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一句话，我没工夫跟你们磨嘴皮子了，再不退位，老子可就要率领北洋军攻打北京了。到时候你自己走和让我打走结果可就不一样了。他说到做到，此电一发，他便把司令部从湖北孝感北撤到河北保定，似乎真要领兵入京。这时候，直隶总督张镇芳起头，联络两江总督张勋，安徽、山西、河南、吉林、山东等地巡抚也来了个通电请愿共和，段祺瑞又以湖广总督身份加进来，一时间，全国各省大部分最高官员都参与进来，清廷事实上已经是离心离德，存在与否只是个形式了。清廷权贵们深知大势已去，树倒猢狲散，纷纷逃出北京，寻了各自的去处。万般无奈的隆裕皇太后带着幼帝溥仪，于2月12日在紫禁城举行了最后一次召见大臣的仪式，宣布接受优待条件，并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下三道诏旨，第一诏是清帝退位诏；第二诏是公布优待条件；第三诏是劝谕臣民。至此，统治中国达268年的爱新觉罗王朝宣告结束。
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制度，从此皇帝成为了历史（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那个不算，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认可）。段祺瑞在推翻帝制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功劳极大，当时人们给段祺瑞的赞誉就是：“一造共和”！
共和第一景：乱
皇帝退位，按照南北协议，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为实践诺言，向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15日，参议院十七省议员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还将之誉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电告袁世凯。
袁世凯欣喜万分，当即回电表示接受，还将辫子剪了去，以民国新人的姿态过了个年（时值农历新年）。
两千多年的帝制被推翻了，但它留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表现在共和之后，国家政局仍然是一片混乱。首先一件难事，就是临时大总统的任职地点，也就是建都地点。
孙中山为约束袁世凯，使之置于革命党人的监督之下，在辞职时附了三项条件，交参议院通过，即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这三个条件令袁世凯如鲠在喉。要他遵守《临时约法》，那是以后的事，倒不妨答应下来，要他南京就职却是迫在眼前要实行的事，他可不想离开自己经营良久的、能够置于他的掌控之下的北洋军阀老巢。所以，他在发表政见时就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需加布置”，表示不愿南下，后又将帝国主义国家搬出来，说： “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
孙中山坚持要袁世凯南下就职，决定派欢迎专使北上，敦促其南下。2月27日，以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法制局长宋教仁以及黄恺元、汪精卫等为欢迎员的一行人抵达北京。最擅两面三刀之术的袁世凯摆出热烈欢迎的架势，特命打开中华门（正阳门）欢迎。按清朝先例，非皇帝出入是不得开正阳门的，袁世凯以此举“特示隆礼”。各商家店铺张灯结彩，车站搭起松彩牌楼。在为专使团举行的“茶话会”上，袁世凯屡屡表示准备南下，甚至还讨论了南下路线。袁世凯把戏演得又热闹又好看，蔡元培等人却不知道自己身在戏中。
2月29日晚，北京城内忽然枪声大作，有部分叛乱士兵劫掠烧杀，京城及前门一带的金铺、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以及各行商铺几乎无一例外遭到洗劫，而专使招待所就在煤渣胡同法政学堂，这里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蔡元培等人躲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才逃过一劫。与此同时，通州、天津、保定等地也发生了类似事件，驻京的外交团借口“兵变”，要派兵“保护”在京的侨民和使馆，日本首先调了兵，英、俄、德等国也增兵进京，一时间北方的紧张空气大炽。立宪党人、旧官僚叫嚷起来了；同盟会、光复会总会以及一些中间派也打来电报，主张建都北京；段祺瑞、冯国璋更是维护袁世凯，主张应该将临时政府设在北京。而身为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的黎元洪也发电说： “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蔡元培打电报给临时政府，要求迁就袁世凯，以迅速建立统一政府，防止外国人自由行动。孙中山只好让步。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的公署内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蔡元培全权代表参议院致词，袁世凯本人向蔡元培宣誓。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把政权正式交给袁世凯。袁世凯终于攫取到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开始。
其实，所谓“变兵”，不过是袁世凯派曹锟干的一件掩耳盗铃的勾当。
当时的曹锟是北洋第三镇统制。这事最先知道的就是唐绍仪。因为唐绍仪是袁世凯很信任的人，所以曹锟也没有把他当外人。兵变第二天，曹锟一身军装进了袁府，见到袁世凯先请安，然后大声说：“报告大总统，奉您的命令，昨夜兵变的事已经办好了！”回头还给唐绍仪请安，袁世凯没想到这个愣头青这么不知轻重，非常尴尬，马上脸色一沉，怒喝： “胡说八道，还不快给我滚出去！”曹锟一愣，虽然没明白什么意思，也知道可能说错话了，一声不吭地跑了！
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后，开始组织内阁，3月13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绍仪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朋友，在南北议和时，经袁世凯同意，在上海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南北都可接受的人物。革命派本希望由黄兴来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却坚决认定此职非段祺瑞莫属，使段祺瑞得到这一重要职务。至此，段祺瑞正式步入北京的权力中枢，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第二件难事就是约法问题，主要体现在总统与内阁的权力分配上。
南京临时政府在定都的问题上与袁世凯作斗争失败了，他们隐隐感到袁世凯难受约束，决定以法律来制约他，以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于是，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从起草到通过大约只用了一个月左右时间的文件是一个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件，它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在国家机构的体制上，特意将原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也就是说，总统只是一个虚职，内阁总理是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的，总理可以驳回总统的议案，总统颁布的命令须由总理签字才能发生效力。这一下真是戳到了袁世凯的心窝子，自己辛辛苦苦搞了半天，当这个大总统还不如当总督时的权力大，早知道这样，我用得着这么卖命吗，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吗？但他刚刚上台，他还无法摒弃《临时约法》，还好，第一届内阁总理唐绍仪是他点名出来做的。袁世凯满心以为这个在小站练兵时跟了他的亲信会听命于他，谁知，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背离他的设计。
唐绍仪年轻的时候曾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感染。他在1908年出使美国，考察比较之后，越发感觉到共和政体比帝制要优越得多，所以在南北和谈时，他表面上是清廷代表，实际上却处处为革命党人考虑。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是认为唐绍仪是他的老朋友，又和南方革命党人关系融洽，且深通洋务，与英美关系也不错，用之为国务总理应该不错，袁世凯同时深信自己能控制唐绍仪。但在唐绍仪的思想里，特别强调内阁责任制，诚心与同盟会合作，逢推行袁世凯所制定的政策时，他总是考虑同盟会的想法，只要觉得不可以做的，一定到老袁那要求拖延甚至干脆废弃，弄急了还和袁世凯争执起来。袁世凯失望透顶，在又一次争执后，袁世凯怒气冲冲地脱口而出： “我老了，没什么用了，你来干总统吧！”唐绍仪也拂袖而去！
小弟不听话，老大不高兴，袁世凯决心赶走讨厌的唐绍仪，段祺瑞是衷心维护袁世凯的，他敏锐地察觉到袁与唐的不和，于是联合内务总长赵秉钧在国务会上处处与唐绍仪作对，反对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主张应凡事听命于总统，还反对内阁集体负责，唐绍仪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接下来，又发生了“王芝祥事件”。
王芝祥在直隶是个颇有声望和实力的人，跟同盟会走得比较近。于是唐绍仪推荐，直隶省议会通过，公推他为直隶总督。可是等王芝祥跑到北京准备上任时，直隶各路北洋军通电反对，这当然是段祺瑞他们指使的。袁世凯马上借口军队反对，拒绝了唐绍仪的推荐，并且还同时委任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 叫王芝祥去解散黄兴的军队。唐绍仪十分气愤，批评说不能因为军队几个人反对就如此儿戏地出尔反尔，失信于民。段祺瑞当然反驳： “军队要是暴动了，你负责啊？”最后袁世凯大笔一挥，将直隶总督的名字改成了冯国璋。也是，袁世凯的势力主要在直隶一带，哪能让个外人来看着自己。
唐绍仪一气之下，于6月15日留下辞职呈文，跑到天津去了。袁世凯高兴得很，但表面上仍先后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陆军总长段祺瑞等到天津去作了一番形式上的挽留，唐绍仪就是不答应，袁世凯即令陆征祥为继任总理组阁。
陆征祥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本来是位职业外交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所以袁世凯以“超然内阁”标榜这届内阁。但是陆征祥只有面对面谈判的老式外交家的经验，而没有政治家向国会陈述政见时那种侃侃而谈、雄辩滔滔的本领。袁世凯要他代表自己向议会提出增补阁员名单，他却连发言稿都没有准备，就匆匆忙忙跑到议会，一眼看到数百议员闹哄哄的情况，竟然把堂堂总理吓呆了，说起话来文不对题，语无伦次，还说补充名单就相当于开列菜单，引起全场一片哄笑，使他狼狈不堪。最后他所提的名单，全部遭到否决，弄得自己下不了台，成为民国史上的一则笑话。意识到自己不适合这个闹哄哄的舞台，三个月后，陆征祥称病请假，再也不问政事。
袁世凯批准陆征祥辞职，又任命赵秉钧出任国务总理。就这样一年时间不到，北京政府换了三届总理，唐绍仪出走，陆征祥辞职，赵秉钧接着上台。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一派热闹景象。
真假共和
中华民国成立了，共和制度表面上成为了中国政治的选择。但经历了几千年帝制时代的中国，对于共和究竟应该怎么搞，大家都不是很清楚。中国人骨子里就相信一点：绝对的权力。我们今天在美国大片中经常看见的国会中议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辩论，最后求得妥协，形成一份正式文件的政治模式，中国人接受起来实在是费劲。因为大家都不习惯将自己的想法打个折扣再实行，怎么办？集权！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正式改组，联合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较小的党派，组成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党务工作。国民党希望通过争取到议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从而削弱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自然视国民党为眼中钉，想方设法要打击国民党。老大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段祺瑞的工作重点自然转到了对付国民党方面。
1913年初，江西都督、国民党人李烈钧买到一批枪支、弹药，预备从上海进货。这是当初南京临时政府批准的。段祺瑞获得消息，以未经陆军部批准为由，密令九江驻军扣压枪械。为防止李烈钧反抗，段祺瑞先派兵到江西，然后通知李烈钧说所有枪弹分给了水师。李烈钧愤怒之至，通电抗议，要求发还枪弹，并多方布置，显示出不夺回枪弹誓不罢休的姿态。袁世凯不便公开与国民党人决裂，只好令段祺瑞发还。段祺瑞心中极不痛快，以武力打击国民党的念头油然而生。几个月后，发生了宋教仁被暗杀事件，段祺瑞又被袁世凯指派为代总理，由此攀上了其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
宋教仁，湖南人，是一个在当时享有很高声誉的革命党人。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欣喜万分，到南方各省巡回演讲，批评时政，影响很大。他还做好了做政府总理组织内阁的准备。袁世凯又嫉又恨，很害怕宋真做上内阁总理，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一起由袁世凯主使、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直接布置、上海特务应桂馨指挥、兵痞武士英来执行的暗杀行动开始了。
那是在1913年3月20日夜晚，宋教仁应袁世凯的邀请，准备从当时国民党的大本营上海去北京。在沪宁车站等车时突然遭到枪击，子弹洞穿腰部，在医院抢救时才发现子弹是有毒的，两天后，这位年仅3l岁的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不幸逝世，国民党通过政党政治削弱袁世凯势力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