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帝内经》看中医究竟是什么？
《黄帝内经》一向被视为现存中医文献中的第一号经典，被认为是中医最基础的理论体系，它的地位几如百川之源，至高无上。
《黄帝内经》是上古至秦汉之际中华医学经验和成就的总结汇编，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华医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此后中华医学就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历代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建树，绝大多数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
现存《黄帝内经》的文本，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分为9卷，两个部分各81篇。在形式上非常规整。学术界通常认为，此书现今的文本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其中的主要部分大致形成于战国至汉代。
道家对《黄帝内经》的形成可能有过很大影响。本书现今文本中所言理论颇合老、庄学说。托名“黄帝”这一点也反映了类似的信息。
《素问》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以阴阳五行理论讨论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而《灵枢》部分多论述经脉腧穴证治。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本身是一整体，同时这个整体又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它将阴阳的对立平衡视为天地间万物生长演变发展的普遍规律，阴阳平衡则人体处于正常情况，疾病则是这种平衡被破坏的结果。
在上述基本观念的基础上，《黄帝内经》构建了“四时五脏阴阳”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又分为两个层次：
其一为人体的五脏体系，有如下对应：
肝脏系统：肝→胆→筋→目→爪
心脏系统：心→小肠→血脉→舌→面
脾脏系统：脾→胃→肉→口→唇
肺脏系统：肺→大肠→皮→鼻→毛
肾脏系统：肾→膀胱→骨髓→耳→发
这五个系统之间又是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这些沟通和影响则可以用五行学说中的相生相克来说明。
其二为外界气候与人体五脏相互影响的系统，有如下对应：
五时：春→夏→长夏→秋→冬
五气：风→暑→湿→燥→寒
五位：东→南→中→西→北
五气又各有阴、阳属性，气候变化，阴、阳二气升降消长，其说颇繁。将人体状况与四时及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是和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天人感应”观念相一致的。
《黄帝内经》理论系统的主要内容（或特征），可概括为九大类，略述如次：
其一曰阴阳五行，上述那些对应就是这种学说的具体应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于《黄帝内经》来说，既是理论基础，又是表达系统。
其二曰藏象，论述人体各个脏器组织的运行、代谢等活动规律，以及这些活动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三曰经络，研究人体经络系统之组成、功能、病理变化及与腑脏之关系。
其四曰病因，《黄帝内经》认为，外在气候反常，内在情志刺激，皆致病之源。气候反常谓之“六淫”，情志刺激谓之“七情”。这些因素同样要分阴阳，如风雨寒暑邪从外入，属阳；起居失节病由内生，属阴。抗病之力（类似今天所言之免疫功能）谓之“正气”，致病之因谓之“邪气”，等等。故疾病表现虽千变万化，其因不外正邪消长，阴阳平衡等数端而已。
其五曰病证，讨论各种疾病的病机及治疗，病证多达一百八十余种。
其六曰诊法，即后世中医之“望、闻、问、切”。
其七曰论治，讨论各种治疗手段，针药而外，旁及按摩、导引，甚至涉及精神疗法。还包括了同病异治等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的概念。
其八曰养生，论祛病防病益寿延年之法，善饮食，慎起居，适寒温，和喜怒，注重精神情志之调节。
其九曰运气，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等为理论基础，演绎推测气候变化规律与疾病流行情况。
中医是科学吗？
中华传统医学虽然几千年来一直卓有成效地呵护着中华民族的健康，但是从鸦片战争之后，西医挟欧风美雨之狂暴，君临华夏大地，将中医打得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时期，“取消中医论”一度甚嚣尘上。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对中医采取保护和扶持态度，这一态度迄今为止并无改变。所以“中医是伪科学”的指责，让广大中医界人士痛心疾首。
中医面对这一指责，往往只是非常软弱无力地辩称“我也是科学”。其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指出：如果中医不是科学，那西医也不是；如果西医是科学，那中医就也是。
在西方现在的学科分类体系中，经常是科学、数学、医学三者并列，医学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因为在这种分类中，“科学”是指天文学、物理学等等“精密科学”，而人类对人体奥秘所知仍非常之少，故医学远远没有达到“精密科学”的地步。事实上，至迟到17世纪，西医仍然停留在与星占学、炼金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巫术阶段，那时西医中“天人感应”的信念与《黄帝内经》相比如出一辙。
但是在中国，似乎人人——包括中医界的人士——都承认西医是科学，这是由于当初西医就是在强大的唯科学主义语境下输入中国的，所以这个在西方至今也没有被视为科学的西医，到了中国却天经地义地成了科学。
那么如果使用宽泛一点的“科学”定义呢？在那样的定义中，就可以将西医包括进去。但是，如果使用了宽泛的“科学”定义，那应该宽到何处呢？只要适度加宽“科学”的定义（比如“对自然界的有系统的知识”），马上就能将中医也包括进去，又怎么能再说“中医不是科学”呢？
其次，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至今仍然习惯于一种一元价值观，即“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与此相对应的是两个极其简单幼稚的观念：一、不是科学就是伪科学；二、对伪科学就要斩尽杀绝。所以当听到某院士宣称“中医是伪科学”时，许多中医界人士始则如丧考妣，继而义愤填膺。其实，这两个观念都是明显违背常识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不是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伪科学；二、对伪科学也没有必要斩尽杀绝。只是这两个常识长期被唯科学主义的话语所遮蔽。在这两个常识的基础上，本来就不应存在“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样险恶的局面，中医本来也不必非要宣称“我也是科学”。
其实，说中医不是科学，或说中医是科学，或说中医是技术，或说中医是哲学，中医都可以无所谓。今天，中医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不是科学，我无所谓，我就是我，我就是中医。
人类身体故事的不同版本
在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中，我们的身体或许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承认为一种“客观存在”了。这种观念主要是由现代西方医学灌输给我们的。你看，“现代医学”有解剖学、生理学，对人体的骨骼、肌肉、血管、神经……等等，无不解释得清清楚楚，甚至毛发的构成、精液的成分，也都已经化验得清清楚楚。虽然医学在西方并未被视为“科学”的一部分（科学、数学、医学三者经常是并列的），但西方“现代医学”在大举进入中国时，一开始就是在“科学”的旗帜下进行的，西医被营造成现代科学的一部分，并且经常利用这一点来诋毁它的竞争对手——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宣传策略总体来说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在公众层面，尽管严肃的学术研究经常提示我们应该考虑其他图景。
关于人类身体，我们今天的大部分公众，其实都是偏听偏信的——我们已经被西医唯科学主义的言说洗脑了，以至于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关于人类的身体、健康和医疗的故事只有一个版本，就是“现代医学”讲述的版本。他们从未想过，这个故事其实可以有很多种版本，比如还可以有中医的版本、藏医的版本、印第安人的版本，等等。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不同版本，还很难简单判断谁对谁错。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人类迄今为止对自己的身体实际上了解得远远不够。西医已有的人体知识，用在一具尸体上那是头头是道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生命是一个奇迹”（这是西方人喜欢说的一句话）——活人身上到底在发生着哪些事情，我们还知之甚少。而西医在营造自己的“科学”形象时，经常有意无意地掩盖这一点。
二是一个今天经常被公众忽略的事实——以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健康是依靠中医来呵护的。当西医大举进入中国时，在中医呵护下的中华民族已经有了四亿人口。仅仅这一个历史事实，就可以证明中医也是卓有成效的。由此，中医关于人类身体故事的版本，自然就有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
身体的故事是一个罗生门
2002年，在由我担任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的“第10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上，日本学者栗山茂久是我们邀请的几位特邀大会报告人之一，当时他的报告颇受好评。这是一位相当西化的日本学者，他用英文写了《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一书。同时他又是富有文学情怀的人，所以这样一本比较古希腊医学和古代中国医学的学术著作，居然被他写得颇有点旖旎风骚光景。
在《身体的语言》正文一开头，栗山茂久花了一大段篇幅，复述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一篇著名小说的故事。芥川这篇小说，因为被改编成了黑泽明导演的著名影片《罗生门》而声名远扬。大盗奸武士之妻、夺武士之命一案，扑朔迷离，四个人物的陈述个个不同。“罗生门”从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典故，用来表达“人人说法不同，真相不得而知”的状况。在一部比较古希腊医学和中医的著作开头，先复述“罗生门”的故事，就已经不是隐喻而是明喻了。
栗山茂久对于中医用把脉来诊断病情的技术，花费了不少笔墨，甚至还引用了一大段《红楼梦》中的有关描写。这种技术的精确程度，曾经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在西方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栗山茂久也说：“这种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之所以如此，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看待身体的方法和描述身体的语言，都是大不相同的。
作为对上述原因的形象说明，栗山茂久引用了中国和欧洲的两幅人体图：一幅出自中国人滑寿在公元1341年的著作《十四经发挥》，一幅出自维萨里（Vesalius）公元1543年的著作《人体的构造》七卷本（Fabrica）。他注意到，这两幅人体图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的图有经脉而无肌肉，欧洲的图有肌肉而无经脉。而且他发现，这两幅人体图所显示出来的差别最晚在公元二、三世纪就已经形成了。
确实，如果我们站在所谓“现代科学”的立场上来看中医的诊脉，它真的是难以理解的。虽然西医也承认脉搏的有无对应于生命的有无这一事实，但依靠诊脉就能够获得疾病的详细信息，这在西医对人体的理解和描述体系中都是不可能的、无法解释的。
我们从这些例子中看到，双方关于身体的陈述，是如此的难以调和。再回想栗山茂久在书中一开头复述的《罗生门》故事，其中的寓意就渐渐浮出水面了。栗山茂久的用意并不是试图“调和”双方——通常只有急功近利的思维才会热衷于“调和”，比如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就是这种思维的表现。栗山茂久只是利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材料来表明，关于人类身体的故事就是一个“罗生门”。
怀孕是另一个罗生门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唯科学主义话语体系中培育起来的关于身体故事只有“现代医学”唯一版本的观念，而正是这种版本的唯一性，使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体是“客观存在”。如果说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解构关于身体认识的版本唯一性，那么克莱尔·汉森的著作《怀孕文化史——怀孕、医学和文化（1750～2000）》可以给我们提供另一个更为详细的个案。
怀孕作为人类身体所发生的一种现象，当然也和身体的故事密切相关。怀孕这件事情，作为身体故事的一部分，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版本；而且即使在同一民族，同一文化中，这个故事在不同时期的版本也会不同。
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众受到的教育，总体上来说是这样的图景：先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怀孕分娩的故事版本作为“迷信”或“糟粕”抛弃，然后接受“现代医学”在这个问题上所提供的版本，作为我们的“客观认识”。
应该承认，这个图景，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不能说不是成功的。不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怀孕分娩的故事也自有其版本，那个版本虽与“现代医学”的版本大相径庭，但在“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时中国已有四亿人口这一事实，表明那个版本在实践层面上也不能说是失败的。推而论之，世界上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只要没有人口灭绝而且这种灭绝被证明是因为对怀孕分娩认识错误造成的，那么他们关于怀孕分娩故事的版本，就都不能说是失败的。
一个具体而且特别鲜明的例子，就是中国的产妇自古以来就有“坐月子”的习俗，而西方没有这样的习俗。不久前还有极端的科学主义人士宣称“坐月子”是一种“陋俗”，在应革除之列。因为按照“现代医学”关于人类身体的统一版本，中国女性和西方女性在生育、分娩、产后恢复等方面没有任何不同。
让我稍感奇怪的是，“现代医学”在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几乎一切内容都以“科学”的名义进行了否定或贬抑，惟独在“坐月子”这个习俗上，今天中国的西医也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如果将这个现象解释为西医“入乡随俗”，那么它同时却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西医的“科学”形象——因为这等于同一个人，讲同一件事，但面对西方人和面对中国人却讲两个不同的版本，这样做就破坏了关于身体故事的版本唯一性，从而也就消解了“现代医学”话语中关于人类身体的客观性。
源远流长：马王堆汉墓帛简书中的性学文献
我平时不大喜欢谈的事情之一，是中国古代的“世界第一”，因为以前谈这事情的人士，常常忍不住穿凿附会，拔高古人，让人颇不以为然。但是中国古代还有些真正的世界第一，用不着穿凿附会拔高古人的，那些人士却又不大愿意谈了——马王堆汉墓帛简书中的性学文献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在西方，说起性学经典，最古老者也就是两种：一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P.Ovidius）的诗集《爱的艺术》（Ars Amatoria），包括《恋情集》、《爱的艺术》和《情伤良方》三部。奥维德生于公元前43年，是他那个时代的浪子班头。28岁那年推出诗集《恋情集》，详述他与情人之间种种情事，这些诗被认为“散发出一股炽热的肉欲享受和感官刺激”。年过不惑他又写了《爱的艺术》，此时奥维德意气风发，裘马轻肥，尽情享受着奢华而放荡的生活。《爱的艺术》以青年男女的情爱导师自居，此书也成为奥维德极负盛名的作品。二是印度的《爱经》（Kama Sutra），也称《欲经》或《伽摩经》、《迦玛经》等。作者筏磋衍那（Vatsyayana），今人对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生活于公元1世纪至6世纪之间。《爱经》英译本初版于1883年，当时的书名是《译自梵文的筏磋衍那爱经》。
相比之下，1973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五种性学帛简书，年代比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和筏磋衍那的《爱经》都要早。《养生方》、《杂疗方》、《十问》、《合阴阳》和《天下至道谈》这五种性学文献的写定年代下限，可以确定为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十二年），这可以由墓中发现的纪年木牍所表明的入葬年份推定。至于年代上限，可以上推至西汉初年，或秦汉之际，但这只是这些文献写定的年代——文献中的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它们当然可能来自更早的年代。
中国房中术源远流长，仅据现已掌握的史料言之，自先秦直至今日，两千余年间一脉相传。从马王堆汉墓帛简书中的五种早期文献，经过六朝隋唐时期的《养性延命录》、《素女经》、《玉房秘诀》、《洞玄子》之类的经典著作，到明代《既济真经》、《修真演义》、《素女妙论》等晚期作品，其最基本的原则、技巧和诉求始终不变。故房中术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稳定的传统成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