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这是一个关涉生命信仰与价值、种族歧视与平权、患者与职业尊严、科学与医学的目的等一系列话题的传记故事。主人公既是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一位67年前（1951年）因宫颈癌全身转移而不治身亡的默默无闻的黑人少妇，也是“海拉细胞”——一个取自于海瑞塔·拉克斯病灶的癌症细胞。海拉细胞在拉克斯女士死后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串谜，因为它是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生命力超强的不死细胞，在全世界的实验室里大批繁殖、广泛传播，成为体外培养的细胞系中的霸主，大部分实验室里的离体细胞都是海拉细胞。它为实验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助力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研究与制备，众多抗癌药物的研究与开发，还引起人类延缓、抗击衰老的无限遐思——既然细胞在体外的培养基环境中都能够不断繁衍，长生不死，那么人类只要找到那把钥匙，不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吗？
人们热衷于海拉的另一个缘由是霍普金斯，它是一个慈善家的名字，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学（1876年创立）与业内地位显赫的医学院（1893创立）和医院（1889年创立）的名字。正是霍普金斯先生身后的巨大慈善遗赠使这所名校得以创办。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曾经是美国医学教育的翘楚，也是慈善医疗活动的大本营（遵循霍普金斯先生的遗愿）。20世纪初叶美国四大名医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内科学泰斗）、威廉·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病理学及细菌学大师）、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S.Halsted，外科学大师）和霍华德·凯利（Howard Atwood Kelly，妇产科大师）都出自该院。20世纪美国最早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四组科学家中有三位来自霍普金斯医学院。威廉·韦尔奇对中国现代医学的进步也有过贡献，他曾经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派来北京考察并规划了协和医院。发生在这所白色巨塔塔尖里的“伦理黑幕”犹如道德圣人被揭露有失德行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很多年之后，海瑞塔·拉克斯的子女还在质疑：妈妈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霍普金斯的医生们究竟在妈妈身上做（取走）了什么？为什么不征求我们的同意（行使知情同意权），还一直瞒着我们？一些人利用海拉细胞大赚，究竟赚了多少钱？为什么不分我们一点点？为什么妈妈的名字一直给弄错了也不改正？为什么全世界医学实验室里的人只知道海拉细胞，而不知道海瑞塔·拉克斯这个人，不感恩妈妈的奉献？仅仅因为妈妈是有色人种吗？联系当时发生在塔斯基吉的科研团队将非洲裔美国人作为梅毒研究的空白对照组不予治疗，以便观察梅毒的自然史，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失治身亡的恶性伦理事件，这分明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歧视甚至迫害，应该正名、补偿才对……
作者丽贝卡·思科鲁特通过翔实的一手资料和富有温度的生命书写笔触，回眸、还原了六十多年前的一幕幕真相。霍普金斯医院以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为首的医疗团队还是遵循了霍普金斯先生的遗训，以当时最先进的诊疗路径和方法对海瑞塔·拉克斯进行了全力救治，使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局部放射治疗，无奈病情特别凶险，回天无力。病历被媒体公开之后，人们找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譬如误诊（子宫颈腺癌，而非鳞状上皮细胞癌），但两种癌症在治疗上没有差别；疼痛的管理差劲，生命终末期的护理也有可检讨的地方，但将时间回拨60年，疼痛干预的手段不足，理念落后，追求安宁、安详、安顿的舒缓医疗尚未登场，我们实在不能苛求历史。既然临床处置没有明显疏漏，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医学转型的夹缝里，技术进步的台阶上。英国医学思想家詹姆斯·勒法努（James Le Fanu）将其特征归纳为三个转身：一是从医生（霍华德·琼斯）到科学家（乔治·盖伊、玛格丽特夫妇），二是从患者（海瑞塔·拉克斯）到受试者（海拉），三是从随取随弃的病理组织（海瑞塔·拉克斯女士的病理取样）到有目的、成系统地采集，送入体外培养实验流程，成为科研对象物（海拉细胞）。海拉细胞的命运恰恰映射着这个过程中的伦理（道德）脱序，告知不周，沟通不畅，知情同意阙如，以及细胞体内权利与体外权利的分野，技术进步中的异化，如非人化、工具化、功利化、技术化、商业化等。海拉成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细胞，就像实验试剂，是实验室间交换而来（盖伊最早是免费赠送，海拉细胞被视为医学界的公共财产，集体共享），或是花上几十、几百美元（最初为50美元一试管，后来涨至265美元一试管）从实验室服务公司（海拉工厂）采购而来的器物。在许多研究者眼中，只有实验细胞，没有生命个体，更遑论他们的名誉、尊严。直到盖伊自己患了胰腺癌，在一系列干预无效之后，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光顾，咀嚼着躯体的痛苦，心灵在反思，他在临终前留下嘱托，请同事不必再隐瞒海瑞塔·拉克斯的真实姓名。然而，患者隐私泄露的担心又浮出水面。
在实验室里，生理主义（科学主义的一种形式）与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一种形式）交织，形成一种惯性，既驱动着科学研究的车轮滚滚向前，也驱动着人性朝着冷漠、冷酷的深渊迈进。著名生物学家文森特与商人里德合作的微生物联合公司就曾通过售卖海拉细胞大量盈利，后来这个角色被披着非营利外衣的国家标准菌种收藏所取代。更为疯狂的是曾供职于美国顶尖癌症临床研究组织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医院，担任过美国癌症研究会会长的头面人物索瑟姆（Chester Southam）教授以健康人为对象，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向其体内注射海拉细胞，以观察癌症的传播效应，然后再进行检测、干预。他对受试者的解释是测试他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但对生命力奇强的海拉细胞的癌症播散风险闭口不谈。这项违背法理、违背人性的实验后来遭到团队里几位犹太裔医生（联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违背人权的人体实验以及后来的纽伦堡审判）的集体抵制和控告，才不得不罢手，索瑟姆们只受到停权一年暂缓执行的轻微处分。但这件事也促进医学界、法律界的道德自省与伦理觉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随后规定凡是申请他们资助的项目必须经过伦理审查，政府也在酝酿出台在实验中规范使用人体材料的法案。
拿起这本书的每一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海拉细胞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为何不能将其拓展到个体层面？细读完这本书，大家就会知其端倪——海拉是一个杂合细胞，一种被人乳头瘤病毒（HPV-18）感染（赋能）过的特殊细胞，它目前仍是体外培养的细胞系中的霸主。当下热门的宫颈癌疫苗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发明的，通过接种减毒或灭活的HPV病毒来激发体内的抗体，以阻止宫颈癌的发病。海拉细胞永生不死的更深入原理是HPV病毒改变了细胞中的端粒酶，修改了有丝分裂的定数（50次），从而改变细胞复制的编程，将染色体末端的计数器不断往前拨，于是可以不断地繁衍（分裂），一直疯长。但作为整体的人，有数百亿个细胞，修补其中一个细胞的端粒酶，改变其复制的程序可以做到，但目前还无法做到让所有的细胞都步入这个进程，也无法保证营养（能量）的充分供给。体外的培养基营养（能量）供给是无限的，而癌症的发生恰恰是部分细胞组织的疯长，改变了体内的免疫和能量消耗的平衡，才招致癌症的扩散，造成个体死亡。
人类长生不老、长生不死的愿望从来就没有消退过，在当下这个技术飙升、财富丰盈的时代里，这份欲望会越来越强烈，以至上升成为一份与人生宿命（必老、必死）较量的信念、信仰。细胞永生的个例（并不是每个离体细胞都可以像海拉细胞一样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相反，许多离体细胞在体外十分脆弱）毕竟为生命永恒的希冀打开了一扇遐想的天窗，不过，读过《格列佛游记》之后，这一份念头可能会消退一些，因为书中那些能活800～1000岁的“幸运儿”（名为斯特鲁布鲁格）恰是那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们，他们最大的解脱就是寻求一死，仿佛死亡才是生命最好的安顿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