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死于大汉帝国六十年，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六十年为一甲子，具有某种神秘的气息。仅在八年后，汉武帝就开始了对匈奴的全面战争。这足以说明，帝国在六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引以为傲的成果。抵御外侮必须提到日程上来。
一
公元前142年，大汉帝国雁门太守冯敬在匈奴军队的进攻下壮烈殉国。冯敬的离世，使大汉王朝多年以来用尊贵的女人和庞大的资财以换取和平的愿望再一次被击碎。无论皇帝还是平民都需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一政策是否还应该继续，抵御外侮是否应该被提上日程？
至少在冯敬刚刚入土为安后，没有人可以回答上面的问题。景帝当时已重病在床，再有一年，他将和冯敬一样永远地离开人间。直到八年后，他的儿子武帝才用实际行动解答了这个困扰先辈多年的问题。开国之初确定并执行如一的“和亲”政策因武帝向匈奴开战不废而废。
一个隐而不现的规律是，奠定封建帝国基调并将影响力渗透到帝国政治生活中的开国帝王，所留下的政治遗产都或多或少地被他的后任继承并发扬光大。“和亲”政策从制定初衷而言绝对是一项优秀的政策，因为它符合了当时的形势，但却只经过四代帝王的“发扬”就宣告结束。在武帝龙驭上宾后，“和亲”政策虽再度归来，意义却已大不相同。如果不是武帝时的大汉帝国已经具备了改变这项政策的想法和能力，那么就是高祖皇帝在制定这项政策时有苦衷。
由冯敬之死上溯到60年前的公元前202年，高祖皇帝击败优秀的对手项羽而建立汉朝。两年后，在边境负责防御匈奴任务的韩王信突然叛国，凭借熟悉帝国地形的优势，与匈奴联合势如破竹一直进军到晋阳。局势危急，高祖皇帝只好御驾亲征。由于天气恶劣，加上指挥官高祖皇帝轻敌冒进，所带领的一支先头部队被匈奴诱困于平城白登山，而身为主力部队的步兵却没有及时赶到，等于提前退出了战场。
四面之围下，高祖皇帝感到了恐惧，亲征前的意气风发变成了绝望。这场战役在大汉帝国历史上被当作耻辱屡屡提及，却很少有人指责高祖的轻敌冒进。早在战端未开时，高祖皇帝十次派出使者到匈奴“视察”，十人回来的报告都是可以开战。只有一人在第十一次“视察”匈奴后认为不可战，此人叫刘敬。大汉王朝建立时，他以戍卒的身份向高祖皇帝建议建都长安而得到重用。
在白登，高祖皇帝对没有听从刘敬的意见而深深懊悔。随行的谋士陈平面不改色，这位帝国最有智慧的谋士仿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让任何事起死回生。他请求高祖皇帝让自己只身赴敌方军营，并保证马到成功。
许多年后，匈奴故意露出一角让高祖等人飞驰而出的原因始终是个谜。所以，陈平只身赴匈奴军营面见匈奴单于的老婆所使用的计策也就成了“秘计”而不被天下人知。史书分析说，因韩王信另外两个与匈奴约定本该露面的叛将始终没有露面，匈奴担心两人会重新回归汉营，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放掉了高祖。这一分析即使属实，民间也始终相信是陈平与匈奴单于老婆的那次密谈解了白登之围。高祖抽身而退后，对刘敬的欣赏与对匈奴的惧恨与日俱增。
按刘敬的说法，匈奴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可以号召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三十万，大汉帝国初建，没有实力与这样的一个对手抗衡。武力对抗已经被毫无悬念地排除，那么用战国以来风行的“仁义之说”作为武器又如何呢？这是中原政权在武力不允许的情况下通常采用的另一种策略。但刘敬认为，这种策略仍旧不可行。一个最清晰的证据是，当今的匈奴单于冒顿是杀父自立，并将自己的老母娶为妻子，并且这已成为匈奴的显风俗。受这种风俗影响的人根本不懂“礼义廉耻”为何物，教化之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那段时间，每当高祖皇帝走过长乐宫的前殿，就陷入无名的沉思中。这座新建成的宫殿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丝欣喜与安慰，旗帜张扬、卫兵林立的长乐宫如同高祖的心情，每每在大臣们离开后就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中。
即使是在开国之初，虽然经历了秦末、楚汉两场大规模战争，以及大汉帝国的人口数锐减的情况下，仅从人口数上来看，匈奴仍然是弱方。当时的匈奴专家就说，匈奴人口数不过是大汉帝国一个大郡的人口数。不过，一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是看其在一场战争来临时可以动员的士兵数量，而不是全国人口的数量。匈奴虽然在大汉帝国建立初年不足一百万人口，但其每次战争动员的人数要远远大于大汉帝国，尤为重要的是，大汉帝国即使可以动员起与匈奴相等的军队，战斗力上却不能抵匈奴骑兵的十之二三。
高祖皇帝在频繁的会议中，希望众大臣能拿出一个良策。但是没有人给他，激进分子认为该与匈奴开战，他们用击败了最凶狠的对手项羽这一证据证明帝国的军队所向披靡，战败只是暂时的。保守分子虽然认同刘敬“仁义之说”不可用的意见，但仍旧提出以“仁义”为武器对付匈奴。更有人提出，以万里长城作为抵御匈奴的屏障。高祖当即否定了这一愚蠢的意见。倘若真按此人的意见，那么在所有城楼都部署上足够的驻防军，并供应他们的粮草，即使把全国的人力物力都动员起来也不足以支撑一年。
最终，还是刘敬提出一套策略，这套策略最终被高祖采纳，近而成为大汉帝国六十年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政策。刘敬认为，武与文既然不能成为与匈奴打交道的武器，那么，只有先“稳”住匈奴再谈其他。他提出了三条。第一条，将皇家尊贵的女人（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妻；第二条，每年送给匈奴大量钱财和他们所缺少的物品；第三条，派遣大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到匈奴去“谕以礼节”。
按刘敬的说法，长公主一旦成为匈奴单于的老婆，那么，与大汉帝国的皇帝就建立了子婿关系，而单于所生的儿子就成为了帝国皇帝的外孙。站在伦理的角度，任何人都相信，没有女婿与岳父为难的，自然，更不会出现外孙打外公的事情。而向匈奴赠送大量匈奴缺乏的物品，是希望使匈奴从经济上依赖大汉帝国，这种想法在文帝时仍有市场。再次，通过不断派遣帝国的知识分子去劝谕匈奴放弃传统的道德观念，接受中原的道德观念，由此最终使匈奴由“未可以仁义说”变为“可以仁义说”。
相比而言，从情感上攻击对手比从经济和道德上攻击对手更经济，但其效果是否与良好的愿望一致，还值得商榷。刘敬也指出，这是一个缓慢的、需要很长时间方能发生效果的方法，所以他对高祖皇帝说：“然恐陛下不能为。”
许多年后，有人对刘敬开了“和亲”先河的事情口诛笔伐，认为这是中原政权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并且影响极为深远、极为恶劣。刘敬深受战国策士文化所影响，“和亲”政策的第一条就明显带了战国策士“旁门左道”的痕迹。但是，既然高明如高祖皇帝这样的人，也不能拿出切实有效对付匈奴的办法，那么，刘敬的策略也只能被时人看作是高明的了。一个这样“旁门左道”的提议都能被采纳，也说明了大汉帝国的张力之大，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亦说明这个帝国的可塑性之高。然而，虽然刘敬的初衷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事情的发展却不能如其所愿。
第一个被嫁出去的高贵女子是一位诸侯的女儿，等于说，刘敬和亲政策的第一条就被高祖皇帝否定了。在刘敬看来，之所以要将皇帝的女儿嫁给单于，是希望得到单于的尊重由此而成为匈奴国王的王后。但吕后却以“自己只有一女”为由，拒绝了高祖皇帝的请求。在随同人员中，有许多被迫出关到大漠中负责教化的帝国知识分子，和那位高贵的女人一样，他们也不愿意离开中原，去和存在语言障碍的匈奴人接触。这年的年末，按照与匈奴约定的条款，大汉帝国将一批金银和匈奴人缺少的棉花、酒等物送到了匈奴，真正的“和亲”政策开始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98年，大汉帝国建立的第九个年头，也是历史考验“和亲”政策的第一个年头。
二
冯敬是60年来匈奴大规模寇边的多达八次战役中阵亡的最高级官员。帝国初年，为防备匈奴、乌桓、西南夷、东南越族等少数民族，帝国特设边郡21处，边郡的最高军事与行政长官为边郡太守，除了负有教化当地百姓的道德义务外，太守还独立指挥一支人数不少的军队。高祖与吕后时代，这支军队由帝国的适龄男子组成，朝廷规定，适龄男子一生中必须要到边地当兵一年。文帝时，为了让这些适龄男子可以安心在家务农，所以采取了“徙民实边”政策。这一政策的弊端就在于，所徙的民大都是犯罪者，朝廷以优厚的待遇为诱饵，鼓励他们到边境去当兵，另外，还在边疆招募一些部落民。于是，帝国边境线上的军队大都是由朝廷招募自愿前往的罪人和边疆的部落民勉强拼凑而成，根本不具备与匈奴抗衡的战斗力。从“和亲”政策出台直到武帝向匈奴宣战，匈奴侵犯帝国边境多达八次，帝国没有阻挡住一次。
冯敬死后，直到帝国与匈奴进入战争状态，再也没有一次匈奴侵犯的记录。冯敬无疑成了60多年“和亲”政策的一个总结，也是“和亲”政策即将被打破的开始。这项一直被视为“旁门左道”却又不得不执行的“和亲”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挑战来自于双方。平心而论，无论是匈奴还是大汉帝国，都没有把这项政策视作长期国策。
高祖皇帝在世时，边境冲突并非是匈奴人引起，而是因为犯叛国罪的封王在山穷水尽之下往往投靠匈奴，而匈奴也乐于接纳。帝国方面曾提出过谴责，但没有实力做后盾的谴责对匈奴而言是耳旁风。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匈奴单于冒顿只是纵容归附来的汉人骚扰帝国边境，自己虽然不反对却也不支持。吕后时代，匈奴开始主动出击，在公元前182年，对帝国边境的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南）实施军事打击。但引起这次军事冲突的很可能是大汉帝国边境指挥官的意气用事。
自“和亲”政策执行以来，帝国边境线上的指挥官大都是随高祖皇帝东征西讨的激进分子，作为武人，他们不理解朝廷，甚至会故意违反朝廷所制定的政策。在朝廷实行边境贸易时，常以爱国者自居，对匈奴进行或隐或显的打击，由此引起的边境冲突不在少数。这次冲突被帝国解围后，第二年的年末，匈奴又攻击狄道。这一次，责任在匈奴一方，他们不但杀死帝国士兵，还掠走了一大批汉人。让人并不奇怪的是，一向以阴毒而又具备很多政治家都不具备的政治智慧见称的吕后，姑息了匈奴的这次犯境。姑息，这可能是第一次，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率领十万骑兵攻击帝国边境北地、河南地，上郡指挥官虽奋勇而战，却因不能阻挡匈奴骑兵的进攻而殉国。同时，在上郡，右贤王还捕杀帝国吏卒，极为嚣张。于是，朝堂之上，人声鼎沸，文帝派出大将灌婴，发兵八万五千向右贤王反击，右贤王最终被帝国的正规军击败，退出上郡。据匈奴单于后来给大汉帝国的报告中称，此次犯境，纯是右贤王的自作主张。不过，匈奴人把责任推到帝国这一方，他们认为是帝国边境的官吏冒犯了右贤王。文帝并不深究，因为他知道弱者与强者之间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
八年后，公元前169年，匈奴再侵狄道，帝国边兵依旧无法阻挡。三年后，公元前166年冬，匈奴新任单于老上单于派出十四万骑兵入侵朝那、萧关，并将帝国北地都尉杀死，同时掠夺大量人口与牲畜。文帝派出张相如带兵十万击匈奴，一个月后，老上单于撤出塞内。四年后，公元前162年，匈奴接连入边，杀掠人民，抢夺畜产甚多。仅云中、辽东二郡就各被掠走万余人。又是四年后，公元前158年，匈奴三万兵入上郡，三万兵入云中，文帝将军队屯飞狐、句注、细柳。这月末，汉兵至边，匈奴离去。景帝时代，匈奴寇边共有三次，第一次在公元前148年，匈奴入燕；第二次是公元前144年，匈奴入雁门；第三次是公元前142年，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战死。
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公元前166年冬，文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让有罪之人去边境充实力量后，匈奴的进攻才开始频繁起来。这只能说明大汉帝国的实边政策让匈奴失去了安全感，同时，边境的帝国将领也时常跟匈奴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对匈奴的频繁寇边，不能不说是一个催化剂。一方面是帝国对匈奴的积极防御，另一方面是丧失安全感的匈奴通过发动战争来增强安全感。这样一来，“和亲”政策的破产就在意料之中了。
刘敬倘若还在人间，不知该对此做何感想。事实上，刘敬并非是一个智慧型人才，而仅仅有一点小聪明。按他所言，匈奴单于一旦娶了帝国尊贵的女人，所生下的儿子将来会成为单于，显然有失武断。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某位匈奴单于是有着汉人血统的，是帝国皇帝的外孙。下嫁的公主在匈奴的影响力如何，以及后代是否有“贵为太子”者或位显权贵者，历史并无记载。匈奴单于敢把自己的父亲当成敌人来射杀，又怎么可能指望这样的人来尊重岳父呢？刘敬希望通过派遣知识分子去改变匈奴的风化，也几近于一个人的意淫。很有意思的是，这种意淫最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公元前192年，吕后将一位高贵的女人嫁给冒顿单于做老婆，几个月后，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了封信。在信中，冒顿单于说希望可以与吕后结为夫妻，按照匈奴风俗，这很合情理。匈奴的单于死后，他的老婆将会成为他儿子的老婆。但就大汉帝国道德观而言，这显然有违伦理。吕后大怒，却不能与匈奴翻脸，只好回信说明中原习俗与匈奴习俗的不同，并且将自己说成是一个老女人不能与匈奴单于般配。匈奴单于在接到信后，回道：“没有听过中国的礼义教诲，好在陛下不追究。”这也正说明了刘敬“和亲”政策“谕以礼节”的失败。
三
大汉帝国的陆军是由守卫皇宫的南军与守卫京师的北军组成的，两支部队加在一起不足十万人。每当匈奴犯边时，帝国集合起来的军队以南北军为主力，再加上从郡国征来的士兵，勉强超过十万。帝国军队的战斗力与匈奴军队的战斗力相比并不强。南北军的主力主要是步兵，所以，即使大汉帝国有与匈奴一战的决心，军队的战斗力也不允许。但当匈奴军队一入边，骑兵失去了在辽阔草原上的优势，南北军就有了发挥的余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匈奴不能在帝国境内长久待下去的原因。
作为大汉帝国的敌人，匈奴是强大的。在与大汉帝国接触前，这个游牧民族不仅征服了丁零、东胡、楼兰、乌孙等许多部落，甚至在后来西迁后，还成为东、西罗马帝国的严重破坏力量。而匈奴之所以会成为震荡欧亚大陆的力量，它的军事力量该是主导因素。
与大汉帝国不同，匈奴完全以骑兵为主。匈奴人大都善骑射，这是因为从小就开始培养的缘故，匈奴儿童到四五岁能骑羊时，就学习用小弓箭射鸟和鼠类，到十八岁时，已经能够力弯大弓，此时就编入“甲骑”，成为正式战士，过着“人不弛弓，马不解勒”的战斗生活，一直到年老不能出征时为止。他们甚至在马上做买卖、吃饭、开会，在马上睡觉。在使用武器方面，匈奴人主要以适合远距离攻击的弓箭为主。匈奴的弓箭手能够在五六十米之内达到很高的命中率，而有效射程则达到175米。当近距离接触时，刀与铤就成了他们的攻击武器。因此，大汉帝国的步兵在匈奴骑兵快速而又凶狠的攻击下，往往不能取得半分便宜。奔驰在平原上的匈奴骑兵，不论是袭击还是逃避，都灵活机动、敏捷迅速。这又是大汉帝国的骑兵所不能匹敌之处。
发动一次战争，军费支出庞大。汉王朝军费的来源主要有三项，即按人征收的税项——人头税（口赋、算赋）和成年男子的代役金（更赋），以及按户征收的税项——家庭资产税。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所以这些赋税数量相当少，根本不可能让大汉帝国有发动与匈奴战争的实力。此外，边境的建设上也有很多问题。匈奴骑兵虽然不善攻城，但帝国边境线绵延几千里，由于军费缺乏，结果往往没能构筑坚固的城堡抵挡匈奴骑兵的攻击。所以，当朝堂上的激进分子想要动员全国兵力与匈奴开战时，这些因素都被皇帝考虑在内，无论是身受其害的高祖皇帝还是阴冷毒辣的吕后，更或者是守成令主文、景二帝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在错误的时间与匈奴全面开战就等于葬送帝国的前途。
冯敬并不是优秀的将军，人们始终认为他只是个悍将和出色的行政管理者。殉国前两年，他以御史大夫的身份改变了大汉帝国的刑罚制度。在帝国外交上，这位行政管理者始终在建议皇帝和他的同僚应该改变政策。而他的殉职，或多或少只是个人因素——在公元前142年的匈奴寇边战中，他一马当先直至殉国。
帝国近六十年的时光，四位皇帝与出色的丞相领导下的朝廷始终不肯与匈奴殊死一搏，即使有最激进与最有能力的将军和智慧超群的朝廷大臣的频频呐喊也不能改变帝国的外交政策。如果不是当时的帝国现状造成了这一切妥协，那么，更深层的原因应该就是，大汉帝国虽然才建立六十年，但作为中原民族，这个帝国主要民族的年龄已经近于高龄了。或者说，汉民族发展到大汉帝国时代，已经处于惯性阶段。这是一个拥有着十分勤劳然而欠缺进取心民众的帝国，正是这些民众，经过努力，让大汉帝国的主体民族变成了一个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根据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这样的农耕民族，当他们没有感觉到人口过多和土地不足时，是绝不会对外扩张、征伐异族的。匈奴的频繁但却为时短暂的寇边，并没有让大汉帝国感觉到土地不足。这或许就是大汉帝国能隐忍六十年并还能继续隐忍下去的一个原因：匈奴，包括后来的诸多少数民族不会将中原绰绰有余的土地掠夺殆尽。
所以，“和亲”政策就必须要坚持下去。帝国所等待的只是一个机会，但这种机会并不是侵略和扩张，而是回击。只不过，在机会没有到来时，还需要韬光养晦，奉行被许多人视为耻辱的“和亲”政策来保持暂时的和平。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40年的六十年间，大汉帝国共送了十二个尊贵的女人去匈奴。这些人的名字并没有被记录在册，或许在大汉帝国看来，这终归是一种耻辱。
这种耻辱终于在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终结了。终结点就在雁门的马邑，汉武帝在得到一位大臣“希与匈奴开战”的上言后，毅然决定与匈奴撕破脸皮。武帝派人遣兵三十余万设伏于马邑，欲以此诱匈奴单于围而歼之。但被匈奴单于发觉，单于引兵还。自此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史记·匈奴列传》），西汉和匈奴由此转入战争状态，战争取代了“和亲”。
四
由于匈奴的文字记录往往刻意忽略了宦官中行说的人生，所以这位出使到匈奴，并帮助匈奴消除“和亲”政策带给匈奴的危害的智囊往往不被大多数人所知。
中行说是文帝时的一位宦官，此人的道德谈不上败坏透顶，但其不讨人喜欢应该有据可查。很可能就是讨厌他的官员在递给文帝的出使匈奴使者名单中，把他列在了第一位。中行说当时就跟文帝表示，自己不想去匈奴。文帝却对他表态，无可更改。中行说临走前，对文帝说：“我此次前去，肯定不会给我大汉带来好处，只能带来坏处。”文帝显然低估了这句话，更低估了中行说的能力和复仇的信念。中行说到达匈奴的时间是公元前176年。一年前，匈奴右贤王侵犯帝国边境，在此事解决后，匈奴老上单于希望大汉帝国能继续执行和亲政策。中行说来到匈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匈奴单于表忠心，他开始用自己对大汉帝国“和亲”政策的背后目的的了解来向大汉帝国复仇。
他试图向匈奴单于说明，西汉“和亲”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送给匈奴大量“汉物”以求改变匈奴的消费结构，从而使匈奴在经济上依赖西汉，直至臣服于西汉。
首先，他让匈奴改变对大汉帝国棉花与丝绸的依赖。他常让骑兵穿着丝绸衣服在荆棘里快马飞驰，从而让丝绸坏掉，以此来证明丝绸的好看不中用。其次，通过传授文字、计算来提高匈奴民族的文化素质。再次，教唆匈奴单于对待汉民族的人在态度上应该傲慢。最后，通过自己对汉边境的了解，帮助匈奴制订与大汉帝国作战计划。
但如上并不是中行说的全部，当一批大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用中原文化来改变匈奴的野蛮风俗时，中行说用下面的话来警告这些人不要浪费精力：“匈奴对百姓的约束简洁不繁，容易施行；君臣礼节简单，可以长久保持情谊；一国的政治，犹如一体。所以匈奴虽然动荡不宁，但继位的必然是单于的子孙。中原虽自称有礼义，但亲属之间日益疏远，互相残杀，以至于让外姓改朝换代，都类似于此。哎！你们这些住在土石房屋中的人，不要多费口舌，喋喋不休！只要记住汉朝输送给匈奴的缯棉丝絮，好米酒曲，数量够、质量好就行了，何必说三道四呢！”接着他又威胁道：“如所给的物资数量足、质量好就算了；如果数量不够，质量低劣，一到秋熟时，匈奴就用骑兵践踏你们的庄稼！”中行说在大汉帝国诸多优秀人物群星闪耀的历史上，不过是沧海一粟。即使是他投靠匈奴，很多人仍然坚信，他的出谋划策并不是大汉帝国没有同化匈奴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应如晁错所言的那样，匈奴人的衣食不仰赖土地，所以他们势必经常侵扰边境，往来迁移，时来时去。即使大汉帝国倾全国之财物施舍于匈奴，在短时间内也不能改变他们的习俗，甚至是永远无法改变。而那种通过贸易来维持双方和平的想法，是不可取的。至少在晁错看来，“和亲”政策的初衷就不是以和平为出发点的。所以，两国的开战只是时间问题。
在匈奴的问题上，晁错虽然主张要以军事打击为主，但他和吕后时代的樊哙、与他同时代的贾谊不同的是，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大国战败成为小国，强国失败成为弱国不过在顷刻之间，所以，绝不能轻易开战，一旦决定开战，就必须有十足的把握。晁错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使人钦佩不已，他承认与匈奴和亲是“足反居上，首顾居下”，但在经济基础与全民的仇恨心情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时，发展大汉帝国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随着汉武时代的到来，大汉帝国的粮食、军备都已充足，前几任帝王的忍辱负重与励精图治最终体现出了价值。在汉武帝将要与匈奴开战时，有大臣认为不可。汉武帝就举出春秋齐襄公复仇灭纪来作为自己攻打匈奴的理论依据，在汉武帝看来，齐襄公能为九世祖复仇是君子所为。而当年高祖皇帝白登之围，相继的几位皇帝受到的屈辱，不过才三世，就是百世，也要坚决复仇。
冯敬死于大汉帝国六十年，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六十年为一甲子，具有某种神秘的气息。仅在八年后，汉武帝就开始了对匈奴的全面战争。这足以说明，帝国在六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果。抵御外侮必须该提到日程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