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您以前解决过一次希瑟尔·福里斯特夫人的家庭纠纷。为这，我极钦佩您，今天我特地向您请教。”
他略一沉思，说：“希瑟尔·福里斯特夫人，我记得她的案子没什么，很简单。”
“她并不这么想。最起码，我所请教的案子，您不能说简单。我想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我的境遇更让人费解了。”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双目灼灼放光。他的上身向前微倾，脸上现出兴致盎然、精神高度集中的样子。他郑重地说：“您说说案情吧。”
我觉得在此有些不便，于是起身说道：“很抱歉，我失陪了。”
我没想到年轻的姑娘用戴手套的手止住我，说道：“您多坐会儿，说不定会给我不少帮助呢！”
我不好推辞，重新坐下。
她继续说：“简短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驻印度的军官，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回英国，我母亲去世得早，国内没有亲戚，于是把我送到爱丁堡城读书。那是一个环境舒适的寄宿学校，我一直到十七岁那一年才离开那儿。1878年，我父亲是那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他请了一年的长假，返回祖国。他从伦敦拍来电报告诉我，他已来到伦敦，住在朗厄姆旅馆，催促我快些去相聚。我还记得，在他的电文里充满了慈爱。我一到伦敦就坐车去了朗厄姆旅馆。司事告诉我，摩斯坦上尉确是住在那里，但已经出去两天了，至今未归。我等了一天，还没消息。在夜里，我听从旅馆经理的建议，报告到警察局，之后又在各类报纸刊登了寻人启事。可是，至今没有一点消息。他原想这次回家好好享享清福，可谁知……”她用手摸着喉部，话还没有说完，已经泣不成声了。
福尔摩斯打开记事本，问她：“你还记得失踪的日期吗？”
“记得，是1878年12月3日那天，到现在快10年了。”
“你父亲的行李呢？”
“在旅馆里。他的那些东西里，找不出什么线索，就是些书和衣服，以前他在安达曼群岛是个管犯人的军官，他那儿还有从岛上带来的古玩。”
“在伦敦，你父亲有朋友吗？”
“有，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舒尔托少校，同我父亲在一个团里，我只知道他。他退伍较早，住在上诺伍德。我向他打听过这件事，他压根不知我父亲回国了。”
福尔摩斯说：“真是奇怪。”
“更奇怪的事在后面呢。大约六年前，也就是1882年5月4日，我在《泰晤士报》上发现了一则广告，征询我的住址，那上面说若是我回复他，会对我有好处。可是广告下面既没署名也没地址。那时，我是希瑟尔·福里斯特夫人家的家庭教师。根据她的建议，我把地址登在报纸上。奇怪的事发生了，当天邮递员送给我一个小纸盒。我打开盒盖，发现里面有一颗上等的珍珠，盒里却没有一个字。从这之后，我每年都会在这一天收到珠子，而且是一样的珠子，一样的纸盒。我却一直没有找到寄珠人的线索。行家们都说这些珍珠很昂贵。你们看，确实不错。”摩斯坦小姐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她随身携带的盒子，里面放着我今生从未见到过的炫目的珍珠。
福尔摩斯说：“很有趣，还有别的情况吗？”
“有，这正是来向您求教的原因。今天早上，我接到这封信，请您自己看看。”
福尔摩斯说：“谢谢，请您把信封也给我吧。邮戳，伦敦西南区的。日期，9月7日。哦，角上有一个大拇指印，可能是邮递员的。纸很好，这样的信封，一扎得六个便士，写信人对信纸和信封都挺讲究的，可惜没有发信人的地址。信上写：请在今晚7点钟到莱希厄姆剧院处左边第三个柱子前等我。若您怀疑，请偕友二人同来。您受了委屈，定将得到公道。千万别带警察，带来恕不相见。您的未署名的朋友。很有趣，摩斯坦小姐，您准备怎么办呢？”
“我正是要向你讨个主意的。”
“怎么不去呢？信上说，两位朋友，您和我，还有华生，我和华生一直在一起工作。”
她望着我，脸上带着恳求的样子，向福尔摩斯说：“可是，他愿意去吗？”
我赶紧说：“为您效力，我感到很荣幸。”
她说：“我没有别的朋友可帮忙，能有你们二位助我，真是太谢谢了。我6点钟来这儿，可以吗？”
福尔摩斯说：“最晚6点钟，我们等你，还有一件事，信上的笔迹和寄珠子的纸盒上的笔迹是一个人的吗？”
摩斯坦小姐取出一张纸说：“都在这呢。”
“你考虑得很周全，在我的委托人里，您确实是模范了。好了，咱们比较一下吧。”他把信纸全铺在桌面上，一张一张地对比着继续说道：“除了这个信封之外，笔迹全是仿写的，但是都出于一个人的手笔，这一点毫无疑问。您瞧，这个希腊字母e是突出的，而字末的字母s是弯曲的。摩斯坦小姐，我不想伤害您，我想了解这笔迹和您父亲的笔迹相像吗？”
“不一样，一点都不像。”
“我觉得也是这样。那好吧，6点钟，我们在这儿等您。现在刚好3点半，信放在这吧，我想再看看，可以吗？再会。”
“再见。”摩斯坦小姐用柔和的大眼睛望着我们，拿着放珍珠的盒子，走出了房间。我立在窗前，看着她轻快地走向街头，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
我回头对福尔摩斯说：“她真是位美丽的女郎。”
他靠在椅背上，又点上了他的烟斗，闭着双眼，没精打采地说：“是吗？我没留神。”
我冲他嚷道：“你真是个机器人！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嘛！”
他也轻轻地笑了：“请不要让一个人的形象制约了你的判断力。对我而言，委托人只是一个单位，问题里的一个因素。感情用事会干扰大脑的正确判断。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丽的女人，残害了她的三个孩子，她的目的仅是为了得到保险金，结果处以绞刑；我认识的一位男子，他的脸面看了让人难受，他却给伦敦贫民捐献了25万英镑。”
“可是，这回……”
“这回我也不例外。定律没有例外。你也曾研究过笔迹的特征吗？对于这个人的笔迹，你怎么看？”
我答道：“写得挺清楚的，可能这个人性格坚定，并且有商业经验。”
福尔摩斯摇摇头，说：“你瞧这人写的字母比一般的字母矮，d字母像a，性格强的人无论怎么写，长字母也会高过一般字母。信中的k字不一致，大写的字母还行。现在我出去一趟，去了解一些情况。给你拿本温伍德的《成仁记》参考一下，这是本很不错的书。一个小时后，我就回来。”
我坐在窗前拿着书，思想并没有放在研究这本优秀的著作，却溜到方才来访的客人身上——她的音容笑貌和她的奇怪遭遇。若是她父亲失踪那年她是十七岁的话，现在她已经二十七岁了，如今她正是从年少迈向成熟的阶段。我坐在那儿胡乱想着，直到脑中出现危险的预兆。我急忙坐到桌前，用一本病理学论来堵住进一步的狂想。我是个怎样的人呢？一个陆军军医，伤着一条腿，又没钱，又怎好敢有那痴想。再说，她只是这件案子的委托人，一个单位，除此再没什么了。我劝自己别傻想了，最好担负起责任，扭转自己的命运吧。
3.寻求解答
一直等到5点半，福尔摩斯才回来。他兴致勃勃，看上去，他说不定找到本案的一些线索了。
他端起我给他倒的茶，说：“这案子其实并不神秘，把情况综合起来只有一种说法。”
“怎么，你已经查出点东西来了吗？”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不过我发现了一个有价值、有提示的线索。当然还需要把一些细节连在一块，我刚从旧的《泰晤士报》找到了上诺伍德的前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舒尔托少校的消息，他在1882年4月28日去世了。”
我问：“福尔摩斯，可能是我太愚蠢了，我不明白，他死对这案有什么提示作用呢？”
“你真不明白吗？我没料到。那我们来看看这问题吧。摩斯坦上尉回到伦敦，很有可能只找过舒尔托少校，他失踪后，舒尔托少校说没见到他，并不清楚他在伦敦。过了四年，舒尔托死了。之后不到一周，摩斯坦小姐收到了第一颗珍珠，从这之后每年她都会收到一颗。现在有这样一封信，说她受了委屈。她受的委屈除了十年前她的父亲失踪，还有什么呢？让我不解的是，那个不透露真相的人为何在舒尔托死后才开始给她寄珍珠。这是不是舒尔托的后代知道父辈的秘密，在替前辈用这些珠子偿还以往的不义。你觉得呢？”
“真无法理解，怎么会这样偿还罪责呢？六年了，他怎么直到现在才写信呢？他还说要还她一个公道，他会如何还给她公道呢？把她父亲还给她吗？不太可能。但你又怎么知道她受了委屈。”
“是有些不容易，让人无法弄清楚。”福尔摩斯平静地说，“今天晚上我们去一趟，就会知道了。马车来了，一定是摩斯坦小姐到了。时候挺晚了，准备好了吗，赶快出去吧。”
我戴上帽子，随手拿了一根粗手杖，福尔摩斯把手枪放进衣兜里，他也许觉得今晚的会面有点冒险。
摩斯坦小姐围着围巾，穿了一身黑衣服，她苍白的脸上竭力要保持着沉稳，她的意志力很强。看得出，她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利落地回答了福尔摩斯提出的几个问题。
她说：“我父亲的来信常提到舒尔托少校，他俩是好朋友。他俩在安达曼群岛当指挥官时，相处得不错。噢，我带来了一张纸条，我在父亲的书桌里找到的，也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也许您会感兴趣。”
福尔摩斯轻轻地打开纸条，在膝盖上铺平，拿着放大镜按顺序认真地看了一遍。
他说：“这纸是印度产的，以前在板上钉过的。纸上的图像是一个大建筑的一部分，上面有许多房间和走廊。中间一点用红墨水画的十字，在这上面用铅笔写着模糊的字样：从左边3037。纸的左上角有一个神秘意味的怪字，像四个连接的十字形。旁边用极粗疏的笔法写着：四个签名——琼诺赞·斯茂，莫郝米特·辛格，埃波德勒·可汗，德斯特·阿克波尔。我实在不能断定这个和本案有什么关联！这无疑是一个重要文件。这张纸以前在皮夹里小心地收藏过。”
“这是我从他的皮夹里找到的。”
“摩斯坦小姐，这个会对我们有用处，好好保存起来吧。现在我们再思考一下这个案子。它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说着，他往后倒在座位的靠背上。从他紧皱着的眉毛和发呆的目光，我可以看出，他正在专心地思索。摩斯坦小姐和我静静地交谈着这次的行动和会产生的后果，不知怎的，我们的伙伴一直到这次行动的目的地都未说话。
这是九月的一个傍晚，不到7点钟，天气阴沉沉的，浓浓的迷雾笼罩着整个城市。街道上一片泥泞，乌云低悬着从空中压了下来。伦敦河边的马路上，灯光稀落，微弱的光芒照到人行道上，只看见满目的泥浆。路两边的店铺从玻璃窗射出了点点黄光，射在人来人往的路上。我心想：在这闪闪的灯光辉映下的人流，他们的脸上带着各自不同的表情，这其中一定存在着好多怪异、神秘的事情，好比人的一生，在黑暗和光明的路上行走。
我不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但这个沉闷的夜晚和我将要体验的怪事，都让我兴奋不已。我从摩斯坦小姐的神情里，可以看出她也有同感。福尔摩斯一边打着手电筒，一边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像是除此外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
在莱希厄姆剧院的入口处，观众们挤作了一团。各样马车来来往往。穿着考究衣服的先生、小姐，三三两两地从车上下来。我们离第三根柱子很近时，一个长相一般、穿着马车夫衣衫的壮男人，冲着我们走过来。
他问我们：“摩斯坦小姐和你们一块来的吗？”
摩斯坦小姐回答道：“我在这儿，这两位是我的朋友。”
那人瞧我们的目光有些特别，他礼貌地问道：“请谅解，您敢保证您的同伴中不会有警察吧。”
摩斯坦小姐回答说：“我敢保证没有。”
壮男人吹了声口哨，紧跟着一个流浪汉模样的人，赶着辆四轮马车，来到我们跟前，把车门打开。刚才和我们说话的男人回到马车夫的座位上，我们也跟着上了车，马车很快地在烟雾朦胧的街道上奔跑起来。
这时候，我们的处境不由让我产生奇想。我坐在马车上，不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想着会被人骗了，又不太可能，心里一直觉得这次出行会获取一些线索。摩斯坦小姐神情坦然。我不想为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担忧什么，我向她讲述着我在阿富汗的冒险经历，我讲得含含糊糊，只是想安慰她的心。我给她讲的那些故事，直到现在她还当笑话说呢！我在深夜里怎样用双管枪打死了一支钻进帐篷里的小老虎。马车开始奔跑时，我还能认出经过的地方，没过多久，因为路远多雾和对伦敦地域的不熟悉，我不知东南西北了，模糊地记得经过了一条很长的路。福尔摩斯的头脑却很清楚，他对一路经过的地方都能念出地名。
他说：“我们行驶在洛思特路，这是温森特广场。我们走的路可能是到萨利区的，现在正走在桥面上，你们瞧，河水在闪着亮光呢。”
正像他说的，我们看见泰晤士河在灯光的掩映下，波光闪闪。马车继续向前。一会儿，就把我们带到了对岸让人不易辨别的街道上。
福尔摩斯接着说：“沃梓沃丝路、修院路、刺科豪尔胡同、洛伯特街还有冷冈胡同，我们可能正往贫民区行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