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小学毕业走出村庄，去了离家二十里外的镇上读初中。
大山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小学是否上学淘汰掉一批，小升初淘汰掉一批，初中上高中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很多人都无法迈过。那个年代也正好迎来打工潮，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在过年时回到家乡，都穿上了漂亮的衣服，头发染上了各种拉风的颜色，荷包里装得鼓鼓的。在村里人集会娱乐之时，他们大声吆喝，并挥舞着手上的钞票，叫喊声响彻内外，并毫无吹灰之力地假借沸腾的空气传达到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尽管这些足够吸引一个常年在庄稼地里摸爬滚打的农夫，父亲也并没有丝毫动摇，他坚持守住那两亩半田地，凭借自己苦学而来的医学知识撑起了这个家。他常常带着秘般自信地问：“难道你还能打一辈子的工？”事实证明父亲的话很有远见，但是也低估了社会的快速发展。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自然而然地上了中学。那时候对于理想并没有什么概念，就只知道朝着一条路往前走，如果给我指路的人是一个瞎子，我会毫不犹疑地撞上堵在前路上的路障，直至头破血流。
还记得有一次七月半，一家人围在一起给宗族中过世的老人们烧纸钱，在对着纸钱磕头之后，父亲让我许愿，说先祖们都能知道我的愿望并会助我实现。那时候想了又想，也不知道理想对人有怎样的意义，只知道古时候有个从小数天上星星的张衡，他后来成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天文学家。于是自己也许了愿，并信誓旦旦地说出了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天文学家的愿望，在那之后，我也会在无人之时，一个人默默地数着天上的星斗。可是，我并不能像张衡一样能把星星数清楚，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去数，并觉得在每一次数星星之后，我离那人人尽知的天文学家又近了一步。
我踏入初中时，我的理想还在，但是已经不像以前那般强烈，因为我发现聪明好学的同学有很多，我在班上只能勉强排在前十，我再也感受不到众星捧月的爱意。所以理想也就慢慢抛开，我只能加倍的努力，以至于自己成了勤奋的典范。
在刚进入初一时，我与村里几人伙伴选择了走读，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床，步行两个多小时到学校上课，中午吃一个家里带来的黑馒头，又或者饿着肚子趴在课桌上睡觉，晚上放学后一起回家。任何事只要成为一种常态，你就会觉得都是理所当然，所以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在路上并没有什么不妥。
可能是考虑到一个月要换一双鞋的成本，再加上要走一个多小时夜路的风险，在走了半学期之后，父亲还是亲自来到镇上给我找了一个住处。
一个房间里，中间放一张桌子，桌子四周再留下一尺来宽走路，剩下的空间全被上下床占据。那时候的煤便宜，房东家每天都会将火烧得旺旺的，我们放学回来都会争相排队做饭。每到星期五时，从家里带来的米和油总是会剩下一些，但是白菜或者土豆总是会在星期四晚上已经吃完。
我到现在还在想念着那种味道：舀一坨乳白色的猪油放入油锅，在一阵声响以后，将白米饭倒入火辣辣的铁锅中，细细听那“滋滋”声作祟，铝瓢来回在锅中捣鼓，使出最大的劲将锅中还抱在一起的饭团揉散，在看见饭粒在锅中跳动时，轻轻地撒上一些盐，然后找来一张凳子，就可以坐在凳子上细细地品味这一份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