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和阿红喝茶，她跟我讲了这个约稿的故事，问我：“你们男人是不是都想拥有别墅、小车？”我说：“谁不想，天天奔忙，苦苦追求，还不都是奔那些去的吗？”
阿红说，你错了，做了父亲，比别墅、小车更吸引你。女儿才是父亲最自豪的别墅，二月河是这样，普天下的父亲都是这样。别墅、小车之类的东西都是人生中过眼烟云，没有温度没有形状，没有刻骨铭心的牵念，而女儿才是父亲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作品，她是父亲心跳中最有弹力的一跳，是父亲血液中最温暖的一滴。因为，儿女是父亲最自豪的别墅。
爱的位置
这是我上大学时的一件事。
那天下午，公共课老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国王有三个儿子，他很疼爱他们，但不知传位给谁。最后，他让三个儿子回答如何表达对父亲的爱。大儿子说：“我要把父亲的功德制成帽子，让全国的百姓天天把您供在头上。”二儿子说：“我要把父亲的功德制成鞋子，让普天下的百姓都知道是您在支撑着他们。”三儿子说：“我只想把您当做一位平凡的父亲，永远放在我的心里。”最后国王把王位传给了三儿子。
教授讲完，问道：“记得父母生日的同学请举手。”举手者寥寥无几。
“寒假给父母洗过脚的同学请举手。”这是他放假前布置的作业，没有做到的同学扣德育分。一百多双手齐刷刷地举了起来，只有坐在最后的一位同学没举手。教授问是何故，该同学哑口无言。
“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
“我很想给父母亲洗一回脚，可是……”
“可是什么，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教授严厉地说。
“我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双腿，我只能给他们洗头……”
空气在那一刻凝固了，教室里静得能听到心跳声。
“记住，爱的位置不在嘴里，不在头上，也不在脚下，只在心中，在我们时刻关爱他人的细小行动中。”爱，不拘形式，不重标榜，但却注重源于何处。矜夸只是语言的快乐。可是，当绵绵爱意从你的眼中流出，无声中，那目光已融化了冬天。
父亲的教鞭
走过了人生19年的路程，一路上觉得有点坎坎坷坷，也算是“风雨兼程”吧。似乎该怪之于父亲的那根不同寻常的教鞭。
“教鞭，是老师教学生识字时用来指示的工具，也是老师用来惩罚不听话学生的棒棒。可爸爸的教鞭为什么老跟我们作对呢？”童年时，我常向姐姐寻求答案。
姐姐总是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难怪嘛，她不也是个“手无寸铁”的受压迫者？
“叫你考试认真，还看错了题……”一道道血痕刻进了手掌心。我又是哭又是叫。隔壁的小胖子听见响声把头伸进来，朝我扮鬼脸。当时那个气啊，我恨不得冲出去打他个仰面朝天。
“把这该死的教鞭扔掉！”有一天，我在姐姐耳旁把这绝密计划告诉给姐姐。
说干就干，星期天趁父亲下地时，我在门口放哨，姐姐溜进了他的房间……
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两日。还好，父亲没提起教鞭的事，只是一根同样的教鞭又落到了我手掌心。因为我考试时看错了题目；因为我读书时老打瞌睡；因为我撒谎。曾几何时，幼稚的我萌发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他不是我父亲，该多好啊。
父亲的教鞭陪伴我走过小学、中学。一次，我在一本发黄的《小学生作文》上读到一篇《老师的教鞭》，这是父亲的学生写的：“郑老师有一根神奇的教鞭，它指引着我们进入科学的迷宫。但他的教鞭从不打我们，偶尔一两次发怒，教鞭总落到我们手边的桌子上……”
渐渐地，我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前年8月，当姐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父亲刚从地里回来。黝黑的脸上满是泥浆与汗水，气喘吁吁的。他双手往衣襟上擦了又擦，颤抖着手接过录取通知书。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是啊，女儿是争气的，她终于被“打”进了大学。
姐姐临走的前一天，父亲抚摸着教鞭，坐在那里紧皱双眉，浑浊的眼睛微闭着。许久，他开口了：“芳，这教鞭拿去吧，以后实习时用得着它。但切记，这鞭子是不准打人的，可我……”父亲用衣襟一遍一遍地擦着教鞭，尔后小心地放进姐姐的行李袋。这时，我分明看见了父亲的嘴唇在颤抖。
姐姐走的时候，父亲没有去送，他反复叮嘱姐姐注意身体，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姐姐走了，带着父亲的教鞭，带着父亲大山般沉重的寄托走了。莹莹泪光中，我不由想起一句古话：“可怜天下父母心！”
半个月后，姐姐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小妹，说真的，也许爸爸教育子女的方法有点不对头，但他有他的教育原则‘不打不成器’。可他的教鞭要承担着事业和家庭两副担子，确实不容易，但他没有半点怨言，我们做子女的应该体谅他……”
一封信解开了我心中的疙瘩。想想也是，父亲的教鞭不仅抵御着“下海捞金”的大潮，支撑着他站在三尺讲台前，演绎着平凡而又壮丽的教师人生，毫无怨言，默默奉献，而且承担着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家庭重任。同时，他的教鞭也打出了我们姐妹俩诚实勤奋和坚韧的性格，克服困难的信心和意志。
泪眼中，我仿佛又看见父亲花白的头发，瘦削的脸庞，熟悉的教鞭……
长大了才会懂
小时候，爸妈一直叫我“傻丫头”，因为在女孩里排行老大，有时也叫我“大傻玲子”。
不知好歹的时候，他们怎么叫我，我都答应。知道点儿好歹了，我就不干了。我问：为什么喊我傻丫头？
爸笑着说：因为你有点傻呀。
我想了想：我傻，你也不能那么喊。
那你让我喊你啥？爸故意逗我。
我很认真地说：只要没傻字，喊什么都行。
妈说：这孩子大了，真不能瞎喊了。果然，她说不瞎喊就不瞎喊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玲。
爸却根本没拿我的意见当回事，继续喊我傻丫头、大傻玲子。爸是山东人，说话粗声粗气，他一说话，空气里立刻有一波又一波的回音，声音总是传出老远，简直就是一个现成的扩音喇叭。他似乎从不考虑“傻丫头”会被传播多远。
起初我撅嘴生气、拒绝应答，但是爸不屈不挠地，照旧那么喊，时间长了我就认了——喊就喊吧，谁让你真傻呢？每每做了错事傻事，我都伤心地想：你可真够傻的，怪不得爸那么喊你。
虽然听起来不那么顺耳，我还是感觉到爸对我的偏爱。和哥哥们偶有冲突，爸总把我护在身后说，别欺负你这傻妹妹。那时候看场电影不容易，单位里如果就发一张电影票，那一定是我的。三个哥哥说他有偏向，爸说：对傻丫头我就得偏向点。
后来，傻丫头上了高中，上了大学，仍然认为自己是个傻丫头。爸也是这么说的——没想到我这傻丫头还出息了。每次回家，爸第一句话还是老习惯：傻丫头回来了。
再后来，傻丫头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瘦瘦的男孩，不是爸说的“大胖小子”，我们想尽办法，都没能让他胖起来。虽然没胖起来，吃喝拉撒睡也一样不少，每到孩子大便，先生都捏着鼻子说真臭。有一次正吃午饭，孩子轰轰烈烈地开始“工作”了。先生勉勉强强处理完“善后事宜”，自己也哗地一下吐了个满地。
久经“沙场”后，先生就习以为常了，“臭小子”却成了我们对孩子的另一种称谓。
不知好歹的时候，我们怎么叫他，他都答应。知道点好歹了，他也不干了。他问：为什么叫我臭小子？
我说：你小时候大便可臭了。
你们现在大便还臭呢。他据理力争。
看着他认真的样子，想起自己的当年，我忍不住笑了：那我们叫你香小子、香宝贝，总行了吧？
孩子还是那么认真：我不是叫李一吗？你们以后叫我李一就行了。
好，我们以后就叫你李一。但我在心里说，这臭小子真不知好歹。
我也是在爸突然去世后才发现，“傻丫头”里面藏着粗心爸爸细密的怜惜和疼爱，可惜，这个世上再也没人粗声粗气地喊我傻丫头了。
漫长的告别
父亲当选总统时我28岁，我的家庭立刻被卷入了媒体的漩涡中，尽管我们对聚光灯并不生疏，但还是对它的来势迅猛感到不舒服。当然，这一切的中心是父亲，但我们其余的人也都跟着成了媒体焦点。
我沉迷于最初的那些夹杂着更多个人情绪的愤怒姿态，仿佛我的责任就是让全世界都参与对我家庭的伤害。我的愤怒带动和激起了别人更大的愤怒。
在我的想像中，我与父亲谈到过这些。我告诉他，我多么希望能将已发生的事情，再以不同的方式重做一遍。没准我们的不同政见，会被各自视为惊人发现，而不是已有的争斗。在我的想像中，他的眼睛亮起来，一边笑着一边点头，好像在说，“我真高兴，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谈论它了”。但是这一切，只能是我的想像而已，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相去甚远。
现在，我总是希望能再听听父亲的声音和他讲的故事，他那蔚蓝闪烁的眼睛，照亮了孩子的心灵和想象力。如果我们在牧场，他就会分别将两种鸟放在头上，向我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我至今还是没搞清楚二者的区别，但我不能再问他了，他也记不住了。我希望我们能再次骑在马背上，在绿色的山坡上奔驰——但他再也不能坐在马背上了。
有一次，在我们去牧场的路上，他停住车，告诉一个正在山坡上的人说，他所采摘的蓝羽扇豆是受保护的植物。父亲非常礼貌地对他解释着，于是那个人抓着他的非法采摘之物，马上从山坡上走了下来。父亲总是希望，无论何时何地，花草和野生动物都应有自己的归属之地。我在5岁时，就能辨认出哪条是响尾蛇，我知道用绕一个大圈的方法来躲避它。我也知道，除非万不得已，千万别伤害它。
我父亲正在缓慢却绝对地变得与往昔不同了。我实在想知道自己还能从父亲那里学到些什么——关于大地、关于马、关于鸟的飞行路径，还是关于只能在特定地方才茁壮成长的植物。记得他甚至可以在牧场的橡树林里，为寻找一棵幼苗，浑身被雨淋得透湿。
他坚信应该让孩子们对生活中的灾难做好准备，否则一旦灾祸发生，震惊和突变将使他们措手不及。他会给我们设想一些情景，让我们面对和处理，然后耐心地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面对人生危难，唯有知识才能给予帮助。
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你的睡房起了火，堵住通往门口的路，你怎么办？”
在电影里看过许多类似情景，我立刻回答道：“我跑着穿过去。”
“那你就会死掉的，”我父亲平静地说道，“当你与火焰的距离近至两英尺时，高温就会灼伤你的肺。”
“那我就打碎玻璃跑到院子里去。”
“那好，”他点头称道，“那你用什么方法打碎玻璃呢？”
“用椅子。”
我几乎立刻清楚地意识到，教程的重要部分即将开始了。因为这时的父亲，就会探身向我用非常缓慢但认真的语气对我说，急切地希望他的忠告能在我心中扎根。“你拉出一个抽屉，”他这样告诉我，“用它来击破玻璃。那样，形成的就是一个齐整的缺口，你爬出来时就不会被玻璃划伤了。”
他教会我怎样防御火灾、怎样面对空袭警报和地震，但是他就是忘记了教会我如何面对将要失去他这一灾难。他没有教我任何方法来面对我的幡然悔悟——一段时间我曾愤然离开，毫不客气地推开他伸出的双手、故意恶语伤人，刺痛了他的心。这些是深藏在我内心的痛苦记忆，真希望还有治愈的可能，可我还没有找到。
新的发现也总是包括在一个失去父母亲的故事里。当你偶然打开一个抽屉、一本书、一盒信件的时候，你才发现许多以前你不了解他们的地方。你可能在他或她喜爱的书角上，读到了他们随意潦草地写下的某些词句，或是你偶然看见了一封你没想看的信。有时我们只是在父母去世之后才真正理解他们。我母亲仔细地整理过抽屉，在父亲的一个抽屉里，她发现一封他给我的信——一份草稿，但他始终没寄出。那是在我的自传刚出版时，他表述了如何对我的愤怒伤透了心，他希望我们全家重归于好，他回忆了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在信的开头，他这样写道：“我马上就要81岁了……”然后他又划掉了他的年纪，在那行上面写道：“现在已81岁了……”
我可以想像他曾怎样拿出写好的信——可能很多次。随着时间缓慢地推移，他大概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快到了尽头；我永远不会知道他到底多少次拿出、改动、重读了这封信，而如今，我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把它寄出。他在信尾这样写道：“亲爱的帕蒂，请不要带走我们对真心爱着和想念着的女儿的珍贵记忆。”
这封信现在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它的周围是如此寂静，让我每每生出愿望，我多么想能和他再谈谈信中的内容，但是，他的记忆可能已经埋在地下了。
当人们离去时，他们也同时带走了他们全部的隐私和秘密——烛光闪耀的快乐记忆以及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走了，也带走了一切。而尚存的我们却被留在黑暗里。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无从问起，想说的话并没说出，只因我们到得太晚了。
即使没有疾病，那些80高龄的人的生命通道也已经开始变窄了。父亲在给我写那封信时其实就已经预感到了。我不知那一刻什么时候到来，什么时候我能得到消息，在半夜，还是黎明？无论何时，我心已清楚地知道，我父亲将平静地走过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