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意义的生产
文化研究学派认为，意义产生于我们通过符号对于某些事物的表征（Representation），表征的过程就是意义生产的过程，表征的方式决定着意义呈现的方式。那么在这部DV作品中，来自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各种符号是如何被组合成民族主义意义的呢？
我们可以将这部DV作品的表征活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透过原《地雷战》已有的文本框架对抗日战争的表征，并借助抗日战争的话语传统将自身纳入民族主义范畴；第二个层次是对原《地雷战》的表征，通过体现与原片的差异达成创作者自己的风格。前者的手段是借用，后者的手段是拼贴。
1.对原有民族主义符号的借用
这部大学生自拍自演的《地雷战》不仅与原片同名，在人物上，也保留了雷主任、赵虎、石大爷、玉兰等正面角色，以及日军司令龟田、中队长中野、汉奸等反面角色；在故事情节上，它保留了雷主任进村、自制地雷、扫雷、偷雷、汉奸伪装成民兵进村、日军命令被俘村民趟雷、决战、庆功等原片中几个重要的情节，还保留了原片中雷主任的第一人称画外音的叙事方式，在情节之间以字幕和画外音串联，使之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片中的台词同样是模仿老片中的人物对白，连老片中的主题歌也被搬了进来。总的来说，除了演员和制作手段的不同外，新《地雷战》如果不是对老《地雷战》的完全模仿和复制的话，也绝对没有超出原有的符号系统。
对于这样做的原因，导演刘熙的回答是：“正因为这部片子大家太熟悉了，所以，不论我们的演技和拍摄有多么粗糙都不会妨碍他们理解剧情和主题。”这恰好印证了索绪尔的话：“语言好像一件袍子，上面缀满了从本身剪下来的布料制成的补丁。”(索绪尔，2002，P241)人们总是从已经熟悉的东西中引申出新的意义。“有时新传统可能被轻而易举地移植到旧传统之上……从储存了大量的官方仪式、象征符号和道德训诫的仓库中借取资源。”（霍布斯鲍姆，2004，P7）作为青年群体的表达，其亚文化风格从来就不是凭空捏造或想象出来的，而总是借助于已有的物品或符号系统来实现。这些物品，不仅必须存在，而且它们携带的意义必须能够构成一个和谐的系统，以至于它们的任何变位和变形都能被人当做一种变化体察出来。（霍尔等，1976，P177）
60年前的抗日战争以及后来一系列关于它的表征实践就是这样一个意义系统。“中华民族”的概念是在中西方文化冲突和危机的背景下孕育出来的，这决定了中华民族主义的话语资源主要来自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事件。如果说三民主义把国家、社会、各阶级统一到“中华民族”这一崭新概念里，那么，抗日战争则最终把“中华民族”凝结为一个共同体，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民族主义意识在激发民族情绪、有效动员社会力量的作用第一次得到最好的发挥，“从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功用而言，中华民族符号系统里还没有超过抗日战争的。”（徐迅，1998，P142）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地雷战》在内的一大批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进一步将这一意义伦理化、神圣化，将抗战中各种纷繁的事件和人物逐渐“自然化”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下，加固了“抗日战争—民族主义”之间意指和能指的单线关联。尽管现在的大学生距离抗日战争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地雷战》像接力棒一样把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想象中的抗日战争传到了他们身上，也将这个历史事件所负载的民族主义意义传给了他们。在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介的影响下，大多数学生都在青少年时期观看过《地雷战》，这次活动的参与者几乎每人都在以前看过老《地雷战》，观众中看过老《地雷战》的人占受调查人数的85.4％。作者与观众期待视阈的重叠使得人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一文本纳入民族主义的话语，也使得这些非专业的制作者轻易地获得了对于民族主义主题的发言权。
2.对原有符号的重新拼贴
如果新《地雷战》仅仅是对老《地雷战》的简单复制，我们将很难解释为何在受访者中66％的人表示喜欢该片，其中55％的人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大学生自拍自演的”；而在不喜欢的人中，有50％的人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演员演技和拍摄技巧太差”，因为“完全是模仿老《地雷战》，毫无创新”而不喜欢的人只占17％。这就说明这一文本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模仿了老《地雷战》，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具有个性化的言说力量。这一力量产生于文本对原有符号的“拼贴”，这是一种将“客体、符号或行为移植到不同的意义系统与文化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义”（菲斯克，2004，P31）的文化过程。
一切都那么熟悉：雄壮的音乐声，一行小字浮现——“谨以此片献给我们伟大的革命先烈”。紧接着，画面上出现了人们熟知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标志——一颗光芒四射的红五星。但是接下来，五角星下面打出的“电气0405班电影制片厂”却让人稍稍一愣，不过很快就莞尔，紧接着，“地雷战”三个鲜红大字出现，影片开始了。
——摘自《学生自拍经典电影，〈地雷战〉火爆校园》一文（2004年12月29日《人民网》）
除片头外，类似的拼贴痕迹无处不在：原本发生在胶东平原的战争却被移植到喻家山上，充当地雷的是军训时每人一个的军用水壶，地雷爆炸的效果是用电脑Flash动画中常用的黑红屏交替快闪来替代……每一处这样的拼贴、挪用都会“让人稍稍一愣，不过很快就莞尔”，这些让创作者“颇为自豪”的制作使观众的视线一点点从剧情上游离开来，转向这种拼贴游戏本身，正像一件百衲衣，材料并无新意，拼贴恰恰就是它最突出的风格。海狄奇将这种风格称为“有意为之”的交流，意思是把注意力引向自身，不是透明地传达信息，而是展示自己符号的差异性，并指出“传递一种重要的差异，是所有景观性亚文化风格的关键”（海狄奇，1991，P85）。正是通过将不同的物品不合常规地放在一起，亚文化打破了日常符号系统的规则，而语言的神圣性往往与社会制度的神圣性联系在一起，对权威符号的挪用对于社会制度来说是一种相当大的挑战，海狄奇认为这正是亚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抵抗。这部DV作品的大胆之处正在于它打破了专业—严肃、非专业性—轻松的对应关系，以非专业的方式去处理一个传统而严肃的主题，对固有的语言秩序带来了冲击。
虽然是本着“忠实于原片”的态度重拍《地雷战》，但并不意味大学生们对老《地雷战》的全盘接受。在访谈中，创作者和观众都谈到了他们对于老《地雷战》的反思。比如，对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极端化表现、情节上缺乏历史真实感和丰富感、叙事节奏过于缓慢等等。应该说，老《地雷战》中抒发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普遍的民族主义，而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中的民族主义，它主张在民族的范畴进行政党领导的阶级斗争，中华民族被作为一个与国家完全同义的政治符号而使用，是典型的冷战思维的产物。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深刻转型使得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发生了悄然的变化，过去政治化的符号逐渐让位于世俗的、文化的符号。在80年代后期出生的大学生群体中，虽然民族主义仍然具有号召力，但老《地雷战》所代表的冷战思维却早已被边缘化，新版《地雷战》正是要通过各种潜在的差异性表现一种继承中的抵抗或者说是部分赞同部分抵抗的亚文化风格。
导致这种风格得以彰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数字DV的运用，这一新兴媒介带给影片的不仅是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相对个人化的制作机制。它使节目制作得以摆脱政治、学术和市场的三重控制，学生们在制作的时候根本不用考虑是否能通过审查，也不用担心是否符合某种专业的标准，更不用费心地去赢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市场，“我们能按自己的想法做出来就是成功”（制作人王昊语）。当然，这种表达自由大多数时候是以牺牲传播的空间为代价的。
三、意义的消费
这里所说的“意义的消费”是指在意义的传播过程中满足个人、群体或社会的某种需要的社会化活动。施拉姆曾经将受众参与大众传播的活动比喻成在自助餐厅就餐，意在说明受众在意义传播中的使用与满足，但是餐厅提供何种选择仍然是由传媒机构所决定的。相比之下，大众参与DV创作的活动倒是更加真正意义上的“自助餐”，创作者自身是节目的最大消费主体，或者说，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求是节目生产的主要目的。本文的个案就是一份十足的“自助餐”，一个“电影DIY”。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在界定该片的消费者时，并不主要指向观看节目的其他学生观众，而是集中在参与节目制作的学生，分析的材料主要来自对三位主创人员的访谈和17份班级成员的个人总结中所提供的陈述，至于观众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内容则主要起着补证和参照的作用。
通过访谈和对17份个人总结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同学们通过参与此次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活动可以获得个人、群体和社会三个层次的满足，分别对应着三种意义的消费方式：
一是游戏消费。这是一种在意义和意义的生产过程中重温个人记忆、证明个人能力、体验成长快乐的消费，它更多地将节目的制作看做是一种游戏。首先，这一代大学生接触老《地雷战》主要是在他们的儿童时期，片中的许多情节已经成为很多人儿时记忆的一部分，从儿童的心理看其游戏性远远超过了教育性。“重温儿时记忆”（活动计划书上的口号）的动员更是加重了这一事件的游戏色彩。其次，DV的拍摄过程也制造了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场景，参与者可以暂时性地脱离学生的角色，尝试去扮演演员或是导演的角色，这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种足够新奇而又毫无风险的体验。
我是跟着父母在部队长大的，小时候一到放《地雷战》就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候。那些五花八门的地雷、轰隆隆的爆炸场面，真是有趣极了。那时候就想，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当上那样的民兵该多好玩呀。
——摘自导演王昊的访谈记录
正式开拍的那天，我们扛着四处筹措来的道具上了喻家山。一路上行人不停投来诧异的目光，让我们有种万人瞩目的感觉，真为能参加这个活动而自豪。
——摘自王伟同学的个人总结
在我的努力争取下，争到一个匪兵和一个死尸的角色。轮到我了，我换上衣服，开拍了。我必须装出一副贼头贼脑的样子，这对于我来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练了一遍又一遍，试拍了一次又一次，我都几乎丧失信心了，但为了班级，总得作点牺牲，终于在正式开拍时我表现得还算差强人意。
——摘自余阳同学的个人总结
我学到了重要一点是：有些事即使你做不完美也要去做，不用怕做不完美，尽量做就行了。
——摘自周梦渊同学的个人总结
观众调查中问到“大学生自拍《地雷战》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时，108项回答中有27项认为它反映了大学生对自身能力的培养，数量上仅次于认为反映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回答（46项），比如，“大学生意识的自主性”、“大学生自主意识和个人性格逐步形成”、“大学生有创意，敢想敢做”，等等。
二是情感消费。这是在一个共同目标下体验合作、享受来自群体的关爱和支持的消费方式。虽然参与者创作的主题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是在制作过程中，他们的关注点更多的不是在节目的制作效果或是作品的表现力上，而是在人际关系上。
同学们在拍摄中都是尽力合作，没有戏份的同学在一旁默默地帮忙准备道具、设置场景，导演王昊、张玄同学辛苦地指导同学们的台词、动作，连休息一下的时间都没有，李学华同学自告奋勇地在中午下山为全班32位同学带饭……我想我们这个班级在一起只生活了两个月，已经能达到如此的默契，这对同学们的友谊的进一步加深起到很大的作用。
——摘自陈子昊同学的个人总结
在短短的一天半紧张而又充实的拍摄时间里，我感受到我们班同学的热情与激情，感受到班委们对工作的极强的责任心，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班集体在拍摄活动里处处体现出来的坚不可摧的凝聚力。
——摘自胡啸同学的个人总结
在整个活动中，同学们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才让我们的特色团日圆满结束。同学们之间也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增进了友谊，增强了班级凝聚力！
——摘自汪志刚同学的个人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