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对日德反共协定
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战前我因为是自由主义者、亲英美派而受到军部的敌视。在众所周知的1936年“二二六事件”[7]发生后广田内阁组阁之时，我本来不喜欢政治，也没有参与过其中，但是受当时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所托，代表他出面请出广田弘毅[8]作为继任首相候选人。由于我出面劝说广田出马的关系，便进入组阁总部参与商议阁员的遴选。因此我也受到举荐担任外务大臣。
阁员的人选总算挑选出来。第二天，陆军大臣候选人、军部推荐的寺内寿一[9]大将率领山下奉文少将（后来升为大将）等陆军省军官数人闯入设置于当时外相官邸的组阁总部，宣称：“在报纸上登出的阁员人选名单中出现了对当下时局不利的人物的名字。陆军坚决反对这种人物入阁！”很清楚，我就是军队反对的人物之一，所以马上从协助组阁的工作中撤了出去。事后我得知，司法大臣候选人小原直、文部大臣候选人下村宏以及我共三人因为是自由主义者、亲英美派而被军部排除在内阁之外。
乔治·佩恩笔下的印第安人
我记得也是那段时期的事情。广田弘毅邀请我参加过一次后来作为战犯被处死的松井石根[10]陆军大将等人发起的名为东亚同盟的论坛。会上，预备役将军、大学教师猛烈抨击英美，火药味十足。广田让我也说两句，我无法推辞便说道：“听了各位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儿时读过的乔治?佩恩写的美国史中提到的印第安人。有一段描述的是印第安人聚集起来商议如何能够将白人赶走的场景。”顿时在座的人都面露不愉之色。从此广田再也没有邀请过我参加这类聚会。好像就是因为这种小事，从那时起我便受到军部和右翼的厌恶。
前往伦敦担任驻英大使
或许是对我没能进入广田内阁的一种安抚吧，广田首相推荐我担任驻英大使，于同年4月前往伦敦赴任。当时的世界形势是：德国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势力越来越大，欧洲的势力划分也逐渐呈现出德意轴心方与英法方对立的浓厚味道。而日本国内形势是：陆军在“二二六事件”后，马上以整肃军队为名，实际上却是趁社会处于不安状态、国民抱有恐怖心理之时，利用极端国家主义者和对外扩张主义者，在国际上加入轴心方，从而使日本进入反英法进而反美的色彩越发鲜明的时期。
前来说服的驻在武官
当时日本国内关于能否与德意签订反共协定存在争论，政府受到陆军的强大压力，好像已经决定签订协定，不过要事先征求一下驻外大使和公使的意见，因此向我问询是否同意。我的回复是反对签订反共协定。之后，驻英的辰巳荣一、驻德的大岛浩两位武官来到我处进行说服。不过，我实在无意改变自己的看法。
我之所以反对签订反共协定是因为：我强烈感到虽然军部辩解说这不过是单纯的反共即意识形态问题，然而却完全是表面文章，内里毫无疑问暗含着与德意结盟对抗英法，进一步对抗美国的图谋。加入轴心方后肯定不久便会发展为政治、军事上的结盟。如此下去，日本的未来发展前景实在令人担忧。
但无人顾及我的担心和反对，与德国签订《反共协定》[11]后，意大利也加入进来，协定得到强化，最终发展为军事同盟，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些姑且不论，因为我顽固反对反共协定，终于使军部给我打上了反战思想人物的标签。
“大日本帝国政府及德国政府认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努力实现共产国际之目标，并欲为此动用军事力量，确信此种行为不仅对缔约国的国家安全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产生威胁，为维护共同利益，特签订如下协定：
第一条 当缔约国一方遭到苏联主动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任何有利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行动，并立即商讨为保护共同利益应该采取的措施。
第二条 缔约国在本协定生效期间，未经双方同意，不得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缔结违背本协定精神的任何政治条约。”
意大利加入日德反共协定是1937年11月6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于1940年9月27日。
回想补余：
《反共协定》与吉田——辰巳荣一（原陆军中将）
1936年9月，吉田担任驻英大使期间，我作为大使馆副武官到伦敦履职。当时，《日德反共协定》被视作外交方面的问题正在被讨论。日本政府的方针是决定签署该协定，但因其外交问题性质，中央的意思想在正式协定签署前争取得到驻外大使、公使们的同意。
当时主要的大使、公使们都对签署该协定表示赞同，只有驻英大使吉田一个人持强烈反对态度。因此，刚刚到任的我便接到陆军中央部“向吉田大使解释签署反共协定的目的，争取得到他的同意”的命令。
我按照命令，向吉田大使劝说道，该协定以防共为目的，不含有任何政治、军事意义，希望他给予同意。但是，吉田大使一副“竖子不与之谋”的态度，根本不听。他这样解释道：
“日本军部总体上过高评价了纳粹德国的实力。世界大战（第一次）中受到协约国残酷打击，而且海外领土悉数失去，再怎么说德意志民族伟大，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也不可能恢复到能够抗衡英法甚至美国的程度。英美拥有横跨整个世界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而且其长年形成的政治、经济潜力实在不可轻视。
“军部声称与轴心国的协定不过出于单纯防共的目的，是意识形态问题而已。可是，缔结这种协定，明显意味着日本将与轴心国为伍，将来必定进一步发展为政治、军事性质的同盟。如此一来，高喊打破现状并付之行动的轴心国一旦发动战争，大势所趋，日本便会陷入站到英美对立面、与其进行战争的境地。
“尽管现在世界列强基本分为两个阵营，但日本决没有到主动跟随轴心国的时候。从国际形势的现状来看，我认为日本在外交方面具有弹性才是聪明的做法。即使需要站队，与其选择德意倒不如选择英美。我确信这是对日本将来有利的道路。”
吉田的上述言论，观点清晰、条理分明，结果我不仅没能说服他，反而接受了他的观点，便直接向中央发电说：“无力说服。”
那之后过了几天，具体参与该协定签署工作的驻德武官大岛浩（后来升为中将，驻德大使）乘飞机从柏林来到伦敦。不用说，他是替代人微言轻的我来劝说吉田大使的。吉田和大岛武官的会谈，从当日下午5点左右一直持续到8点多。原本预定会谈结束后，7点左右开始大家共进晚餐。然而，主客二人迟迟没有从会谈室里出来，以致大厨抱怨特意制作的菜肴都凉了。
好容易会谈结束，一起坐到饭桌前。吉田还是像往常一样脸上挂满笑容，妙语连珠地发挥起他拿手的侃大山功夫，完全看不到刚刚进行过一场重大论战的迹象。而大岛武官心情非常沉重，第二天早晨便乘机离开了伦敦。大岛武官的努力，在信念坚定的吉田面前也以碰壁告终。
上面做出了决定，当年11月，《日德反共协定》签署生效。道不同不相为谋，吉田后来离开英国归隐园林。不幸的是，吉田的预言成为现实。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年日、德、意三国结为同盟。我在签订反共协定时，还怀疑吉田的话，没想到日本真的卷入到与英、美为敌的大战漩涡当中。
以顽固著称的吉田其信念之坚定令人惊叹。他在商讨反共协定时，竟然已经敏锐地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甚至预见到日本的参战，对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避免开战的努力落空——与美、英两国大使的交涉
我从1939年3月结束驻英大使工作离开外务省，到战后进入东久迩（稔彦）[12]内阁担任外务大臣。在这大约六年半时间里完全无官一身轻，旁人看来处于所谓悠闲自在的状态。但事实却是，随着国际形势日益险峻，国内形势又随之变得越发复杂，我接触各种情报的机会也多起来。因此，在并没有谁要求的情况下，我自己担心时势，根本没有当寓公的心情。
战争阴云密布
我辞官那年，也就是1939年9月——第二次欧洲战争爆发。第二年5月英国丘吉尔取代张伯伦上台组阁。战争激烈程度不断上升，英国促使美国对德宣战的气氛越发浓厚。美国罗斯福总统认为对德战争不可避免的态度也日益坚定，逐渐加大对英援助。
另一方面，日本如前所述，特别在“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以来，主要被陆军部分极端强硬分子牵着鼻子走，靠近德意轴心，扩大侵华战争，海军部分人甚至主张南进，对美英关系终于迈向日渐危险的方向。
近卫首相等人打算设法化解这种危险形势，于1941年4月开始与美国谈判。然而，另一方面，日本军队却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对此美英两国以冻结日本海外资产，美国采取了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等举措制裁日本。因此，谈判根本无法取得进展。内阁从第二次近卫内阁更迭为第三次近卫内阁，10月中旬左右更迭为东条（英机）内阁。
与英国大使克雷吉的接触
东乡茂德就任外务大臣，负责日美交涉。外务省老前辈币原喜重郎和我们这些人打算对东乡外务大臣进行鼓励和帮助。币原对英美交涉的内容主要是中国问题，因为英国在华有重大利害关系，需要充分沟通和协商。我对此没有异议，与有过深交的美、英两国大使格鲁、克雷吉反复进行商谈，努力避免我国被卷入战争。尤其是英国政府感到日本有与德国结盟的危险，特意从华盛顿召回克雷吉，任命其为驻东京大使。因此，克雷吉大使上任伊始便秉承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的意旨，努力开展加深日英友好关系的活动。
10月末以来我与大使面谈过两三次。11月下旬，忧虑时局变化的我，去位于逗子[13]的别墅拜访克雷吉大使。大使表情沉痛地说：“前几天丘吉尔首相在演说中对日本发出警告，您清楚我国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在说服贵国政府方面我已经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
丘吉尔首相的演说是11月10日于伦敦的官邸发表的，内容是：“如果日美之间爆发战争，英国将在一小时内站到美国一方对日宣战。”
我从当时丘吉尔的演说中感受到了英国处境尴尬。为了尽早打败德国，结束战争，只好千方百计地促使美国参战。
赫尔备忘录[14]
这样英国大使克雷吉已经处于放弃状态，其后只有格鲁大使一个人进行活动。
我记得应该是11月27日的事情。时任外务省顾问、现参议员佐藤尚武代替东乡茂德外务大臣到访我位于麹町平河町的家。佐藤带来一份英文文件，希望我交给我的岳父牧野伸显伯爵过目。文件只是美国提出的所谓《赫尔备忘录》，还附有日方11月20日做出的回答。毕竟已经过去十六年了，现在记得不是特别清楚。总之我将文件直接交给当时住在涉谷的牧野伯爵。
伯爵尽管面露不悦，还是看了文件，但什么也没有说。我说道：“外务大臣既然想请您过目，应该希望听到您的意见吧？”于是伯爵叹息道：“措辞真是强硬啊。”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做出和还是战的决定最需要慎重。当此关键之时，作为外务大臣，我特别希望他的举措、进退不要出错。明治维新的大业原本是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15]等萨摩藩的前辈们历尽艰辛辅佐天皇成就的。今天，如果对美开战，导致明治以来建立的基业一朝倾覆，作为直接责任人之一的外务大臣，不仅愧对陛下以及国民，也无颜面对乡党的老前辈们。以上，是我以一个同乡的身份特别赠言吧。”
牧野伯爵的意见毫无疑问是不应该与美国开战。我将他的话原封不动地传达给佐藤，佐藤好像相当感激。我也请币原喜重郎读过文件。
《赫尔备忘录》中明确标明“Tentative and without commitment”，“Outline of proposed basis for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暂时性的不承担义务”，“这只是一份关于美日协议基础的草案”）即《赫尔备忘录》是草案，是日美进行谈判时使用的底本。
实际上美国什么打算暂且不提，总之从这份外交文件表面来看绝不应该是“ultimatum”（最后通牒）。我亲自拜访东乡外务大臣，传达牧野伯爵的意见，同时固执地陈述我对文件的看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我言语有点过分，甚至对东乡说：“你如果不听我的意见，就应该辞去外务大臣职务。你辞职后不仅内阁会议会暂时中止，蛮干的军部也会多少进行反省吧？即使为此丢掉性命，也是死得其所！”
与美国格鲁大使的最后一次会面
记得是11月29日，我去虎之门的东京俱乐部，格鲁大使竟等在那里。他将我带到二楼的一个房间，突然问我，看过《赫尔备忘录》了吗？我当然不能说看过，便回答内容听说过。大使解释说：“《赫尔备忘录》决不是最后通牒，只是明确我们认可这个文件可以作为日美两国政府进行协商的基础。特别希望当面向东乡外务大臣进行说明，请你帮助我联系一下。”
我本来就赞成大使的想法，因此马上向东乡转告大使的请求。然而，东乡因为政府已经决定开战，没有接受大使的会面请求。于是，大使又通过井上匡四郎子爵等两三个朋友帮助联系东乡。由于东乡心意已决，到底没有会见大使。这一点必须好好思考。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回忆录《二十五年》中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格雷外交大臣还应即将成为敌国的德国、意大利大使的请求，与他们进行会谈，而且态度相当严肃认真。格雷大臣的做法，外交战线上的人士应该学习，并时刻放在心中。
果真是最后通牒吗？
对美国大使格雷先生一直到最后一瞬间，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护日美邦交大局，我表示深深的敬意。我认为驻外使臣必须以这种心态保持执行使命的热情。
据说当时日本联合舰队自11月22日以来在千岛群岛海面待命。经过29日的内阁大臣会议，在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正式完成对美宣战的一切手续。我十分大意对此并不知晓。我记得我是2日到美国大使馆见的格雷大使。向大使转告东乡的意思时，大使脸上露出非常沉痛的神情。不管怎么说，直到12月8日战争爆发大使被软禁在美国大使馆内，仍然坚持努力设法打开局面。
我记忆里，政府对《赫尔备忘录》的译本动了一点手脚，使其带有刺激国民感情的语气，然后才送抵枢密院。我对这件事有非常强烈的印象，不过现在找不到能够清楚加以佐证的材料。忘了是谁做的笔记，记录着《赫尔备忘录》的内容，但却没有上述的“Tentative and without commitment”（“暂时性的，不承担义务”）这句话。不管怎么说，这种强烈的印象证明我对当时一些军阀的愚蠢行径非常愤慨。
东乡不用再说，当时我接触到的包括内阁大臣在内的高层政治人物没有人赞成这场战争。大部分国民应该也没有走向战争的想法。然而，尽管位高权重的大臣们内心反对战争，却并不会将自己的主张清楚地表达出来。这种时候正体现出日本的国民性来。很多人平时表现得成熟知性，该说话的时候却不说，在事后，却要多方为自己辩解，说什么我当时不赞成，我其实另有想法之类的话。
此种场合，英国人就不会这样。前面说到的武力介入苏伊士运河问题，英国保守党政府内的反对者面对政府的主流意见，堂堂正正阐述自己的主张，得不到信任投票，便表明去意，立场鲜明，进退有节。这才是民主主义政治的正道，我们应该多加学习。
真正的日本之友
在此顺便谈一下格鲁大使。大使的著作《在日十年》在日本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因此应该有很多人知道大使是真正意义上的知日派。尽管他是怀着对日本军部的强烈憎恶离开日本的，但即使在日美开战后，他依然清楚地认识到军部和日本国民想法上的差异。
战后，美军作为盟军主力对日本实行占领。有很多理由让我相信美军拟就占领期间的施政纲领时很大程度上参考过大使等人的意见。最好的一个例子是关于保留日本天皇制的问题。美方虽然标榜自己总体上将根据日本国民的意愿做出决定，实际上美方早就看出日本国民的大多数人支持天皇制，因此决定采取尊重日本国民意愿的方针。我坚信美方之所以如此，大使的意见和建议发挥了巨大作用。总之，大使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真正的日本之友”。
东乡前外务大臣
我还想谈一下前面提到的日美开战前后的外务大臣东乡。牧野伯爵的意见当时肯定给他很深印象，后来他再次担任终战内阁的外务大臣，帮助铃木贯太郎[16]首相收拾事态结束战争，并为此付出巨大努力。我相信这是因为东乡感到自己对日美开战负有责任，在结束战争收拾残局方面竭尽全力。
关于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除铃木首相之外，米内（光政）海军大臣以及东乡主张接受，阿南（惟几）陆军大臣等人不惜进行本土决战，主张拒绝。由于内阁会议得不出一致意见，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在御前召开，铃木首相以内阁意见不一致为理由，恭请圣裁，战争至此终于要结束了。
在会议上，东乡少语、没有表情、冷淡。参加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时的东乡之风骨至今令人心疼。在促使战争结束，从而防止战祸扩大方面，铃木首相的功绩无需赘言，东乡和米内的辅佐之功决不能忘记。
三、无果的早期和平努力
直到偷袭珍珠港为止，我所做的避免日美战争的努力皆归于徒劳。不仅如此，我和近卫公一起，最终被军部打上“需注意人物”的标记。尽管如此，我的个人生活没有受到过威胁，还是随意飘来荡去，但并没有完全放弃暗中推进和平的工作。
深切感受到尽早推进和平工作的重要性
日美开战的第二年，即1942年2月，纪元节[17]过后，已经可以预见攻占新加坡不过时间问题。那段时间，我听说木户（幸一）内大臣（负责辅佐天皇）拜谒天皇陛下，表达了“战况虽对我方有利，然而前途多艰”的意思。我记得木户上奏的内容主要有，敌方丝毫没有丧失斗志，所以战争大概不会轻易结束，将发展为全面大战，因此应该尽早抓住机会想办法实现和平。
我认为如果要推进和平工作，攻占新加坡是不能放过的好机会。新加坡是盟军，特别是英国在远东的生命线，扼此要地可以使今后的局势向有利方向发展，也是一个重大转机，此时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和平谈判，有可能使战争尽早结束。具体如何落实，却让我左思右想颇费脑筋。
我后来从当时内大臣府秘书长松平康昌那里知道，木户内大臣也认为攻占新加坡是进行和平谈判的好机会。
劝说近卫公爵赴欧
在那之前我自己私下琢磨，应该让近卫公前往瑞士，尝试推进和平工作。听闻木户侯爵的想法，我多少有些自信地想自己的考虑也不一定没有现实性。1942年6月上旬，传来中途岛海战失利的消息，我非常担心错过这次推进和平的好机会，马上向近卫公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近卫公好像很吃惊，但我劝说他道：“与皇室最为接近的您前往瑞士，即使简单地停留在那里，也会引起欧洲各国的注意。英国战况不利，会有人接近您，德国陷入苦战还是会有人尝试接近您。目前乘船和飞机相当危险，如果从朝鲜、满洲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即使有一定困难，也是可以到达瑞士的。”近卫公问我：“能有作用吗？”我回答道：“有没有作用，不试一试怎么知道。我想，至少在显示日本对和平的诚意方面会有效果。”近卫公让我和木户内大臣谈谈，表露出他有些心动。
于是我接着又对内大臣进行劝说，但内大臣却没有马上表示同意与否。我因为听到传闻说，东条首相反复提醒内大臣有必要控制近卫公的言行，所以感觉到当时内大臣有所犹豫。结果，我的建议到内大臣这里便结束了，之后再没有任何音信。其实并不是说这种谋求和平的举动有很大成功把握，不过如果能够实现，多少会带来某种转机。对此，我内心之中不可能没有一丝遗憾。
关于这点，我想到的是，日中、日俄两场战争中，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大臣们在进行战争的同时，时刻关注如何抓住和平的契机。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于奉天（沈阳）会战后马上从战场返回日本，向当时的政府建议道：“这场战争应该以奉天会战为截止点。”日俄开战后，元老伊藤博文公派遣金子坚太郎子爵前往美国，命其为以后的朴次茅斯和谈做铺垫。正是因为执政者有周到严密的安排，日本才能作为远东一个岛屿帝国在50年时间里完成进入世界五大国之列的伟业。
秋月老先生的奇谋
谋求和平的工作，我有时是在别人的推动下进行的。外务省的老前辈秋月左都夫，因为娶了牧野伯爵的妻妹，和我也有一点亲属关系。1945年4月的一天，老人家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事相商让我过去一趟，我便去他在世田谷豪德寺的家拜访。老人家尽管卧病在床，还是挣扎着对我说：“现在海军部计划通过英国求和，能担当此任者除你之外没有别人。这件事宜早不宜迟，你没问题吧？”
老人家经常异想天开。我问他，日本四面被包围，我用什么办法出国？他回答用潜艇。我继续问他，用潜艇没问题，不过在什么地方补给油料呢？他说：“所有的事情军令部的小泽（治三郎）清楚，具体情况你去问他。为了国家即使死在途中又有什么关系！”言辞相当无礼。
我立刻前往大本营拜访小泽军令部副部长，向他核实秋月老人所说的话，小泽非常冷淡地回复道，没有那种计划。我没有想到秋月老人竟然骗我。考虑到小泽语气中显现出来的戒心，我便说：“这样的话我直接回大矶自己的家了，请转告秋月老人没有他所说的计划。”然后匆匆离开大本营。我第二天便被宪兵队带走了。
近卫公奏请天皇议和
叙事顺序虽然有所颠倒，但我记得很清楚，1945年2月13日夜里，近卫公到访我在平河町的家。当时美军在菲律宾战场毅然从吕宋岛的林加延湾登陆，日军逐渐向山岳地带退却。这种时候给人以战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印象。
开战以来一次也没有召见过重臣，除木户内大臣、东条、小矶（国昭）两位首相以及大本营的海陆军负责人之外没有见过任何人的天皇陛下马上召集各位重臣前来。近卫公到访我家是在他应召前往谒见天皇的前一天。我事后听说，近卫公和牧野伯爵觐见时，不是按惯例由藤田尚德侍从长陪同，而是由木户内大臣侍立在旁。天皇陛下如何重视两位重臣的意见可见一斑。
战争必败的前提下
闲话暂且不提，近卫公到我家来的那天夜里，将他打算在第二天谒见天皇陛下时呈上的奏章拿给我看。起笔便是：“虽然很遗憾但臣认为战争失败之日已经不可阻挡地到来。下文均以此为前提进行陈述。”然后，开始详述理由，并如下进一步论及社会主义革命：
“战败对日本国体而言无疑是一种瑕疵，然而观察英美的舆情，到目前为止尚无改变日本国体的倾向。因此如仅仅是战败，没有必要担忧国体的存废问题。相较于维系国体，最应担心的是伴随战败有可能会引发的社会主义革命。
“军部内部那些人高谈改革论调，其目的不一定在于引发社会主义革命，但参与其中的一部分官僚以及民间有心人却包藏祸心，企图有意识地将军部的改革引向社会主义革命，而头脑简单的军人们受其鼓动跃跃欲试……”
谈到夜深
我完全赞成近卫公的意见。我们两个人开始对奏章进行补充校对，同时我将奏章抄写下来，并一直商量到深夜。我之所以抄写下来，是遵从近卫公的想法，他希望让牧野伯爵过过目，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宪兵队抓捕我的证据之一。
近卫公第二天（即14日）按照约定参见天皇陛下。因为他说回来时顺便到我家，我便一直在家等候。下午4点前后，近卫公兴冲冲地来到我家，详细地向我叙述了参见时的情形。“今天木户内大臣陪同陛下接见我，使我得以将自己的想法全部说了出来。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陛下也向我详细询问了很多事情。”
据近卫公的话说，陛下垂询的中心内容是：“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认为：美国打算破坏日本的国体，不把日本变作焦土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应该在苏联的善意支持下对美进行彻底的抵抗，这和近卫你的意见完全相左，不知道你如何解释。”于是近卫公解释道：“我认为只有与美国议和一条道路。我确信，即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国也不会改变日本国体，取消皇室。”陛下听后亦表示同意。
近卫公甚至说：“无论如何，必须遏止陆军的亢奋状态。需要陛下圣断。”
四、被宪兵队监禁四十天
追究近卫奏章的内容
记得我被宪兵队带走应该是4月中旬左右的事情。从大矶的家前往宪兵队途中，我在汽车里猜测，被传讯的原因大概和前述秋月老先生提的乘潜水艇去讲和一事有关。然而，在九段的宪兵队我接受盘问时，对方根本没有提到秋月老先生，而是问：“2月份近卫公呈上的奏章内容阁下全部知晓，说一下吧！”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已经想好，在宪兵队什么都不说。因为就算按照旧宪法，政府首脑的亲笔信涉及秘密都会受到保障，更何况奏章的内容，完全没有必要说。用现在的说法，我行使了沉默权。
不过，我那份之后给牧野伯爵过目的奏章抄本在抄家时落到宪兵队手里，因此奏章内容他们应该已经非常清楚。宪兵队最想知道的好像是近卫公谒见陛下时针对陛下的垂询是如何回答的，以及近卫公和我谈到深夜都谈什么了，有什么图谋。
后来我听说，宪兵队对近卫公的奏章下了相当大的力气，除我之外，原田熊雄男爵、桦山爱辅伯爵等也受到调查。
有证据证明我意图与敌国大使密会
宪兵队还就我与英国克雷格大使、美国格鲁大使的友好关系进行讯问。我和格鲁大使私交甚厚，开战后他被软禁在美国大使馆里，我有时找机会给他送些食品。
宪兵队的调查涉及我和格鲁大使的关系，审问人员问我，你一定已经和格鲁大使约好私下见面，你们到底打算在哪里见面，有什么目的。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回答说，没有见面的约定啊。对方说，我们有证据，我便要求他们出示，他们拿出我寄给格鲁大使的信件抄本。我一看，原来是格鲁大使即将乘坐撤回外交人员的“交换船”回国前，我给他寄的一封信。看来信件受到开封检查，便解释说这是给格鲁大使的临别问候，对方根本不相信。对方用手指着一处问我，这是什么？我仔细看去，写着“Some better days”。我解释说：“这句的意思是何时有机会再见。”对方于是说：“那也就是说你们打算私下见面！”完全不听我的解释。真滑稽，但我耐心地继续解释说：“英语就是那样表达，翻译成日语和再见意思一样，怎么会是密会那么夸张？”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我想不是宪兵队不懂而是不想懂。
战火中连续转移四所监狱
我当时与铃木贯太郎首相以及阿南陆军大臣关系不错，因此乐观地估计不至于判我死刑。阿南担任陆军副部长时期，他的任所在平河町，和我相邻。早晨散步时经常遇到，互相亲热地打招呼，对我应该颇有好感。九段宪兵队的审问虽然严厉，态度还是非常客气的。这与阿南不无关系。
听说我的亲生父亲竹内纲年轻时因为加入西南战争的叛军一方，被关进越后的监狱。现在我也在品味监狱生活，也许是人生一趣事，精神上很放松，所以单独一室的生活最初并没有让我感到如何痛苦。平时除了家人之外没有其他人来看望我，只有宪兵队的审问每天进行，我也比较适应。然而说老实话，也就过去了四五天，便开始有些腻烦。这段时间里，我深刻地感受到自由的珍贵。
在九段宪兵队关押两周后，我和盗窃犯们一起被转移到代代木陆军卫戍监狱。我的相邻监室关的是后来担任我内阁法务总裁的殖田俊吉。空袭益发猛烈，代代木原两侧涉谷一带一片火海，卫戍监狱也被燃烧弹命中。空袭警报一响，我就在宪兵的带领下躲到地下蔬菜储藏室。但里面闷热无比，难以忍受。于是宪兵带我们到明治神宫外苑躲避。后来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总之，又被转移到位于目黑的监狱，结果那里也遭到空袭，第四次是转移到目黑小学。在目黑小学仅过了四五天后，便被告知可以走了，假释。从关进九段的监狱到出狱前后四十天。
从谋反者变为阁下
在大矶静养了一周后，目黑小学来人让我过去。真麻烦！尽管心中不快，还是按照要求来到目黑小学。接待我的人告诉我，岛田（朋三郎）法务中将在房间里等我，不禁感觉有些怪异。进到指定的房间里后，岛田中将不断称呼我“阁下、阁下”，还补充道：“阁下您是少见的爱国者。”昨天还是谋反者，今天竟变为阁下、爱国者，内心苦笑不已。我感觉好像可以被无罪释放了，便称谢道：“非常感谢！”没想到岛田中将竟然说：“请听我说完。”难道还有什么补充说明？果然他接着说：“实际上陆军内部关于是否起诉阁下相当有争议，我主张不起诉，可是主张起诉的人很多，最后阿南阁下裁定不起诉。”说完，面露得意之色，似乎在告诉我现在你可以道谢了。
不管怎么说，不起诉总是好事。可调查我，宪兵队到底能得到什么呢？说实话宪兵队的做法真够奇怪的。
被宪兵队关押出狱后，没有谁来拜访我。一天，突然一个头戴军帽、身穿军服的人物出现在我的家里。家里人大惊以为又是宪兵队的人来了，仔细一看，原来是近卫公。而且近卫公说的第一句话很幽默：“喂，没有宪兵吧？”我心里想，到底是摄政大臣。
