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旧物，偶然发现了30多年前沈从文先生回复我的两封书信，信中的叙述方式非常平实，但都隐含着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有可能为一般读者所不能洞察。作为收信人，我有必要进行一番诠释，以期为文坛多少留存一点史料。
第一封信写于1978年8月6日，当时我正参与编撰《鲁迅年谱》，想就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坛的一些琐事求教于沈老。沈老很快就作了函复，但交的是一张“白卷”。复信全文是：
漱渝同志：
承问事，回答不出，近于新式“高考”，“不及格”是意中事。一个快到八十岁的人，头脑若还比较正常，除了对国家当前和明天深怀杞忧，是绝不会还能注意半世纪前这些琐琐小事的！不久前，另一单位充满同样好意，要我写个作品简目，还只能交白卷！想能见谅。
沈从文
八月六日
事隔四个月之后，为了打听尚未复出文坛的丁玲的下落，我又给沈老写了一封信。回信满满三页，但也几乎是张“白卷”。第二封复信全文是：
漱渝先生：
得赐信，谢谢厚意。我和丁玲多年来并没有直接通过信。她现在山西，是一个原在西南联大同学新从山西师范学院来京，见面时谈及的。附信中所询事情，由我转询，似乎不大合式（适）。因为有关“左联”事情，我毫无所如。除非早一时《北斗》创办，要我为找点“知名作家”的稿件，近于为打点掩护外，此后，即只她被捕后，曾为向南方熟人探听下落。后来知道软禁在南京山中以外师（狮）子桥附近，曾特别和家中人去看望过她一次。抗战前数月，她到北京时（或系去延安以前），曾住在我家中一阵（此事我已早忘记，还是一个朋友相告的）。照习惯，我从来不询及她“左联”有关事情的。我以为你们想明确的事情，最好直接把信寄给她，或许反而容易得到结果。否则信由她的女儿蒋祖贻（按：应为蒋祖慧）转［似在北京歌舞（芭蕾）剧院作导演？］，也方便些。又前信中提及丁玲和刘白羽同志就“两个口号”有论争的问题，曾向主席请示，主席或有过什么指示。这类事更不是我宜询问的问题。如真有其事，刘白羽同志现住北京，你们直接去看看他，或写个信，也可得到解决。我近卅年来，主要生命都消耗在博物馆陈列室里，长年累月和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打交道。博物馆在午门楼上时，我实不折不扣在午门楼上作了整十年说明员。搞研究，不仅要明白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所谓“优秀传统”如何可以“古为今用”，同时要和以万千计的产业工人、美术教师接触，要明白他们在生产教学上碰到什么问题，我必须如何努力来为想办法解决，完全用的是一个“后勤服务员”态度协助工作。至于文学方面，早已无任何“发言权”了。因此，凡涉及口号论争问题，我事实上是不大可能懂的。千请原谅！
并候著安。
沈从文
（1978年）12月14日
沈从文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谈他跟丁玲的关系。当时我初涉文坛，只听说他跟丁玲是同乡兼老友，丝毫不知道他跟丁玲之间的隔膜和交恶，所以向他了解丁玲的近况。丁玲跟沈从文严重分歧的公开暴露，始于1980年丁玲在《诗刊》第3期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这是在这两封复信一年多之后的事情。沈从文给我复信的时候，丁玲跟老伴陈明正住在山西长治老顶山公社嶂头村。1975年5月，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做出了《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鉴于没有发现丁玲的新问题，决定将她从秦城监狱释放，每月发给80元生活费，分配到山西农村养起来。但丁玲不甘于安闲，在陈明的帮助下默默地修改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沈从文先生给我复信的当年，中共中央做出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1955年在处理“丁、陈反党集团”过程中受到株连的四位老同志已经得到平反。正是在这种“大地回春”的政治形势下，丁玲开始对自己的冤案进行申诉。也正是在沈从文先生给我复信的同一天，74岁的丁玲正准备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平反要求。
我那时之所以急于打听丁玲的下落，跟当时全国高校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同行正就“革命文学论争”“‘左联’的历史功过”“‘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进行学术讨论直接相关。以上三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四人帮”一伙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大体相近的看法，必将影响到现代文学课程的教材建设。
记得就在1978年8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在厦门鼓浪屿联合召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协作会议，与会合影者108人，恰好符合梁山好汉的人数。会上辩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与会者的意见大体分为三种：一、周扬率先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比较正确；二、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较正确；三、“两个口号”各有优劣。当年在延安负责宣传工作、当时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领导职务的吴亮平同志应邀在会上发言。他说，1936年丁玲在延安召开过一次座谈会，她在会前跟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肯定了“国防文学”口号，当年曾有报道。那时接替何其芳担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陈荒煤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派《文学评论》编辑部的蔡恒茂到山西找丁玲核实情况。因为担任社科院顾问的周扬和担任文学所领导的陈荒煤，在20世纪30年代都是“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倡者和支持者，在十年浩劫中又都为此吃尽了苦头。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最初几年，“两个凡是”的阴霾尚未完全驱散，所以那时在陈荒煤等人看来，只要丁玲能够证实吴亮平的回忆，对“国防文学”口号就可以完全做出肯定性的结论。
蔡恒茂是1978年9月1日下午到达嶂头村采访丁玲的，在丁玲家吃住了一天一夜。根据丁玲提供的线索，蔡恒茂找到了当年报道这次座谈会的李应声（即朱正明），并于9月5日为文学所写出了一份材料——《丁玲近况汇报》。由于丁玲“文革”前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因此她对周扬、陈荒煤这次派来的调查者怀有戒心。她在同年9月4日致儿子和儿媳的家信中写道：“前天北京来客是陈荒煤派来的，找我谈‘左联’材料及保安、延安时期文艺运动材料。走后，我们（按：指她和陈明）的总结是，主要是为了要从我这里得到某些旁证，为弄清‘两个口号’论争做结论的方便的。其他（按：指关心丁玲的生活和创作）都是装饰品。这个工作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组负责搞的。来人并告诉我，顾问（按：指周扬）不是只担负名义的，是天天上班办公，抓这一部分的。‘两个口号’论争的结论，有人现在要很快搞出来，以便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的依据。陈荒煤是文学研究所所长（接替何其芳）而受顾问领导的。事实上结论已经在做，在造舆论。……我过去未参加这个论争，现在也只是据实、据记忆讲出来。历史总是历史，总会按历史情况写的。我现在也只作壁上观……”
我没有看到过蔡恒茂采访丁玲的笔录（或书面材料），但这次采访时丁玲的老伴陈明在场。2007年4月15日上午10时，我给陈老打电话，询问当时的情况。陈老说，丁玲对蔡恒茂的态度是如实以告。毛主席在延安曾对丁玲说，“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都是革命的口号，但后一个口号有立场（按：指鲜明的大众立场），而前一个口号无立场。丁玲的这一记忆，跟吴亮平回忆中仅仅肯定“国防文学”口号而不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似有出入。
同一时期，我还就“两个口号”论争问题多次接触过徐懋庸、萧三等前辈。直接跟鲁迅进行激烈论争的徐懋庸回忆，毛主席对他说：“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载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中国“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回忆，1944年10月底，他曾在延安枣园向毛主席汇报王明指示他写信解散“左联”的情况。毛泽东说：“呵！还是你写的信呀！那就是和要解散共产党差不多……那就是和‘中联’‘右联’一起搞喏！”（以上谈话见诸萧三当年的《窑洞日记》，后又多次发表，引文见《“左联”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81页）当然，比丁玲、徐懋庸、萧三回忆更为可靠的是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联名给冯雪峰的一封信。信中极为严肃地批判了“国防文学”倡导者的关门主义倾向。信的结尾特别向鲁迅和茅盾致意：“你的老师（按：鲁迅）与沈兄（按：指沈雁冰，即茅盾）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按：指书籍和火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敬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党中央领导人给冯雪峰的函电》，见《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张闻天、周恩来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在这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党中央对鲁迅的高度信任，对鲁迅在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的立场和态度的赞许。当时“国防文学”倡导者攻击鲁迅“破坏联合战线”“助长着恶劣的倾向”……张闻天、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些轻薄的议论”。上述回忆资料和档案资料，都可证明当年党中央并没有片面肯定“国防文学”口号。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对于文艺问题是允许见仁见智的，不应该仅凭领导人的一句话就简单定性。对于共产党内的路线问题，作为局外者在没有掌握大量史实的情况下更难以置喙。鲁迅固然伟大，他对事物的认识也会有一个过程，不可能时时事事都绝对正确。以上所云当然都是笔者今天的看法，但当年不知深浅，年轻气盛，属于“捍卫鲁迅”的铁杆派。
沈从文在信中谈到了他跟丁玲交往中的几件事：一、创办《北斗》。《北斗》是一份“左联”刊物，但要求办得像个中立的刊物。丁玲的直接领导人冯雪峰明确指示：“《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丁玲在1931年6月23日致沈从文的信中，请他代约谢冰心、凌叔华、袁昌英、陈衡哲、冯沅君为“特约长期撰稿员”。沈从文对此曾予协助。二、丁玲被捕。丁玲于1933年5月14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被软禁于南京。沈从文说他曾向南京熟人打听丁玲的下落，是指他在北平向上海、南京方面探询消息，并辗转得知了丁玲传出的口信：“我被人诱绑，不自由。”为此，沈从文曾致函胡适请求援救丁玲，又曾与蔡元培、杨杏佛等38人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拍发了营救电报。此时，丁玲也曾写信给沈从文，表示她如果牺牲，拜托沈看在胡也频的面上，照顾她的母亲以及她跟也频生的孩子。
不过，沈从文在回复我的信中谈及“抗战前数月”，丁玲到北平时，曾在他家住过一阵，看来属于误记——好在沈从文在信中声明，他对此并无印象，是一个朋友告诉他的。丁玲于1936年5月14日离开南京到北平，想通过李达、王会悟、曹靖华等人找党，争取尽快逃出牢笼，奔赴陕北苏区。同年6月3日离平返宁。她在北平大约停留了20天，寄居在李达夫妇家和友人王一知家，并没有在沈从文家住过。当时王会悟坦率地对丁玲说：“你要是住沈从文家，我可不答应。”王会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时丁玲跟沈从文之间产生了一些芥蒂：一是“左联”为营救丁玲，曾托王会悟跟沈从文联系，想以沈的名义将丁母接到上海，出面跟国民党当局打官司。沈从胡适处听到了上海市长吴铁城的说法，复信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跟她早无来往，彼此没有共同语言，不打算参与其事。二是1934年沈回湘西途经常德，住在第二师范，有人建议沈去看望丁母，沈也未去。由于有上述隔阂，丁玲到北平并未借住在沈家是十分自然的。不过，沈从文后来对丁玲以上两点责难进行了辩解。1980年，沈从文对研究他的青年学者凌宇说：“这不对！当时‘左联’的人都不和我来往，没有什么人来找过我。1934年我回湘西，是因为我母亲病危。来去匆匆，在家里只待了三天。当时我离开湘西已有十几年，不可能有常德的文学青年与我相识。”（《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11页）
沈从文在回复我的信中以一定篇幅主动谈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情况。1952年7月，沈从文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最初为文物收购组成员，后来当讲解员；1956年兼任故宫博物院织绣组顾问；1957年2月被聘为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当年位于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设备简陋，冬天穿堂风呼呼吹过，为保护古建筑不准许烤火。沈从文血压高，又有心脏病和神经官能症。低血压常在110至120，高血压在190至200左右，有时甚至超过200，经常一天有一两小时心脏发痛，导致情绪混乱。沈从文从中央革命大学政治学院毕业时，领导曾希望他回到作家队伍搞创作，但他感到“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只好知难而退。他虽然没有系统地学过文物，但杂书看得多，古代文化知识十分广博，又非常善于学习：一方面学文物知识，一方面在当讲解员的过程中向观众学习，因而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据粗略估计，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沈从文过手的绸缎有十多万件，过手的陶瓷器皿也有近十万件。
沈从文的复信中提到“古为今用”和联系群众的问题。他曾说，经过30年学习，他印象最深的有11个字：“实践”“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他说，他“搞的研究，不是个人兴趣，而是要解决一系列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的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为毛泽东时代写新的中国文化史或美术史，贡献出点绵薄之力”（《我为什么始终离不开历史博物馆》，收入《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58页）。
“和以万千计的产业工人、美术教师接触”，是沈从文学以致用的感人表现。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时，他经常利用出差机会到跟本职工作相关的纺织厂、陶瓷厂考察。1958年至1959年，他曾带了上千匹绸缎，到南京各工厂搞展览，还曾参与四川蜀锦的生产技术改造。据沈从文1953年4月4日的日记记载，当天早上他就为一位姓温的美术青年草拟了一百种历代的图案花。1962年，他又出任高等艺术学校工艺美术类统一教材编写组顾问。接触“以万千计的产业工人、美术教师”的过程，成为了沈从文学术智慧的无尽源泉。
在这两次通信的前后，我曾去小羊宜宾胡同五号拜访沈从文，有一次还碰到了注释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同人陈琼芝老师和她的助手张新民。在我的印象中，沈待人很热情，但侃侃而谈的只是古代服饰一类问题，绝口不提文坛往事。我记得他曾考问我：“中国古代宫廷画，为什么有些嫔妃脸上会画上圆点，有的六点，有的八点……”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沈老为我解惑说，那些圆点，是记载跟皇帝同房的次数。我感到前所未闻，故留下了这一印象。
沈从文的这两封信，都表示他不愿提及文坛往事，甚至有单位出于好意请他提供一份作品简目，他都“交白卷”。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他内心最深的隐痛，是一种被当时环境扭曲的心态。作为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多产作家，沈从文不仅对现实和未来“深怀杞忧”，而且也一直未能忘情于文学，正如他所作的生动形象而又饱含辛酸的比喻——“跛者不忘履”。“文革”之前，他曾发表过散文《春游颐和园》《天安门前》，诗歌《资生篇》《井冈山之晨》，游记《新湘行记》……令有些读者想象不到的是，他还曾试图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用或记人或记事的方式描写“南昌起义、瑞金扎根、长征前夕、遵义情况、延安种种……”（《创作计划》，《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50页）。即使在“文革”时期，他也出于积习写下了《丹江纪事》《思人蜀》等诗作。只是因为历次政治运动，简单粗暴的“大批判”，才几乎浇灭了他的创作火焰。刚刚打倒“四人帮”，面对像我这种素昧平生的访问者，沈从文当然会采取缄默不语的态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他才逐渐燃起了对于文学的激情。不幸的是，正当瑞典学院准备于1988年10月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夕，这位可以跟福克纳比肩的卓尔不群的作家却于同年8月心脏病突发，以86岁的高龄逝世，终于跟不少作家翘首盼望的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