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历史的人不一定就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记录的创造者，生活的阐释人，他们通常可能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是不可能领导一个团队，或者在辩论的时候勇敢地面对一群政客的。但是文学如同生活一样，没有一定的成规。有的时候，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可能恰好就是历史的书写者。例如有两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拿破仑和尤利乌斯·恺撒这两个天才。尤利乌斯·恺撒创造了历史，同时他也记录了历史。他的《高卢战记》和《内战》（在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之间）就是两部清晰、简洁、真实的历史作品。
由于《高卢战记》内容丰富、生动简洁，因而它被当做学习拉丁语的初级教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比起其他拉丁作品，它被广泛阅读——如果学校里那种严厉的学习能够称做阅读的话。但是，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极其憎恨这本书，就如同当我们被要求去分析和解读一些伟大的英语作品的时候一样。但是，一个成熟的读者会喜欢恺撒的作品的，不管是阅读其原著还是作为一项课程来学习。他们会发现恺撒的作品充满了趣味，属于那种轻快、鼓舞人的著作。我们关于罗马北方行省的大半的知识都来自于他的《高卢战记》。罗马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高卢战记》是我们了解罗马内政不可缺少的材料，它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恺撒写作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做公正的辩护。但是，他知道作为一名艺术家和政治家的节制的重要性和价值所在。因此，他的作品没有浮夸，也没有严重歪曲历史。不仅是在古罗马，就是在德国和俄罗斯也曾经用“恺撒”这个名字来作为皇帝的代称。由此可见，他的影响力和伟大性了。恺撒死于布鲁图斯以及其他的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是爱国主义者的手中，这在历史上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恺撒的命运甚至比拿破仑的命运更有戏剧性，这是对人类的一个伟大的讽刺。对英语读者来说，有关恺撒的悲剧和事迹可以从莎士比亚戏剧中很好地得到。恺撒是让现代历史学家非常着迷的一个人，他的作品又吸引了无数的读者。在记述有关恺撒的历史著作中，最有价值和说服力的是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还有新近的《罗马盛衰论》，这是由意大利的葛利尔摩·费雷罗撰写的。这两本著作都已经有了英文版。
恺撒的著作属于个人回忆录，是一系列比他自身更伟大的冒险事业的记录。与之类似的近代的例子是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如果要把1914年到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那些将军、元帅、外交官们的自传和回忆录、辩解书之类的东西都收集起来，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撒路斯特和恺撒生活在同一时代，他既是恺撒的拥护者，又是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学家。他曾任罗马官职，由于担任罗马行省努米亚的总督而致富。恺撒在公元前44年遇害身亡以后，撒路斯特退隐在自己的豪华住宅，开始过着绅士和学者的生活。他是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他专门雇用了一个秘书为他准备材料，以帮助他的研究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有品位的艺术家，在戏剧方面也是个天才。他留存至今的两部著作是《喀提林阴谋》（这同时也是西塞罗的著名演说词）和《朱古达战争》。
恺撒和撒路斯特的著作只是罗马帝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而已，但是这两部历史片段让我们对罗马有了个清晰的印象。恺撒有助于我们对罗马北方的了解，撒路斯特则有助于我们对罗马南方的了解。
跨过恺撒、西塞罗、撒路斯特等人的时代之后，我们进入了基督教的时代。这个时候的罗马帝国就是整个世界，无论是从形式上来看还是究其实质。这个时候的罗马由奥古斯都·屋大维统治。罗马人称呼他为“神圣的恺撒”。文学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为奥古斯都时代一样。就像英国把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一个文学时期称为伊丽莎白时代一样。在奥古斯都时代最重要、最有名的历史学家、拉丁散文大师是李维。他计划写作一部卷帙浩繁的《罗马史》，记述罗马自建城到他这个时代的历史。他的作品名字有点类似《罗马建城过往史》。他完成的是一项十分艰深的工程。他作品的四分之一得以幸存下来，但这就已经足以奠定他在近代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地位，并把他列入伟大的编年史作家的行列。他创造了罗马的史诗，就像维吉里创造了散文叙事诗一样，甚至比之更富有诗歌的色彩。
基督教以前的罗马史可能就是李维撰写的罗马史，或者是他在之前的历史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再编写而成的。李维对他所处的时代是悲观的，就像一般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常常表现的那样。他对国家的热爱主要表现在对过去的热爱和追忆（注：《罗马建城市以来史》共有一百四十二卷，记述了罗马从建立到德鲁苏之死这一段史实。通过对史实的描述体现了李维对罗马共和国的推崇和对现实帝制的不满）。我们发现这种写作手法在现在的作家那里也经常被采用，例如，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就缺少一种人文的关怀。再如，自从“建国之父”制定美国宪法以后，我们就怎么样等。当然，这并不是一种批评的姿态，但它有益于雄辩术的发展和提高人们对戏剧的兴趣。那种不以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为荣的历史学家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李维就是那样的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一个土生土长的罗马历史学家。他勤奋好学，视野开阔。他善于学习前代历史学家，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长处，并使他们因此相形见绌，从而成为后代历史学家的典范。现在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为多种文字，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就读到它们。无论是专业研究人员还是一般的读者都会喜欢上它的。
公元1世纪下半期到2世纪初，罗马历史上的第三位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的《日耳曼尼亚志》为我们提供了2000年前条顿民族祖先最早的情况。塔西佗，像恺撒一样，尊重那些相对于罗马民族而言尚未开化的民族。这实际上可以解释罗马可以统治世界的原因。尽管罗马无情地掠夺其他的民族与国家的物质和领土，但他们对这些地方的哲学文化却能给予充分地理解。此外，塔西佗对日耳曼民族德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的简朴与诚实都是塔西佗极力想介绍给当时奢靡淫逸的罗马帝国的。他想借此来改变罗马的腐化堕落状态。英语读者可以在他为他岳父——曾任罗马不列颠总督——写的自传中看出这一点，相信英语读者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事实上，塔西佗和西塞罗、撒路斯特、李维一样，属于典型的古典共和主义者，他们对现状都有所不满，希望回复到罗马的贵族共和时代。）塔西佗还把他自己的时代写入了历史。从他遗留下来的著作残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帝国早期皇帝们的善举与恶行，主要是恶行。他擅长于刻画历史人物的独特性格，并且他的语言非常简洁流畅。他是一个严格的道德卫士，他毫不遮掩地揭露皇帝们的种种劣行。但是，他和他那个时代的罗马贵族一样深信罗马帝国的伟大和罗马人本质的优秀。他说：“我相信，历史的功能绝不是为了记住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是让那些伟大的业绩永存。”塔西佗的精神，就像绝大多数古代的历史学家一样，是道德至上的，是爱国主义的，是艺术的。这种精神，或多或少都可以在近代的那些历史学家的作品中看到。甚至在那些坚持公正地研究、追求历史真相的批评家那里也是一样。
近代人读到的罗马历史并不是原始的拉丁编年史，而是我们的时代和民族那些研究拉丁文学的作家用他们的方式和语言截取的精华，当然这是在他们心中的精华。爱德华·吉本是伟大的英国罗马历史学家，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也是一部杰出的英国文学巨著。在18世纪的最后15年里，人们又发现了许多有关罗马历史的资料，并且根据这些资料对吉本的著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修正。实际上，爱德华·吉本已经掌握所有他那个时代所知道的有关罗马历史的资料，并将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好地编写出来。所以近代的批评家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把他称为“有史以来最好地处理了罗马历史财富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对罗马的把握是如此的纯熟地道，这是一个近代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是因为他早期写作的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用法语写的。在他后期用英语所写的作品里面，人们仍然可以找到法语的影子。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位伟大的英语散文作家。
吉本是一个不信教的人，是一个天天待在图书馆里的隐士。但他的视野却非常的宽阔，并没有局限在英国，而是放眼全世界。对他来说，所谓神圣机构诸如牛津大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一个不信教的人，他在书中记述的罗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争论，因为人们普遍相信罗马皇帝是基督教的殉难者。他的这些偏见，就像其他许多人会具有的那样，像被剑桥大学的伟大历史学家伯里教授在其所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注释和序言里面所纠正的那样。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开始于公元2世纪，那些希望更全面了解罗马历史的读者将会发现美国学者特坦尼·弗兰克教授的《罗马史》正是他们所要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