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生故旧忆往中的郭廷以
郭晶
历史学家郭廷以，字量宇，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位领军人物。1928年开始，郭先生先后任教清华大学、河南大学、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期间，仅在1948年曾短期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由于郭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卓越贡献，196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七届人文组院士。
20世纪50年代中期，郭先生筚路蓝缕而开创近代史研究之重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简称“近史所”），其研究材料和成果在很长时间以来为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所瞩目，因此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巨额资金赞助；一时之盛，创始人郭廷以却未能以此萌福，晚年更为此“自我放逐”于异乡，终老美国。
郭廷以的性格
在一个社会形态激变的时代，个人的性格更加容易影响个人的事业。如果非要给郭廷以后半生的遭遇找一个唯一的解释，那毫无疑问归结在他的处事性格上。
几乎所有郭先生的门生在回忆恩师的时候，都会谈到郭先生过于严肃的处世风格。比如他的得意门生李国祁，回忆郭先生50年代初期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时的风格是：“郭先生对于学生是不苟言笑，永远是一副扑克牌的面孔，身材瘦高，但是体格并不很强壮，经常穿长袍。”再如王尔敏回忆恩师的时候，也谈到：“郭廷以夫子平日不苟言笑，意态岑静严肃，我们后生都颇为惧怕。其实他居心仁厚，对我们爱护有加，只是难得听到他一句称赞。”李恩涵对郭、王师徒的观察也大抵反映了些实情：“量宇师常常到我们办公室‘查班’，他很有威严，邓汝言、王尔敏等人见到他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吓得不像样子”。
而后来担任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对于郭先生的待人严肃，有些略微不同的观察和分析，他认为“郭先生是内向的人，不随便说话，都放在心里，喜怒不形于色，甚至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有点高深莫测，误会可能就是这样子产生的。刘绍唐先生就曾经对我说过：‘你们郭老板一点都……’。其实郭先生是看人说话，有时候得罪了人，而且他会看不起人，不交不如己的朋友，有点这种味道。这方面让人觉得他很骄傲，孤傲又不随和，从来不会主动和别人搭讪或讲一些应酬话。所以在史学界有很多人不喜欢他，这和他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包括黎东方、吴相湘等人，和郭先生都处得不好。”
作为研究人员的郭先生，对于“中研院”的“后勤部门”——总务办，也颇有些值得深味之举，譬如当时接任“中研院”总务主任的赵保轩就曾经向陈三井抱怨“你们郭先生看不起人！”因为他曾经向郭先生表示要来拜访近史所，竟然意外的被郭先生一口回绝说：“不必了！”陈三井由此总结为“（郭先生）就是这种态度，不屑与这些人打交道”，可谓生动勾画了郭先生与研究机构中非研究人员的人际关系。与此也可见当时学者风范和尊严所在，“还看今朝”学界，钻营于研究机构的“行政管理”岗位者济济一堂，而不“尊重”这些管理人员，更是绝非普通学者敢为。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即使郭廷以在和美国学者商谈有关合作的时候，因为费正清、韦慕庭大力促成福特基金会的巨额资助，郭与二者的交往已经相当“应酬”了，但是对于两位美国学者的学生，仍然是不苟言笑，以至于历经三十年以后，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费正清的学生）回忆最初见到郭先生的场面，因为生平罕见而记忆犹新：“记得我第一次在南港与他见面，他的面孔冷若冰霜，三言两语之后就不开口了。那是一个尴尬的场面。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觉得一身都是冷汗。后来在纽约见到‘自我放逐’的他，依然如故，没有丝毫改变。读到本书（指张朋园所著《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笔者注）之前，我总以为郭教授的孤寂咎由自取。本书让我们认识了郭先生：一位性情外冷内热的学者。我后悔当年没有多接近他一点。”
郭先生即使重视自己钟爱的学生，也不会表现出半点市恩的姿态，这也是那一代学人的风骨所在。李国祁为了从中学调到研究所工作，借着拜年的机会探访郭先生，“见了郭先生，我们互说了几句百年的客气话，之后郭先生就不讲话，我也不讲话，两个人就这样干坐着，约摸过了快半个小时，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说：‘听说您要给中央研究院筹备近代史研究所，我到您这儿来工作好不好？’郭先生把脸一板问道：‘你对近代史有兴趣吗？’这下可真把我给问住了，我于是吞吞吐吐地说：‘兴趣可以培养。’就这样郭先生用了我，并要我去找当时在大同中学教书的吕实强先生来所里服务，于是我成为近史所助字号的第一位助理员（相当于大学的助教）。”郭先生在学生面前的“不说话”、“脸一板”绝不会有什么负面的作用，无非是师道尊严，但是，转到和郭先生同辈的学术同僚之间，这就不能不引发深层矛盾了。
郭廷以的社会关系
在众多学生的回忆中，与郭廷以关系最僵的集中在三位学术领袖身上，这三位分别是吴相湘、黎东方和李济。黎、吴二位先生因为涉及“卖档案案”和“福特基金款案”而与郭廷以交恶，后文中将会详细谈及。
李济正是在胡适就任“中研院”院长之前代理院长职务的人，郭廷以作为近史所的筹备人和第一任所长，和李先生必然有些接触。李济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脾气，都有不少人撰文谈及，而当时身处近史所的王萍研究员是这样回忆代理院长的：“李济代理院长，他权力最大，说话的声音最响、最有份量。中央研究院从大陆撤退来台时，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其他的所都是后来到台湾才成立的，史语所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所，该所的院士特别多，当然势力也很大。而台大又以台湾的大学老大哥自居，唯我独尊，李济是台大及考古学界的名教授，气焰之盛几乎可以用‘跋扈’两字来形容。”
而李国祁回忆郭先生与李济接触的一些细节，史料价值绝对至为珍贵：
他（郭先生——笔者注）非常能忍，即使有人指着鼻子骂他，就算生气也不发脾气。我举个小例子，当时研究员的交通车是一辆中型吉普车，交通车会挨家接所长们上班，我们这些层级低的助理员则在固定地点早早上车。通常是先接李济先生，之后到和平东路二段接郭先生，经常都要停了半天，等司机下车到郭先生家里叫他，郭先生才上车。这时李济先生就在车上骂人，我们听了都很难过，我不晓得郭先生知不知道。有时李济先生当着面骂郭先生，说些风凉话，明眼人都知道是讲他，郭先生就装作没听见。我想，假使郭先生不能忍，近史所老早就被人抢去了。正因为郭先生能忍，有强大的耐力，所以他做学问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门功夫，我没有郭先生这样的涵养。
而对于郭廷以更加不利的事情，是“北大”派最重要的人物胡适之竟然出掌“中研院”。据传言，其个中缘由竟有些荒诞：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老蒋“总统”突然亲访“中研院”，研究院因事先并未获通知，无任何准备与接待，令他颇为震怒。朱家骅因而去职，改由胡适之先生接掌“中研院”。胡先生是北大的领袖人物，于是觊觎近史所者日在胡先生身边进谗，量宇师原来与胡适之先生渊源即不深，而今则关系大坏。郭先生似乎也未见有任何跻身之举措，以至于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竟然提到“我不知道他（指郭廷以——笔者注）的学历”，“最好能够出来走走”。
胡适早期对郭廷以的看法，无疑和“北大”、“南高”之间的学术门户之见关系纠葛，张朋园说“这反映了当时这些北派学者的门户之见：他不是我们的人，又没有留过学。在史语所这批出身北大的学者眼中，他们认为朱家骅不应该找‘南高’的人，应该找北大的人来负责。后来史语所很看不起近史所，史语所所长李济和郭先生关系非常差，李济认为近代史研究所充其量不过是史语所里面的一个组，没有必要成立一个所，即使要成立研究所，也应该由史语所派人主持。”
而郭廷以对胡适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胡适去世以后数年，郭先生在撰写自己的口述自传的时候，回忆早年与梁启超、胡适两位学术大师的交往中，对二者学术上的评价也立显高下：
……后来，我还和梁先生通了两次信，梁先生学问渊博，对每个问题都有他的看法，当时我很佩服他。
胡适先生亦来南高演讲过，慕名去听的很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听的时候很舒服，讲得很有条理，很浅显易懂，惟内容深度不够。
……
而胡适演说有点像汪精卫，听起来很舒服，但抓不到要点。
和胡适的关系淡漠，也表现在郭廷以与胡适的学生群体的关系之中，比如福特基金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在王萍的后辈学者眼中本来都是“老实敦厚”的前辈学人，却也对于郭廷以在会议中所提方案“经常唱反调”。
所幸“胡适后来读了一些郭廷以的著作，与郭氏共事数年之后，有了较多的认识。”在郭廷以的辞职风波中，最后还是院长胡适亲自挽留才化解危局。
而郭廷以与胡秋原、沈云龙两位学者的怨情，就未能得以化解。
胡秋原在国民党政治史上也是一位传奇人物：1933年，因为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他毅然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时年仅仅二十三岁，在国民党内声名鹊起；1945年当列强分裂中国外蒙、损害东北权益的时候，他决然反对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杜鲁门政府，被蒋介石革职；70年代初期，钓鱼岛问题凸显以后，六十多岁的胡秋原又发动与声援了震惊海内外的保钓运动；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曾出任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1988年他更是首访大陆，与李先念、邓颖超等共商祖国统一大计，成为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年后第一位来访的台湾上层人士，为此被李登辉指使开除国民党党籍，也因此在两岸交流史上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
胡秋原在近史所成立之初本来兼任研究员，每个月能够领到福特基金会补助金一百二十美元，这在当时是比较大的一笔数目，胡秋原也正是利用这笔钱支撑自己创办的一份期刊——《中华杂志》，这个杂志政治色彩相当浓厚，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经济支持，全靠个人捐募在维持。
胡秋原是以定期呈交研究成果的方式申请的福特基金补助，因此，在领取了一年的补助以后，郭廷以按照规定索取胡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个时候胡秋原正在和李敖“打笔仗”，在台湾知识界炒得沸沸扬扬，互相指责对方“投共”、“投敌”，尔后这场笔墨之争发展成为一场笔墨官司，打了三十年才见分晓。而此时正焦头烂额的胡秋原因为无法交出研究成果，“一气之下，要郭先生把研究经费停掉，郭先生也老老实实地将每个月一百二十块美金的研究费停掉，《中华杂志》差点因此关门。从此，胡秋原和郭先生的关系就蒙上一层阴影。”这（语见《张朋园先生访问纪录》）是1963年的事情，到了1967年，黎东方借“东方学者会议”影射郭廷以是“中共的同路人”的时候，胡秋原“也加进来笔伐一番”，因为胡在台湾知识界影响范围很广，给郭廷以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相形之下，郭廷以与沈云龙两位学者的误会，则更为隐蔽。沈云龙先生被延揽入近史所之后，利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出版了《黎元洪评传》。这本书从学术上讲，很有开创性意义，甚至把黎元洪比肩孙中山、黄兴，誉为“开国三杰”，这在60年代初期的台湾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社会上和知识界对此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就有不少人提出要追究出版方近史所的责任，虽然目前没有史料可以证明郭廷以具体为此做了哪些事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努力使得这件事情到此结束，没有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迫害。
但是，沈云龙“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王世杰与苏联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王世杰因此对他感到不悦，而这件事影响到郭先生和王世杰的关系，因为当时王世杰是“中研院”院长，郭先生夹在两人中间，左右为难。”这也使得沈云龙在近史所一直没有任何正式名义。而后来近史所“口述历史”项目有关黄郛的研究中，研究黄郛多年的沈云龙却未能参与，而且事后才知情，因此“他听到之后非常火大，这件事让他对郭先生很不谅解，当场在我（指陈三井——笔者注）面前发了很大的脾气。”
郭廷以的行政习惯
如果说郭先生门生们上述的回忆中反映的比较多的是同情体谅郭廷以的话，那么，对于郭先生的行政能力，评价不可谓不低了。
郭廷以最看重的李国祁，回忆起当年的近史所生活，也在赞扬老师的学术水平之余，谈到了郭先生在行政方面的不足。
首先是处理福特基金会补助的方式不够公开透明，“福特基金的分配，应是大家开会讨论，而不是整天拿着笔，记张三给他五千，李四给他四千。”由于分配不透明，因此造成拿到补助的和没有拿到补助的都有所不满，矛盾也都集中到了郭先生身上。
其次是“老一辈的人可能观念与我们现在有些不同，都有点公私不分的习惯例如近史所定了很多报纸，常常报纸会寄给郭先生在美国念书的儿子，究竟是所内管报纸的人自动寄，还是老板交代的，我们不得而知。又如近史所前面种了很多茶花，郭先生家院子里也种了茶花，这种公私不分的情形，在他们老一辈人的身上很常见。”
还有一些行政上事情，由于郭廷以的处理方式，导致误解难以释怀。贾廷诗回忆郭廷以与“中研院”总办事处的负责人杨树人之间的误解就是这样造成的：“郭先生要李念萱买一套会客室的沙发，李比较注重品味，以当时的标准，这套沙发价格确实高了点。杨树人非常节俭，当公文送到他那里，他一看这么多钱，就说这套沙发是放在所里的？还是用到郭廷以家的会客室？他实在不应该这样讲。这句话有人传给了郭先生，郭先生听到当然很不高兴。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事情，让他们之间的心结愈结愈深。”
后来担任过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在回忆中也谈到郭先生行政能力的缺失，也是那个时代普遍的通病：“也有人批评郭先生魄力不够、优柔寡断，像那时候，大家都公认某某人根本没有做研究的能力，但郭先生就一直没有请他走路，这是郭先生的优点，也是缺点。”
另一方面，生活在白色恐怖横行的时代，钻营不当的人有了用武之力。面对这些“莫须有”内容的小报告时，即使正人君子怀着息事宁人的善意，做法却不一定为别人所接受，难免被误以为是被小人所欺蔽，李恩涵先生回忆说：
虽然量宇师非常有威严，但他有时未免没有是非观念，专听一些小报告。有一次量宇师为了我和林杰冲突的事警告我（此事全为林杰因“事迹败露”恼羞成怒，主动对老老实实的我而挥拳。我完全是被害人——李恩涵原注），当时林杰是近史所的事务员，东北人，和量宇师的二儿子是同学，原来是海军官校学生，被学校淘汰后到近史所工作，他的职责就是监视近史所同仁，住在单身宿舍的“小楼”（我也住在那边，与李念萱同一房间——李恩涵原注）。那时候数学所有位台大数学系毕业的杨兆庆，脾气很怪，一辈子没结婚，后来1990年代和王玺住在蔡元培纪念馆，王玺和李念萱前些日子先后过世了。有一次林杰监视老杨有无偷听大陆广播，在老杨的门口外贴耳偷听，被老杨开门发现。这件事过了一、两个月之后，他又如法炮制，贴耳偷听我和李念萱的房间，我一开门无意间发现而撞见他，他竟耍起流氓，抓着我的领子对我大吵起来，还说我骂他，其实他是恼羞成怒。
后来他跑去量宇师处告状，量宇师不听我的解释，反过来警告我。我自认不是我的错，当时我的自尊心很强。所以这件事让我对量宇师非常反感。我有我自己的风格，虽然我十六岁就离家做流亡学生，为了饭碗不敢过分坚持己见，但我内心却对此一直忿忿不平。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读初中时在山东诸城和济南，当时我的家庭环境还很好，我就反对权威了。我在师大读书时，也是倾向自由主义，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立场，我只是比较欣赏北大那一套自由的作风，对于“官僚”式的作风不满。因此，我对量宇师权威式的警告，也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心里很不高兴。因此我到夏威夷大学读书时，我就不给量宇师写信。反倒是他后来主动写信给我，这一点令我非常感动。
郭先生最大的行政能力不足，可能还不是这些时代的痕迹，而是在继承者的选择上，给自己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甚至可以说本无嫌隙的师生关系，却铸成了郭先生最后十年的困境。
首先是和自己一直倚重的三个学生先后发生矛盾。而且这些矛盾，也并非不能避免。比如郭廷以与王聿均的变化：王聿均本是郭先生当年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的时候的学生，师徒关系一直很好，而且郭廷以成立近史所的时候，王聿均就是以副研究员的身份被聘请的，但是副研究员的身份一直等了十二年才升为研究员。而李国祁的事更让王聿均与郭先生的关系雪上加霜，郭先生一度曾经想让自德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李国祁出任代理所长，遭到学生之中的三位“大师兄”（王聿均、黄嘉谟、李毓澍）的集体反对，而郭先生也不妥协，在出访期间，也不让王聿均代理所长，而是选择大家都能接受的王树槐代理。另外，李国祁似乎很早就和三位“大师兄”失和，在入近史所工作之初，因为编写《海防档》的原因，“有一次星期天上午我（李国祁——笔者注）搬家，下午去印刷厂校对档案，回到所里我报了加班费，结果被诬指为虚报加班费，令我感到相当气愤。”
三位“大徒弟”对郭先生的不满越积越深，加上复杂的历史渊源，矛盾势必难以化解了。而当时不少年轻学者支持李国祁接任所长，如李恩涵回忆“后来我们这些支持李国祁的人，都陆续遭殃，都吃了亏。”因此，李恩涵也认为“量宇师有一件事做得不好：对于所内研究很好的，他不晓得多予鼓励，有些坏的人，他又摆脱不了。他不懂得知人善任，因而被他所亲信的人陷害，这也是他后来不得不离开近史所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由于一些传统的官僚习气，不为年轻一辈所接受；另一方面，郭先生不太能识人用人，他这些行政上的不足，再加上前文所述的和学术界一些重要人物关系不佳，导致后来的几场危机，也就毫不称奇了。
“海防档”风波
近史所成立之初，最为珍贵的就是取得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一部分旧档案。
1955年冬，台湾“外交部”本来准备将一大批旧档案销毁，郭廷以所长得知消息以后，利用一些政治关系征求到了“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和副部长时昭瀛的同意，转向近史所移交了三部分的档案：前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前清外务部档案、民国十五年之前北京外交部旧档。大概在三个多月的移交中，近史所共取得了二百二十余箱档案资料，这可以说是研究近代中国最宝贵的资料之一。所长郭廷以因此开始筹划档案的整理，派人加以分类，编制目录提要，编写内容提要。
这批资料从1840年到1926年，共计八十六年，是中国对外关系史料中最宝贵的部分，譬如其中的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的原本，一度在近史所作为珍稀展品展出了很长时间，后来甚至被“外交部”索要返还。
取得了这么一大批史料，最主要问题就成了如何编辑整理。编纂《海防档》之前，在近史所在美国亚洲研究专家、美国亚洲协会代表饶大卫（David Rowe）的委托下，利用饶大卫提供的一万美元捐助，近史所组织编纂了《筹办夷务始末引得》；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远东及苏俄研究所所长戴德华（George Taylor）四千美元的资助下，近史所组织编辑了《中俄外交档》（后来出版时更名为《中俄关系史料》）。
《海防档》包括了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的档案文件，共分为五个门类：购买船炮、福州船政局、机器局、电线、铁路。最初参与档案整理的是黄嘉谟、王聿均、李毓澍、李国祁、吕实强、贺凌虚、吕士朋，后来贺凌虚因为考上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研究生而离职，吕士朋因为冤狱和转任东海大学离开档案整理，因此又补入邓汝言和王尔敏。最后负责成书的，整理购买船炮档案的是吕实强；整理福州船政局档案的是邓汝言；整理机器局档案的是王尔敏；整理铁路档案的是李国祁；整理电线档案的是黄嘉谟（前三本）和李国祁（后四本）。
参与档案整理的年轻学者们，借助这个机会不仅接触到宝贵的资料，而且也有了研究的专门方向，大多数都在自己负责的档案中提炼出文章和专刊，如吕实强的《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李国祁的《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等等。而郭先生对待史料的态度，也对参与整理档案的各位后来的治学路径有极大的影响。
根据李国祁先生的回忆，编辑档案的程序是，先做提要目录，接着才是圈点，圈点是用老式的方法，亦即用红色的印泥盖圈。铁路档案中有一部分是尚未抄写的原档，所以必须先请人抄写后，再加以圈点。各部分负责人所总结概括的提要目录，郭所长要审阅之后才能定稿。
当时照相印刷的方法是将档案照相后制成橡皮版，再将橡皮版贴在胶片上，然后烧制到锌板上才能印刷。不过近史所的学者们都没有照相印书的经验，在印刷成书的过程中多有不快。吕实强回忆，“因为从事编纂经验不足、影印技术的水准较低，在编校的过程中，因为档案各抄本上面原有修正错漏衍字的黏贴，在摄影时，往往随时脱落了，在烧制印版时，也有时会有剥离。所中为了补救，乃派各部分的编者赴印刷厂去校对烧好准备印刷的锌板，发现有脱落残缺之处，即在版上加以改正。此一工作耗时费力，必须集中时间与精力，整日从事。为此，我曾以一张行军床，住在艺文印书馆的办公室中，时间长达一个月”。
李国祁负责的部分在印刷中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发现红色的圈点照相后不清晰，更有的圈点根本未照出来，橡皮版剪贴在胶片上，也常发生错误，再加上圈点的文件十分多，难保不会一点错都没有。这些技术性问题应是印刷厂的责任，但艺文印书馆想藉由此次的机会，掌握承印近史所整个出版品的优先权，于是到处宣扬近史所的档案编得一塌糊涂如何如何。最后演变成我们几个负责编《海防档》的人员，每日拎着装有档案的皮箱从南港到板桥校对并在锌板上补圈或改正，晚上再将档案带回近史所。我们一方面要看胶片，也要看锌板上烧制出来的东西，相当吃力，真是苦不堪言”。对于承印的艺文印书馆，因为负责人严一萍是中研院“老天爷”董作宾的私淑弟子，大家对于郭先生将印刷任务交给严都表示很不认同，有很多位在晚年的回忆中都认为是董的关系使然。
因为校对场所光线不好，用眼吃力过度，李国祁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这段“苦差事”时，还列举了参加校对诸位后来的视力问题：王尔敏、吕实强视网膜剥落，李国祁青光眼，邓汝言瞎了一只眼。结果未必完全出于一个原因，但是当时校对之苦，可见一斑。
而第一批印制出来的书籍因为质量原因发生的赔偿，吕实强、李国祁、黄嘉谟为此都承担了不小的经济责任，如李国祁每月薪水三四百元，共赔偿了一千多元，每月从薪水中扣除一部分。
事件还没有发展到最高潮，后续引发的震动远非始料可及。
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大陆刚刚结束“苏联一切都正确”的蜜月期，国民党的舆论官员在台湾也在用同样的方法谄媚美国。因此，1957年出版的《海防档》，“受制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和美国的密切关系，“爱屋及乌”，印刷成书以后，为了避免档案中间有些刺激西方列强的字眼，尤其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使用“夷”来指代西方列强，纯属多余的添加了些小纸条，导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相湘和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德昭联名向“中研院”院长胡适写了一封具名信：
……
先生回来五个月了，可能已看出近代史在南港和其他几所比较起来是如何的不相称，试看它四年来唯一的印刷品，不仅标点错误，尤其第一册封里黏贴小纸条，更传为奇谈！是不是负责人对史料缺乏认识，领导不当，才发生这种现象呢？因为即令此档系受美人资助，也不应有此纸条。且民国十九年故宫印行夷务始末，直以夷为书名，内容更多恶声交加，却并未黏贴纸条有所说明，外人从没有以为忤。前亚洲协会代表史麟书博士著书亦直译之，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人穷志短”呢？并且这一纸条的出现，更没有顾及本国最高学术机构的尊严和独立研究的精神。这对于先生和许多前辈三十多年要将汉学中心定在中国的努力，实在是一极大的侮辱。甚至使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在国际上也抬不起头来了。国家最高标准难道就是如此？我们如何遵循呢？在这一情形下，我们实在不能再缄默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握研究院唯一研究近代史的院士蒋廷黻回国的时候表达这点心意，我们要愧对青年了！因此，我们诚恳希望先生乘此时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一新耳目，以提倡和振奋研究近代史人们的情绪！
……
吴相湘、王德昭推荐的蒋廷黻，是当时“中研院”唯一的一位研究近代史为专业的院士，而且毫不夸张的说，蒋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奠基人之一，被推荐为近史所所长，亦并非名实不符之说。
郭廷以与蒋廷黻很早就有工作上的往来，甚至蒋廷黻到清华教书，就是因为郭廷以看到了油印本《近代外交史辑要》后，借助自己时任清华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的便利，向校长罗家伦推荐，而且以清华历史系主任虚位以待蒋氏。蒋到清华以后与郭先生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两人一起去紫禁城西北角外的大高殿查抄《大清实录》。60年代初期，郭因公赴纽约，两位还有聚会，蒋向郭还说了不少肺腑之言，比如蒋一生中“第一知己”不是授其大使的蒋介石，而是最初知遇之恩的罗家伦。
吴相湘、王德昭这封信在近史所中也流传颇广，当时游学德国的李国祁，与近史所同事通信，竟得知“胡适之先生接掌中央研究院。胡先生是北大的领袖人物，于是觊觎近史所者日在胡先生身边进谗，量宇师原来与胡适之先生渊源即不深，而今则关系大坏。日后竟发生郭师被迫上辞呈，胡院长欲加以批准（或云业已批准，只是尚未公布而已——引文原注），使近史所再度陷入危机，量宇师的事业有因此斩断的可能。终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的进言，以及（吕）实强兄等人代表近史所直接向胡院长申诉，方得转危为安。”
胡适院长印象中本来不佳的郭廷以，再加上近史所即将到手的一块“大蛋糕”，终于引发了近史所和郭廷以生命中的一场大动荡。
郭廷以辞职风波
胡适院长收到吴相湘、王德昭3月份的的“建议信”之后，并未见有何举措，但是，此中半年肯定发生了一些冲突，因为到了这年10月29日，郭廷以向胡适呈交了辞职信。
斯人已逝，辞职原因不可直接考证了，幸亏有胡颂平一直在胡适之身边“充当史官”，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留下了痕迹：
一九五九年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上午，郭廷以有辞职的信，托胡颂平当面给先生。
先生问郭廷以的辞职真实原因，胡颂平照实在的原因说了，先生说：“我还是要留他。我过去是不认识的，后来看了他写的《太平天国的立法制度》，我知道他是很用功的；尤其是他在这个场合中那样忍耐的修养，只有他才可以撑得下去。”
……
十月三十日（星期五）
今天有给郭廷以的信。
量宇兄：
前天久谈，使我得了解你的困难，也使我向你陈述我这一年来对你的认识，所以我很感谢，也很高兴。
昨天颂平兄交给我的信，我仍请他代我还给你。颂平作业和你长谈的话大致转告了我。我特别感谢你的好意，也特别高兴。
敬祝
双安
弟胡适敬上 四八、十、卅日
谈话的结果，郭对胡（颂平——笔者注）说：“好，我听你的话。”把辞函收回去了。
胡颂平的记录留下了佐证，也产生了新的追问：“先生问郭廷以的辞职真实原因，胡颂平照实在的原因说了”，那么胡颂平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书中并没有记录。因为这一次辞职来因不明，解决也是神速，仅仅三天辞呈就转了一个来回，知道内情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这也是很多学者在回忆郭廷以的辞职事件中，把这一次辞职和接下来更为曲折离奇的那一次混淆的原因。包括创立近史所时期就已经在职的吕实强，专门撰写了《郭（廷以）所长筚路蓝缕创所与辞职风波》，也只是把吴相湘的批评信件作为1962年郭第二次辞职的“潜在因素”，而没有公布1959年这次辞职的原因。
但是，胡适在接下来的三十一日，会见郭廷以时的谈话，有可能与“实在的原因”密切相关：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郭廷以来谈。林致平也来了，先生留他们一同午饭。先生谈起：“从前在北大时，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派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陈独秀和我。我是一向超出党派的，所以我对他们说：只有狐狸是成群的。你看狮子、老虎，他们都是单独出来的；要打仗，也都是单独打仗的。我一向避免了党派，从无成见的。到此后，听说有人把人家分为南高派、北大派、清华派，我觉得非常奇怪。”
胡适这些话，有些过于辩白自己了。学术流派之间有争执，本来也不是很奇怪的现象，而且北大派与南高派的矛盾，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如此掩耳盗铃，反而并不显得高明。数年之后，郭廷以在口述自传的采访中，对于“北大”、“南高”之间的门户之见造成的恶劣后果仍然“耿耿于怀”：
中大（1927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等校合并为中央大学——笔者注）及其他大学不能迁台实在是很大的损失，陈辞修基于安全的考虑，不赞成国内大学迁台，台大傅斯年校长（民国三十八年一月接任）所关心的是北大，惟恐中大及其他大学教授来台湾，台大请不了那么多，也没有支持其他大学的迁校，后来他也后悔了。蒋总统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日访菲律宾，后来陈辞修找陈雪屏、张其昀等十几个人谒见，总统连说：“可惜！”他们问什么事可惜，他说：“可惜中大没搬来。”
这只能是对郭廷以第一次辞职的大致推测，实际的原因，或者将来公布胡颂平日记的时候，会有更详实的说明。另外，这次辞职风波，还殃及池鱼到台湾师范大学。因为师大校长杜元载认为郭廷以辞呈已经转交胡适，必将去职。因而任命郭廷以为师大文学院院长，并向外界公布。因为郭被胡适挽留，杜元载为孟浪公布任命事亲往胡适处道歉，最终决定郭仍然暂时兼任师大文学院院长。
风波骤起，但幸风过波平。而1962年年初的第二次辞职，涉及学界方方面面，影响深远，因此留下了丰富的见证资料，其过程和结果，更耐人寻思。
近史所的成立和初期的发展，在档案方面有独特的资源优势，这是筹备主任郭廷以毫不讳言的。而和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科研机构，在资料上互通有无，在学术交流上“双赢”，也是近史所初期拮据发展中不得已的选择。
最早促成在档案方面的国际交流的，是耶鲁大学的饶大卫。饶氏委托近史所编纂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引得》，以亚洲协会的名义赠与一万美元作为编辑经费。然后是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远东及苏俄研究所所长戴德华资助四千美元，编辑《中俄外交档》。
近史所通过合作，使得美国研究近代中国的专家都知道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外交档案悉藏于斯，这也就引发了美国的中国学专家希望整体收录这些重要档案的想法，近史所也希望通过合作，加强本所的实力。比如费正清，正是对这些档案非常关注，才主动提出希望通过福特基金会资助来换取胶卷微缩一部份档案转存美国，费正清在自传中说：
唯一一套中国最早的外交机构档案就收藏在近代史研究所，他们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集。
……我设法拜会了郭先生在国民党情报宣传组织部门的上级，委婉地向他们表明，在他们这里收藏的如同控制传染病毒一样严加保管起来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档案，对美国的研究者们来说，肯定具有非常强的诱惑力。
1960年，郭廷以应邀前往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会中结识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费正清，这位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顶尖人物，在他和韦慕庭的大力帮助之下，成立不久的近史所竟然申请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巨额”学术赞助。
“巨额”之所以特别，是因为1962年到1971年十年间总计四十一点五万美元的资助，对于福特基金会而言，实在是一笔太“小儿科”的数目，因为1959年到1969年间，福特基金会给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研究专业资助二点八亿美元，而与此时段相差不远的1960年到1969年间，福特基金会资助海外研究的经费是十六点一亿美元，而1951年到1966年给国际研究和区域研究的总经费是四十二亿美元。所以，近史所拿到的四十一点五万美元，就福特基金会一家而言，已经是微不足道，只能以万分之一来衡量了。
而同时期的台湾，因为战争创伤已深，经济腾飞还远，社会经济实属落后，大学教授每月的全部收入大概是一百二十美元左右，折合五千台币，四十一点五万美元的资助，可以供给近三百个教授一年的收入总和。今时扬名史学界的张朋园教授，回忆1961年时的近史所生活，颇有传神之笔：
……一九六一年左右，一个助理研究员（相当于讲师）每月收入不足新台币三千元，一个助理员（助教），约二千余元。这是一个微薄的数字。单身汉在机关餐厅吃大锅饭，天天青菜豆腐，不加一点营养是不行的。但是添一块红烧五花肉要十来块钱，加一个蛋要两三块钱。收入两三千块钱，如果每餐加菜就要六七百块钱。所以一走进饭厅，是否加菜，不得不自我斟酌一番。单身汉如此，拖家带口的更是苦不堪言了。
同仁们的生活如此低落，身兼老师与主管的量宇先生十分清楚这种情形。他每天来研究室巡视，见同仁们个个身材清瘦，面带菜色，埋首苦干，毫无怨言。苦行僧似的生活，激起了吾师改善大家生活的念头，但苦于无路可循。
因此，郭廷以得知福特基金会愿意资助以后，代表“近史所仅提出十万美元的预算”。费正清看到申请后，向郭建议加大申请额度，因为十万美元的额度有点偏小，比美国国内普通的中国研究中心的预算还小，而近史所是当时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源圣地”，大家都盼望着能有机会到近史所查看所藏珍贵资料。“穷人家的孩子不会狮子大开口，修正后的计划书仅仅增加了五万元。故第一个五年计划，十五万美元而已。”
郭廷以很不容易拿到一笔“巨款”资助，接下来就是分配的问题。
毫无疑问，这笔款项肯定有一部分要用来补助科研人员的生活，但是补助多少，福特基金会也从来没有过规定，当时“中研院院长”胡适不同意郭廷以最初较高的补助方案，要求按照“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的补助标准进行，因此，1962年公布的补助标准是：每位研究院和副研究员每月60美元（折合2400台币，第二期时增加到75美元），助理研究员和助理员每人30美元（第二期时分别增加到60美元和45美元），相当于每人每月多了半个月的薪水。而且不仅所内21位研究人员，就是行政人员（称为配合人员）也都有相应的补助。仅就21位研究人员而言，每年补助总额在1万美元左右，五年共计5万美元，占总金额的三分之一。
但是，不要忘了“中研院”内部还有其他那么多的研究所，而且当时岛内历史研究最强的“中研院”史语所、“中研院”之外的台湾大学历史系居然与这笔“巨额”资助无缘，风波骤起也就不为奇怪了。
1961年12月26日，郭廷以在当时的台湾主要媒体《中央日报》第4版上发文，宣布近史所获得福特基金会赞助之后两天，即当月28日，台湾大学教授吴相湘在同一媒体同一版面发问：《为什么要回避民国史的研究》，假借读者投书之名，内容直逼郭廷以：
……但令人诧异的是，报载中研院近史所筹备处主任郭廷以君的谈话，竟一再指明其预定研究的时限是“清末，即十九世纪中国”，其心目中未拟面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即中国革命史或民国史进行研究极为明显。……并且东洋文库是以日本各大学联合力量致力于此，而郭君谈话则以近代史所人员为主（近代史所筹备处设立六年，迄未正式设所）。事实上，该筹备处六年以来除印行外交档案以外，尚未有任何外交史之研究完成出版。今竟回避二十世纪中国内部发展之研究，而选择一不擅长之题材，在国际学术界如何竞争？国人于自然科学研究不如人，尚可诿过于资料设备不够，为什么中国现代史之研究也要让人一步呢？研究院于此是如何想定的，希望有详细的说明。中国为什么在抗战之后三、四年中竟被中共占据大陆呢？就上述可知，今后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大发言权，将落在日本学人手中了。
吴相湘在民国史和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也并非虚名，在史料收集出版方面尤为世人称道。但是，他发表有关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言论，却与自己有着不小的瓜葛。2007年，北京的中华书局从台湾东大出版公司引进版权，出版吴相湘的回忆录《三生有幸》，全书并没有一处直接谈到这封《读者投书》，但是却公开了吴与福特基金会之间的失和：
（1960年）不久得知福特基金会包大可来信，约我于是年十月三日晤谈。但他们是九月抵台，先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参观与商谈，旋即传出福特基金会对台湾各处的研究补助费将以百分之八十五给中研院，余额分配其他。这自然是胡适之先生主持中研院，近史所又有外交部拨予晚清民初的外交档案。而台大在西雅图会议时注重美国研究，并没有提及中国近代现代史。在这一情势下，包大可虽约我晤谈，可能配予的款项将很微小。钱思亮院长于事前已发请帖邀我十月三日晚餐，并特电话姚从吾师转告我：务盼出席餐会，以便晤谈；他愿担负一切责任。但我了解二三年来情形：每逢美国教授来台大访问，钱校长设宴招待，以客人兴趣是中国近代史，故我常被邀作陪。历史学系主任刘寿民（崇鋐）是好好先生，文学院院长却完全两样。姚从吾师曾一再要我警惕已遭人嫉忌。因此，我决定不与福特基金会人晤谈，也不出席钱校长的邀宴；避免烦扰，以便专心研究工作，不受人事关系耗费精神。何况能否分润剩馀的冷羹仍是未知数。
了解吴的心结，再回到前文中那封上升到检讨国民党亡国的“读者投书”，发表在岛内当时最重要的媒体上，绝对是对郭廷以重大的冲击。
有不少资料显示，胡适对于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事情，最初的想法是要既要支持郭廷以的工作，又要能够让学界均沾利益，举措不免瞻前顾后，这才使得事件的发展难以控制。张朋园在《回想量宇师》中说：
当初与福特基金会洽谈之际，他（指郭廷以——笔者注）便主动提出：五年计划的动支，由院长监督，所有的报表由院长过目。但胡适院长也是个怕麻烦的人，表示不愿意介入，近史所自己管理即可。但突然间胡院长改变了主意，要求组织一个包括学术界更多学者的管理委员会。原来有人为院长献计，指出钱的数目不小，非有一个管理委员会不可。而且必须扩大用途，不能由近史所一所包办。郭先生获得了胡院长的指示，知道情势大变。这样一来福特补助即将变成全台北学术界的共同基金。郭先生在惊讶之余，引用桥牌中的一个俗语说，福特资助被人“串扑”（tramp）端走了。换句话说，“到嘴的鸭子飞了”。
就在吴相湘投书《中央日报》此前一个多月的11月18日，胡适收到一封批评近史所安排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方案不妥的信件时，还在对胡颂平谈如何保护郭廷以：
这个福特基金会的补助费，为要减轻外界对量宇的反对意见，我和量宇商量好组织一个五人至七人的“五年计划咨询委员会”：院会两位，我和量宇，另外聘请台大的姚从吾、刘崇鈜、杨树人五个人，我当主席。我们这个计划，预备将这些补助费扩充到院外研究近代史方面的人。现在还没有组织好，人家就来这么一封信。你拿去给姚从吾他们看看。
让人意外的是，脾气相对差些的史语所领导李济此时却没有表达不满，而台大两位教授姚从吾、刘崇鈜为什么愿意出头反对呢？
李济对近史所的评价一向不高，不仅在设立近史所筹备处的时候就直接反对，对于福特基金资助学术水平较史语所为差的近史所，肯定是不予认同，直到1964年，费正清在史语所和近史所推行讲座计划的资助时，李济和郭廷以之间才“化除成见”（刘子健语）：
主意（指讲座计划，此后因为王世杰院长政治上对费正清持怀疑态度而作罢——笔者注）打定以后，费正清于近史所的郭廷以和史语所的李济两位所长商议。郭廷以平常喜怒不形于色，听了费的构想，亦难掩愉快心情。李济与费是老朋友，亦表示十分欢迎。但李氏一向看不起近史所，讥刺该所基础薄弱，无此必要。及至刘子健告知李济，费的重点在近史所，史语所不过是搭了便车。李济恍然大悟，欣然接受了费的观点。
不管李济此后态度如何变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在此时影响过主持大局的胡适。但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刘崇鈜却不愿意卖郭廷以这个人情。而且向来温和的姚从吾大反常态，在胡适面前强硬地表态（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长编初稿》）：
姚从吾、刘崇鈜来谈近代史所“咨询计划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姚从吾说，近史所应该够得上一个国际水准；够得上国际水准，他们愿意担任五年计划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不够水准，他们是不愿意担任的。
……
姚从吾来，他看了昨天《中央日报》上郭廷以的谈话后，不肯参加这个近代史所组织的“咨询计划委员会”，他向先生告罪。留下一封信。
姚从吾两次面见胡适的时间分别是12月的24日和27日，也就是26日郭廷以在《中央日报》发表谈话的前后各有一次会晤，前一次表示比较含蓄，意思是没有全员顶尖学者参加，必然无法达到国际水准；而后一次则因为郭的谈话通过限制研究时段，已经将很多台大顶尖学者排斥在了福特资助之外，于是直接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此时混杂在冲突之中的，不仅有前文提到的“北大与南高”之间的冲突，又加入了新的“台大”与“师大”的暗中竞争。虽然郭廷以在筹建近史所过程中，也有不少新鲜血液来自台大历史系，并非只吸收台湾师范大学的学生和老师，但是，学术界把近史所的人员构成就是划归“师大帮”，如毕业于师大的赖泽涵就感觉到了外界的异样目光：“量宇师在台湾除了上述几项困扰外，还经常被人批评他是师大教授，喜欢用师大人。我认为量宇师在用人方面非常谨慎，晋用的各校人才是平衡的，就我所知，是师大三分之一，台大三分之一，其他各校三分之一。我记得刚进近史所时，人家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近代史研究所，他们就会直觉地说我是师大毕业的，是师大帮的。”
作为最努力的为近史所争取资助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也观察到了郭廷以的近史所与台湾师范大学之间的关系，这个印象二十年后仍然留在费的清晰记忆中：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是我个人与之联系比较多的地方，该研究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忠于职守、细心谨慎的学者——郭廷以。郭很得国民党人的信赖，但据说由于他不是台大而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所以他不易接触和招收第一流的学术人才。但郭先生却巧妙地化解了这一明显的缺陷，并将其发展成为自己的优势，他从台湾师大选摆出来的研究人才既忠诚于他，也忠诚于近代史研究所，而且绝没有把这种忠诚看作是赴美镀金的阶梯。研究所在控制人员外流的同时，培养出一批才华出众的研究人才，编辑出版了近现代史，特别是1861—1927年时期的史实研究性系列丛书。
外界的直觉绝非空穴来风，不愿意“师大帮”控制学术资源的潜在意识，当然是台大的知名学者对于近史所独掌福特基金会巨额资助不满的重要原因。
近史所助理研究员金承艺，在郭先生辞职未准、千钧系于一发之际，却给胡适院长一封意味深长的信。金承艺受郭廷以的知遇之恩，涌泉之报也不为过。因为金氏作为《自由中国》创始人之一，向为国民党“警备总部”的关注。近史所的同事王萍在回忆中还特别作为重要例证指明，“所以回想起来，郭先生的胆子还真大，像是金承艺，人家不敢用的，他都敢用”。但金信中内容，却分外超脱：
适之师：
我上周五已经听说郭先生要辞职的事了。
郭先生在被吴先生炮轰后，被姚先生误解后，向您提出辞呈，其实完全是姿态，他想藉此正可以考验您对他究竟支持到何种程度。我听志维兄（王志维先生，胡院长的机要秘书——吕文原注）说您很体谅郭先生苦处，知郭先生亦一有病之人。而颂平先生竟将此意直告郭先生，郭先生岂不大感失望（以为您不支持他——金文原注），如何能不光火？郭先生不过刚六十岁的人，他绝不会认为自己身体不好，应当休息也。……生承艺鞠躬，一月八日。
吕实强在撰写《郭（廷以）所长筚路蓝缕创所与辞职风波》时，专门抄录了这封信。因为就在金写信的这一天，1月8日早上，刚进入近史所工作不久的贾廷诗，从李毓澍处得知胡适已经批准了郭先生的辞呈，而李毓澍得到消息是因为总办事处的总务主任王志维和李关系很好，消息相当可靠；于是贾廷诗赶紧找来王聿均和吕实强等人，商议后决定召集近史所副研究员及以下人员，在所内会议室聚会协商，一致表达了对郭先生的支持，决定推出五位代表前往台大医院向胡适院长表明所内众望。王聿均提议吕实强为首席代表，向胡适呈交陈情书。为了证明台大和师大人员在所内同舟共济，还专门挑选了台大毕业的王玺和张存武。
1月9日，陈情的五人见到病榻上的胡适。胡适得知来意后，表明不会同意郭廷以的辞职。1月10日，“中研院”总干事长杨树人会见陈情人员，再次表明“院长已决定对郭主任恳切挽留”。张存武也参与了众人前往杨树人处的申诉，“胡适之任院长时，一度有郭先生近史所所长不稳的传言，而他的确也在请假养病。郭先生的中大弟子李毓澍等，及师大毕业的同事发起慰留活动，台大出身的王玺和我也被拉去同见胡院长。是总干事杨树人先生接见的。他一个个问：‘你是师大毕业？台大毕业？’并听我们支持郭先生的意见。我支持郭先生，就是因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我佩服他。”
因为郭廷以的辞呈一直未能退回，1月10日午饭的时候，贾廷诗单独又前往总干事杨树人家里，再促杨出面。
1月12日，胡适终于给郭廷以写了下面这一封信，情真意切的希望郭继续担任近代史研究所的筹备主任，而此时，距胡适去世只有一个月又十二天。
量宇兄：
一月三日你来医院看我，坚决的要辞职，并把辞函留在我的病榻边。这件事确曾使我感到很大的矛盾和困惑。
这几年来，你任劳任怨，我很佩服你的精神，并且时常向人称赞你的美德。你几次向我辞职，我总是劝你勉为其难，不要抛弃你自己多年培养起来的“孩子”。别人对你的批评，从来不曾减少我对你的支持。
此次你因为“自去春病后，体力迄未复元，难胜繁剧之任”，要“辞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及筹备主任本兼各职，俾能充分休养，……”并且你那天好像还对我说“不愿意把这条命送掉”一类的话。我和你同是心脏病人，去年二月廿五日，你和我同日送进医院，去年七八月间，我在南港卧病，你来看我，我觉得你有发病之状，曾将我床边的nitroglycerine要你吞下，并请护士小姐扶你在客厅沙发上躺下休息。这些事都使我比较了解你病后的体力状态。我每对朋友说：“我自己病了，多蒙朋友们爱护我，不许我工作，使我长时期的休息；我的朋友们病了，我应该同样的爱护他们，不应该勉强他们做可以妨碍他们的体力的工作。”我对杨树人兄这样说过，我对李先闻兄也这样说过，所以我看了你的辞职信，确曾有过三整天的踌躇、烦恼。简单的说，我绝对没有理由不重视你的健康。
一月六日早晨，我在病床上还在嘱托胡颂平兄赶往府上的时候，你打电话到医院对胡颂平说，你下星期二起就不到南港办公了。这就使我觉得事态更紧迫了，所以我赶快请颂平兄赶到府上，代达我的三个诚恳的请求：第一，我请你前往不要辞掉近代史所研究员与福特基金计划咨询委员，因为所内许多青年人需要你的指导，又因为福特基金的补助是你一年来努力的成果。第二，关于近代史研究所筹备主任的事，你和我都应该有一个长时间从容商量这件事：当然最好是你打消辞意（这好像是一个心脏病人对于另一位心脏病人的“不近人情”的请求）；即令万不得已，你和我也应该平心静气的考虑什么人可以暂时接替你；所以我很虚心的请颂平兄向你打听你在一月三日当面向我提出一位可能继任的朋友，并且很虚心的访问有无别位可能继任的朋友。第三，无论如何，在你和我没有能够从容考虑上说第二问题的时期，你千万不能摆脱所务，请你务必照常办公。
以上是我当日拜托颂平兄代为恳请你的三件事。后来我又讬杨树人兄全权代表我劝你，挽留你，并且请他劝导我们想邀请的咨询委员们，使我们的咨询委员会可以开会。
我早就想写一封信给你，在医院里起几次的头，都没有能写下去，因为我还在医院和护士的看护下，我不忍违背他们和我的朋友们监护的好意。我昨天出院，今天口授这封信转达我的诚意，请你谅解。
假如你不太怪我不近人情的请求，我盼望你不要轻易辞去近代史所筹备主任的事，我很诚恳的盼望你再不过分的妨碍你的健康的条件之下，继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杨树人兄告诉我，我们的咨询委员会是可以开会，我可否请你早日定期召集咨询委员会，讨论研究我们的计划？可以吗？我想请树人兄协助你安排这个会的进行。（我还想请树人列席咨询委员会。）
我现在暂住福州街二十六号。今天这封信是违背了医生、护士和内人的“命令”写的。我盼望不久你能来谈谈。
敬问
双安
弟胡适敬上
五十一、一、十一夜
李国祁、赖泽涵、贾廷诗、周道瞻等人都认为胡适之所以改变初衷，与韦慕庭当时写给胡适的信有关。张朋园最初在《回想量宇师》中也支持这样的说法，此后张撰写学术著作《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时，考证史料，并且亲自向韦慕庭求证，韦慕庭在答复中能够确认的是：当时正在近史所访问的韦慕庭给郭廷以写了一封信，但是韦本人也不能清楚记忆是否当时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张朋园在清查近史所内档案中发现，在此期间给郭廷以写信慰问和支持的，还有身在美国的费正清、何廉、袁同礼。何廉甚至直接表达了“胡适之先生主张以研究及进修津贴酌给所外人员，弟当即恐其必生枝节，今竟不幸如我所料。”
第二天，郭廷以亲自赶往福州街胡适临时寓所。胡颂平的记录是这样的：
一月十二日（星期五）郭廷以来谈半小时。他说昨夜听到有人说他要胁先生的话，十分惶恐。他表示对先生只有感激。咨询委员会的事，请树人用先生的名义召开，他一定会参加。近代史所筹备主任的事，只要先生以后找到继任的人，他随时可以交给人家的，就决定这么办了。
管理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咨询计划委员会”在胡适突然去世之前的这一个多月之中，召开过三次会议，尚未作出重大决议，就因为胡适的去世而无人再为召集了，此后“福特基金会咨询计划委员会”名存实亡，而新任院长王世杰对于近史所单独管理福特资助从未异议。
不论如何，韦慕庭在给张朋园的信中有一句话很重要，“2月24日胡适逝世之后，情况就稳定下来了。”
此后数年，为了促进口述历史的项目开展，郭廷以亲历亲为，作为被采访者，亲述历史沧桑变迁。前后数年访谈，郭对于福特资助一事偶有谈及，却欲言又止，关于中研院近史所时期的工作，竟然只有一句话：“我答应了，现在真是骑虎难下。”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1975年9月14日，郭廷以在美国同样心脏病突发去世。郭先生辞职原因经由，俨然湮没于耄耋代谢之中。1995年，陆宝千主编了郭廷以一部分师友信函，其中有一封《与袁同礼·三》，谨言慎行的郭先生竟然难得一见的坦然直书，作为一方当事人，清晰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的观察和观点：
福特补助计划，商谈两年，卒底于成，实有赖于长者及诸友好之大力协助，公私均感。此事接洽伊始，弟即预料一旦实现，定有不少麻烦。台湾人事既极端复杂，鸡虫得失争夺尤烈。适之先生为敷衍应付（实同自找烦恼），力主将补助费分润于近史所以外人士若干名，并特置一咨询委员会处理之。及消息正式发表，吴相湘首先发难，无理取闹，其师姚从吾（咨询委员）起而和之。吴尚可不论（此君近五六年来，对罗志希、李玄伯、刘寿民等不断攻击，去冬尤烈。即先时与之合作之李定一、全汉升、王德昭亦一一闹翻，恶言丑抵，对弟比较还算客气），而从吾举动，则不可解。因之弟决心请去，半月未到所办公，适之先生坚留不放，所内同事且以一同进退相胁，而客居此间之韦伯（Martin Wilbur）先生亦以大义相责，情意至为殷切。适在此时，公权兄以在美看到吴某攻诋近史所文章，大为愤慨，专函劝勉，更给予不少勇气，遂暂打消辞意。惟今后问题仍多，正如长者所言，仍一头痛事也。照规定，近史所同人（所外四名）可有十二名接受补助，但今春实仅七名，研究计划有《民六~十一之中俄交涉》、《民六~九白俄在华活动》、《恭亲王传》、《淮军志》等，张贵永、杨绍震、胡秋原另有专题。（《淮军志》、《恭亲王传》由弟协助）廷黻先生于近史所之爱护一如长者，便中请代达一切。
两次辞职的导火索都是吴相湘的投书，他与郭廷以的关系为什么会那样不相容呢？1995年，事过三十四年之后，郭廷以的门生李恩涵在美国留学期间，因为学术文章被寓居美国多年吴相湘赏识，通信、电话交换意见的时候，才知道吴相湘与郭廷以失和的由来：
我（李恩涵）顺口问他，当年为什么不来近史所和我们一起做研究，而要骂量宇师？他（吴相湘）说那时候他已经是台大的教授，量宇师却只愿意给他副研究员的职缺，他当然不愿意屈就。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告诉量宇师，大家可以交换一下意见，台湾这么小，台北就这么一点点学术圈，骂人也不好，弄得大家都难过。吴先生的回答很含糊，似乎不愿意多谈。
吴相湘两次写公开信，就引发郭廷以的两次辞职；对于郭廷以来说，心力交瘁之余，尚且还能支撑；但是1967年“国际东方学人会议”再次引发的争论，把学术问题拉到了政治冲突的领域，学者型的领导不仅要心力交瘁，更是如临薄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