代纪年”一门，元朝的翻刻本增添了元朝初期的帝号，明初的翻刻本又延续到元朝覆亡为止。疆域和官制，也因改朝换代在各个版次中有所反映。现在能见到的《事林广记》已有六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最早的一种是元至顺年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刊本，中华书局曾于1963年影印。
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本载有胡道静先生所写的《前言》。《前言》中提到，1963年的中华书局影印本，系据抗战前商务印书馆以故宫博物院藏本摄影所制的底版印行。这个本子的摄影原版保存已历数十年，部分版面有模糊缺损之处，由于原书现存台湾无法对证，故未加描修；而前集第五卷缺，无法补摄，只能存目。事实上，在目录页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前集第五卷（缺）”的字样，这不能不说是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无法补救之遗憾。
当时与胡道静先生一样，关注并倾力于研究《事林广记》的学界中，还有罗福颐、罗福葆先生。罗福颐是从元代古文字学的角度去考察《事林广记》中的诸多历史信息，而其兄罗福葆则是从民俗学与古代地理学角度去加以关注，二人关注点虽然有异，但对于这个本子的重视程度如出一辙。
罗福葆（1899—1967），字君羽，罗振玉第四子，罗福颐之兄。本人也精通古文字学、金石学及版本学，但重点研究民俗学与古代地理学。《事林广记》这部资料丰厚的古代类书，其实早在中华书局影印之前，就已经吸引了罗氏兄弟的目光。
1954年8月19日，罗福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馆藏的《事林广记》各种版本。罗福葆在翻阅馆中所藏元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刻本之后，又查阅了一种《事林广记》的节钞本。或许罗福葆认为，节钞本的一些内容未见于至元本《事林广记》，遂以每页700元的价格，晒印了27页节钞本，加上装订的费用，这一次共花去罗先生24900元。而罗福颐看到这个晒印本之后，未置可否，只是说这个抄本很有价值，但是和他当年在故宫博物院看到的那个至顺本有区别，关键是这个抄本中也没有第五卷。
罗福颐陷入久久的回忆之中，他原本以为曾目睹过的原本和曾经批阅过的影印本，都并非什么难寻的古籍，他答应其兄罗福葆代为寻觅，影印本应无太大问题。他本人也在研究元代官印的诸多细节，至顺本《事林广记》可能也是最接近于这种研究的原始参考物。
罗福葆也一直在追寻《事林广记》的最早刊本，元至顺本在运往台湾之前，他本人也是上手查阅过的。他一直以为，国内尚有元至顺本之前的刊本，来到北图一查阅才明白，他曾经看过的那套元至顺本，就是迄今为止的最早刊本。现今手头上竟然连一套影印本都没有。一想到这里，便觉得分外遗憾。罗福颐给兄长的承诺似乎也一直没能兑现，他1940年珍藏和阅读的那部分书籍原本历经劫波，所剩无几，除了一摞元代官印的拓本之外，似乎也找不到什么元代以前的故纸了。
1957年3月25日，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刊载了故宫运台文物的数量及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的消息。一个月后，罗福葆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署名为“古凡”的文章，文章说台湾刊载的故宫文物数量有误，有可能部分文物已经散失。罗福葆搁下报纸，长叹了一口气。思索良久之后，罗福葆迅即找到时任国家文物局顾问的罗福颐，两兄弟紧急商议，如何尽快找到元至顺本《事林广记》的下落，即便是影印本、复印本、缩复印件、微缩胶卷都弥足珍贵，因为可能原本已不复存在。
他们给各界朋友（包括台湾）写信征询，搜寻《事林广记》原刊本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起来。当然，在当时那样的两岸对峙严酷形势下，这些信件寄给了谁，是否寄达，有怎样的结果，现在都无从确切得知。但就在1963年中华书局准备印行《事林广记》影印本时，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
就在排版完毕、审校结束，印厂已安排印制前夕，胡道静先生突然收到了一封神秘来信。信封里什么信件也没有，只有薄薄的几张类似胶片的东西叠作一个小包。胡先生在灯下细瞄了一会儿，立刻递交给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要求冲印照片。三天后，当胡先生在中华书局办公室里看到这批冲印出来的照片时，禁不住啧啧赞叹起来，连声称绝。原来，照片上显示的图案，正是胡先生已经宣布缺失的至顺本《事林广记》前集第五卷的全文。
和这些照片一起呈送给胡先生的还有，刚从印厂拿回的六册线装的一套至顺本《事林广记》影印本。胡先生拿着这套线装石印的本子展读良久，颇为赞许，虽然版片有部分缺损，但毕竟有了这样一套可供学界研究的完整资料。可胡先生看着这一套新印制完毕的影印本，一只手紧摞着那一叠照片，眉头紧缩，似乎仍有所犹豫而不决。
这套当年印数一千册的影印本，统统于扉页处特意粘贴了“内部资料”的标笺，很快流散于学界，隐藏于高头大橱之中。与原书尺寸、纸张、印工相似的，还有一册薄薄的前集第五卷影印本塞在六册厚厚的线装书之间，由于实在页数太少，只以细铅丝作了订装。没有作任何特意的说明，没有任何的封面指示，这本小册子显然是后来加印的部份。至于加印了多少，又有多少随函附赠，则不得而知。胡先生在事后也未有任何文章加以披露，以至于在90年代北京大学图书馆影印至元本郑氏积诚堂刻本《事林广记》时，仍然沿袭胡氏前言的说法，认为至顺本的前集第五卷是缺失的，更进而认为此次的影印很有价值，至少补全了原书，使原书内容更为完整云云。
也许是预感到什么，也许是那个时代所谓的“政治敏感度”使然，这份来历不明的薄册子不但不能得到嘉许，反而成了碍眼的“天外来客”。只过了短短三年时间，1966年，胡道静在“文革”中被捕入狱。1967年，罗福葆逝世。那一套影印“全本”静静地搁置于罗福颐的橱中，直至1982年，可能是最后一个见过原本“全本”的老人就此作古。在潘家园冷摊上散出的这套“祸害”，展开书页，竟然完好如新，没有印鉴、没有题跋；没有研究、没有成果；有的恐怕只是当年那如一张白纸般的惶惑与寂寞罢了。
关于至顺本《事林广记》和同年影印的那本小册子，就此散落于那个纷扰无休的十年，记忆逐渐消亡于各种版本的“口述史”之中。以至于三十年后，人们退而求其次去影印至元本《事林广记》以期得观全本；以至于近五十年后的今天，学界仍然热望于两岸学术的互兴，能让海峡相望许久的这套最早刊本《事林广记》全璧展现于世。遗憾的还不仅仅是，我们至今没能看到这部“全璧”，更有罗氏兄弟当年艰辛缔造的“准全璧”至今乏人问津，无人称颂。
题外话：
罗福颐先生1978年8月15日致罗继祖先生函云：
叔性孤独，过去研究过一点金文，因在故宫，让与囗公。廿年前无人研究战国及汉简，乃叔开始研究，后来史囗囗等人继之，至秦简出，李囗囗等抓住不放，于是我也放弃，不愿与诸公争一日之长。
人生无百年，今我能悠游朝市，作大隐，纯出先人庇荫，应知足，何能更有分外要求呢？闲中读晋宋书，略事翻阅，觉廿四史不可不一读。
近为院中作秦汉到南北朝印集稿，正在搜集资料。此书得研究自不可少，此亦先人未完成之工作也。
——人生无百年，追古摹古皆心印。
罗福颐
罗福颐（1905—1981），字子期，罗振玉之第五子，浙江上虞人。受其父罗振玉熏陶，自小习古器物文字之学，兼摹古印。1933年协助其父辑成《三代吉金文存》，编成《清大库史料目录》、《西夏文存》、《传世古尺图录》、《满洲金石志》等书。曾任职于奉天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处、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和研究室等部门。其治印学说，别具特色，主张文字严整，不有意为之；反对去敲边破角，故意做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