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写下“时疫于我何有哉”或“时疫于我何惧哉”之类豪言壮语，可惜不能。我不敢言老，耳闻目睹身受的时疫却有好多场（种）。
最难忘的是1966年春夏之交，我们那一带爆发流行性脑膜炎。来势汹汹，忽然间有不少人特别是小孩子被夺去了生命。当时我正在沔城中学读初二。学校果断地采取了封门自我隔离的措施，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两个多月，直到疫情解除。课照上，饭却难以照吃。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学生，原是每逢周末回家背米、带一坛子腌菜来度日的。那时也不像如今电话普及，我不知道学校是通过什么途径告知家长的，只记得在我即将“弹尽粮绝”时，学校门卫通知我，说我家有人送米和菜来了。我隔着校门的铁栅，见到了大弟弟和伴他而来的堂姐的儿子。
没有像我们学校这样采取保护措施的孩子就难说了。小弟那年6岁，染上了急性脑膜炎发高烧。我回家后听说，是父亲赶紧用板车把他拉到陈场镇上，幸好那里有县城派医生来建立的一个防治点，抢回了他的一条小命，只留下一点后遗症。
最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染上血吸虫病。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是血吸虫病重疫区。我小时候每年都见村里有人死于此病。那仪式不是什么“纸船明烛照天烧”，而是死者家人将其弥留期间用过的铺床的稻草和麻秆一把火烧掉。到人民公社中后期，我们那里的血吸虫病防治系统已相当完善，县、区、社、队四级防治网络覆盖全县，免费为社员们治病。人们不再惧怕得血吸虫病。相反，那些青壮年男社员仿佛很高兴自己查出血吸虫病，不用付药费，住院20天还可以工分照拿，有一种当上了高干的感觉。而那些要操持家务、带小孩、喂猪、种自留地的妇女，则实在拖不过才去就医。到如今，医药技术更进步，乡亲们更不在乎血吸虫病了。治了得，得了治，出院后麻将照打，不怕熬夜，酒照喝，不怕肝硬化，只要不是直接死于此病，是否因而伤身折寿也没有多想。村里下水干过活的成年人很少有不染此病的，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嘛。
可是，我在乡20年有余，却一直未查出有血吸虫病。我很想有。从16岁开始，我就病病痨痨的，大便带脓血、腹胀、乏力、脾大……血吸虫病象几乎应有尽有。可是从公社血防站到武汉的大医院，粪检、血检、直肠镜检，所有的化验检测手段我都用过了，就是找不到血吸虫卵。找到就好了，冤有头债有主，一药而愈。找不到，我也当它是有，喝过柳树叶煮的水（“文革”时流行的偏方），吃过“血防”药片。后来到北京，医生仍称血吸虫死卵也找不到。对此，至今我百思不解。
最不应该得的流行病我却得了。那是1970年春天，毛泽东发表援柬抗美的“五二〇”声明的第二天，我在家发烧，没能去大队民办学校上班。高烧到第四天，自知挺不过去了，才让父亲送到公社卫生所去。我得的是流行性腮腺炎，俗名痄腮，我们乡下叫“鲍耳风”。那原是小孩子得的病，我已年过18岁，怎么会得呢？乡下小孩得了此病，通常是贴块膏药，过几天就没事了，我却搞得这么严重，以致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只耳朵整天像开闸放水一样轰轰作响。说到底，一是因为无知，不知此病的厉害；二是无钱，发高烧也指望熬过去。
我经历的时疫还有流行性出血热，一些乡亲在水利工地上睡地铺被老鼠传染，延误了救治时机而去世；还有所谓“2号病”（那是20世纪80年代在武汉时听到的小道消息，学名大概叫副霍乱）；当然可能还有曾被严密封锁信息而我辈不得而知的什么疫症。
总之，疫病是从来就有的。在没有现代医学或现代医疗条件尚未普及的时候，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幸存者”。我知道，英国温莎城堡里有20岁的公主因难产去世的雕像，谭嗣同30多岁离世是因变法遭害，他的兄弟30多岁去世却是因病医治无效。其实，从根本上说，没有疫病的威胁，我们每个人从生命之始的受孕概率看，就是幸运者，是数以亿计的精子中的唯一幸存者。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生命是宇宙的奇迹，不加珍惜真是对上天恩宠的大不敬。
（原载于《合肥晚报》2003年0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