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可言说的事物，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年生于奥地利，后加入英国国籍。天才的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希特勒的同学
维特根斯坦出生于一个称得上富豪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欧洲钢铁工业巨头。像许多豪门一样，他年幼维特根斯坦时在家学习，但取得的效果并不好。1903年后，维特根斯坦通过入学考试后前往林茨的一所以技术著称的中学学习。在这里，他遇到了另一个后来同样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人——阿道夫·希特勒。据说当时他们两个人虽然并没有很深的交往，但在某些方面却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称呼其他的同学“您”，这一称谓显得更加正式和彬彬有礼，但同时也显得更加疏远，而其他同学，他们都是用“你”来互相称呼。
中学毕业后，维特根斯坦想师从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玻尔茨曼，但后者于1906年自杀，使得维特根斯坦的希望毁于一旦。他的父亲想把儿子培养成工程师，又把他送到了英国去学习航空工程。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研究了数学基础问题，阅读了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数学的原理》，激发了他学习哲学和逻辑的兴趣。后来，他就直接找到了罗素，当面询问他：“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于是，罗素让他写一篇论文，只要写他感兴趣的题目就行。不久，维特根斯坦把论文拿来了。只读了一句，罗素就相信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天才，劝他无论如何不要去开飞艇。而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摩尔也非常赏识他，因为在摩尔的课上，只有维特根斯坦一个人看上去十分疑惑，充满了问题，而其他人都做出一副十分明白的表情。而在摩尔看来，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对于哲学研究是十分必须的。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两位哲学家的选择是正确的。维特根斯坦天分极高，在哲学研究方面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才能。在一些学者进行讨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总是能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在聚会时，时常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沉默，这时只有维特根斯坦一个人的声音。其他人都屏息无声地注视着他，每个人都高度集中的想着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勉强理解，没有人敢打断他。
你们永远不懂我在说些什么
维特根斯坦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几千年来的哲学家们不过就是在玩着语言的游戏，而语言本身的奇妙性至今仍未能为人们所把握。他曾做过一个绝妙的比喻，用一个口小、颈长、肚子大的玻璃瓶，在瓶底涂上一些蜂蜜，结果就引来了许多的苍蝇。而这些苍蝇一旦飞进了瓶子，要么就淹没在这黏黏的、甜甜的蜂蜜里，要么就嗯嗯地叫着直到死去。在他看来，哲学家就是这些苍蝇们。而他的工作就是要给这些苍蝇指出一条逃离开瓶子的路径。这并非要解决哲学问题，而是要消解哲学问题，在他看来以往哲学问题的产生就是错误地背离了日常语言，就像那些苍蝇们错误地飞进了瓶子里面。他还曾比喻说，一个搞哲学的人，仿佛被困在房子里走不出去。他想从窗户爬出去，可窗户太高；他想从烟筒钻出去，可烟筒太窄。可只要他一回头，就可以看见：原来大门是一直敞开着的！维特根斯坦这些观点充满天才性的创造力，以至于当时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无法理解。
在他参加剑桥大学博士论文答辩时，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这样两位大家。但这两位卓越的哲学家却也始终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在说什么。罗素问他：“你一会说关于哲学没什么可说的，一会又说能够找到绝对真理，这不是矛盾的吗？”维特根斯坦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答辩就这么结束了，罗素和摩尔只好一致同意他通过答辩。类似的事情还有，维特根斯坦后来拿另一本书《哲学评论》去申请研究基金，又归罗素来鉴定，罗素不喜欢这套新理论，他的评语大意是：这本书非常有创造性，但在他看来是错误的，不过还同意给他研究经费。
监狱里写成的著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维特根斯坦返回了奥地利，作为公民应征入伍。在战争期间，他依旧坚持哲学思考和创作。他在自己的背包里装入了一包纸，他带着走进了战壕，只要有空，他就继续进行哲学创作。不久，他被意大利人俘获。在监狱里他继续进行着思考，作为战俘的他完成了《逻辑哲学论》的写作。
《逻辑哲学论》只有仅仅几百页长，由7个命题组成，每个命题的下面又写上对该命题的评注，还有对评注的评注，甚至对评注的评注作出的评注。例如，他的第一页是这么开始的：
“1.世界是所发生的一切。
1.1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
1.11世界为诸命题所规定，为它们即全部事实所规定。
1.12因为事实的总体规定那发生的事情，也规定那所有未发生的事情。
1.13在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
1.2世界分解为诸事实。
1.21每项事情可以发生或者不发生，其余的一切则保持原样。
2.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就是诸事态的存在。”
这样的写作格式不论在当时还是现代都显得十分独特，但这并不影响这部著作成为影响整个世界的伟大作品。在这部作品中，维特根斯坦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对于世界，我们是可以用严格的逻辑描述进行逻辑表达的，而我们的语言就是世界的反映。而对于不可言说的事物，譬如上帝，我们应当保持沉默。
关于这部在监狱写成的著作，它的出版还有一个故事。维特根斯坦在发表他早期的代表作《逻辑哲学论》的时候，想请他的老师罗素写一篇导言，于是就把原稿交给了他。罗素很高兴地答应了。但当罗素如约把导言交给维特根斯坦后，经过仔细的阅读，维特根斯坦断定罗素没有理解自己的哲学思想。于是他给罗素写了封信，在信中说：
“亲爱的罗素教授：
我觉得您写的那篇导言是在没有完全理解我的哲学思想的条件下写的。因此，我认为它不能够和我的著作一起刊印出版。尤其是它不能被译为德文出版，因为一旦您的英文风格的文采被去掉，那么这篇序言就显得十分肤浅，并且充满了误解。”
为此，他拒绝将序文和原文一起付印，结果出版商也因此拒绝出版他的书。以至于直到三年后，这本书才得以出版。
完成了这部著作后，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于是怀着贵族式的热忱前往奥地利南部山区，投入格律克尔倡导的奥地利学校改革运动，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有着理想主义追求的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对学生也充满了热情，然而却被无法理解的家长们视为“疯狂的家伙”。据说他还提出收养其中一个或两个学生的要求，但却被家长们断然拒绝了。直到后来，他逐渐对自己的观点产生了怀疑，这才重新回到了剑桥进行研究，并且接替摩尔成为哲学教授。
脾气古怪的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一生脾气古怪，十分孤傲。他终身未娶，还结交了许多年轻的男性朋友，有许多人怀疑他是个同性恋哲学家。在生活上，年轻时他放弃了自己的巨额财产，因为他不希望有图钱财的朋友。后来，他又时常怀疑他的朋友们跟他交往不是由于感情，而是由于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哲学的启示。他希望友谊是高尚而纯粹的，他需要不企图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的朋友。而对于任何在他看来冒犯了他的人，他的回击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组织了一个道德科学俱乐部，经常进行学术演讲。有一次，另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波普尔来到这个沙龙演讲，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是哲学上的死对头。在来剑桥之前，波普尔就与罗素进行过沟通，做了准备，可谓知已知彼。波普尔这次准备狠狠打击一下维特根斯坦那“反哲学”的“嚣张气焰”。
波普尔演讲的主题是“是否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演讲中他指出，我们每天都会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有些是经验问题或常识问题，但有些则是哲学问题或道德问题。比如，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死后去了哪里？为什么说精神是永恒的？等等。这些问题是无法通过经验得到回答的，只有通过哲学的反思和逻辑的推理才能达到理解这些问题的目的。维特根斯坦对波普尔的这种观点大为光火，因为在他看来，一切所谓的哲学问题，都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得到消除，最终发现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维特根斯坦不由分说打断了波普尔的讲话，与波普尔展开了约10分钟的激烈争论。波普尔不慌不忙，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哲学问题清单，向维特根斯坦挑战。当波普尔提到道德问题以及道德准则的有效性问题时，维特根斯坦正坐在火炉旁，神经质地摆弄着拨火棍，一听波普尔此问，就忍无可忍地举起正在拨弄火炉的拨火棍，指向波普问道：“请你给出一个真正的道德问题？”
他的老师罗素不由得大吃一惊，马上冲着维特根斯坦大喊：“放下拔火棍。”而波普尔随即反唇相讥：“请不要用拨火棍威胁一个受到邀请的客人！”维特根斯坦听后扔下拨火棍，开门扬长而去。这就是哲学史上的“拨火棍事件”。
维特根斯坦将哲学看成了终身的事业，是因为他认为哲学能改变他的生活，使他明白生活的意义。在他看来，其他的一切跟哲学思考相比都不重要。
他的好朋友和老师摩尔晚年得了中风病，瘫痪在床，但头脑仍很清醒。摩尔的妻子为了让摩尔能给好好休息，不允许任何人和他讨论哲学问题超过半个小时。但维德根斯坦去拜访摩尔时，却不肯遵守这一规定，并且和摩尔的妻子大吵起来。他冲着摩尔的妻子喊道：“讨论哲学上的问题，也是摩尔的兴趣爱好之所在。如果他真的因为讨论哲学问题而激动，甚至死去，那就让他死好了。因为这是死得其所。”
他的师母顿时感到震惊：“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我还把你当成摩尔最好的朋友。”
维德根斯坦却回答到：“正因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懂得他的心理。一个人应该用他毕生的全部精力去从事他擅长的事，绝不应该单纯为了延长生命而放松对工作的努力。”
躺在床上的摩尔听到了他们对话，他把维德根斯坦喊了进去说道：“你说的对极了，不论为了什么，我都不能放弃我的哲学。”
维特根斯坦讲课的方式非常独特，他基本上是在自己或朋友的住所里讲课，没有讲稿，也没有笔记，每一课都是新的哲学探索。他总是一边思考，一边讲课，有时甚至会长时间沉浸在思考之中，听课者可以从他那生气勃勃的面部表情看出他的思想正处于激烈的斗争状态。有时他又会突然爆发出一连串的宏论，配合以有力的手势。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抱有极其深刻的印象。维特根斯坦讲课的时候由于太投入，常常被弄得筋疲力尽。每次讲完课，他最好的解脱方式就是看电影。当班上的学生开始离开时，他就走到一位朋友身边请求说：“你能去看一场电影吗？”去电影院的路上，他就买一只面包或者一块馅饼，坐在第一排，一边嚼着一边看电影。不管影片多么的庸俗或做作，他都总能被吸引到影片上去，这样他的精神就从折磨他和耗尽他精力的哲学思想上解脱出来。
维特根斯坦的一生经历了许多不幸，但也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哲学著作，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对着守护在身边的人说：“告诉我的朋友们，我过完了极为美好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