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粮食安全与媒介安全
一、粮食安全中的大众传播
由于长期以来对粮食与食品安全的重视不足，全球每年有280万儿童和30万妇女仅仅因为营养不良而去世。虽然饥荒已经被大量地减少了，但是饥饿和食品短缺以及不安全的食品却时刻在威胁着人类的安全（Basudeb G.K，Shabd.S.，Benjamin，2007）。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于1977年至1978年在法兰西学院讲授《安全、领土与人口》时，指出在17世纪的法国，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农作物的歉收。食物短缺会带来真正的安全问题，例如食物短缺会凸显人类的邪恶本性，而这个邪恶本性也是造成短缺的原因。福柯进一步指出，对短缺的“治理”、避免粮食危机产生了权力的运作机制（Foucault，2009）。食品粮食安全（国外统称food security），已经越来越引起国际国内的多方关注。学者Joseph H.Hulse在总结联合国粮农组织50年经验时认为，粮食安全最关键的两大因素是科技和农业（Joseph H.Hulse，1995）。
但也有学者，如美国学者拉坦·劳尔（Rattan Lal）、大卫·汉森（David O.Hansen）、诺曼·沃夫（Norman Uphoff）、斯蒂文·史莱克（Steven A.Slack）等认为，粮食安全的关键是环境质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Rattan.L，David O.
H，Norman，2003）。还有美国学者、联合国粮食专家卡斯诺比斯（Basudeb Guha-Khasnobis）、阿查雅（Shabd S.Acharya）、本杰明·戴维斯（Benjamin Davis）等认为，粮食安全涉及贸易开放的经济体系问题（Basudeb.G.K，Shabd.S.，Benjamin，2007）。
所有这些学者都提到了大众传媒可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而对粮食安全与大众传播作了最新最透彻的研究的是印度的施雅（Vandana Shiva）博士，她长期致力于土地、环境与粮食的研究。2008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媒介与传播研究会年会上，施雅作了开幕演讲，题目就是《当粮食遇到传媒》，她从印度大量的农民自杀案例着手，揭露了印度的大众传媒如何与西方种子及食品公司勾结，弃印度的粮食安全于不顾，直接威胁到了农民利益、公民健康，甚至国家安全。她认为，大众传媒本应该提供公正、有效的信息，以保障印度农民的利益和社会的粮食安全，但印度传媒没有做到这点，反而成为国外利益集团的帮凶，从而给印度的粮食安全带来了深重的灾难（Vandana Shiva，2009）。
二、大众传媒对粮食安全的作用
大众传媒对粮食安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众传媒有助于推广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粮食安全战略的实施是因为粮食往往关乎该国居民的生存，而居民的生存是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分析国外情况可以发现，不同的国家根据其自身情况和需要对粮食安全战略有着迥异的要求。如美国在粮食安全战略方面较重视国内粮食供需的稳定以及对国内粮食生产的扶持；而日本在粮食安全战略方面是采取国内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国外粮食市场的开发、粮食储备制度的建立三方并行。分析国内情况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粮食安全仍然是经济安全的薄弱环节，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粮食稳定增产的难度加大；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等。从中长期发展趋势看，受人口、耕地、水资源、气候、能源、国际市场等因素变化影响，我国粮食和食物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如何让公众知晓、支持并且实施，主要就依靠大众传媒进行必要的宣传与教化，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推广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媒介安全中国家安全层面的功能。
2.个人层面的食品安全离不开大众传媒
不止在国家战略层面，对于普通公众而言，食品安全同样离不开大众传播。食品粮食安全是一个人人都可能遇到，也是人人都需要积极防范的安全问题，由于其涉及面广，而且影响速度快，大众传媒非常适合在这类非传统安全中发挥作用。大众传媒和社会工作者、健康工作者一样，可以在食品与水安全的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Aswathanarayana，2008）。
在国内，每周质量报告这个由央视主办的新闻栏目，曝光了一系列不安全的食品名单，例如苏丹红非法作为食品添加剂、龙口粉丝的不规范制作过程、腌制食品制作过程中违反食品卫生法规等，通过媒体“曝光”，虽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但保证了受众的知情权，协助了执法部门立案处理，维护了公众食品安全，避免了大规模恶性事件的爆发。
2004年震惊全国的“阜阳大头婴儿事件”揭露了农村重大食品安全的隐患。2006年发生在上海的“瘦肉精”事件和北京的“福寿螺”事件则是大城市中集体中毒的恶性食品卫生安全事件。大众传媒发出警报，开始有记者惊呼“大城市的食品安全危机时代已经到来”（何其聪，2009），粮食和食品安全急需媒介安全的介入与实现。
一般来说，新闻媒体的食品安全报道应该基于公众的利益，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体现，是督促食品生产企业、弥补监管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但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本身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其新闻报道和议题往往也带有争议性。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甘肃、湖北的媒体都曾报道过，但都没有直接指明是哪个品牌，而是以“某企业”来代替，这种模糊的表达手法也往往成为媒体记者在报道食品安全时的一个报道框架（李小军，童晓玲，2009）。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后，传媒对食品安全的报道与关注更加深入、具体与细致。
大众传媒对食品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揭露、批评，有利于打击制裁违法经营者，也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质量万里行”、“百城万店无假货”等的成功实践表明，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众传媒在加强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和舆论监督中对经营者违法行为的揭露、批评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和充足的证据基础之上，避免了误伤合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大众传媒对食品安全所作的宣传报道，应尽量避免因报道的片面性而使消费者产生认识上的偏差，更不能一味追求轰动效应而作夸张不实的报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查华，2009）。
第七节水安全与大众传播
水安全是一个和粮食食品安全很接近的安全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科学主任、国际水项目秘书长安德拉·纳吉（Andr-Nagy）在由布兰卡·吉门兹（Blanca Jimenez）和琼·罗斯（Joan Rose）编著的《城市水安全——风险管理》中指出：水安全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括了水的可使用程度，供水安全，公共健康风险和水危害（Blanca Jimenez，Joan Rose，2009）。2003年联合国在京都召开气候与环境大会，指出2005年至2015年这十年是全球水安全的重要十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2007年出版了《国际水安全的威胁》一书，学者琼斯（J.A.A.Jones）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水安全的威胁有哪些？人口增长、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还是商业化？（J.A.A.Jones，2007）罗马尼亚学者盖拉奇（L.-D.Galatchi）则进一步强调了大众传媒在水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为应对全球水安全的威胁，他建议各国广泛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应集中于培训项目、国际交流、专家研讨会、现代传播媒介和主动合作规划（L.-D.Galatchi，2007）。大众传播已经被作为维护水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中国国内，政府也开始运用媒介安全来增强水安全。以云南、贵州大旱为例，中央电视台发挥了国家媒体的积极作用，通过及时、迅速、有效的信息发布，避免了民众的恐慌，将政府的救灾行为与水安全作了周密的结合，通过采访有关专家，传播其建议，告知公众如何开发水源、保证水质、实现水安全。
北青网通过对旱情数据的整理和传播，让各地人民都感受到了这次旱灾对水安全和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截至2010年3月17日15时统计，五省（自治区、直辖市）共5104.9万人因旱受灾，饮水困难人口达1609万人，饮水困难牲畜有1105.5万头；农作物受灾面积4348.6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940.2千公顷；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90.2亿元。目前，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五省区市旱情加剧。据统计，干旱受灾人口达到5000多万人，1600万人饮水困难。旱情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已向上游市场传导。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干旱黄色预警：23日，贵州中东部有小雨或阵雨；未来三天，云南、川西高原南部、广西西北部等旱区基本无降水，云南、贵州、川西高原南部、广西西北部等气象干旱区旱情将持续或发展。而经济日报则从农业经济如何抗旱自救提出了建议和参考，是另一种形态的媒介安全。
云南施甸县农企合作运送保苗水
本报讯：云南施甸县旧城乡里来村的农民黄德才和乡亲们，在甘蔗种苗地旁等来了保苗水。当送水车来到地头时，守望的群众拉起早已准备好的水管就往地里跑。黄德才高兴地说，我的30亩甘蔗种苗有希望了。施甸创新抗旱保甘蔗种苗方式，由当地制糖集团康丰旧城分公司主动配合农民，用“股份制”的投资方式送来种苗培育保护水。
遭遇特大干旱后，施甸县的农业用水出现了严重紧缺。抗旱措施从保产业发展到保人畜饮水，农民们又把保护种苗当作保障来年丰产的攻坚战。在农民代表与企业共同沟通后，驻施甸县制糖集团康丰旧城分公司主动配合农民，由企业出车辆和水泵，农民承担部分运费和旱地引水管道的合作方式，共同打起了抗旱保苗攻坚战。该公司先后投资40万元资金改装8辆汽车，购置8台水泵用于甘蔗抗旱保苗，农民们承担部分运费，把在几公里、几十公里以外的水拉到自己的地里灌溉。施甸县的烤烟漂浮育苗过去是以村民小组为主培育，今年，施甸县烟草公司与农民合作，以村委会为主体进行统一培育，极大地节约了水资源和劳动力。（王新伟，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